一堂法学课
(上)
谢丁
2008-4-21 10:02:00
1,
2003年的秋天,我在北大的最后一学年。每个星期三中午,我骑着自行车从万柳到北大校园,去赶一堂课。我紧张不安,甚至有些焦虑。
那是令人紧张的一年。先是非典,我们被集体困在北大万柳宿舍。然后因为一场感冒,我被关在北大西南角一个招待所的小标间,整日思考生命的长短。随后,新的学期到来。我们很快遗忘刚刚过去的那场浩劫。在非典期间被停滞的现实生活,迅速回到我们身上。一度闲来无事进行的读书和思考──也将迅速被毕业和找工作所代替。
我随意地挑选了几堂课,为了拿到足够的学分。那时,赵晓力的职称是讲师,他讲《西方法律思想史》。
在法学院,最惹人注意的
每周两节课,安排在周三的下午。那是最容易令人昏昏欲睡的时段。我总是在家园食堂吃完午饭,早早来到三教,随便找个教室趴着睡觉。快到两点时,我走下楼梯,穿过东倒西歪的自行车,爬到四教二楼。这是一座更阴森的教学楼,走廊朝北,看不见阳光。偶尔,我会看到赵晓力站在走廊上抽烟。
他个子矮小,但因为微胖的身材,整个人倒显得稳重。不爱说话,不像其他一些老师在课前风趣的和学生谈笑风生。有时候甚至觉得他严肃得过了头,同现实生活保持着固定的距离。抽烟时,他盯着窗外,像在思考,但我们似乎永远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我也没想到,这堂课的“教材”是三本书:《理想国》、《君主论》、《联邦党人文集》。我以前从未读过其中任何一本。当我的同学听说此事时,他们都睁着不敢相信的眼睛,然后以同情的眼神注视着我。这意味着两种可能:我也许根本读不进去,中途开溜;或者,我坚持一学期,但是期末考试很危险。
那是一间小教室,但是选这堂课的学生更少,根本用不着占座。但如果迟到,你就得坐到第一排。我们总是在试图拉开
我总是被这犀利所击中。在《理想国》第一卷,这本书的最初几段,我用铅笔密密麻麻的写满了注解。因为害怕和赵晓力的眼光对视,我总是埋头记录下他说的一切。有时,我甚至根本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仅仅是机械的跟着课堂的进度,艰难而无力的快速翻书。
这是一种全新的课程体验。我习惯在人满为患的教室,听老师一个人在讲台上的独奏。习惯不停在笔记本上重复老师在黑板上的板书。当然,我还习惯守着一本法学教材。它总能清晰明了地告诉我,一种逻辑推理,或者是死记硬背的知识。然后我无意中选了这堂课,像闯进了隐藏在北大校园里的一个陌生的角落。有可能,许多人都不曾知道。
2,
我第一次听说赵晓力,以为他仍是个学生。法学院广为流传的,总是说他如何疯狂地读书,专注于学术,像个走路都在思考哲学的人。我们从未碰见过──也许真的碰见过,但我脑子里立着一个“高大严肃”的形象。
赵晓力倒不再是学生,但当老师却没多久。在北大,他念了6年的研究生
在南京大学,学校的文化氛围已经完全不一样了。知识界万马齐喑,但80年代的积累还在——在图书馆。大学毕业之前,赵晓力读完了图书馆里《读书》的所有过刊。还有许多被翻得破破烂烂的书,如果一本书被翻烂了,你总有好奇心去看一看。这四年,更像是自我教育。大学是文化传承所在,但现在它中断了,图书馆终究是死的。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另一个时代开始。社会科学大规模进入中国,其中最强劲的是经济学。赵晓力到了北大。第二年,“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在北大成立。他们花了3天时间,举办了14个讲座,“感觉像刷新了一代学术”。
这当然和80年代已经不同了,但读书和思考仍在继续。读书甚至不再像本科那样一个人进行,读书成为几个人,或者更多人的事情。在北大,赵晓力很容易找到了其他的读书人。他和强世功、郑戈、还有当时是学术个体户的邓正来成立了一个读书小组。读得最长时间的是韦伯。
那时,苏力还不是博导。他常常下课后饭也不吃,跑到赵晓力他们的宿舍聊天谈学术。在法学楼,他们不顾路人侧目,只要碰见就开始严肃的讨论。
这是90年代晚期。在大学之外,已经有人开始质问,读书有什么用?但悖论是,当你没有读书时,你永远无法知道读书有没有用。在读书小组,热情疯涨。吴增定回忆说,李猛经常在食堂里排队买饭时,旁若无人地跟他讨论哲学,声音大得满饭堂的人都听得见,他只好唯唯诺诺,说你说得对。
2005年,赵晓力在一篇《无形的学院》的文章中回忆读书小组。他说,“学术并不是大家跌跌撞撞摸到一起来的唯一原因,甚至不是真正的原因。现在,小组的成员已经星散,或者又在其他的地方另行集结起来,大家也久已不读福柯。如果非说小组是什么,那么我宁愿小组是一个友爱共同体。我们在那里接受了相互之间的教育,并学会了自我教育。”
“是北大这个无与伦比的地方使这些成为可能。”他最后说。
3,
天气好的时候,周三下午总是有阳光射进教室。朝南的那两排座位,随着季节变换,占座的人越来越多。我们从秋天读到了冬天。苏格拉底和格劳孔的对话,赵晓力一行一行的朗读。有时候累了,就让学生主动举手来读。
在北大未名BBS上,我看到一个学生发的帖子。她回忆赵晓力讲他喜欢的张五常和科斯、哈耶克的文章。“有美国的同学在校友录上留言说,看见赵晓力在街上走。我脑子里立刻浮现出来的,是他背着法学院发的黑包,低着头,步伐坚定的走在通向北大西门的那条路上。和他打招呼,他目光不太集中,似点非点地动一下头。”
那是2002年,赵晓力在北大已经当了3年的老师。在给02级大一新生上法学原理课时,赵晓力安排了五个文本。《1984》、《审判》、《局外人》、《云》、《苏格拉底的申辩》。但那并不是“法律与文学”的学术研究,他只是觉得这些书的内容非常有意思。
但赵晓力最初做老师时,也没想到采取这种教育方式。有一次,一个大一新生跑到他办公室向他咨询,毕业后应该做什么?考研?出国?还是当律师?这让他很惊诧,好像来上大学,是为了尽快离开。
在这个学生的人生规划里,无论哪一条出路,都不用读太多书。读书并不在大学四年的计划之内。“我是知道读书的好处的,所以我不想教给他们那些很快就能学到,或者必将能够知道的东西。”课堂,本来就很宝贵。
那一年的期末,赵晓力出了一道考试题:“如果让你选择,你希望生活在谁的世界里,温斯顿(《1984》)、K(《审判》)、还是默尔索(《局外人》)?”
考试结果很有趣。大部分留学生愿意做“K”,而大陆的学生更多选择了“默尔索”。赵晓力猜测,外国人大概觉得K的生活对他们而言比较熟悉,而对于中国学生来讲,恐怕最莫名其妙的就是卡夫卡的《审判》。
“当然,选择默尔索本身并不意味着什么,关键在于选择的理由。有些理由显示了非常高的理解能力,有些理由则暴露了心灵中惊人的荒芜与贫乏,还有一些,可以看出是他是在努力猜想我的标准答案。实际上我反复强调并没有标准答案。”赵晓力说。
“有同学抱怨自己说了真实的想法,但是分数却非常低?”一个学生问他。
“那当然,考试显然不同于忏悔。”
赵晓力对考试的评分曾引起争议。我听过最离谱的流言是,他要么给你100分,要么给你零分。但其实,赵晓力每次都是先把所有的试卷看一遍,选出最优秀的一份,给100分,其他人参照这个学生依次评分。他认为大学里的分数应该讲究分配正义。
而那些拿100分的学生,才被认为是他真正的学生。他们是这堂课的精英,而赵晓力很可能上了一个学期的课,其实只是讲给他们几个人听。“孔子门徒3000,贤人72。”赵晓力将精英的比例也定在2.4% 。“他们上课的时候特别炯炯有神,你看他的脸,你看他的眼神就知道他能听懂,你其实在讲他一个人听。”
大学是精英教育,而北大更甚。从建校起,这所学校就有浓厚的精英文化氛围。赵晓力总是假定学生有差别,他只给最好的学生讲,然后他们将成为标杆,进而辐射到其他人。精英教育的模式是,你只要抓住少数人,你就可以抓住所有。 但赵晓力并没有将这种精英教育持续得更久。整个中国都在迅速的变化。进入大学的学生在变,思想在变。而北大也在变化。2004年,他调去了清华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