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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关于合村并居的几个问题(答《村委主任》记者问)
  •  2011-12-03 10:03:02   作者:贾林州   来源:   点击:0   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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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关于合村并居的几个问题(答《村委主任》记者问)

    采访人:张吉星,《村委主任》记者

    采访对象:贾林州,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专职研究人员

    部分内容刊于《村委主任》2011年第10期。下面是全文。

     

    问:在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中,农民集中居住是否有必要?

    答:这要依具体情况。一般来看,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部分城效区,有这个必要,以节约经济发展紧缺的土地指标、增加耕地。但是,其它广大的中西部农区基本没有必要。小农耕作需要近田地,距离太远交通成本太高很不方便,也会变相减少劳动投入,从而影响农产品价格。

     

    问:你认为村两委在农民上楼的过程中应当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答:村两委是党和国家在乡村基层的自治组织,应全力维护村民和村集体利益,并依具体情况展开与地方政府和资本的合作与博弈。历史地看,村两委作为基层政权组织末梢,在近百年一直承担提取小农生产剩余进行工业资本积累的历史使命。然而,我国已经明显进入工、商和金融三大资本的过剩阶段。村两委甚至基层组织作为农民利益的代言人已经具备了宏观环境,国家下一步要做的,应是改革激进的发展战略,开启民生发展新阶段,并推动乡村治理转型。

     

    问:江苏省胡楼村和河南省孟楼村都是采用农民自愿报名的办法,必须等到报名人数达到一定数目才能建设,以至于整个工程拖得时间很长,你怎么看待这种做法?

    答:两地都在传统农业区,应该说这种做法是比较合理的,其实际上是村庄发挥主体性作用,合理规划、长期诱导产生的一种诱致性制度变迁。工期长并不代表其效率低,相反,两地没有激进上楼产生的各种社会成本问题。这实质上是村庄主导型的新农村建设,其过程也有利于调动村庄群众的积极性,融合村庄资源,发挥村两委在村级治理中的主体作用。这种作法留给我们的多是经验,值得深入挖掘其内在经验与价值,并供各地借鉴。

     

    问:在黑龙江省曙光村的农民上楼的过程中,庆安县和勤劳镇两级政府把节省出来的建设用地指标全部预留给了村里,这给地方政府带来哪些启示?

    答:地方政府应主体维护村集体和群众的重大利益,而不能与资本结合,与民争利。目前,绝大多数地方的“逼民上楼”基本都属于这种现象,以与农民争夺级差地租收益。但是,在曙光村合村并居工程中,庆安县政府并没有这样做,相反,还主动向省里跑项目,争资金,并要求各局口惠农政策统一使力,协助以村庄为主体的并居和综合发展,其结果是曙光村集体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村民的快速富裕。这符合群众、乡村政府、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共同利益,庆安县“政府主导、群众参与、乡村负责、部门协助的工作模式是一个多赢的格局。值得中央政府和各地实际工作中借鉴。

     

    问:在以务农为主业的传统农业村庄中,农民新居应该坚持什么样的风格?

    答:要坚持尊重农民的生产与生活习惯。随着收水平的提高,农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在提高,生活习惯在改变,但是小农耕作在家庭生活中的影响,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不会变。以后很多地方赶农民上楼,非要按城市的生活习惯设计房居,闹出很多笑话。近年来的房居,更加注重了尊重农民群众的生活习惯与意愿,留建仓库室,还有集中养猪、养牛的畜圈,这是地方政府进步的表现。

     

    问:江苏省胡楼村、安徽省宋岗村、黑龙江省曙光村、河南省孟楼村以及重庆市外坝村几乎毫无例外地把发展产业作为农民集中居住的后续工作来抓。你认为到底该怎样发展产业?

    答:客观来看,应理解农民致富的急切心情,但是,就普遍来讲,农村产业发展的空间很有限,处于“微观个案有效,而宏观无效”的格局。因为,市场容量太有限了,无法容纳数亿农民进入生产领域,尤其是工业品生产领域。全球都无法容纳,更不用说中国。当然,这并不排除个别很好的现象,如上面提到的一些村。农村产业要大发展,国内的经济格局或者贫富分化的现状要改变,这是前提。具体来说,各地应遵循和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尤其要合作起来创市场,建立合作经济组织,以增强在市场中的谈判与博弈能力。而且,各地应避免走沿海地区以压代地租和劳动力价格、环境污染来招商引资的老路,这是没有出路的。

     

    问:一些地方的农民集中居住工程取得了成功,得到了当地村民的拥护,但也有不少地方以失败告终,造成了上访等不稳定现象,为什么有的地方能成功而有的地方却失败了?地方政府在农民上楼的过程中又应该有哪些作为?

    不可否认,集中居住或者上楼运动总体上是激进发展的表现。其实质是地方政府与资本结盟获取级差地租。成功的案例大都是相对较好地维护了农民群众的利益,并建立了有效地各方分享级差地租的机制。但是,这只是个案。绝大部分的合村并居实际上,都是地方政府为追求GDP增长和自身利益,而与资本联合分食农地转换带来的级差地租现象。其结果,是民怨沸腾,上访只是这种不合理现象的成本的社会化。进一步的巨大风险,是房产泡沫破灭后带来的宏观经济风险、地方财政危机和农民利益进一步得不到保障等严重问题。去年以来加紧调控房产泡沫,结果是地方土地财政收入降一半以上……所以才会对地方债务进行清查。问题才刚刚显现,房产泡沫破灭只是时间问题,最后的期限是美联储进入加息周期,这个时间点很可能在明年下半年。留给我们的时间并不多,中央应提前全力做好准备。

     

    问:农民“被上楼”的现象背后折射出哪些体制性的问题,怎样解决这些问题?

     

    答:强制上楼伴随的是以地方政府为主导的过热投资,过度负债,这种现象在建国以来几乎以十年为单元周期性的存在。其根子在中央,是激进发展战略下的宏观财税和考核体制催生的结果。中央要想严肃吏治,必须进行宏观体制调整。简单地说,这套以追求资本积累为核心的宏观体制,其历史使命已经结束了。上面也说已经三大资本过剩了,所以亲资本的发展体系应该终结,进而开启亲民生的新发展阶段。十六届三中提出科学发展观,胡主席近年又提出和谐社会,这是与时俱进的。科学发展就是要补偿过去透支劳动力、环境的发展代价,将过去资本在其中获得的利润通过财税体制,向劳动者和环境转移。因此,要向资本征税,尤其是征收资源税、资产税,并对金融资本严厉监管。在官员考核体制方面,应以民生考核内容取代以GDP为核心的考核机制。宏观体制的变革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应结合国内外形势综合、有序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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