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一项研究显示,50岁以上的农民工只有15%的人想在城市定居,40-50岁的数据为21%,30-40岁的为37%,20-30岁的为45%,20岁以下的高达61%。我们在访谈中也发现,45岁-60岁的农民工大多在家乡农村建造住房,30-45岁的农民工大多在家乡的县城或小城镇购买住房,而新生代农民工则表示宁可住在城中村或城郊结合部的简易住房,也不会回到家乡。如果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工子女无法融入城市社会,那么必然会成为影响到国家长治久安的全局性政治问题。 □现状与障碍 难以通过教育途径提升自身的社会经济地位,融入城市主流社会 长期以来,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他们大多只能就读于设施简陋、师资薄弱的农民工子弟学校,这些学校不仅无法提供优质的教育,而且时刻面临教育行政部门的取缔。上海作为全国性经济中心和移民城市,为了更好地保障农民工子女的受教育权利,上海市公办学校逐步向农民工子女开放,义务教育阶段农民工子女就读于公办学校的比例逐年递增。不过,对农民工子女受教育权利的保障仍存在不少盲点:首先,开放公办学校仅限于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学前儿童的入托难、入园难(私立幼儿园的收费过于高昂,公办幼儿园的学位紧张、门槛过高、要求高额寄读费),初中毕业生的升学难等问题日益突出,却没有引起教育部门的足够重视;其次,公办学校对农民工子女的吸纳以“数字”为中心,即片面重视就读比例和人数的增长,忽视农民工子女进入公办学校后的社会融合与学业成就。 笔者的调查发现,初中三年级是农民工子女的重要分水岭。当前的城市公办学校仅在义务教育阶段向农民工子女开放,而现行的教育制度、高考制度以户籍制度为基础,导致农民工子女在初中毕业时进退失据,处于就学就业的两难境地:如果选择在上海升学,目前只能进入中专、技校或职高。但当前职业教育、技术教育的社会评价较低,不能为他们提供向上流动的就业机会。如果回到家乡念高中,一方面,农民工子女将不得不与父母分离,寄居于亲戚朋友家,不仅需要付出极大的经济成本,而且需要承受因分离而带来情感代价;另一方面,因上海的教材和教学方式与家乡的学校存在较大差异,这些学生回去之后也存在学业不适应的问题。由于升学困难,大部分农民工子女在初中毕业之后选择直接打工,一部分人甚至成为街头混混。“初中后”何去何从的问题已成为农民工子女人生发展的关键。有关政府部门必须认识到,如果他们的出路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将会成为整个“城市”的社会问题。 在居住、教育、就业等领域均面临社会排斥 笔者在调查中发现,无论是在学校还是社区,农民工子女都很少有机会与城市同龄人交往。其原因在于,虽然农民工子女就读于公办学校的比例越来越高,但是大部分学校对农民工子女单独编班,甚至作息时间也与本地学生的班级彼此错开,以至于农民工子女与城市同龄人甚少接触;在社区层面,农民工聚居区与城市社区更是相互隔离,农民工家庭大多集中在城中村或城郊结合部,他们与一部分城市居民是租客与房东的关系,而不是邻里关系,农民工聚居区的人口结构高度同质化。进入劳动力市场之后,农民工子女所从事的工作也集中在次级劳动力市场,以低收入的3D (difficult, dirty and dangerous)工作为主,与本地居民缺少职业上的交集。今年的英国移民大骚乱和2005年法国巴黎骚乱启示我们:移民群体与主流社会相隔离可能会产生极其严重的政治社会后果。 与主流价值观存在一定的偏离 问卷统计结果显示(见表),公办学校中的农民工子女比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学生更认同主流价值观。总体上来看,不论是公办学校的农民工子女,还是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学生,他们与城市儿童的分歧很小,并没有站在主流价值观的对立面。但与城市儿童相比,农民工子女与主流价值观还是表现出一定的疏离。在14个命题中,城市儿童有11项同主流价值观最为接近,仅有一项与主流价值观相距最远。公办学校的农民工子女有3项同主流价值观最为接近,而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学生则与主流价值观存在更多的疏离,非但没有一个观点与主流价值观相近,而且有多达9项与主流价值观差距最远。值得注意的是,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学生对外部世界的信任程度较低,不少人认同“这个世界上除了父母,没有人靠得住”。 □政策建议 提供多元化的上升通道。对农民工子女的教育吸纳不能仅限于义务教育阶段。从长远来看,农民工随迁子女就地参加中考、高考是大势所趋。目前农民工子女已经可以进入“三校”(职校、技校和中专),但进一步的上升渠道是淤塞的,应该让“三校生”通过高考进入高职院校或普通高校的高职专业。 此外,农民工子女的上升通道还应当包括职业晋升通道。在当前我国,一方面是技工人才短缺,另一方面技术工人的社会地位偏低。可以考虑恢复“八级技术等级制”,让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工人有向上流动的可能性。 要积极鼓励本土社会组织为农民工子女提供教育和社会服务。目前,在上海从事农民工子女教育的社会组织主要有以下四种类型:一是社工机构;二是“民办非企业单位”或“社团”;三是私募公益基金会;四是各种具有境外背景的NGO。笔者认为,社会组织应当得到政府的大力扶持。政府部门通过政策扶持、经济资助等方式,鼓励社会组织为农民工子女提供各项社会服务,既可以提升城市公共服务的质量和覆盖面,又可以促进社会组织的发展。 少先队、共青团组织应当加强对农民工子女的关怀和吸纳。笔者在对上海市多所农民工子弟学校的调查中发现,这些学校的少先队、共青团组织名存实亡,也没有公办学校常见的各类学生社团;相反,这些学校存在不少学生帮派,逃学、早恋司空见惯,打架斗殴时有发生。少先队、共青团组织应当更多地关注农民工子女,加强农民工子弟学校的组织建设和社团文化建设,从情感上关心农民工子女、在思想上引导农民工子女,以组织化的方式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此外,在价值观的引导方面,要避免过多地价值灌输和道德说教,运用电影、游戏、音乐、故事、阅读、志愿者活动等间接手段进行价值熏陶。我们的调查发现:采用启示性的道德教育和具体的道德实践对农民工子女进行教育,其效果要比抽象的道德教育更为明显。 以社区和学校为主要平台,促进农民工子女的社会融合。上海的街道、乡镇都建有社区活动中心(包括社区图书馆、社区学校等活动场所),但不少活动中心利用率并不是很高,存在资源闲置的现象。可否考虑向农民工子女开放社区图书馆、社区学校,使他们有一个固定的、良好的环境开展课外活动?社会组织可以与社区、学校进行合作,在政府的资助下建立“晚托班”。这样既可以使公共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又促进农民工子女的社会融合。 任何一个政府部门,任何单一的政策,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子女问题。最为根本的措施,是以城市移民政策逐步取代流动人口管理政策,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流动人口的治理逻辑必须让位于城市移民的权利逻辑,即把农民工及其子女视为城市的新成员,承认其享有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公民权利。这样才能实现中国社会的长治久安,才能走上一条更加健康、更加和谐的城市化道路。
责任编辑:dy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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