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随着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中国农民历史性地获得了空前的闲暇时间,但农民并没有同时享受到积极、健康和有意义的休闲方式。相反,日常性公共生活严重匮乏,有限的休闲方式——打麻将——正异化为赌钱、炫富的工具,并有演变为社会排斥机制的可能。同时,仪式性公共生活也严重异化,红白喜事等传统的人情往来成为敛财、攀比的工具,传统仪式蜕变为低俗表演的舞台。农民一方面被裹挟其中,承担着日益沉重的经济负担,另一方面则面临失去生活乐趣和生命意义的困境。应该从重塑农民主体性、培育民间文化组织,并发挥基层组织作用几个方面入手,从战略高度调整某些政策措施,重建农民的公共生活,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稳定的保障,并探索一条崭新的现代化路径。

    关键词:闲暇 公共生活 主体性 现代化

     

    时下,在有关三农问题的各类话语中,农民收入和农民权利最受关注,似乎只要农民收入增加了,各项权利(尤其是所谓政治权利)得到保障了,三农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于是,各种解决方案接踵而至,比如村民自治、户籍制度改革等等。但是,多年来的农村调研却提醒我们,当前更为重要和迫切的是农民公共生活的严重匮乏:农民面对空前增加的闲暇时间而无所适从,积极、健康、有意义的公共文化生活并没有发育出来,相反,畸形消费、恶性竞争和低俗文化却不断滋生。这种状况不仅透支着农民有限的收入,还瓦解着他们的生命意义,动摇乡村社会的秩序和稳定。

    一、有闲的农民

    历史上,闲暇是一种奢侈品,是与特定的身份和地位相匹配的社会标识。农民们终年在贫瘠的土地上劳作,以极有限的生产剩余应付各种苛捐杂税和自己生命中的重大事务,只有在年节的时候,他们才得片刻的休闲,暂时忘却生活的艰辛和困苦,品味一番收获的喜悦。有闲阶级与劳动阶级各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外化出来的就是不同的身体修饰、表情姿态和话语体系,对此,凡勃伦精辟地指出:“古典语所具有的是‘尊贵’这一荣誉品质,它是在有闲阶级生活方式下交流思想的工人方式,它有力地向人们表明,使用这种语言的人是不从事生产劳动的”[1]285

    现在,这一鸿沟至少在表面上正被填平,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正在发生逆转。随着现代科技和机械的大量投入,繁重的体力劳动被逐渐替代,农业生产日趋告别那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方式,农民只需要在每年的固定时节紧张地忙碌若干时间,就可以从土地上抽出身来,把收成的好坏交给自然界来裁决。我们在麦收时到河南农村调研,发现以往要持续近一个月的抢收抢种,在进行机械化操作后,只用四五天的时间就可以完成。可以替代劳动投入量的不仅有机械化操作,包括除草剂在内的现代生化技术的引入,以及电气化抽排水、抛秧等轻便农业技术的推广。对于绝大部分农业地区来说,农忙时间一般都在两三个月左右,换句话说,一年中农民有四分之三的时间是比较悠闲的,相对于都市人要忍受交通堵塞的烦躁,有节律的上下班,农民的生活更加自然和随意。

    从繁重的农业生产上解放出来的农民,可以有两种选择来打发时间:一种方式是从事兼业经营,或打工,或经商,如果说二三十岁的青年农民为了逃离农业而选择外出务工的话,那么四五十岁的中年农民,则是在农业之余通过兼业的方式——即黄宗智所说的“半工半耕”[2],增加家庭收入。可以说,农业生产的变革和闲暇时间的增加,为农民的兼业经营提供了极大的弹性空间。选择这种方式的都是青壮年劳动力,而且以男性为主,对于老年人和大多数妇女来说,则只能选择留在农村,于是才有所谓“386199”部队之说。正是这些留守在农村的群体,构成了当前乡村社会“有闲阶级”的主体。

    当然,并非所有的留守在村庄中的农民都愿意闲着,许多勤劳的老人还是习惯性地寻找甚至创造劳动机会,他们有的是为生活的压力所迫,也有的则是将劳动作为一种乐趣和健身的方式。我们在大别山区农村调研时,看到村里七八十岁的老人都挎着篮子上山采茶叶,当天就可以卖掉,换几元十几元不等的零花钱,他们稳健的步伐和洋溢着笑容的面孔,让我们感受到老人们生活的充实与满足。

    总之,当下农村的一个基本事实是,中国农民几千年来第一次获得了大量的闲暇时间,成为“有闲阶级”的一员。

    二、无意义的生活

    有闲的农民却并没有像历史上的士大夫阶层一样,创造并享受属于自己的休闲方式。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是,当中国农民“有闲”的时候,他们正面临着现代性型塑出来的文化和价值评判体系,这个体系的笼罩性存在,使得“农民已经匍匐在‘先进文化’面前没有了自信心”[3]

    历史上的有闲阶级发展出了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包括琴棋书画、诗词歌赋乃至茶艺、酒道等饮食文化,他们从中体验人与自然的交融,寻求精神和情感的放松。相比之下,农民虽然没有这等阳春白雪的享受,但毕竟还有戏曲曲艺来娱乐生活。民间小戏虽然没有多少跌宕起伏、曲折复杂的情节,农民却能从中体会到人生的酸甜苦辣和历史的兴衰存亡,戏里有家庭琐事,也有精忠报国,还有世态炎凉人情冷暖等等,他们从简陋的草台班子上获得了基本的放松和安慰。除了这些之外,中国农民还有传宗接代这个宗教式的追求,无论生活如何艰辛,劳动如何繁重,在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面前,在香火绵延的超时空想象之中,这些都是可以忍受和超越的。

    但是,这些传承了几千年的休闲方式和生活理念却正在失去对农民的吸引力。都市文化以各种现代器物为载体和媒介,以其不容置疑无可选择的正确性、正当性全面进入乡村社会和农民生活,经过了革命洗礼,深受进化论影响的中国农民,在这些新奇的文化样式面前彻底失去了自我欣赏的信心和能力,“自觉”地改造自己的“封建落后”思想和“传统愚昧”的生活方式。

    随着收入的增加,农民纷纷建起华丽的楼房,并按照城市的式样改造着室内的装潢。居住结构的改变大大增加了生活空间的私密化水平,但同时也增加了串门聊天的成本。一来高耸的围墙和厚重的防盗门使人很难判断主人的活动安排,增加了信息沟通的成本,二来整洁的地板也似乎并不欢迎沾着泥土的双脚踏入,即使主人并不计较,来访者也要亏欠一个增加主人清洁成本的人情,串门变得麻烦、不方便,于是索性不去“添麻烦”。串门的减少压缩了闲话的生成空间,因为正是在高选择性高隐蔽性的串门中,才最适合嚼一嚼舌头,扯一些东家长李家短。扯闲话的减少固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农民之间发生纠纷的频度,却也堵塞了借此发泄情绪、表达意见、凝聚共识,进而形成公共舆论的可能。

    私人生活的兴起除了与居住结构的改变有关,还得力于电视的推波助澜。电视是现代性制造出的一个压缩时空、拉平差异的精巧装置,有了它,即使在交通闭塞的山沟里都能感受到现代文明跃动的脉搏。电视的“飞入寻常百姓家”瓦解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前普遍存在的乡村戏曲、电影市场,更加剧了大树旁、小河边等“公共空间”的衰落。在电视传送的名家名角、五彩斑斓和悠扬婉转的戏曲节目前面,草台班子上的表演实在过于粗糙和简陋而不值得一看。只是,看电视时的默不作声和神情专注,却无法产生露天剧场那种喧哗热烈、其乐融融的氛围,更无法像后者那样,在观众相互之间的品评切磋和嬉笑怒骂中,营造和强化“我们”共同在场的凝聚力。但是,更多的电视节目对农民的现实要求却表现得缺乏敏感和关注。那些泡沫剧和广告除了强化农民对自身处境的厌恶和否定,增加对高消费的物质享受的盲目追求外,根本无法满足农民的休闲需要。

    私人生活的无聊凸显了麻将的存在意义,特别是那些丈夫常年在外打工的中青年妇女,更愿意(也是不得不)在麻将桌上消磨闲暇造成的寂寞和空虚。在东北农村,在中部农村,在江浙农村,走到哪里都能听到连绵不绝的麻将声。麻将桌上的交流是通过人民币而非语言展开的,我们问那些妇女,她们在打麻将的时候是否会聊天,得到的回答是 “哪有时间啊,聊天分散精力,影响打牌”!不过更重要的原因恐怕是没有可聊的话题,她们每天只是往返于家与小店(据调查经验,绝大多数的麻将场所在小商店)之间,对别人的事情并不关心,对村庄的熟悉度大大下降,而且由于职业分殊、收入分化,农民异质性增加,也在减少生活的交集。有些地方的打牌已经沦为赌博的工具,赌注越来越高,那些低收入者逐渐被排斥在外,有些地方的打牌还成为男女之间嬉闹调情的场合,牌桌上互递的一个眼神,牌桌下悄悄的踢踢脚,都成为晚上偷欢的信号,在东北和皖南农村我们都了解到了类似的情况[1]

    打麻将从单纯的休闲异化为赌钱,从而将经济分层转化为社会分层,成为一种排斥机制,而且滋生着破坏社区伦理规范的行为,影响着婚姻家庭的稳定。类似的,多年来在南方许多农村蔓延的地下六合彩也不过是麻将的翻版而已,只是其造成的经济社会后果更为严重。

    日常性的公共生活除了打麻将外几乎再没有其他的内容,甚至连公共场所的聊天也开始失去实质内容,靠废话来维持。在浙东农村调研时,我们见当地农民喜欢聚在村里的小广场上,以为这会是一处能够生成公共舆论的空间,调查后才发现,几十个人却很少说话,即使说几句也是聊聊天气等无关痛痒的话题,村民说“聊什么啊,都是废话,没意思”!

    与日常性公共生活的单调空洞相比,一些仪式性的公共生活则显得热闹非常,只是热闹背后却是仪式的去规范化、去意义化。农村最重要的仪式性公共生活就是红白喜事,这也是农民之间最重要的人情往来项目,但是近些年,一方面是红白喜事的仪式逐渐扭曲,沦为炫富、攀比的工具,另一方面则是农民不堪忍受人情费用的高涨,却又难以自拔,人情异化为敛财手段。从前一个方面来看,许多农村的丧事上跳起了脱衣舞,流行音乐的喧哗与跳舞女郎的搔首弄姿使葬礼完全褪去哀悼死者的色彩,成为生者炫耀财富、地位,取悦观众的party!苏北、河南的调查都发现了这种情况。有的农村在喜事上创造出各种折磨新郎新娘的技巧[2],甚至还有直接取笑公婆的程序(鄂中农村谓之“灰公醋婆”)!许多农民因为没有足够的财力支撑起日益繁复的仪式所需要的高昂成本,而导致债台高筑。从第二个方面看,人情经济成本的增加,既与酒席规模扩大档次提高有关,也与人情礼金上涨有关,高收入者可以大操大办,通过“夸富宴”表征自己的地位,而低收入者要么借债达标(即所谓“打肿脸充胖子”),要么只能“自愿”选择降低标准,甚至退出,长此以往只能被不断边缘化,由此,仪式性的公共生活蜕变为社会排斥机制,而日益丧失公共性[4]。在湖北、贵州和东北农村,农民实际上无法退出已经陷入以敛财为目的的恶性循环的人情交往,其人情投资,只能通过不断增加仪式性人情的项目和频度来挽回,个人理性导致集体的不理性。

    更为根本的是,传宗接代正在现实的经济压力和政策、科学话语双重挤压下,日益世俗化。前面已经说过,传宗接代对中国人来说,实际上承担着宗教的功能,我们历来没有形成上帝这种一神崇拜,但因为传宗接代观念的存在,中国农民就有了超越性的追求,他们就可以从祖祖辈辈而来子子孙孙而去的香火绵延中获得超越时空的意义和价值,这个超越性的价值与功利性的多神信仰共同构成了中国人的宗教信仰体系。但是,随着养育子女的成本日渐沉重,加上计划生育政策数十年来的实践,以及“愚昧落后”的科学话语的批判,许多地方的农民已经开始理性地放弃对传宗接代的追求,尤其是年轻一代,他们更愿意享受夫妻生活的甜蜜和轻松,而恐惧为人父母要承担的责任——现实的表现就是把年幼的孩子留给爷爷奶奶,于是代际剥削日益严重,这又反过来影响到年轻人对未来的预期:当养儿不能防老,能依靠的就只能是自己了(社会化养老毕竟还太遥远)。这进一步促进了传宗接代观念的瓦解(所以,在越来越多的农村,计划生育已经不是什么难做的工作了)。

    失去了超越性追求的中国农民,几乎必然地陷入消费主义诱发的物欲享受的泡沫之中,前面所讲的公共生活的空洞、异化正与此相关:当传宗接代仍有其意义的时候,农民对村庄就有着长远的预期,因为他们要祖祖辈辈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于是彼此之间的互动和交往就不会在乎短期的利益得失,相反,如果没有了这一约束,农民对村庄没有了依赖感,便是私人生活的兴起,公共舆论解体,地方性规范失效,人情交往变现为财富聚敛……村庄只是一个居所,没有人关心它的未来,人们考虑的只是一边暂时地忍受乡下落后无聊的生活,一边伺机逃离出去,投入大城市的怀抱。

     

    三、有价值的农村

     

    对农民来说,农村正在日益丧失其吸引力,我们的政策部门和热心的学者也在为加速农民进城鼓与呼,他们将我们的人均GDP与发达国家的历史相比后,基于对人均GDP与城市化率之间正相关的经济学规律的笃信,痛感我们的城市化进程之慢,于是,一边推动户籍改革等政策放松,一边亲自上阵,帮助农民进城(土地换社保、换住房之举)。

    但是,两个结构性因素决定了,在今后很长的时间里,农村仍将是数亿人生老病死所托之所。一个是庞大的人口基数,一个是我国在全球经济分工中的弱势地位。从前一个结构因素来看,在可预见的未来,我国总人口将维持在14-16亿的规模,这意味着总有数亿人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继续生活在农村。而后一个结构因素,却提醒我们对城市化进程保持必要的谨慎:我国目前的制造业体系,建立在廉价劳动力优势基础之上,是一个两头在外、绝大部分利润外流的工业发展模式,这样大而不强的制造业无法支撑起繁荣的服务业,这就决定了依靠发展服务业创造大量就业机会,吸收进城农民的潜力并不大,而如果要调整产业结构,发展资本密集、技术密集的高科技产业,则必将挤压劳动力的就业空间,特别是大量并未接受高等教育的农民工,他们在这样的劳动力市场的根本不具备竞争优势。我们姑且认为将来我国经济将成功转型,但这必然要经过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现有的经济结构之下,依然决定了城市能够创造的就业机会有限,大量农民仍将留在农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之所以能够维持比较优势,创造GDP数十年高速增长的经济奇迹,就与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民通过代际分工的形式进行兼业经营,靠务工和务农两项收入为支撑,在城乡之间从容进退,从而保持了农村社会的稳定有关。

    所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农村对农民来说就不只是个居所,而农民也不可能是农村的匆匆过客,农村要为其“居民”提供基本的社会秩序、健康的生活乐趣和积极的人生意义。这样,农民年轻的时候就能在务农收入的保障下,在农村完成人口再生产,到城市务工,获取较高的货币收益,当人到中年,丧失劳动力竞争优势后,他们可以返回农村,在青山绿水之间安享晚年。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能够将有限的收入理性地用于村庄内的社会性交往,低成本地参与公共生活,获得生存的尊严和生活的乐趣。因为对村庄的现在心存眷恋,对村庄的未来满怀期待,他们就愿意积极参与村庄的建设和发展,关心村庄公共事务,在处理人际关系时就会重情重理,重义轻利,地方性规范会得到尊重,村庄秩序会得到维护,这样,在不断有人通过个人奋斗积攒了足够的实力进入城市,农村人口自然减少的情况下,农村就仍然是充满生机和希望的,是充满欢声笑语、温情脉脉的生活、伦理共同体,农村就能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发挥蓄水池和稳定器的作用,这正是农村的价值所在。

     

    四、重建之道

    要发挥农村在现代化建设中的稳定器作用,就不能坐视农民迷失在空洞、异化的闲暇生活中,我们的新农村建设,就要以重建农村积极、健康、有意义的公共生活为重要着力点。

    重建农民公共生活,首先要尊重农民的主体性,重塑农民的自信。现在,有闲的农民并没有像凡勃伦所分析的有闲阶级那样,创造出自己的生活方式并将其树立为整个社会的标准,相反,他们在被动的追随、模仿城市文化的宣传,这些宣传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关于新爱好或者不如说是关于新的礼仪方案的一种教育,这个方案是在以身份原则与金钱礼俗原则为依据的有闲阶级意识的指导下,同上层阶级的生活方式相适应的。……但他们却要把这个方案硬塞进下层阶级的生活方式。”[5]248,在这样的宣传中,农民是没有主体性的,农村文化除了被作为乡愁来怀恋和憧憬,并没有它对应于农民的价值,农民甚至丧失了自我欣赏的信心和能力。改变这种状况是一项系统工程,它要求整个社会的宣传机器调整自己的语调。我们的某些学者和媒体应当认识到,农民所需要的并不只是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还有文化权利,甚至他们对政治、经济权利的判断和评价也是建立在首先享有文化权利的基础之上的。要改变目前“现代-传统”的二元对立思维,打破现代话语的一元垄断,深入到农村去发现、体验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理念,将其作为“社会主义实践”[6]55来尊重和发掘,而不是一味地批判。只有整个社会态度的彻底转变,才能使处于话语弱势地位的农民重塑主体性,重拾自信。

    重建农民公共生活,还要注意培育和发挥农村内生组织的作用。所谓内生组织并非只是农民“自生自发”而成的组织,而是说能够回应农民需要、适应农村社会的组织,这种组织可以由外来力量培育,由农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目前在多数农村地区并不存在“天然”的自组织架构,甚至多数农民并不具备自组织能力,因此,我们一方面要珍惜目前在宗族型村庄仍然存在并具备较强行动能力的宗族组织,另一方面也要在农村培育文化组织。对于宗族组织,不能一概否定,而是将其影响力和行动力引导到农村文化建设上,我们在南方农村的调研发现,只要合理引导,宗族组织是可以在这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的,这甚至不需要国家投入,而完全由农民自己承担。对于更多的农村,培育文化组织,倡导和塑造积极、健康、有意义的公共文化生活,可能要比培育经济专业合作社成本更低,也更具有普遍意义。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数年来一直进行老年人协会的实践,效果非常好[7],我们在湖北宜都农村也发现了这种组织形式,它不仅丰富了农民的公共生活内容,还在村庄内制造和弘扬正义正气,维护村庄秩序和规范,而且,老年人积极昂扬的精神状态也影响到中青年对未来的生活预期,我们前面已经分析过,这种长远的预期对农村社会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重建农民公共生活,还要发挥和强化农村基层组织的作用。基层组织的治理责任主要应该定位于为农民提供包括文化服务在内的各项服务,但是要有效地提供服务,基层组织的治理能力就需要得到加强而不是减弱,要为其提供可资配置的治理资源。这一方面可以由国家直接补贴,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坐实和激活现有的制度资源,最重要的就是将双层经营体制中“统”的一面激活,在制定必要的监督约束机制的基础上,赋予基层组织足够的维护村庄秩序、遏制灰色势力的能力。这样,基层组织才有能力充分挖掘本地区特色,为本社区居民创造和提供积极健康有意义的公共文化活动。我们在鲁中农村调研发现,当地基层组织行动能力非常强,在维护秩序、移风易俗等方面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比如他们为了遏制红白喜事上的攀比之风,引导农民将仪式简化,甚至市场化,效果非常好。

    重建农民公共生活,更要在战略层面上认识其重要意义,进而调整和改变目前的一些政策。要反思目前以刺激农民消费为目的的各种政策措施,比如促进农民增收、建设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各种消费品下乡等,都希望提高农民消费能力,激活和扩大农村消费市场,进而为GDP增长服务,这些政策虽然有其积极的一面(比如改善了农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但它在很大程度上,激化了农民的物化消费投入,而忽视了文化生活投入。要将农村作为现代化建设的稳定器而非发动机来认识,在较长时期内,绝大多数农民的货币收入很难有根本性的改善,在这样的前提下,鼓励农民的物质消费是缺乏大局意识和长远规划的表现。要发挥各层次的力量,引导农民将有限的收入投入到有助于改善其生活幸福指数的文化生活上来,使其在较低的相对收入水平、较低的物质投入水平下,仍能获得较高的福利体验,即贺雪峰教授所提倡的“低消费,高福利”[8]12的生活方式。

     

    未来的数十年时间,将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在此期间,能否保持数亿人生活的农村社会的稳定,将决定着现代化建设的成败。我们一方面要下大气力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同时,更要从重建农民公共生活入手,重塑农民的主体性。当农民能够自信地选择和改造自己的生活方式的时候,一条崭新的现代化路径或许将由此诞生。

     

     

    参考文献:

     

    [1] [5] []凡勃伦.有闲阶级论[M].蒋受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285,248.

    [2]黄宗智.制度化了的“半工半耕”过密型农业(上)[J].读书,2006(2).

    [3]董磊明.现代教育与农村青少年的文化认同[J].人文杂志,2010(3).

    [4]王德福.缺失公共性的公共空间[J].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11(2).

    [6]贺雪峰.乡村社会关键词:进入21世纪的中国乡村素描.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55.

    [7]贺雪峰.中国农村的“低消费、高福利”实践.绿叶,2009(12).

    [8]贺雪峰.乡村的前途.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12.

     



    [1] 在皖南农村调研时,一位50多岁的村民主动找我们反映“离婚太多了”这个问题,他说妇女们打麻将赌钱,时间长了就嫌弃自己丈夫不如别人的(丈夫)长得好,不如别人有钱,“立场不坚定,作风不好”,他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因为打麻将而离婚的案例。

    [2] 黔北农村甚至发展到大冬天将新郎脱光扔到冰冷的河水中!调查时,当地农民跟我们说:“你们向上面反映反映,这个怎么得了啊。”

  • 责任编辑:s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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