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在全球性现代化浪潮席卷世界各个角落的当今时代,村落文化承载着农村传统文化传承和现代新文明、新文化生成的双重重任。对于打工潮背景下出现的“民工村”,农民工是村落与现代性接触的一座桥梁,是影响和改变村落文化的重要力量。农民工所带来的现代性与农村传统村落文化发生碰撞和交汇,催生出新的村落文化,是值得关注和研究的问题。笔者通过研究发现,从传统村落走出来的农民工,面对现代性的同时更摆脱不了农村传统文化的约束,他们在农村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之间,同时扮演着文化寻根者和文化担当者的双重角色。

    关键词:农民工; 村落文化; 生成

     

    全球性现代化进程迅速推进的今天, 中国农村传统文化作为中国农耕文明的主要存续态, 能否走向现代并生成现代新的村落文化景观? 以打工为主要职业形态的“民工村”的“民工”们,能否担当起新型村落文化生成的动力? 无论是来于文化激进主义层面的否定,还是来于文化保守主义层面的肯定,实在都无法加以全面、正确的衡定。从20 世纪上半叶文学作品中的不同农村形象到20世纪下半叶黄土文明与海洋文明的论争, 直到世纪之交的精英化与草耕文明取向之争, 都毫无例外地把问题引导到对农村文化传统的衡定上。为了更进一步求证对待农村传统文化的正确态度, 笔者以问卷调查与个案访谈方法,结合一定的理论研究,解剖了河南省L 村。L 村是位于河南省东南部某县的一个普通村落, 作为同名行政村的一个自然村,现有住户127 户,常驻人口752 人。1987年,L 村第一个农民工出现,20 世纪90 年代,社会愈加开放,L 村更多的人外出打工,至2000 年前后,村里70%的劳动力或多或少有过打工经历。如今的L 村,“打工”成了常态,打工文化给这个村带来极大变化。近些年,随着全球性现代化的逐步深入,L 村的变化也不只局限在经济层面,而是在农民工及其带来的现代性的影响下,呈现出全面的现代村落文化景观。

     

    一、亦新亦旧:民工村变迁中的村落文化主体

     

    在学术界对文化的概念历来众说纷纭。笔者认为,基于人类生成场域的文化, 应是人们对当下自然及社会万千世象的创造和领悟,其基本意涵体现在文化即人化、文化即化人、文化即模式、文化是一种活动艺术等方面,其基本结构体现在主体文化(主体本身的文化呈现)、行为文化(个体决策、做人、做事等行为中的义利取舍所体现的文化内涵)、成果文化(或划分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或划分为器物文化、制度文化、思想文化等)三个层面,其基本作用机制则依次体现为知识、素养、行为、效应诸环节。[1]据此, 村落文化所隐含的内容即是指生活在村落中居民群体的主体文化(构成、素质等)、居民的特定社会行为(外在的动作行为和内在的观念、感情、思想、意志等)及其所创造的全部成果(物质的和非物质的),这些因素世代积淀下来,深刻地影响着生活于其中的人们。[2]从本质上说,文化与人的关系,是一种相互创造的关系。长久存在且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可以形成乡村生活的“惯习”,极不容易被打破和取代,以至在人们没有“背叛”相应文化时就根本感觉不到它的存在。长久以来,村落文化维系和凝聚着村落中的个体,它作为一种完整的结构,发挥着相应的功能。然而,人们又在逐渐生成着新的文化,形成了具有现代意义的新的文化传统。在这一相互创造过程中,“民工村”的“民工”成了集中的体现者。自L 村出现农民工以后,这个平静和谐、长久以来缺乏流动的平原村庄开始了迅速变迁的步伐。根据生命历程理论,农民工具体的务工经历,对其现代性的获得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获得了现代性的农民工,在回到生活的村庄之后,又必然会对其周围的人,进而对村落文化产生作用和影响。这种由流动带来的城乡之间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思维习惯的交流催生了传统村落文化的变化以及新型村落文化的生成, 自成一体的传统村落文化格局被打破,新的文化因素逐步反映、渗透到村民的日常生活中来, 悄悄改变着农村社会和村民的生活。笔者于2010 7 月对L 村进行了为期一周的问卷和访谈调查。经过整理和分析,将新型村落文化的呈现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亦新亦旧的群体

    村落文化与村民的关系, 首先体现为属性与实体的关系,即村落文化的变迁首先反映在村民的身上。只有首先有了人,文化的属性才有了载体,进而具备传播的可能性。在L 村,这群人,便是村落文化的主体,村落文化的承担者——村民。从文化发生学的角度说,“民工村”的“民工”走向外地,走入城市,可以说就是从传统与现代“对立”的角度所作的受传统“污染”后的现代性寻访,这是现代化初始阶段的基本特征———以传统为基础的现代性文化参照,从而反映出一种亦新亦旧的主体特征。具体到L 村,农民同样是从传统农村社会走出来的, 农村千百年的传统文化由里而外地塑造了他们的思想和行为, 他们是农村“低次元传统”①的承担者,继承并维持着促成农村社会安定和平的乡土文化。但是,农民工及其所获得的现代性在村落的传播,使得他们不可避免地接受了新的思想,习得了某些新的行为,得到了一些“高次元文化”②的熏陶。他们的身上既存在着传统的深深烙印, 渗透着滋养他们早期生命的文化精神;同时,现代性的影响和熏陶又赋予了他们新的思想、新的价值观念,这两种文化精神同时渗透在他们身上,使得他们成为了具有双重属性的群体。他们穿着从城市买来的时髦的衣服, 口中也偶尔跳出几个流行词汇,他们开始使用手机,甚至电脑,但同时,他们固守着某些祖训,骨子里一些传统的因素仍然根深蒂固。传统与现代的因素在他们身上同时并存,交汇和碰撞,使得他们成为亦新亦旧的一群人。

    (二)新旧杂陈的观念

    农民工在中国出现, 是中国快速现代化过程中的特殊文化景观。这种特殊性在于,从传统与现代对立基础上走入城市的农民工, 一进城即体会到了传统与现代矛盾之外的现代化自身的矛盾——人与人的关系隔膜、道德多元化的张力、价值观扭曲、环境污染……,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双重矛盾, 既然使城里人即有伦理主义与历史主义的困惑,更何况初始进城的农民工? 这种双重矛盾在农民工的思想方面突显出来的特点是新旧杂陈。他们选择性地接受和改变自己的一些思想,例如,在生育观念中,很多村民选择了即使没有计划生育约束, 他们现在也只会生养1-2 个孩子,这与农村“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背道而驰,如今的他们更愿意把钱用在子女教育上,如果女孩子读书有所成就, 在村民看来比有男孩是更加光彩的事情。同时,他们又坚持认为,家中有一个男孩“非常重要”,在L 村,没有男孩的家庭被认为是“断后”的,他们在村里的地位也会受到影响, 会被一些心怀恶意的人欺负和看不起,因此,为了得到一个男孩,很多家庭不惜违反计划生育,选择超生。另外,传统的乡土情结依然存在,在乡土社会里那些根深蒂固的东西并没有被经济的力量冲击掉,例如,在“假如有亲戚向你借钱,你会要求对方写个借据吗”一题中,69.3%的人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不会”,在访谈中,很多人不屑地说:“乡里乡亲的,写啥借据啊”。然而,民风民俗还是在不觉中起着变化,问卷调查中反映出,亲戚之间的交往频率和交往深度,都比以前有所下降,村里过年过节的气氛也不如以前浓厚, 红白喜事上的老规矩在变化,村民们普遍觉得现在随礼钱多了,排场更大了等。

    (三)变器卫道的行为

    新旧杂陈的观念外显为变器卫道的行为。在调查和访谈中,笔者走家串户,亲身经历和感受了民工村的现状。农民工外出打工增加了家庭收入, 村民的经济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这些变化直接反映到物质层面的改善上来,即具有改变器物层面的“变器”风格。调查中,我们看到,很多由打工而富裕的家庭中, 家里的房子换成了两层的小楼,室内有了冰箱、沙发、茶几等现代化的摆设,这一切甚至给人一种身在城市的错觉。但是,留意观察,便会发现很多家庭仍然保留着一些传统风俗,比如中堂,这是在城市的家庭布置中没有的。所谓中堂,是悬挂在堂屋正中壁上的装裱画,配有对联,是由北宋流传下来的中国传统。在L村这样的中原地区的普通村落, 中堂有着重要的文化含义和心里寄托,他代表着一个家庭的某种信仰,是古老习俗的一部分。村民虽多选择悬挂毛主席的画像,也配有一些如牡丹、凤凰之类的象征富贵的风景画。这些有着某种传统文化含义的习俗之所以保留,是因为在L 村,现代化的精神还远没有渗透到改变古老传统的程度。在村民的观念中,技物器用可以变化,可以追求现代的生活,使用现代的工具,但是一些根本的思想和习惯不能改变,于是出现了“卫道”的特殊场景,体现着“人惟求旧,器为求新”的文化风貌。这同时也是“文化堕距”的体现。

     

    二、亦城亦乡:农民工双重身份下的文化抉择

     

    L 村的变化和发展, 以农民工的出现和带动为契机,是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的一个缩影, 是农村现代化与城市化的文化投射。以文化的视角来关照,其实①它表现为各种具体世象上的风俗习惯,使人们产生一种不问理由、相互因袭的生活方式。“低次元传统”本身缺乏自我批判的力量,自身并不会感到自身有不合理、无意义、落后于时代之处,不会感到自身需要作改进和更新,因而是使社会保持安定、维持社会秩序、使社会趋于保守的力量。②每一个时代,尤其是当着某种转变的时代,总有若干少数知识分子,由个性解放的要求,新鲜事物的刺激,便常常从传统的束缚中,突围而出,以追求新知识,开辟新境界,获得新事物。这种努力,便形成一个民族的高层文化。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质则是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 一方面是面对西方的种种现代化因素,在传统与现代关系问题上,部分国人作了“东西文化之一大分水岭”[3]的论断,把如何处理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关系问题看成了中西方关系问题。另一方面,面对现代化过程中的丛林法则与现代困境,现代化自身丰富而复杂的矛盾性内涵也同样会得到文化投射。对此,20 世纪的中国都存在过相应的“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激进主义”之争。20 世纪30 年代的曾经有过鲁迅及其追随者以现代启蒙眼光反视农村,发现了它的封闭落后;以沈从文等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者恰恰相反, 他们以“乡下人”的眼光重新审视城市,对城市唯实唯利的市侩哲学和浮华贪鄙的虚伪市风大加鄙夷。在一定程度上,沈从文在20 世纪80 年代后被重释, 即可看成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快速现代化过程中现代化的双重矛盾在文化上的反映。中国农民工亦城亦乡的“两栖”性,除了制度上的因素外,现代化双重矛盾映照下的文化选择,不能不说是一个深层原因。这一现实在L 村同样得到了体现。

    20 世纪70 年代末,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社会各个层面或多或少卷入这股改革的大潮中, 农村社会也由此进入历史性的变化时期。L 村打工现象的出现即此而生。一方面,历史的际遇提供了大的环境和政策保证,即20 世纪80 年代以来,人口流动制度的松动;另一方面,农村劳动力自身的各种条件也促成了这种打工选择。具体来说, 家庭承包经营一定程度上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并释放了农村劳动力;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在城市形成利益市场使得劳动力短缺并吸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这些都为外出打工提供了现实可能性。具体到L 村,这是一个资源短缺的平原村落,不依山不靠水,除了农业收入外,村民几乎没有副业来源, 唯一可以依靠的发展资源便是劳动力及相应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在流动规律上,L 村的农民工表现出“亦城亦乡”的流动特点。有人形象地将这样的打工者称为“候鸟”,他们像候鸟一样有规律地迁徙,在城市和农村之间寻找生活的寄托和平衡, 城市和农村是他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两个场域:城市是他们解决生计的地方,在那里,他们辛勤劳动,赚够了钱,偶尔实现了某些理想,但是城市始终是城市,不是他们的家,农村才是他们精神和思想上的寄托, 是他们在城市辛苦赚钱的动力所在。正是这种明显的流动性, 形成了L 村与现代性接触的一座桥梁, 也成了L 村村落文化得以受到影响而改变的基础。换句话说,亦城亦乡的双重身份决定了农民工的文化选择与新型村落文化生成的基本方向。

    当下的世界, 文化越来越成为一个国家和民族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生产力,以当下“民工村”事实反观30 年代文化“保守”与“激进”之争,发现仍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如何保留和发扬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使之成为民族振兴的力量,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沈从文在思索国家民族强盛和改造的问题上, 正是抱着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力量,从而找到民族振兴的根本这样的思路。正是由于他对待农村传统文化的保守态度,而被称做“文化保守主义”。所谓“文化保守主义”,主旨是指那种立足于传统文化,力图融合古今,也有选择地吸纳外来文化,以适应时代需要的思想倾向或思想派别。正如李维武教授所论:“‘保守’二字,其实可以据中文字意作保持和守护解。也就是说,他们是面对自19 世纪以来的以西方文化为中心的全球化运动, 而力图来保持和守护中华民族的自身的文化传统, 从而使我们的民族能在这个全球化的大潮中不致于失却自己的心灵、思想和精神,不致于失却自己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基。”[4]在中国文化语境中,文化保守主义兴起于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危难之中, 目标是谋求在民族文化向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妥善处理古今中西的文化关系,它并不是简单地厚古薄今,而是坚持对传统有意识地有选择性地进行解释。[5

    研究中发现,L 村的农民工有着深刻的乡土情怀。这种情怀最突出的表现是他们对土地的依赖。中国人深厚的土地情结由来已久, 这种情结是农村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中华文明发源于远古的农耕文明,后经历代封建统治者对土地的控制和强化, 土地对于普通老百姓的意义不亚于生命。土地是农民生活的根基。在L 村,这种观念渗透在每一个土生土长的村民的文化生命中。在他们的观念里,土地是生存最重要的保障,失去了土地就等于失去了依靠,生活可能变得没有着落,土地是他们不能割舍的一部分。相应地,他们把农村当做真正意义上的家,认为农村才是自己最安全的归宿。打工对于他们来讲,只是一种赚钱的手段,不是他们生的长久之计。与土地相联系,农民工对乡土社会里所有的文化元素都存有深厚感情,比如自然风景、乡规民约、人情世故等等。这种渗透在血液里的乡土性使得他们在面对现代性、面对社会变迁的时候,顽强地保持着一种文化寻根意识,捍卫着骨子里最初的文化认同。事实上,这种感情在一定程度上维系了中华民族文化的“根”,这正如著名思想家徐复观所说,“农村,是中国人土生土长的地方。一个人,一个集团,一个民族,到了忘记他的土生土长, 到了不能对他的土生土长之地分给一滴感情, 到了不能从他的土生土长中吸取一滴生命的泉水,则他将忘记一切,将是对一切无情,将从任何地方得不到真正的生命,这种个人、集团、民族的命运,大概也会所余无几了”。[6]另一方面,农民工的流动打破了城乡之间的隔离状态,使得他们得以接触现代性,并且接受现代性的影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内化而习得现代性。他们面对城市里的花花世界会感到惊讶和羡慕, 他们渴望可以融入城市,成为其中的一员,然而这对他们来讲只是一种“光荣”的梦想。尽管如此,长久地生活在城市,对城市里的生活耳濡目染,规章制度的渐渐习得,尤其是物质文化的直接刺激,以及对所有这些的思考和想象,成为了再一次社会化的过程注入到他们的文化生命。这种经历对农民工有着重要的影响,是个人现代性获得的过程。通过流动,他们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进而有了更多的思考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想法。在城市和农村流动中,他们自觉不自觉地承担起城市现代文化“担当者”的角色。

    L 村村落文化的变迁的认识, 必须提高到这一层次上来,才能对新型村落文化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对其整体的走向有一个必要的把握。因为现代性是一把双刃剑,所以才会有郑杭生对于现代发明传统的两个方向的界定——指向现代性积极的正向方面, 以及主要指向现代性消极的负向方面。[7L 村的农民工在传统与现代的夹缝中, 在农村传统文化和现代城市文明的双重影响和作用下,进行着文化上的抉择,进而影响着整个村落的文化变迁。然而,现代化是一种迥异于乡村传统文化的新文化,它对村民最终的影响和改造必须渗透到思想层面, 即真正实现了“化人”,才可称为现代化的完成,这样看来,农民工在早期文化生命赋予的文化寻根者和面对城市文明所承担起的文化担当者的双重角色和身份仍将存在, 民工村引入现代而走向现代化必然还要走很长的路。

     

    三、亦常亦变: 农民工生成村落文化的基本方式

     

    在对上述生成中的村落文化景观有所认识和了解的基础上, 我们将再做进一步地探索和分析其生成机制即基本生成方式的问题。全球性现代化进程中的双重矛盾,使传统与现代的更替演变表现为一个复杂的过程, 并存在一些不可回避的问题,诚如郑杭生所说:作为各种思潮汇集点的当代中国, 每种思潮都离不开对传统与现代关系的处理。[7L 村村落文化的变迁方式,正是围绕着二者关系展开的。事实上,我们用“生成”来定义村落文化的变化本身即包含了这一对关系, 是对这一对矛盾概念的初步界定,即生成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是传统与现代二者共进互生的动态转变过程。黑格尔曾指出,“要揭示出如何根据一个新的方法去给予哲学以一种新的处理,这方法,我希望,将会公认为唯一的真正的与内容相一致的方法。”[8]把握L 村农民工对于变迁中的村落文化的影响, 同样应坚持这一方法论原则。农民工与村落文化生成的关系,实质上是农民工作为村落文化担当者的身份及其所体现的现代化因素的作用同传统村落文化变化继而生成新的文化传统的关系。具体方式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引入现代

    L 村,现代性的渗入是全方位的,从技物器用到村民的日常话语,行为方式,再到思想观念,现代因素层层渗入,继而改造着传统村落文化,可谓润物细无声。实际上,现代的引入是复杂而具体的,因为现代性本身是多方面、多层次的, 现代新儒学大师徐复观在他的文化层级结构理论中强调,“文化的层级性,是指同一文化,在社会生活中,却表现许多不同的横断面。在横断面与横断面之间,却表现有很大的距离;在很大的距离中,有的是背反的性质,有的又带着很微妙的贯通关系。”[9]这就形成了“文化”层级结构上的“基层文化”与“高层文化”这两个既相联系又相矛盾的层次。农民工的出现直接带动了民工村经济状况的改善,因而在现代化的层面上,首先显现的正是物质文化的现代化,L 村在20 世纪90 年代初还只是一个靠着煤油灯照明,靠电瓶机发电看黑白电视,靠发手书信函传递消息,靠少量自行车行路的落后乡村,自从民工出现后,经济状况逐步改善, 家家户户的富裕带来了整个村子面貌的改善。村民口中谈论的话语少了家长里短,而变成了广播、电视中的社会新闻,他们凡事讲究个“科学”,而不再是盲目相信传统,他们开始谈论城里的新鲜事,而基于对比批判一下家乡的种种弊端或者不合理, 随着这一切的变化,村民的思想也在改变。对于L 村,现代性的引入不全是自觉的,因而并不都是经过刻意安排的,从而在多层面表现出差异性,甚至略显凌乱,但是诸如以上的存在因素是L 村从前没有的,这些现代性因素在村民的选择中,在多种偶然或者必然的因素促成中,渗入了这个村落。

    (二)重释传统

    传统与现代不可割裂。离开传统谈现代,现代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末。“我们所说的传统,是在现代化中的传统。现代化与传统,应当是彼此互相定位的关系,而不是互相抗拒的关系。”[10]也就上说,“现代化”与“传统”都是不可或缺的,关键在于把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从而实现人类文化在安定中的进步,从而反映出现代从传统中生成、由传统发展而来文化变迁规律。中国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村落文化是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特别是一些中国传统文化至今还在以家传户诵的形式存在于村落, 成为草根化的传统文化精华,正是这些丰富的文化传统,通过重释、改造而生成新的现代传统,具体的例子不胜枚举。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发现,在L 村,在现代性引入的同时,有一些本有的传统因素被改造和重新解释,赋予新的含义,成为当下视野中的现代因素。最明显的莫过于婚礼中礼俗的变更,过去的婚礼,限于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清苦,仪式内容都比较简单,但是婚礼承载着男女结合形成新的社会关系的重大意义,当下的婚礼,形式和内容都得到了极大的丰富,接新娘的车由原来的拖拉机、自行车,换成了家庭小轿车, 原来简单的结婚登记照被美仑美奂的婚纱照所取代, 这些改造过的传统虽然形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同样承载着婚姻作为一种社会仪式的功能,尽管其表现却跟以前不同了。新的形式吸收了现代的因素,是现代化的表现。由此可见,现代不是凭空出现的,它必然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传统,是由传统而来,是传统经过某种程度的生发改造而形成。法国作家阿兰·图雷纳指出“新事物总是从旧事物中创造出来的,现代性并不靠一笔勾销往昔, 而是要把尽可能多的往昔纳入尽可能多的未来……我们的这些国家之正在进入现代性的最可靠的标志,便是它们对各自往昔的兴趣和关怀。” 11

    (三)产业转化

    现代新型村落文化的生成,包含了产业转化的内容。放眼世界,文化产业化已经成为一股潮流,农村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宝藏, 各种传统文化形式在新的历史条件和背景下,都可以经过重新整合赋予其新的现代含义,产业化既保留了农村的文化,又在一定程度上改进、发扬和宣传了它。随着L 村村民思想觉悟的提高,村民们不再只把眼光放在种地上,他们开始利用新的方式赚钱,催生出了产业转化的典型和例子,例如,个体经营,村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为村民发展个体经营提供了土壤和广大的市场,L村近些年越来越多地出现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体经营,成了农民种地之外创收的一个途径, 其中不少经营都是立足乡土文化的文化产业项目。还有一些农民选择了外出经营,将本地的文化带到外地去,在城市开办具有浓厚地域特色的“农家乐”饭馆、做特色生意等等。文化产业化和产业文化化相辅相成。一方面,农村本土的文化形式经过改造成了可以赚钱的产业, 如传统饮食转化成了城市的“农家乐”、传统的“九老十八匠”手艺转化为乡土工艺小商品、传统的民歌民曲转化成了民间乐团、传统的民间传说故事说唱等进城获得了现代形式……;另一方面,当这种产业成了规模,有了名气,成了一种品牌效应,转而又成为了当地独具特色的文化品牌, 并使整个经济发展增加了文化内涵,在当地的名人故里之争即可见出一斑。

    (四)观念转型

    观念是一切行为的导向, 现代化的进程只有提升和渗透到观念层面上来,才是真正的现代化,才不是浮于表面的现代化。L 村的现代化是依靠外来力量的作用才得以启动的,在现代化的层面上,往往物质先于思想变革,尽管如此, 在物质的冲击下,L 村村民的思想观念也还是经历着很大程度上的震动、矛盾以及转型。首先,他们对所谓现代化的新事物形成了开放的态度并见之于行为, 表现出对先进东西的肯定倾向。不管是轿车、电脑或者电话,手机,村民们无论老少都趋之若鹜,谁家引进了一个先进的东西往往引来围观,围观的人群中不时发出赞叹,透露出羡慕,并转而效仿。其次,L 村世世代代靠土地过活,也由来已久地形成了重农抑商的传统,近些年,这种思想被质疑和突破,村民们在发展致富思想的影响下,开始追求生产经营方式的多样化,不再单单依靠土地生活养家。很多人听了别人的建议开始搞起了个体经营, 或者几人合伙搞合作经济。再次,村民的眼光更为长远,思想更为开放。原来面朝黄土背朝天、“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单调生活被外来的信息所打破,村民们看电视、上网、听广播,了解了更多外面的事情,他们的眼光和关注点,也从过去的一亩三分地转移到整个国家、社会,甚至世界大事上来,他们对村里的年轻人上网、交朋友等行为也表现出了应有的宽容和尊重。村民们由过去的懒惰、不思进取变成了思进取、求发展,这些都表现出了L 村村民在由打工经济、农民工的出现而带动的一系列变化下, 他们的观念正在发生改变。表面上看来,他们的着装、言语等跟以前相比有了很大变化,但更为深层的理解,是他们思想观念的变化,是对生活的看法和理解的变化, 是对世界的感受和认识的变化,现代化只有渗透和内化到这一层面上来,才是真正的现代化和现代化的最终完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农村“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方式已经不可能再现。

    总之, 在全球性现代化浪潮席卷世界各个角落的当今时代, 村落文化承载着农村传统文化传承和现代新文明、新文化生成的双重重任。对于打工潮背景下出现的“民工村”,农民工是村落与现代性接触的一座桥梁,是影响和改变村落文化的重要力量。农民工所带来的现代性与农村传统村落文化发生碰撞和交汇,催生出新的村落文化,是值得关注和研究的问题。笔者通过研究发现,从传统村落走出来的农民工, 面对现代性的同时更摆脱不了农村传统文化的约束,他们在农村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之间,同时扮演着文化寻根者和文化担当者的双重角色。

     

    参考文献:

    1]萧洪恩.在哲学中找回家的感觉[DB/OL.http://xhe1961.blog.163.com/ blog/ static/ 543068082010112701352295/

    2]萧洪恩,张昌羽.全球性现代化视野下的湖北民族地区村落文化建设[J.湖北社会科学,2007,(10.

    3]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J.新青年,第1 卷第6 .

    4]李维武.交融与会通——李维武先生笔谈录[J.中国文化月刊,2000,(239.

    5]萧洪恩.土家族哲学通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6]徐复观.谁赋豳风(七月篇)A.李维武编.徐复观文集[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

    7]郑杭生.论现代的成长和传统的被发明[J. 天津社会科学,2008,(3.

    8]〔德〕黑格尔.小逻辑[M. 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9]徐复观.中国文化的层级性,徐复观文录选粹[M.台湾学生书局,1980.

    10]徐复观.我们在现代化中缺少了点什么——职业道德,徐复观文录选粹[M.台湾学生书局,1980.

    11]〔法〕阿兰·图雷纳.文化与发展:虚假的两难选择和真正的问题[M.北京:社会科学杂志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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