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针对近年来农村青少年愈演愈烈的辍学现象,本文从农民流动的角度进行了分析文章指出,大规模的持续的农民流动带来了村庄生活方式社会组织以及家庭结构的深刻变迁,这对农村青少年的学校教育造成了深远影响此外,在城市的农村流动儿童所透遇的生活和教育津碍使得农村青少年在文凭竟争中本有的不利地位愈加恶化所有这些因素连同日益泛滋的功价值观,致使很多孩子在学业受胆之后很快转向打工挣钱而非继续学业
关键词:农村青少年 辍学 农民流动
近些年来,农村青少年的辍学问题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在义务教育基本普及以及国家实现两免一补政策之后,许多农村地区的辍学率(尤其是初中学生)却不降反升(卢德生赖长春,2009),而且出现了明显的隐性辍学现象,即学生虽然没有离开校园,但却处于一种不在学状态,没有学习的热情和动力,纯属在学校混日子(尹志超2010)在中国,知识改变命运一直是人们心中颠扑不破的真理,尤其对于农民等底层社会群体,传统所赋予他们对教育的理解就是通过教育改变身份地位(阎光才,2008,因此农村青少年自愿性的辍学就成了一个颇为耐人寻味的社会现象。
针对农村青少年的辍学问题,教育学界和社会学界就导致辍学的原因进行了较多研究,但是就笔者所见,已有研究在分析中未能将个人的境遇与社会结构的变动两者有效地关联起来,事实上,正如米尔斯所言,当代历史的事实同时也是每个男人或女人成功或失败的故事人们只有将个人的生活与社会的历史这两者放在一起认识,才能真正地理解它们(米尔斯)辍学这样一个私人的困扰,实际上却是与社会历史紧密相关的公共议题。农村青少年所呈现出的学校教育提前终结的现象与农民流动这一中国社会近三十年来所发生的重大社会变迁息息相关,但是这个关键的社会事实却很少被纳人已有关于辍学研究的分析的中心。有鉴于此,本文试图依据笔者对北京和安徽省H县两地的实地调查,从农民流动的视角对农村青少年辍学的原因和机制进行再分析,从而深化对于这一问题的理解并且就社会结构变迁与群体命运的型塑之间的关系加以揭示。
一、农村青少年的辍学现象以及相关研究
所谓辍学,辞海将之定义为,中途停止上学,又叫失学;教育部在教育事业统计中,对辍学的界定是除正常毕业(结业)和升级留级转学死亡以外,其他所有中途不再上学而离开学校的学生(转引自王丽萍,么刃8)国内学界相关研究对辍学的界定多指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内的失学但是本文所说的银学,是指没有进人高中教育阶段,包括了小学毕业者初中毕业者以及中小学阶段内的辍学者,因此比通常意义上的辍学概念更为宽泛。之所以如此界定,是因为在中国,上高中考大学通常被视为农村孩子向上流动的一条主要途径,所以初中毕业即告终结的教育历程多少意味着农村青少年放弃了通过知识来改变命运的流动方式,因而可能对他们的职业选择以及将卡社会地位的获取产生重要影响。
从1989到2001年,我国中小学辍学率总体呈下降趋势,但是2001年之后,辍学率却明显回升(转引自卢德生赖长春,2009)。据农业部2003年的抽样调查,农户子女辍学率为10.7%;转型期中国重大教育政策案例调查数据显示:在调查地区,农村初中学生辍学率最高达到47.73%,平均为43%(卢德生赖长春,2009)。除了义务教育阶段内的辍学,农村学生初中毕业之后弃学或者虽然身在学校但是处于不在学状态的情况更为普遍(尹志超,2010)。
针对农村青少年的辍学问题,学界从家庭学校教育国家制度政策社会风气以及文化等几个方面给予了解释,以下是对相关研究的简略梳理:
(1)家庭因素主要指家庭因经济贫困导致无力负担教育的各种费用(张志强,2005;邓志伟,2004;袁桂林等,2004)但是更多的研究指出,自国家普及义务教育以及在农村实施两免一补政策以来,因为经济贫困而导致的辍学大大降低,因此新时期的辍学更多地受到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张士菊,2003;苏群丁毅2007;欧贤才王凯,2007;张明水,2011)除了家庭的经济因素之外,家长受教育程度低观念落后教养方式不当父母离异或家庭变故等因素也被认为对农村青少年的辍学行为有重要影响(刘国瑞,2001)
(2)学校教育因素包括管理僵化单一,片面追求升学率,学校生活枯燥,缺乏吸引力;教师素质低,教学质量差,师生关系紧张,教育经费短缺,课程设置的城市取向等等(周春艳,2005;谢泽源,谢梅林,2004(科;袁桂林,2004)。
(3)国家政策和制度因素:这方面的论述多强调城乡二元结构下国家对农村教育的投入不足。比如王安全(2010)认为,城乡分治制度是导致农村学生辍学流失的本体性原因;蒋中一戴洪生(2005)认为财政投资不足导致农村学校寻租行为的合法化,以及提高农村教育质量的激励机制缺失,进而造成学生厌学辍学在对农村留守儿童辍学问题的分析中,研究者强调国家政策限制留守儿童和父母在一起所带来的消极影响(王志中胡萍,2010)另一个与国家制度和政策相关的原因是农村家庭在教育的投人和收益上的失衡,即在当前的教育体系下,农民对教育的投人很大,但是预期的收益很低(唐佩冉云芳,2008;陈强等,2005)
(4)社会因素:相关论述大致包括两方面:一方面重在探讨读书无用的社会风气的影响(卢德生赖长春,2009;张志强,2005;袁桂林,2004);另一方面则强调同辈群体的影响(廖其发杨聪林,2010;项丽萍,2005)一些研究对读书无用论作了比较深人的剖析,指出对农村青少年来说,与其说是读书无用,不如说是因为城乡二元教育体制和教育的城市化模式等因素导致了农村学生读书无望(,欧贤才,王凯,2007;张士菊2003)
(5)文化因素:研究者借用了文化资本文化再生产以及贫困文化等相关概念,从文化的视角对农村青少年的辍学现象进行了思考吴建平(2003)指出,农村青少年的辍学现象不是一种理性选择的行为,而是文化再生产的结果:农村家庭和青少年在社会空间上所处的位置及他们所具有的各种资本量,决定了他们身体中的性情倾向,他们的辍学行为是由他们的惯习所引起的一种策略行为,以此来建造自己的生活方式;陈国华(2010)认为,由于文化资本的缺乏,农村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不适应制度化的学校教育,这直接影响到其教育成就和学习兴趣并最终导致辍学张士菊(2003)的研究强调了农村的社会文化条件,她认为农村人口的职业技能和劳动技能获得方式决定了教育在农村处于次要地位,而且教育在农村的示范刺激效应很难实现;黄必超罗汉书等认为农民的贫困文化,如消极怠惰的宿命观安贫好逸的生活观等,是导致辍学的重要原因之一(黄必超,2005;罗汉书,2002)
(6)心理因素:这方面的论述通常与农村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关联起来,比如认为农村教育无法满足升学和谋生的需要导致农村青少年对学习失去希望(徐灵芝游涛,2006),教师教育方法上的不当导致学生对学习在心理上的排斥(徐灵芝游涛,2006),以及在受到老师批评或者遇到困难时因为心理承受能力低容易产生放弃的念头(张明水2011)更深人一些的研究从青少年心理上的需要进行了阐发,如欧贤才王凯(2007)认为,辍学步人社会参加工作,满足了青少年渴望独立和长大成熟的心理需要,而且选择退学有助于维持青少年的群体归属感。
以上对农村青少年辍学问题的研究进行了概要的梳理笔者认为,这些研究总体构成了对辍学问题成因的比较全面的解释,但是从研究的视角和方法上来看,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忽视了对主体性的考察澳大利亚学者杰华把主体性定义为个体的经验,即人与世界的接触,包括有关世界的理解解释思想情感和行动(杰华,2006:8),主体性的视角意味着通过研究对象自身的理解而不是通过外部观察者的理解来把握现实(杰华,2006:8)农村青少年自身怎样看待读书和教育?他们如何经历了从在学到辍学的过程?他们如何在实际的情境中做出选择?这些都是需要从个体具体的经验出发,来加以解读和透视的问题第二,个人的选择和行动是如何与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条件相关联的?教育场域如何与更大的社会结构彼此互动?虽然一些研究从就业形势社会价值观念的变化进行了解释,但是对于三十年来构成农村社会最重要的变迁的农民流动这一现象却未能在分析中给予足够的论述。
二、研究对象及研究方法
本文研究的对象是农村青少年,由于农民的流动而带来的农民子女的流动,农村青少年实
际上很难清晰地界定事实上,很多孩子一段时间随父母进人务工的城市,一段时间又留守乡村。如果以户籍为根据来界定,那么那些流动到城市的孩子也应当被纳人到农村青少年的范畴之中。由于本文着重讨论农民流动在农村这个层面上的影响,因此把农村青少年限定为户籍为农业户口,父母为农民或者农民工,初中阶段在农村就读的青少年诚然,由于动态留守的现象,尽管我们并不将农村流动儿童视为主要的研究对象,但是关于流动儿童的情况却是我们充分地理解农村青少年问题必不可少的信息。
从2008年开始,为了了解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教育生活和工作状况,笔者在北京陆续走访了一些打工子弟学校职业学校农民工居住社区和农民工家庭在北京HX打工子弟学校,笔者以授课的形式对初中3个年级的学生进行了较为长期的参与观察,跟踪调查了一些学生从学校到劳动力市场的过程以及工作之后的情况,并且访谈HX学校以前毕业的一些学生在对农民工家庭以及社区的观察和访谈中,笔者无意中认识了一些曾经的留守儿童。
在2011年l月和4月,笔者在安徽省H县试图集中进行有关留守儿童的调查在此期间,我走访了两所行政村小学,一所县城的小学,两所乡镇初级中学,一所职业学校,一所县城的完全中学,访谈了学校的校长一些老师和学生我也访问了H县教育局妇联劳动与社会保障局人民代表大会等单位,与其中的一些领导和工作人员进行了交流,并且阅读了他们提供的关于H县劳动力状况留守儿童状况以及各部门开展的留守儿童工作状况等方面的调查报告和相关材料。我又通过学校老师的介绍以及亲戚的介绍,访谈了部分已经进人到劳动力市场的留守和非留守儿童。此外,我还走访了村里的一些人家,就他们的生活外出务工情况以及子女情况进行了交谈。
根据已有的诸多研究,我预设留守儿童是农村青少年中非常独特的一个群体,尤其是他们在学业上比起非留守儿童会有更大的困难。然而实际的调查表明:首先,所谓留守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情况,不同的留守类型(比如单留守/双留守,长期留守/短期留守,幼儿期留守/青春期留守)可能意味着留守儿童在学业心理等方面的不同表现,因此对留守儿童进行一个总体性的概括实在有些勉为其难;其次,纯粹意义上的非留守儿童为数很少许多现在和父母一起生活的孩子都曾有过留守的经历,而且在H县,农民如果不到外省市打工,也多会在就近的县城打工或者做小生意,完全靠种地生活的家庭非常之少。这些并没有与父母在地域上发生分离的孩子其实面临着与通常意义上的“留守”儿童相似的处境;最后,农村青少年普遍存在学校教育提前终结的现象,这与留守与否并不必然相关,但却与农民流动这一重大社会变迁事件紧密相连正因如此,虽然我重点调查的是留守儿童,但是本文关照的却是农村青少年整体的辍学问题。
三、辍学现象再思考:农民流动的视角
在与我的交流中,无论是家长还是孩子多对读书持肯定的态度他们都认为多学有好处,念总比不念好而念书的好处主要体现在更容易找工作,以及工作比较轻松些对于初中毕业就开始工作的现象,很多孩子并不赞同,他们认为中学毕业只能给人打工,而所谓打工在他们的观念中就是像父母们那样干体力活。尽管他们对大学文凭的价值心存犹疑,不过大多数孩还是倾向于认为大学生因为知识多,所以就业前景肯定要比只有中学学历的人好得多除了方便找工作以及更有机会从事轻松的坐办公室的工作以外,上大学带来的另一个好处就是脸上有光让父母脸上有光,自己脸上也有光,这是许多孩子笃定不疑的对大学价值的认识H县某乡镇中学九年级的小晴说她自己并不把大学看得很重,但是为了父母的面子,自己必须努力,我感觉我好像是在为父母考大学似的,为他们赢一种面子,就是平常说的荣宗耀祖吧。(GYQ020110107访谈)
然而,虽然农村青少年仍旧认定学校教育的价值,将之视为出人头地荣宗耀祖的途径,但是正如H县的老师们所说的那样,这些年来,学生学习的风气已经越来越淡薄了,在教学质量和硬件设施都很不错的乡镇学校BS中学,能够踏实学习的初中学生不超过三分之一,初中毕业后就不再上学的学生比例很高,当地一所较为重要的乡镇初级中学NJ中学,20 01年初中毕业后就离校的学生占到41%.
这种现象的形成,是多种因素彼此交织彼此作用和影响的产物父母教育程度教养方式农村教学质量这些已有研究所强调的因素无疑非常重要,然而笔者认为,要充分地理解近十几年来农村青少年辍学的机制,不能忽视农民流动这个冲击着中国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的重大社会事实.
2004年的统计资料显示,全国农民工(包括在乡镇企业务工的农民)达到2亿人。这场从改革开放开始逐步席卷神州大地的规模浩大的人口流动不仅推动了国家的经济建设和经济发展,而且深刻地改变了农村的社会结构和生活模式。这成为导致农村青少年学校教育提前终结的极为重要的力量。
(一)农村社会结构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及生活意义的衰落
虽然农民流动对于农村和农民群体带来了多个方面的积极意义,比如促进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缓解农村耕地资源紧张的局面,促进乡村经济发展(黄平,1998李强,2001),增加农民讨价还价的资源和能力等等(墨菲,2009),但是也有学者对于农民流动对农村的负面影响保持着审慎的思考。严海蓉(2005)指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过程带来了农村的虚空化,农村虚空化的过程使农业生产没落了,使农村生活萧条了,使农村的脊梁给抽掉了。这个过程夺走了农村从经济到文化到意识形态上的所有价值谭深(2011)基于2006年的12村贫困调查结果指出,农民的流动和农村市场化的结果导致了农村社会日渐凋敝:一方面,村里主要的人力资源外出,彼此联系变得松散,另一方面,即使生活在村里,人们之间的联系也比过去要少,而且村与村之间村民之间更多的是一种基于利益关系的连结。
根据我对H县农村地区的观察,如今农村的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的确出现了急剧的转变在各个村庄,很少见到青壮年的劳动力,村子变成了老人和孩子聚集的地方,这使得整个村庄在宁静中格外透着些沉闷据当地的一位老人说,H县的乡村曾经有过非常丰富的文化生活。有一句民俗概括了建国后一段时期内当地农村的热闹景象:“正月过年,二月耍钱,三月唱戏,四月做田”。但如今文化生活变得非常单调,整月唱戏的情形已经不存在了,偶尔有市里的戏班子在县城边缘地带搭台唱几场。因为在外打工者的返乡,过年是村里最热闹的时候,但即便如此,村民们(包括那些外出打工者)除了整天围在一起打麻将以外几乎没有什么其他的活动在H县,赌博之风非常浓厚,据说此风几百年来盛行于江淮之间,但是达到如此风靡的程度还是近二十年才有的事。无论是在村民家里,还是在县城的商铺外面,时时可见人们聚集在一起打麻将即使是在饭店吃饭,人们在等候上菜的空闲时间也不忘“打上几圈”。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农民外出打工带来了收人的增加从而降低了劳作的压力,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文化生活的衰落和生活意义的丧失。
农村的凋敝和虚空化带来了农村青少年心灵上的失落,这使得他们很容易转向网络等虚拟的交流方式以及与同龄群体的过度交往,以便寻找乐趣和心灵的满足。而这种状况又因为家庭结构的变迁带来的情感和管教的缺失遭到进一步的恶化,这一点笔者将在下文更详细地论述。
(二)拆分型家庭模式下亲情和管教的缺失
农民的流动带来了家庭结构的深刻改变在80年代的第一波民工潮中,多是男性农民单身外出,妻子与孩子留在家乡,因此出现了所谓的留守妇女和留守儿童到90年代,夫妻双双外出打工的趋势开始出现。这是因为:一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城市对农民流动的限制进一步放松,而且工业化市场化的扩展以及中国加人全球经济而带来的经济膨胀,导致了就业机会的增多,尤其是对于无特殊技能的廉价劳动力的需求增大,这为农民到城市务工客观上提供了条件(苏黛瑞,2009);二是农村的经济条件进一步恶化尽管改革开放初期农民获益较大,经济地位得以提高,但是1997年之后,农民开始呈现经济社会地位下降的趋势农业经济明显滑坡,农产品产量和价格下降同时农民承受的各种税费的负担很重,国家对农村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投人比重逐年下降,而且城市和城市工业通过土地征用剪刀差等方式对农村资源的抽取日益严重(陆学艺,2004).所有这些都导致了农村生存条件的恶化,这就使得一个家庭中夫妻双方往往不得不一起外出打工以改变家庭恶劣的经济状况。
不过除了这种寻求生存的需要,其他一些因素也推动了农民向城市的流动如杰华所说,由于电视的影响和跨地区交往的增加,人们想走出去看看外面世界的愿望如今变得更加清晰,改善自己物质生活的愿望,加上一些人(注:尤其是女性)希望逃避压迫或者家庭冲突的需要,进一步驱使农村人走向城镇(杰华,2006:4)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农民工因单独外出而导致家庭解构,引发了严重的婚姻危机所以但凡有条件,他们首先选择夫妇乃至全家一起外出。
如果说在这个流动的过程中,留守妇女呈现数量涕减的趋势,那么留守儿童的数量尤其是父母双方外出的双留守儿童却在不断增加。尽管很多父母将孩子带到城市,但是由于在城市工作生活以及教育的一系列障碍,更多的孩子被留在了乡村,而且即使孩子被带人流人地,在一定的时候他们也往往必须重新返回家乡留守。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进行推算,截止2000年1月,14周岁以下流动儿童约有1409万人,留守儿童约有1981万人,至2009年,农村留守儿童升至5861万人(段成荣梁宏,2004)
十几年来农村留守儿童群体广受社会关注,虽然很多报道乃至学术研究往往有将留守儿童问题化以及把留守儿童问题简单地归结为与父母分离的倾向,但是因为父母的流动而导致的拆分型家庭模式的确对留守的青少年造成了强烈的冲击。这里的拆分既指夫妻分离也指孩子与父母的分离夫妻分离。容易造成婚姻危机并进而引致家庭的破坏。无论是父母离异还是与父母长期分离(尤其是孩童时期与父母的分离),孩子很容易遭受情感缺乏的危机。
事实上,家庭结构的破坏并不仅仅体现在通常意义的留守儿童身上,笔者发现,还有一种隐性的拆分型家庭,即父母双方或一方在县城务工或者做小生意在H县,这种情况并不罕见,而且呈现增长的趋势在我的访谈对象中,一些人在放弃耕作之后,并没有外出打工,而是在县城里寻找生存的机会。也有一些人在外流动一段时间之后回到家乡据H县的一些官员介绍,近几年来,农民工返乡在本地务工或者创业的情况不断增多,这与H县较优越的地理位置以及较为活跃的经济发展态势相关。根据H县劳动局的调查,H县农村劳动力共有20万人,农村劳动力共转移136、157人,占总数的66.82%其中县内转移占转移总数的52%,县外转移占总数的75%.夫妻都在家里种田的家庭非常稀少,或者双方都出去打工,或者一方外出打工,或者在县城里打工或做些小买卖种田只能保口粮,这已经成为了一个不争的事实。
之所以将这种家庭称之为隐性的拆分型家庭,是因为表面看来,这些家庭的完整性并未遭到破坏,父母虽然在县城内或者城郊做工,但是通常居住在农村;也有的父母在城内有临时性的居所,比如做买卖的人会在店铺附近租一间房子用作存货以及暂时性的居住生意繁忙之时,他们往往就住在店铺里,不过更多的时候他们仍旧在村里的家中吃住但是尽管如此,很多孩子和父母并没有什么交流,父母们全身心都扑在挣钱的事上。因此,劳动力的县内转移虽然并没有破坏家庭在形式上的完整,但是父母实质意义上的缺席,也同样造成了情感上的空乏状态。
情感上的缺失促使青少年寻找其他的途径来寻求满足和释放,另一方面,拆分的家庭又不能提供有效的管教和监护那些与孩子相隔很远的父母自然很难施与管教,他们往往连孩子的具体情况都不清楚。至于那些在县城内务工的父母,虽然孩子就在身边,他们却疏于管教,而且因为与父母在情感上的疏离和隔阂,孩子们对父母的管教通常置之不理,甚至有意对抗调查中很多孩子都说跟父母无法沟通,代沟很深。即使是那些父母常年在外的留守儿童,在平日与父母的电话中,他们对父母的说教常常应付过去,而在父母过年归家的短暂相聚中,他们其实也并不想跟父母在一起。
村庄的虚空化所带来的意义和乐趣的失丧,以及家庭结构的破坏所造成的情感匾乏与管教不力,与新时代兴起的独特的青年文化一起,使得孩子们很容易沉溺于网络小说以及与同龄群体的过度交往,而这往往是导致他们学业荒废的直接原因。在乡镇,因为没有网吧,所以网络的诱惑相对比较少,但是仍然有不少的学生,尤其是男生,一到周末就去县城的网吧上网。而那些在城里上学的学生,上网自然就很方便了。因此,一些学习成绩较好的学生当从乡镇的学校转人城里的学校之后,虽然得以享受更好的学校教育,却也同时面临着城里各种流行文化侵袭的危险。此外,因为很多学生有手机,他们通过手机上网来浏览网络小说或者聊天非常方便。学生上课玩手机如今已经成为各个学校极为普遍的现象。
小斐初中时就读于LJ乡镇初级中学,毕业之后去了H县的一所职业技术学校。村里人跟我说起他的时候,基本上都拿他当小混混看待在他3岁的时候,父母就去了上海打工,直到现在一直在那边作清洁工人。他曾在上海的公办学校读了一年,但是很受歧视,所以二年级的时候就回到了H县。因为爷爷很早就过世了,所以他一直跟着奶奶生活,父母一年之中回家一两次,他说自己习惯了没有父母。他从初三开始迷恋上网,并且和社会上的人一起玩。之所以在这个时候发生了转折,是因为当时在很多事情上失败了,特别绝望,身边没有一个人,“心里特别孤单”。他说自己性格比较内向,不喜欢跟人沟通,“有什么话都放在心里”。当时他每天上网玩游戏长达12个小时,晚上8点到早上8点….,白天睡觉,晚上接着玩很孤单,在游戏中找到像《天龙八部》(一个游戏的名字),讲一个家族找到温暖,在游戏中也得到释放。游戏里以暴力解决事情很常见,像穿越火线,枪械类的,感到释放,在学校里被老师说,在家里被家长训,只有在游戏里得到释放。(LF20110108访谈)
中学九年级的小露,6岁时父亲就在北京太原等地包工程搞装修。他七年级的时候,妈妈也离开了家乡,去北京照料父亲,并且给手下干活的工人做饭。他有两个姐姐,大姐九年级下学期辍学,现在北京一个饭店作服务员,二姐九年级复读了一年,但是没有考上高中,现在也在北京,不干活,“整天在那边玩”。小露说自己小学的时候学习还行,初一下学期有点坏,逃课,喝酒,整天在学校捣蛋,初二上学期就不想念了。….之前想过考大学,就念呱,一旦接触了朋友,就不想了。去了北京,办了一张地铁卡,整天慢慢坐,有时候也去河北我爸包工程的地方玩,下学期又回来念书,舍不得朋友。他认为父母在外,孩子最缺少的就是管教,“一个年轻人在成长的过程中,如果没有管教就荒废了,因为心理行为都不成熟,我父母有时候就后悔没有管教好我。”(ZL20110425访谈)
(三)价值观和社会风气的改变
农民的流动也带来了乡村价值观和社会风气的深刻变化。农民向城市的流动部分是出于市场经济的推动,而农民的流动又进一步在农村强化了市场的力量,社会的各个领域越来越深地受到市场法则的支配,金钱逐渐成为衡量一切的标准。几乎所有人都盯着钱看,所有人的生活都在围绕钱旋转。在人们的交谈中,搞钱(注:当地方言,即赚钱)成为了频率最高的词汇。我拜访了当地的一个家庭,妻子在城里卖菜,丈夫在当地作瓦工,虽然丈夫每个月至少有三千块钱的收人,她还是觉得丈夫赚钱少而常常数落他。“我每天都骂他不自己包活,他说在这个人手下干,交情好,走了不好意思,等他把这个搞完了再自己包我就不管那么多,只要能搞到钱反正我每天骂他,搞得他都不想在家呆了,一吃完饭就出去了….房子要装修,我还想给小飞(儿子的名字)留上二三十万,到时候他看到别人的私家车,也想要,怎么办?”
社会的评价体系发生了转变据当地一位行政村小学的老师说,以前学校是村里最让人羡慕的地方,老师也是最神气的一群人,但是如今,打工者们盖起了漂亮的楼房,学校的校舍却依然如故,这使得老师们多少感到寒酸。的确,在H县的各个乡镇,随处都可以看到漂亮的两层或者三层楼房。围绕房子而展开的比较和竞争是村民们心里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战斗,房子盖得越高,装饰的越排场,在村里的地位就越高。
在这样一种情境下,人们对念书考大学的感情变得非常复杂如前所述,在村民们内心深处,念书绝对是好的,有用的。当然,这里所谓的好其实根本上还是一种功利性的价值,书念得好,意味着财富地位权力舒服的生活,在人前的荣耀。但是另一方面,在市场经济不断扩张,金钱的味道越来越浓而大学文凭越来越贬值的条件下,读书的价值的确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我们这里,好些没有读大学的,都是有头有脸的人有一个人从监狱里放出来,以前的老大,他那些哥们儿还放鞭炮迎接他呢。所以很多人就想,不念书不也一样吃饭嘛我干教师这么多年,现在也就三千多点,相当于一天一百块钱他们作瓦工,只要你愿干,一天就一百多。好多企业老板都是没文化的(G老师,20110416访谈)
一些研究者指出,因为功利价值观的泛滥,父母们往往让孩子放弃读书而代以打工。但是根据我的调查,一般来说,在父母的心目中,孩子首要的选择是好好念书,这在他们看来是天经地义的,他们对孩子读书这条出路的放弃并非一开始源于理性的计算而做出的理性选择,而是在孩子学习成绩不好考学无望的时候产生的。在访谈中,很多孩子都说当他们成绩不好之后,父母就不在学习上要求他们而是任其所为,只要不干坏事就行,一些为了孩子放弃外出务工的机会而留在家乡的父母,当看到孩子在学业上没有指望之后,纷纷开始外出打工前文提到的小露说他小时候爸爸常常给他打电话,让他好好念书,初中一开始还管,但是后来“慢慢变坏了,他就不想说了”。
另一方面,对青少年来说,那些没怎么念书没有文凭却腰包鼓鼓的人,对他们构成了强有力的刺激。虽然他们从父母从老师那里都领受着正统的思想。,简言之,即好好学习,荣宗耀祖,但是社会环境对他们的影响似乎更大。正如教育学家雷通群所言,在学校与家庭中,历经艰苦的训练而尚未彻底感化之任务,往往于不觉间受社会之潜移默化。人性固厌闻直接的训诫,但于无意识的暗示,独喜领略,(雷通群,2008:222一223)LJ中学的R老师对此感触颇深,老师在学校教一天,什么谈吐啊,要讲诚信啊,好好学习啊,教一天不及回去一分钟。只要一分钟,我们这些努力就都白费了(R老师,20110416访谈)。BS中学的T老师讲到当地的一些“小混混”对学生的影响,有些小混混很能聚集财产,有的小孩就跟他父母讲,不念书怎样?像x x x一样不很好吗?这些人花钱厉害,快活的不得了。这对学生的刺激很大,一个村子里要是出个小混混,整个村的小孩都不学好。x x村有个小混棍,整村的小孩从五六年级就开始打架混(T老师,20 110425访谈)
小飞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2010年夏天从BS中学初中毕业,现在在H县的一家印刷厂当学徒。他说上初二的时候,“就想玩,不想上课,睡觉,或者出去赌钱被社会吸引了,看一些小混混风光,就想跟在后面学,初二下半年,就跟人玩,成绩下降,就不想上了,小时候幻想上大学,玩起来,就不想了(HF 20110416访谈)
(四)制度安排下的教育阻隔
农民流动所造成的家庭的拆分,其根源在于农民工拆分型的劳动力再生产模式。也就是说,城市没有承担农民工劳动力再生产中关于子嗣抚育的部分,而将它甩给了乡土村社Burawoy,1985,沈原, 2007)。为数庞大的农村留守儿童的形成,根本上在于他们在城市的生活和教育上所面临的一系列制度性障碍。然而,留守儿童并非一个静止在乡村的群体,实际上许多的农村青少年都有过流动的经历,正如一些研究者所指出的,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其实是一个群体而不是两个群体(谭深2011;吕绍青,2007)。谭深的调查显示,在乡的儿童中,25%的儿童有过与父母一起流动的经历。
这些流动到城市的孩子,他们的处境实际上比在农村更为恶劣。首先,他们位于城市正规的教育体系之外或者系统内的最低层。直到20世纪末,流动儿童不被允许进人城市公立学校,因此他们只能在私立的打工子弟学校上学这些学校的教学质量低下,设施简陋,管理混乱(韩嘉玲,2001;吕绍青张守礼,200l赵树凯,2000),甚至不及许多行政村小学的水平。而后来随着“两为主”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虽然城市公立学校资源向流动儿童逐步敞开,但也仅限于底层的资源,那些较大规模地接收流动儿童的城市公办学校往往是教学设施师资力量都比较差的学校,或者是大城市周边区县的学校。王毅杰通过调查指出,研究调查所涉及的接纳流动儿童的公办中学,均位于城乡结合部,从教学设施到师资力量,都无法与城市儿童集中就读的学校相媲美。用老师的话说,来我们学校就读的城市儿童也是比较差的。即使进人了公办学校就读的流动儿童,也只能接受相对较差的义务教育(王毅杰高燕,2010:45.)市中心那些条件很好或者处于中等水平的公办学校,基本上与流动儿童无缘。一方面是因为这些学校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对流动儿童的人学加以限制(如要求较高的人学成绩,收取高额学费等),另一方面,农民工的居住和工作条件使得孩子在这些学校上学很不方便。
此外,父母的流动,打工子弟学校的变动和老师的频繁流动使得他们的生活和教育都处在极不稳定的状态,这是流动儿童相对那些农村的留守以及非留守儿童来说极为独特的一面。在北京XH打工子弟学校,学生们一般都具有多次的流动经历。他们不仅在留守和流动之间不时转换,而且因为父母工作的变动市场的拆迁!居住地的拆迁等因素而在不同的打工子弟学校之间频频流动"。
之所以流动一段时间又返回家乡,是因为高考的制度障碍"流动人口子女必须回到户籍所在地参加高考,这是到目前为止,全国各地都严格执行的法律规定。"由于不同省份在教学水平、教材内容上存在很大差异,高考命题也因省而异,所以如果孩子学习成绩较好,也有考大学的意愿,父母通常会想办法早一些把孩子转回老家"。但是那些回到老家的孩子通常都是学业上的落伍者,一是因为他们在城市所接受的低劣的学校教育,二是因为在教材内容!教学进度上的地方差异,三是如前所述当他们由“流动”转为“留守”之时,因为家庭结构的改变而面临的一系列新的危机"。
在对北京某农民工家庭的访谈中,一位妈妈讲到把孩子转回老家之后的状况"儿子小刚在北京读小学的时候考试常常“双百”,小学毕业后考虑到高考的问题送回了老家"。虽然找了老家最好的学校,但是因为“在北京学的浅”,加上“生活不习惯”,所以跟不上家乡学校的学习进度,后来不得已只好又转回北京,现在就读于HK“打工子弟学校"。“中途不好弄了”(注:意思是学期中很难转人比较好的学校),看着初中快毕业了,就在HX混着吧"(YZG母亲,20 100414访谈).
以上我们从农民流动所带来对村庄和家庭结构的改变以及相关的制度安排等方面阐述了农村青少年在教育上所面临的处境"。笔者认为,这些是导致农村青少年在初中毕业之后或者未及毕业就选择弃学的重要影响因素。当然这些因素并非独立发生作用,而是彼此关联,并且与城乡二元教育体制、父母文化资本等这些已有研究中所阐述的因素互相交织作用,因而导致了农村青少年学校教育提前终结这一社会现象的形成。
四、小结与讨论
本文从农民流动的角度对农村青少年的辍学现象进行了分析,指出农民流动带来了村庄生活方式、社会结构和价值观的变化,也带来了家庭结构的深刻变迁。这进一步造成了农村青少年心灵的失落以及亲情和管教的缺失,因而使得他们很容易沉溺于网络以及非正式群体的过度交往而荒废学业。不仅如此,很多农村青少年都有随父母流动到城市的经历,但是由于农民工作为社会底层的处境以及一些制度性的障碍,这些孩子不能受到良好的教育,这使得他们很容易在学业上自我放弃。此外,因为农民流动而被强化的市场的力量加剧了功利价值观的泛滥,致使很多家长和孩子在学业受阻之后很快转向打工挣钱这条出路,并因这种替代性的选择所可能带来的收益而得到心理的安慰和平衡"。
农村青少年辍学之后何去何从?根据笔者的观察,多数青少年成为了新一代的打工者。他们都不想干父母那样的工作,希望所从事的工作不太累而且比较体面。然而他们对于工作的期望和他们实际所能够做出的选择之间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初中毕业或者未毕业就出去打工的孩子,一般来说很难找到他们所期待的轻松舒服的工作。尽管他们偏向于选择劳动环境和劳动条件更好的行业,然而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位置与其父辈相比并无实质意义上的改善,他们还是不得不从事那些工资低、工作条件恶劣、缺乏流动机会的职业。而那些进人职业学校的人也并未能通过学习技术改变其处于劳动力市场低端的地位。
有些孩子因为父母做生意而且具备了一定的自主经营的基础,所以和父母一起经营成为了另一个可选择的道路。但是他们对于是否子承父业往往犹疑不决。一方面,他们的父母所经营的多属于技术含量低、体力消耗大而且不大体面的生意,比如卖早点、卖瓜果蔬菜肉类等等,这并非他们所追求的工作,而且父母们那种起早贪黑的生活、狭窄脏乱的居住环境也是他们所不情愿的生活方式。但是另一方面,相对于通常意义上的“打工”而言,做生意毕竟赚钱多,况且他们凭借自身的条件确实也很难找到所期待的工作。这就使得他们常常矛盾、仿徨、游移不定。
在父母们看来,这些孩子实在是不识时务,他们铺好了道路,只要好好干,每年的收人必定不菲。但是孩子们却往往对做生意爱恨交加。他们喜欢“给自己干”那种不被人管束的感觉,喜欢很快就能挣大钱的感觉,但是他们实在难以甘心乐意地从事父辈们那种又脏又累的生意,他们不愿吃苦,他们也承受不了那种苦。所以虽然自己当老板是很多人的梦想,但是新一代的年轻人却在骨子里不屑于继承父辈打下的江山。
因为年龄尚小,而且家庭一般不存在经济负担,这些孩子并没有什么生活的压力,所以对他们来说,工作作为生存手段的意义并不突出,更多地是一种建构自身价值的方式。他们试图寻找自己喜欢也适合担当的工作,但是却普遏对此感到迷茫,加之喜欢玩乐不愿吃苦,这使得频繁地更换工作成为他们中间广泛存在的现象。这些孩子将走向何方?他们将追寻一种怎样的工作和生活方式?他们能否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在社会急剧变迁的过程中,其命运将如何被塑造?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持久地关注和考察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