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男耕女织到男工女耕:“农业女性化”产生的缘由
———以生产社会化为分析视角
摘 要: 当下中国“男工女耕”的现象日益凸显,除了农村妇女素质普遍低于男性、家庭拖累、结构障碍等影响因素外,还有农业生产社会化这一影响因子。在传统的农业社会,村落常常是小农的整个世界,在与世隔绝的“桃花园”里,过着靠与自然交换的生活。“男耕女织”生产生活模式是其家庭自然分工的结果。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分田到户之后,生产资料的社会化,为粮食单产的增加做出巨大贡献;生产过程的社会化,促使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转向非农产业,参与到社会大分工之中。当农村男性劳动力较女性在进城务工后,更容易找到工作,并且平均工资水平较女性高;当生产社会化能够保证家庭妇女顺利完成农业生产时,农村家庭内部进行的劳动力分工,自然倾向选择“男性外出务工、女性留守”的策略。“男工女耕”的模式逐渐代替“男耕女织”,农业女性化的现象日渐显现、普遍。
关键词:三农问题;农业女性化;社会化小农;生产社会化
一、文献回顾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农村大量劳动力不断向城市转移,农业日渐呈现出“女性化”的趋势。不少学者敏感地注意到这一现象后,围绕农业女性化这一现象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如农业女性化对农业发展的影响、对农业科技传播的影响、对留守妇女的影响及其政治参与的影响等等。对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大都把焦点集中在农村妇女向非农产业转移滞后的因素分析,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种观点:
素质决定论。不少学者认为农村妇女向非农产业转移滞后的原因在于其素质较低。如张宏宏发现,中国农村中拥有较多社会资源和组织才能,并掌握关键技术及拥有心理优势的多是男性。这就决定了在农村男性有较大可能先于女性进入城市,并立足下来,长期生活;农村妇女多因自身素质较低,流向城市的可能性较小,多留居于家庭。①高小贤通过研究发现农村劳动转移与其文化结构呈正相关。从文化结构与劳动力转移的关系看,文化程度愈高,劳动力转移的比例愈高。1990年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农村人口 文 盲 率 为26.27%,其 中 男 性 文 盲 率 是15.76%,女性文盲率为37.17%。②王黎芳也认为,女性拥有的发展资源较低,如受教育程度、流动机会、成人培训率及参与层次均低于男性,致使其在非农化过程中滞后于男性。特别随着非农化过程中资源与机会的配置和流动,又进一步强化了两性之间的发展差距和资源不平等。而被强化的发展资源的性别不平等,又进一步强化了农村妇女向非农产业转移滞后性。③
理性选择论。不少学者认为在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中,女性滞后于男性是农民理性选择的结果。如张凤华认为,女性要承担人类自身再生产的任务和家庭劳动,而男性较女性在体力、素质等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特别在当下的经济环境下,男性得到的利益可能高于女性。因此,男性外出务工、女性留守是一种成本小、收益大的理论策略。④金一虹依据刘易斯的劳动力转移模型、乔根森的“农业剩余”模型和托达罗的“预期收入”模型,认为“男耕女织”到“男工女耕”的转变,是农业劳动力性别替代的结果。导致这一替代发生的原因,一是资本选择了最大限度获取劳动者剩余价值的策略;二是传统“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角色定位。⑤张宏宏则认为,传统的“男耕女织”性别分工模式具有相当程度的弹性。这种弹性主要表现在,留守妇女既能“织”又能“耕”,是劳动的多面手。男性外出务工,女性留守是理性的抉择。
观念决定论。王黎芳认为,一方面,传统的性别观念仍塑造着农村女性的传统性别角色。对于教育程度低的女性,影响力尤大。不少农村妇女把家族、同村邻舍对其“遵守妇道”、“传宗接代”、“相夫教子”等“传统美德”的赞赏作为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重要标尺。传统性别观念象一条无形的锁链,制约着农村女性对劳动力转移的选择;使其在非农转移中,顺应以男性利益为主的安排。另一方面,传统的性别观念形成了农村女性特有的心理素质,如柔弱胆小、自卑依赖,使之在发展机遇面前积极主动性不高,甘愿“主内”。⑥与此同时,农村传统的生儿育女观念和传宗接代思想,使农村已婚女性用于人口再生产及哺育的时间高于城市已婚女性。这便导致农村已婚女性为 了 生 儿 育 女 不 得 不 长 期 留 在 农 村,难 以外出。⑦
结构障碍论。高小贤指出,结构性障碍阻碍了农村妇女非农化的转移。一方面是社会化服务不到位。在农村,由于食堂、托儿所等社会化服务设施不发达,妇女的生理原因(承担人类自身再生产的任务)成为劳动力转移的阻碍。⑧农村妇女亦无法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正如恩格斯所言,“妇女脱离了狭小家庭的范围,重新回到公共劳动中去,个体家庭不再成为社会经济单位,妇女得到了真正意义上的解放”。另一方面,社会保障不完善。囿于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不能享受到相应的社会保障,土地的收入依然是每个家庭基本生活水平的保障,务农成为其就业和生活的保险措施。一般而言,家庭成员的分工多在“男主外、女主内”的原则下进行转移。当非农收入和稳定没有达到放弃土地的程度,女性的劳动力非农化转移将一直会受到限制。
通过以上学术回顾,可以看出既有的研究对农业女性化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也后续的研究提供诸多宝贵的启示。对农业女性化这一现象进行剖析时,大都将焦点集中在农村妇女向非农产业转移滞后性,却忽视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原因的挖掘。为此,本文试从生产社会化的分析框架下,⑨以社会化为分析视角,以生产社会化为内容,历时性地考察农村生产的社会化过程,挖掘产生“农业女性化”这一现象的缘由。
二、男耕女织:传统农业生产条件下的家庭分工
几千年来,中国农民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⑩狭小的生产规模将农民束缚在家庭经济的蜗牛壳中,农业和手工业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男耕女织”便是这种经济 结构的典型写照。[11]其生产、生活状态犹如马克思对法国小农的描述,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都是直接生产自己的大部分消费品,因而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一小块土地,一个农民和一个家庭,旁边是另一小块土地,另一个农民和一个家庭。一批这样的单位就形成一个村子;一批这样的村子就形成一个省。”[12]
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源,在于传统农业社会的生产效率低下,农业生产的劳动强度大,对体力劳动的需求较大。男性不同于女性的生理结构,天然地将劳动强度较大的田间农活分给男性,将劳动强度相对较小的家庭劳动分给女性(当然,这里并不是说男耕和女织是截然分开的,而是男性更多地从事田间耕作,女性侧重家庭生产)。从中国农业的发展历史看,无论是以木石农具、砍伐农具为生产工具,和以刀耕火种、撂荒耕作为生产特点的原始农业,还是以使用畜力牵引或人力操作的金属工具为标志,以铁犂牛耕为典型形态传统农业,生产过程的劳动强度大,对体力劳动的需求量亦非常大。春秋战国以降,随着铁制工具的普及、井田制的崩溃和牛耕的推广,农民的份地逐步私有化,并摆脱了作为领主贵族臣属的地位,成为封建国家的编户齐民,个体农户从此成为比较完整意义上的独立生产者。[13]为维持一家生计,他们力图通过增加劳动投入、改进技术,实现有限耕地的更高产量。精耕细作的农业逐渐萌芽、形成、发展。如,于汉代形成的两种精耕细作丰产农法———代田法和区田法。以图实现小面积丰产的区田法,不一定要求成片耕地,不一定采取铁犂牛耕,但要求投入大量的劳动,是典型的多劳集约式精耕细作,比较适合缺乏牛力和大农具、经济力量比较薄弱的小农经营;而与推广耦犂、耧车将“便巧”农器相辅而行的代田法,是产量与效率并重型精耕细作,对牛力和农具的要求比较高,比较适合大农经营。[14]由此可见,在小农分散经验占优势的中国传统农业中,精耕细作更多地被限制在多劳集约的轨道上运行。
与此同时,农业的生产时间和劳动时间不一致,迫使农民发展农村副业以减少农业生产的损失。正如霍吉斯金所说,“生产农产品和生产其他劳动部门的产品所需要的时间是有差别的,这种差别就是农民具有很大依赖性的主要原因。他们不能在不满一年的时间内就把商品送到市场上去。在这整个期间内,他们不得不向鞋匠、裁缝、铁匠、马车制造匠以及其他各种生产者,赊购他们所需要的、可以在几天或几周内完成的各种产品。”[15]然而处于分散、封闭的生活的状态的传统小农,日常的生活大都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依据体力强弱,对田间耕作和家庭纺织的劳力和时间进行自然分工。如李伯重通过对江南地区1250-1850年的经济史考察发现,“由于体力较弱,明清江南农家妇女在劳动强度很大的大田农作中,确实不能与男子相比;繁重的家务缠身,亦制约着妇女参加生产劳动。但是相对户外农作的男子来,妇女在从事家庭纺织业生产方面却享有相当的便利。……男子从事大田农作,可以更好地发挥其体力较强的长处;妇女从事棉纺织业,可避免其体力较弱的短处而利用其在家时间较多的特点。这样做的结果,使得男女双方的劳动生产率都因此得到提高。经过长期摸索,江南农民逐渐认识到了这种安排的好处,从而最后形成了‘男耕女织’这一使男女双方自然优势得以最好发挥的分工模式”。[16]
就某种意义而言,“男耕女织”式的小农经济,为缠足的发生、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经济基础。缠足之风,自五代出现之后,愈演愈烈。至宋代更为普遍流行,在朱子理学的影响下,缠足成为女性一生重要的生活内容,无论是官宦之家的千金,还是庶民百姓的女子。[17]这种妆饰陋俗,在中国延续近千年之久,已逐渐嵌入到小农经济,并不断强化着男耕女织的生产模式。由此也不难理解,自幼对女子进行的缠足,通过外力使其足骨变成弓形、足形尖小,严重影响了脚的正常发育,引起软组织挛缩,致使其以足跟勉强行走,不能跑,不能跳,不能疾步,更不可能下田劳作。贝克尔也认为,在家庭内部的分工通常是:已婚女性传统地把她们的大部分时间用来生育孩子和操持其它家务活动;而男性多从事狩猎、当兵、耕种土地和从事其它“市场”活动。家庭成员之间的各种分工,部分地由男女之间的生理差别来决定。[18]
三、男工女耕:生产社会化条件下的社会分工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农村妇女逐渐从家庭走向户外、从女织转向耕织结合。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缠足的陋习在建国后被彻底废止,农村妇女从“生在锅前、死在锅台”的命运中挣脱出来,特别是在建国初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妇女的经济参与被提升到政治高度之后,绝大多数乡村妇女被动员起来,投身于“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随着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的观念不断深入人心,曾几何时,中国农村涌现了一批又一批的“铁姑娘”和“红嫂子”。她们象青壮年男子一样,为集体的农作付出了艰辛的劳动甚至巨大的代价;另一方面是生产资料的社会化,使日益有限的人均耕地保证了粮食安全,生产过程的社会化,大大减少了农业生产所需劳动时间和劳动力的需求。
在传统的农业社会,由于自然规律的掌握有限、农业科技的发展缓慢,农业生产基本沿袭靠天吃饭的逻辑。生存是人们最为重要的追求,粮食成为人们的生活所系,“民以食为天”便是这种状态的准确概括。为解决温饱问题,建国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一直对种子、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的研发、推广比较重视。如,1950年代初期,各级政府在中央政府的指导下,相继组织有关人员对农家原有种子品种进行鉴定、筛选整理,号召农民开展选种、留种、换种。同时,大力发展种子的培育更新。1958年,中央提出“四自一辅”(自选、自繁、自留、自用,辅之以必要的调剂)的种子工作方针后,全国各地的农村生产队纷纷建立了种子田,力图做到自选、自留、自用,至农村改革之前,创建了县乡两级良种场,初步实现了品种选育、种子生产和供应的专业化。1996年中国创建“种子工程”后,特别是2000年《种子法》的颁布与实施,种子行业开始真正进入市场化阶段,种子市场得到迅猛发展。2000年以后,中国种子市场一直保持着年均5%的复合增长率。截止到目前,中国已经实现了农作物品种五至六次大规模更新换代,农作物的良种覆盖率达到95%。主要粮食作物如水稻、玉米和小麦的良种在主产区推广率接近100%;为提高田地的肥力,各级政府重视化肥的供应、使用。就全国范围的化肥施用量看,从1952年到2008年,化肥投入由7.8万吨增加到5239万吨,增 长 了671倍;从1978年 到2008年,化肥投入由884万吨增加到5239万吨,增长了4.93倍(从化肥施用量的增长幅度看,1985年到1990年全世界平均增长6.95%,中国增长41%,全球增速最快);[19]为减少农作物从种植到储藏,因84病、虫、草、鼠的危害,农药的施用量不断加大。到2008年,农药的施用量达168万吨,较1991年的76万吨增加了92万吨(增长了1.22倍)。也正是良种对农业增产增效近40%的贡献率,[20]化肥拥有32%的贡献率,[21]才使2008年的耕地面积较1996年减少1.429亿亩(减少了7.33%)的情况下,2008年的粮食总产 量 不 但 没 有 减 少,反 而 比1996年 增 加2417.42万吨(增长了4.79%)。
“在中国,农业现代化不仅要解决农业生产能力问题,而且要解决农民生产能力问题。”[22]在努力实现粮食安全的同时,中国政府不断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以提升劳动生产率,大大节省了劳动时间和劳动量。如在建国前,相当一部分农民既没有牛也没有犁,耕地时,只有用三齿釵一点点地翻地,或通过换工的方式借牛耕地;播种时,三角耧的使用,大大简化了操作程序,提高了播种速度,节省了不少劳动时间,但仍依靠较多的人力或畜力。一般而言,耩麦需要六至八个劳力配合完成(一人扶耧、一人驾辕,左右两边各两三人拉耧)。一台木耧、一头牛,一天最多播种十三四亩地(一般情况下上午能播种5~6亩,下午能播种7~8亩)。倘若是人力,耩种所需的时间更长、人力更多;作为农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环节———收割,涵盖着收割、运输、脱粒、入仓等多项具体生产活动。囿于生产技术落后,从打场、收割、运送,到碾场、翻场、扬场、起场、晾晒、入库,各个环节的完成在家庭成员或社区成员通力合作的情况下,仍需要一两个月。“三秋不如一麦忙”的农谚,准确地概括了收割的劳动强度之大,及其对劳动力的需求数量之大。建国后,中国政府借助工业的发展,不断提高农业的机械化水平。如有条件的县区相继成立了国营拖拉机站,专门提供机耕服务。机耕不但打破了长期牛耕造成的板结结构,提高了土壤肥力,而且大大节约了劳动力,缩短了耕作时间;与此同时,收割机、脱粒机、联合收割机等农用机械,从无到有、从试点到普及,使收割不再是生产过程中劳动强度最大、所需劳动力最多的环节。特别是谷物联合收割机的出现,将谷类作物的收割、脱粒、分离茎杆、清除杂余物等工序一次完成,使收割这一劳动强度最大的工作成为最轻松的环节,甚至不需要花一点力气(一台大型谷物联合收割机一天可收割小麦400~500亩)。如今麦忙难以见到全家齐上阵抢收抢种的情形,却随处可见树荫下,照顾小孩的家庭妇女们轻松地指挥收割。随着农村居民拥有生产性固定资产的数量不断增加(见图1),农业机械化水平不断提高。如2006年,机耕面积占耕地面积的比重为59.9%,比1996年提高了17.8个百分点;机电灌溉面积占耕地面积的比重为26.6%;喷灌面积和滴灌渗灌面积占耕地面积的比重分别为1.8%和0.8%。机播面积占播种面积的比重为32.6%,比1996年提高了16.4个百分点;机收面积占播种面积的比重为24.9%,比1996年提高了12.9个百分点。[23]由此可见,正是随着新型生产工具、生产技术的引进,如大型拖拉机专业耕地、除草剂、机播耧、施肥机播耧、脱粒机、联合收割机、节水灌溉工程等,不仅有力地保证了生产过程的顺利完成,而且明显提高了生产效率、缩短了生产时间,大大减轻了农业生产对劳动力数量和劳动强度的需求。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向外寻求增收之路。经过2000~2002年三年农业和非农业就业比重胶着性持平后,2003年,中国的非农业就业比重历史性的第一次超过农业就业比重(见图2)。与此同时,在农业从业人员的构成中,女性所占比重业已超过男性。如2006年,女性占农业从业人员的比重比男性高出6.4个百分点(见表1)。究其原因,还是社会化的生产服务,使得留守的老人、妇女亦能应付繁重的农业生产,家庭青壮劳动力可以安心地从事非农产业,以期获得更多的货币收入。
四、小结
通过对中国农业女性化这一现象的剖析,可以看出从“男耕女织”到“男工女耕”的演变过程,便是农业生产的社会化过程。在传统的农业社会,通常村落就是他们的整个世界,在与世隔绝的“桃花园”里,过着靠与自然交换的生活。通过家庭内部分工,将劳动力需求较多、劳动强度较大的田间劳作分给男性,将劳动强度相对较小的家庭劳动分给女性。特别缠足之风的兴起、流行,将小农经济深深地固定在“男耕女织”的生产生活模式。建国后,在农村进行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使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的观念不断深入人心,农村妇女在家庭、集体的生产生活中扮演着“半边天”的角色。分田到户之后,生产资料的社会化为粮食单产的提高做出了巨大贡献,保障了农户的基本生活需要;生产过程的社会化,促使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转向非农产业,参与到社会大分工之中。一般而言,致使农村女性在向非农产业转移时滞后于男性的原因,有农村妇女素质普遍低于男性、家庭拖累、结构障碍等。除之外,还有男性较女性进城务工更容易找到工作,并且平均工资水平较女性高。当社会化生产能够保证家庭妇女顺利完成农业生产时,家庭内部进行的劳动力分工,自然倾向选择“男性外出务工、女性留守”的策略(一种成本小、收益大的理论策略)。
注 释:
①张宏宏:《留守女成因及其从业行为分析》,载于《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6期。
②高小贤:《当代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及农业女性化趋势》,载于《社会学研究》1994年第2期。
③王黎芳:《非农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性别分析》,载于《甘肃理论学刊》2006年第1期。
④张凤华:《乡村转型、角色变迁与女性崛起———我国农村女性角色变迁的制度环境分析》,载于《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
⑤金一虹:《农业女性化:影响及前景》,载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7月6日第11版。
⑨生产社会化的分析框架,源于徐勇教授提出的社会化小农理论。可参阅:徐勇:《再识农户与社 会 化 小 农的建构》,载于《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
⑩《毛 泽 东 选 集》,第3卷.人 民 出 版 社,1992年版,第931页。
[11]胡如雷:《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1979年版,第168页。
[12]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77页。
[13]郝亚光:《生产社会化:农户的社会风险与政府服务》,载于《华中师 范 大 学 学 报》(人 文 社 会 科 学 版)2009年 第1期。
[14]李根蟠:《中国农业史上的“多元交汇”———关于中国传统农业特点的再思考》,载于《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1期。
[15]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68页。
[16]李伯重:《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1250-1850)》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308-310页。
[17]李路主编:《中国女性百科全书(社会生活卷)》东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95页。
[18][美]加里·S·贝克尔,彭松建译:《家庭经济分析》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7页。
[19]《粮 食 增 产 靠 科 技 科 技 增 粮 靠 推 广》,http://www.cngrain.com/Publishdata200109/51418.asp.
[20]《农业增产良种贡献率 达40%》,http://www.cnr.cn/allnews/201008/t20100827_506957210.htm.
[21]刘哲、张生才:《浅析化肥对现代农业发展的意义》,ht-tp://www.nmtech.com.cn/jishuwang/xinwen_hyyw_xx.asp?path=45&id=47106.
[22]徐勇、弗冠:《论农业生产能力与农户生产能力提交的非均衡性》,载于《江汉论坛》2011年第8期。
[23]《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二号)》,http://www.stats.gov.cntjgbnypcgb/qgnypcgb/t20080222_402463937.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