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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童潇:工业反哺农业的“复合型”转向与欠发达农村社区的再建设
  •  2012-09-08 13:32:46   作者:童潇   来源:社会学视野网   点击:0   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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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工业反哺农业的“复合型”转向与欠发达农村社区的再建设

    ——城乡一体化、统筹城乡发展与社会建设的视角

    [摘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政策实施六年以来,虽有效遏止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全面扩大,但当下我国城乡差距依然未有根本改观。正是这样,需要以城乡一体化与统筹城乡发展为视角对已有“反哺—支持”模式进行“复合型”转向,而形成一种以造血式、综合型、持续型、集约化为主要特征的“复合型”反哺战略,使反哺进入新的阶段。本文从顶层设计了“复合型”反哺战略的构成,认为这应是一套包含宏观层面针对农业的财政补贴,中观层面针对农村的以城带乡,及微观层面针对农民的乡村工业“三位一体”、“助农自助”的立体化体系,以提升“反哺—支持”的整体绩效。同时,本文认为,“复合型”反哺仍是农村发展的载体,欠发达农村社区发展的终极目标还应当定位于经济发达、政治正义和社会诚信的和谐社区,在反哺过程尤为需要注意控制冲突和矛盾,不能让反哺变成为官僚汲取不当利益的窗口,以保持反哺本身整体的和谐性和目的性。

    [关键词]工业反哺农业  村落共同体  农村现代化  和谐社会

      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发展,我国经济社会各层面均取得了极为显著的成绩,被一些学者誉为“中国模式”和“中国经验”[1]。但与此同时,我国的社会结构也呈现出若干变化趋势,社会结构层面的贫富差距、区域差距、城乡差距正日益拉大。相关统计表明,从1997年开始,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已逐年呈现扩大之势,到2004年,城乡差距达到了3.21的历史新高水平。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2005年年初,中央发布了1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工作,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若干政策的意见》,明确提出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新政策调整,力图改善城乡差距的情况。应该说六年以来,“反哺—支持”作为我国农村工作一项新的政策方略在认识层面成为了一种方向性共识,在客观层面遏止了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增大,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应当指出,当前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之势仍十分严峻,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9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达到了前所未有的3.3312010年回落到3.221,但依然处于高位。在这样的背景下,进一步对“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社会政策进行优化,就成为一个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重要课题。

    一、“工业反哺农业”:断裂社会消解弥合的政策想象与成效

      应当说,如果我们将“反哺—支持”的政策与以往有关农村支持政策,诸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发展小城镇、村民自治、农村税费改革加以对照,那么可以发现,“工业反哺农业”政策的出台有着相当的突破,它实际上将三农发展的诉诸主体跳出了农村之外,是在三农以外寻求三农问题的解决之道①。实际上,这一政策蕴涵了两个基本判断。

      第一个判断是:我国行政和市场双重主导并叠加的“二元社会”已初步形成了城乡的断裂,而弥合消解断裂需要城乡的共同努力。我国的二元社会是指由市民组成的城市社会和由农民构成的农村社会的两元,但与国外情况有所不同,我国的二元社会既包含着行政二元,又包含着市场二元。行政二元是指以城市、农村二元户籍制度为核心所形成的二元性的就业、福利保障、教育、公共事业投入等一系列社会制度体系,这样,人为形成农村和城市的各方面间的不平等。而市场二元则是指,在当下我国消费结构由生活必需品时代转向耐用消费品的时代,城市消费结构已从原先以农产品消费为主转向了以住房、汽车、教育、医疗消费为主。这样,城市消费支出中的大部分已不再通过消费农产品流入农村,加之部分农产品来自国际市场,城乡差异更明显。由此,一些学者认为,行政市场双重主导的二元结构已形成了城乡“断裂”[2],严重影响着三农的发展。而农业本身属于一个弱势产业,农产品受市场风险、自然条件双重约束,大多数鲜活产品还难实现时间和空间的转移,而同时在权力、经济、声望大部分的资源份额又为政治精英、经济精英、知识精英所控制格局下,农民亦属弱势群体,农民维权力量较弱。因此,在这个背景下,只有把城乡捆在一起,统筹协调发展[3],集结农村和城市的双重合力,走城乡一体化的道路,才可寻求农村断裂的消解。

      第二个判断是:从总体而言,我国的工业发展已经达到,或者说初步达到了能够支持农业的能力,我国工农关系进入了工农关系第三阶段的反哺时期。现代化是以工业化为推动力,并使工业主义渗透到政治、文化、思想等各个领域,而引起的一场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全球性大转变[4]。现代化进程中工农关系一般可分为三个阶段:以农养工的工业原始积累阶段;农业、工业自我积累,农工自养的工业化中期阶段;工业积累支援农业,反哺农业的工业成熟阶段。据统计,2004年我国财政收入已达到2.6万亿元,2010年这一数据已经达到8.3万亿元,这表明我国在总体上已具备了工业反哺农业的实力②。因此,尽管我国目前的农村人口还占多数(六普数据显示,我国农村人口仍占53%[5]),还不可能像发达国家那样通过大量补贴来解决农民收入偏低问题,但是,从大局着眼,逐渐提高农业补贴标准,不仅是可能的,也是可行的。

      因此,反哺政策的提出应该说有着深层次的“供(城市)—求(需求)”双重背景。也正是这样,工业反哺农业政策实施六年以来,上述的政策想象正逐步变成为政策实践。2005年后,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开始得到有效遏制,2005年为3.2212006年为3.2812007年为3.2312008年为3.3112009年为3.331,到2010年这一数据有所回落为3.221。可以说,“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政策在消解城乡收入差距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当前的“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反哺—支持”模式仍然存在着很大的问题。一方面是,从实践方式来看,当前的“反哺—支持”还只是一种以减免税费、转移支付为主要方式的支持形式,“反哺—支持”的体系还不够立体化;另一方面是,从实践效果来看,“反哺—支持”的效果还有待提升,正如前文中所提到的各项数据,虽然2005年后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开始得到有效遏制,但依然呈现整体上升趋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未得到根本扭转。由此,启示我们,在将工业反哺农业作为一项长期的社会政策而加以坚持的同时,我们有必要对工业反哺农业进行进一步细化和提升,从而,更新“反哺—支持”模式就成为一种发展的必然策略。

      我们说,欠发达地区农村属基础现状比较落后的地域,其二元断裂社会的特征更为明显,因此是“反哺—支持”政策的直接需求者,也是政策的使用前沿,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研究“反哺—支持”政策在欠发达地区的运用,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这里我们先对欠发达地区的特点加以归纳。笔者以为,欠发达农村社区特点大体可以归纳为这样几个方面:(1)自然条件方面的区位边缘与基础薄弱并存;(2)人力资源方面社区过密化③[6]与人口素质不高同现;(3)产业结构方面农业结构单一与重农轻工相映;(4)社区发育水平低下与资金来源短缺共生。于是,这就自然形成了欠发达地区的种种发展的困境和类发展困境④。表1对此进行相关归纳。

    1  欠发达农村社区的特点、发展困境与类发展困境

     发展起点\&特点\&发展困境\&类发展困境\&

    自然条件\&区位边缘基础薄弱并存\&形成内部封闭圈,使中心城市人流、物资流、信息流导入困难\&需力图避免由于发展代价的存在,而形成发展中的文化资源的破坏现象\&

    人力资源\&社区过密化与人口素质不高同现\&农业种植简单重复,人均耕地面积锐减和农户经营规模的进一步缩小,成为“糊口农业”\&需力图避免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社区从无差距变为差距扩大的现象,需要在发展中提高公平度\&

    产业结构\&农业结构单一与重农轻工相映\&支撑收入产业弱小,难以形成自我机累机制,自我发展出路小\&个体受益与集体受益的均衡性问题,在工业建设的同时要关注可持续发展,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

    社会发育\&社区发育水平低下与资金来源短缺共生\&社区精英缺位,社区合作组织缺乏,凝聚发展的战斗性力量有相当的难度\&需要把握好政府、市场、社会的关系,避免全能型政府主导模式与社区自主发展模式的矛盾

      通过表1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两点启示。第一,欠发达的农村与广大农村一样,要摆脱发展的困境,单纯依靠自身的力量远远不够,其种种弱势必然要求实行“反哺—支持”策略,应通过这种策略改进其发展的起点。这个结论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反哺阶段之前,虽然我们对欠发达地区采取了很多的内生发展措施,也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是效果并未最大化。

      第二,欠发达地区农村社区所实行工业反哺农业的政策,需要考虑欠发达农村社区的特殊性,一方面要统筹安排,考虑现阶段“反哺—支持”能力问题;另一方面,还要认真探讨“反哺—支持”策略建构模式,使有限的资源能够发挥出最大的效用。正是在这个层面上,笔者认为,“复合型”反哺策略呼之欲出。

      二、“复合型反哺”的构成:三位一体的反哺模式

      这里我们进一步对“复合型反哺”策略的内容构成进行研究。我们说“复合型”反哺策略主要是比照于“简单型”反哺方式而言的。如果以“反哺”的立论基础、理念、内容、时限、范围为划分指标,我们大体可以区分两种反哺的思路,一种是“简单型”,另一种是“复合型”。简单型的反哺策略将农业看做是工业的抚养品,而形成一种以输血式、救济型、阶段型、碎片化为主要特征的“助农、扶贫”式的反哺方式;而我们所谓的“复合型”的反哺策略则将工业反哺农业看成一项系统性的工程,既着眼于反哺的本身,同时又注重于工农的协调发展、城乡一体化,而形成一种以造血式、综合型、持续型、集约化为主要特征的“助农自助”的全面式反哺策略,两者之间的区别可见表2

    2  工业反哺农业的策略选择比较

     选择模式\&简单型反哺\&复合型反哺\&

    立论基础\&工业反哺农业\&工业反哺农业以及工业与农业的协调发展\&

    理念\&输血式为主,部分造血:反馈工业积累,使农业享受工业利润,定位于助农\&输血式与造血式相结合:既反馈工业积累,又帮助农村进行更新,定位于助农自助\&

    模式\&政府财政支出和转移支付\&政府财政支出和转移支付,同时通过经济、法律、杠杆和政策引导,鼓励民间融资,使共同发展\&

    内容\&救济型:主要用于扶贫\&综合型:不仅扶贫,解决现实问题,更要扶商、扶工、扶智\&

    时限\&阶段型:以政策热点为阶段,随时会撤销政策\&持续型:有一个整体的脱贫规划,按照规划持续进行调整和施政\&

    范围\&碎片化:固定在一个地方,眼光有局限性\&集约性:扶贫时考虑大环境、大资源的整合和共享

      在我们看来,欠发达地区的反哺工作要真正达到效果,尤为需要选择复合型的反哺方式。一方面,从理论视角来看,欠发达农村社区贫困因素多种多样,学者曾对贫困的致因作出下述概括:一是自然因素,认为贫困主要是自然因素,如耕地偏少、地理环境不利导致的[7];二是人力资本论,认为贫困主要来自于贫困地区没有相应的人才作为支撑[8];三是文化论,认为贫困主要源自于一套特定的价值体系,是一套“面子要紧——土地至上——不流动”的价值观,影响着人们的思维和行为[9];四是循环累积因果论,认为是贫困导致低成就感、社会流动和低教育,从而使更为贫穷[10]。“复合型”反哺策略兼顾了以上产生贫困的多种因素,将反哺作为一项系统的工作进行统筹安排,既有利于增促社会的全面进步,也有利于减缩社会的发展代价。另一方面,从现实视角来看,由于复合型反哺着眼于有限的资源发挥出最大的效用,这就使其不因为“反哺”的任务而仅进行的简单性政府财政支出和转移支付,而是在发挥政府矫正市场作用的同时,使反哺工作成为一个全员参与的项目,形成扶工、扶农、扶商、扶智的“四扶”机制,并要求进行持续性规划,有利于使欠发达地区在后发展背景下“一揽子解决问题”,较为符合欠发达农村的发展实际,易达到实际效果。

      其一,宏观反哺策略实行财政补贴,并注重分配得当。在笔者看来,在宏观层面,国家需要将新增财力的使用大幅度向三农进行倾斜,特别是加大对于欠发达地区农村的扶持力度。一方面,政府宏观财政支农支出的增长幅度要继续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另一方面,要按照建立公共财政体制的要求,调整财政支农资金的使用方向,转变补贴方式,逐步减少对流通环节的补贴,建立对农民收入的直接补贴制度。这其中最为值得注意的是作为WTO的参与国,政府宏观反哺策略的财政补贴更要充分运用好WTO的游戏规则中有关“红箱补贴”、“绿箱补贴”和“黄箱补贴”⑤的相关规定。除”红箱补贴“不能使用以外,WTO所规定农业补贴“绿箱”政策共可使用12项,且不受限制。我国现已使用的主要有6(政府一般服务支出、用于粮食安全目的的公共储备补贴、国内粮食援助补贴、自然灾害救济支出、农业环境保护补贴、落后地区援助补贴),其余6项政策尚未使用,对此我们应加大对产品研究、人员培训、技术推广、检验、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对保障食品供给的储存费用、自然灾害补贴、农业生产结构调整补贴、农业生产条件恶劣地区发展补贴等的使用。当前我国“黄箱”补贴支出主要包括:价格支持措施,即粮棉保护收购价格,农业生产资料补贴。根据加入WTO时承诺,我国“黄箱”政策使用可达到1986-1988年平均农业生产值的8.5%,这一数量在发展中国家中属于偏低水平,目前我国使用量仅为4%不到,仍有较大的空间。

      从整体效果来看,随着进入反哺深入,国家财政补贴的提高,其所带来的效果将惠及整个广大农村。但由于区域差异,我们仍然建议在国家整体财政支出上对发达农村与欠发达农村进行区分对待,增强对欠发达地区的投入力度,使其早日走上良性运行的道路。

      其二,在中观反哺策略上实行以城带乡,注重区域合作。宏观反哺的主要着眼点在于农业,而中观策略主要着眼点在于农村。就是要基于城乡一体化视角,以把城市和农村结合起来发展,而实施“城乡开通,以城带乡,以乡促城,城乡互补,共同发展”[11]的战略,而这中间城市和地方政府则是中观反哺的施动者。根据目前我国税制,我国税种分为中央税、地方税、中央地方共享税三类,中央和地方均有税制收入。这就为地方政府提供了一笔可供使用的资金。针对我国农业财政建设性资金中用于大中型工程的比重较大,而与农民生产和生活直接相关的农村小型基础设施的投入严重不足的客观现象,我国下阶段中观反哺策略应集中在农村相应的基础设施、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其他部分项目上,主要以农村为单位⑥提供支持。这里,我们对有关重点项目进行相关总结。

    3  中观策略反哺项目的分类列表

    项目类别\&具体实施项目\&目标\&备注\&

    基础设施项目\&农村沼气、乡村道路、节水灌溉、人畜饮水、农村水电、草场围栏等项目工程\&改善农民基本生产条件和生活条件\&部分可取自国家补贴\&

    经济建设项目\&扶持养殖业如养猪、养牛,种植业如经济林果、经济作物、蔬菜种植等项目,加大对乡村企业的扶持力度\&突出农村的增收工具\&\&

    社会发展项目\&卫生室建设、学校教育建设、政治宣传栏、政府公开栏、广播电视、网络建设、宣传文化站(科技文化室)、农村青年中心、与乡村工业配套的环保等项目\&为农民发展营造良好的氛围和社会环境\&部分可取自国家补贴\&

    其他项目\&包括科技培训费用、滚动发展资金\&培育农民的增收技能,为农民创造条件\&

      这里还需加以注意的是,对于欠发达地区而言,部分政府并不一定具备相应的反哺能力。这时需要进行相应矫正:一是,适当分配好国家和地方的投资比例,对欠发达地区可加大国家作为主体的投入幅度;二是可以采用区域合作模式,进行对口扶贫,通过先富帮后富的模式实现;三是要吸引民间的融资渠道,要通过制定地方优惠措施,吸引民间投资和慈善捐赠,同时发展农村金融、小额贷款的“滚雪球”效应,选准项目,以实现农村的自我更新。

      其三,在微观策略上实行乡村工业,关注农村的微观再造。微观策略层面的主要关注点在于农民。从欠发达地区的特征来看,农村经济结构单一,使大量农民难以靠农业增收;但其城市化动力又不足,中心城市又不足以全面吸收农村过密劳动力。这样,农村劳动力要么被束缚于土地,要么就必须向发达地区流动。大量农民离开土地固然是现代化发展的标志,但是盲目过快流动,也导致欠发达地区空心化和发达地区社会管理难度增大的双重问题。正是这样,农民“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从而使农民增收是一个可行性的“反哺—支持”形式。但是,我们要注意吸取发达地区乡村工业“高成本、低效率”[12]的有关教训。因此,一是要做好定位。在定位方面,乡镇工业应形成的是以劳动密集型为主体的“兼业—互惠”型乡村工业发展体系,乡镇企业首先应考虑“资源取向”,要认识到其根本的竞争优势在于劳动力资源的丰富性和其本身的特色性,从而通过对本地资源进行开发和利用,采取“企业+农户”的发展模式,而寻找本地的比较优势,不应一味追求高科技、信息化。二是要做好调控,主要解决“青春期适应症”⑦。欠发达地区政府在这阶段应成为积极政府,通过自身优势,为乡村工业提供保障支持,帮助其开拓市场,寻求信息。这并非是政企不分,而是在特定时期和特定环境下给予乡村工业的扶持。

      以上宏观、中观、微观相结合的反哺模式构成了复合式反哺主体,这种复合式反哺的方式能够较为有效地解决欠发达农村社区发展的支持问题,形成一个“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立体性体系,无疑,这将大大提升“反哺—支持”的绩效。

      三、“复合型反哺”的政策指向:和谐发达农村社区的构建与实践

      最后我们讨论,上述“复合型反哺”的政策指向。我们说,上述复合型反哺策略的政策指向在于和谐发达农村社区。换言之就是说,复合型反哺本身只是载体和行动,作为一种“反哺—支持”,其使农村社区走向和谐发展的道路才是其终极目的所在。在当前明确这一点特别重要。如果对之不加以明确,上述的战略措施就极有可能被演化为反哺而反哺,或偷换掉“反哺—支持”概念,变相地把反哺变成为企业吸金池,或以借反哺为名,行破坏之实的现象。当下世界一些地区之所以在发展中走向歧途,应当说与其发展中丧失目标是不可分割的。因此,尤为需要我们加以注意。

      复合型反哺策略的目标在哪里呢?我们说,就是要能够使欠发达地区的农村社区实现一种由旧式现代性向新型现代性的转变[13]。最后形成和谐发达的农村社区。

      其一,经济层面的小康发达。体现有三:一是社区产业结构能够得到进步,使乡村工业在社区经济中的比重和对社区发展的贡献力度能够不断扩大和提升,乡村工业数量由少而多,生产能够由作坊化向社会化迈进,“家庭农场”能与“家庭工厂”并存。二是社区与外界的联系有所加强,通过比较优劣的发挥,与外界进行持续的交流和贸易,社区内经济形成量的扩张和质的提升,改变原先那种准自给自足的共同体状态,而纳入到市场经济体制之中,逐渐在市场经济形态下体现出自身的价值。三是在财力支持的背景下,教育、卫生事业能够同步发展,为社区内部和谐提供良好的环境条件。经济层面的小康状态是欠发达农村和谐社区建设的基础。一些学者在农村进行参与式社区建设实践,不注重经济资源的开发,丝毫不为当地经济建设动脑筋,而跳跃阶段把大量精力和重点放置于开发启迪所谓的民众权利,不能不说是很大的遗憾。

      其二,政治层面的公平正义格局。根据罗尔斯《正义论》的相关研究,社会公正应包括两个正义原则:第一条是平等的自由原则,即每个人对最广泛的基本自由都拥有平等权利,和其他人享有同样自由相容;第二条是调节社会和经济权益分配的差别原则:一是通过公正程序保证机会的公正和平等,二是对由于天然禀赋和社会条件不同而造成的不平等结果用差别原则来弥补[14]。罗尔斯的研究对欠发达农村和谐社区政治层面的公平正义的创建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作为欠发达地区的和谐农村社区建构,一是要保证好每一位社区成员的基本权利,进行政务公开,特别要建立好乡村农民维权和利益表达的渠道;二是要建立好相应的公正程序,使社区处于有序的竞争之中;三是要注意对社区内弱势群体的关怀和帮助。这样才能维持和统领社区的发展和发育的进程。在一些农村社区,因为山头林立,已出现村干部利用“反哺”工程,欺骗农民,大捞好处的情况,这就是对公平正义的践踏,是尤其需要反对的。

      其三,社会层面的诚信友爱。传统的乡村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和“无诉社会”[15],由于道德压力,诚信友谊状态自发形成。但随着社区发展的转型,工农收入差别的显现,封闭的状态的改变,传统道德的约束力会下降,这种诚信友爱状态有可能会向反方向发展形成信任危机。发达地区已有这样的先例⑧。因此,将诚信友爱作为一种目标也是极其必要的。郑也夫在《信任论》中指出:信任结构可以分为人格信任和系统信任,人格信任是对某个具体人物的信任,系统信任则指对匿名者组成的社会制度的信任。因为社会交往和流动的扩大,人格信任会向系统信任转化。系统信任的不完全和人格信任的破坏会使人们不相信用常规的、法律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转而求助于秘密社会甚至黑社会,形成其生存的土壤[15]。这对于欠发达农村社区建构诚信友爱和谐社区有较大的启发意义。因此,随着道德约束力的下降及由人格信任向系统信任的转变,政府需要同步建立起良好的信任系统,树立起系统信任的良好形象。当前一些发达地区农村社区,以城市化为名,大量侵占农民农田,以土地增减指标挂钩为名大量侵占农民宅基地,还美其名曰为城市化,帮助农民获得良好生活环境,不能不说是与诚信目标的背离,这在欠发达地区“反哺—支持”过程中也是要着力避免的。

      我们说,和谐社区的建构并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也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发展的过程中必然会有相应的冲突和矛盾。这就要求,在反哺的过程中,我们要进行必要的努力。

      首先,使社区成员在分化中走向整合。伴随着农村社区复合型反哺的发展,可预计农村内部会相应出现分化的现象,不平等的状态会有所显现。在和谐社区建构中,我们首先必须意识到这种分化的可能,而把握好整合的力度。一方面鼓励成员通过自己的诚实劳动、合法经营走向富裕,但与此同时,赋予社会成员公平机会,使“赢者通吃”、“马太效应”出现的度、量减少,社区精英能够在社区内寻找好位置。另一方面,特别注意对弱势群体加以关怀,防止社区内部由于反哺分化而出现断层。对弱势群体,既要雪中送炭,更需要将雪中送炭制度化,形成社会保障机制,既给予创业者失败的退路,又给予弱势者心理层面的安慰,形成一种“不同而合”的机制。

      其次,使决策在共同商讨的过程中趋于共识和科学化。当前,我国各种社会思潮十分复杂,复合型工业反哺农业策略虽然是一种有计划的社会变迁,但是,由于发展本身复杂以及由于成员社会分化而形成的不同利益代表,各方观点会有不协调,甚至会截然相反。这时应有一种共同商讨的机制。一方面,决策主体在其决策的过程中需要向社区各方开放决策的程序,以使决策成为各利益集团通过广泛参与,理性协商过程,从而实现求同存异,决策共识化,避免出现危机;另一方面,决策应形成一种渐进的决策模式,避免信息的不充分和对问题的理解不够成为一种武断,应在实践中进行适当的微调,使之更为完善和科学化。像类似宅基地换指标的工作,完全就可以在共同商讨中加以集体决策。

      再次,从被动接收走向主动发展。一些学者曾经指出,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后发外生型国家的发展有“转型期效益”的存在,通常都采用一种赶超战略[16]。但从目前情况看,欠发达农村社区要走向真正的和谐必须采取一种主动的姿态,不仅仅是要靠模仿,还要靠创新驱动。换言之,就是说欠发达农村对于复合型反哺应有“助己自助”的定位,学会运用自身的发展应对解决“反哺—支持”政策本身所带来的不均衡到均衡状态。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欠发达农村在反哺的一开始就需要以创建学习型社区作为和谐生存的法则。要树立起终身学习的理念和时时处处学习的氛围,从而使学习主体扩大化,学习内容新颖化,学习方式多样化,最终达到通过学习更新观念,指导行动,走向主动。

      正是这样,从整体来看,“复合型”反哺策略让“反哺—支持”立体化、精细化,有利于促进农村和谐社区的创建,但在反哺过程的本身也可能会产生新的问题,所以控制冲突矛盾就是要让反哺本身具有和谐性。也正是这样,从某种意义看,“复合型”反哺与和谐社区的创建是一个双重建构的过程。

      注释:

      ①从宏观角度看,正如2005年十届人大三次会议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总理指出的:我们对中国农村的改革和发展是有长远考虑的,这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实行家庭承包经营的基本经济制度,给农民生产经营的自主权,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第二个阶段,就是实行城市支持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方针,对农民“多予、少取、放活”。我们现在开始进入了第二个阶段。而从微观角度来看,目前学术界讨论比较热烈的农民“地权”问题,实质上是第一阶段的问题,是在三农框架之内寻找三农问题的解决。

      ②当然,对于这一判断部分学者有不同的看法。经济学家林毅夫教授曾经指出:我国还没有达到工业支持农业的程度,我国目前的财政收入无法支持这样大的补贴。这样的政策会给国家的财政带来沉重负担。参见:林毅夫.中国还没达到工业反哺农业阶段[N].南方周末,2003-7-17.

      ③“过密化”是著名学者黄宗智教授在研究近代我国华北和长江三角洲农村发展时提出的概念,主要意指人口增长过快,人口数量超过了耕地面积和粮食生产所能允许的限度。

      ④在社会学语境中,所谓“发展困境”,就是发展的实际结果与发展的预定目标正好相反的趋势。用世界眼光看,这种趋势大体有两种类型。第一种是完全相反——很想发展,就是发展不起来或很难发展起来,例如非洲的一些国家。第二种是部分相反——发展起来了,但不少方面发展的实际结果与发展的预定目标正好相反。这是属于总体发展顺境中的“发展困境”,称为“类发展困境”。郑杭生.警惕“类发展困境”——社会学视野下我国社会稳定面临的新形势[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2(3).

      ⑤红箱补贴是针对价格补贴和进出口补贴,WTO认为它们会严重扭曲价格机制,造成不公平竞争,因此是禁止性补贴。我们可以运用的主要是绿箱补贴和黄箱补贴。绿箱政策是指由政府提供的、其费用不转嫁给消费者,并且对生产者不具有价格支持作用的政府服务计划,成员方无须承担削减义务的补贴。因为这种补贴并不直接刺激生产,对价格和市场影响不大,不可起诉补贴,成员国可以自由施行,其他国家也不能以此为由,而采取反补贴措施。绿箱补贴共有12项。黄箱补贴,又称可诉补贴,是指政府对农产品的直接价格干预和补贴,包括对种子、化肥、灌溉等农业投入品的补贴,对农产品营销贷款补贴等。它介于红箱补贴和绿箱补贴之间,是虽被禁止,又能自动免于质疑的补贴。评判其是否合理,就看该项补贴,是否使起诉的成员国利益受损,若利益受损,就是不合理的,否则,就是合理的。

      ⑥这里要强调的是,笔者并不赞同一些学者(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党国英研究员)所提出扶贫到户应着重增加贫困户的收入和帮助贫困户脱贫的观点。(参见:党国英.农村改革攻坚[M].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5.)在笔者看来,这种直接针对农户“输血式”补贴政策虽然有必要,但不易大力提倡,因为这十分容易造成扶贫户之间互相攀比“讨钱”的本领,更会引起其“等、靠、要”的相关思想,不易激发贫困者自身的潜能。其直接后果是国家和地方的扶贫负担越来越大。

      ⑦笔者所提出的乡村工业青春期综合症主要有以下表现:工业质量不是最高,难以进入高端市场;核心技术简单,易被仿制;市场信息不对称,企业对市场发展没有把握;融资渠道单一,完成原始积累速度慢。

      ⑧我国著名的农村发展典型——东部地区江苏无锡下属江阴市华士镇华西村,从2001年开始,为了实现自身扩容,也为了实践“共同富裕”理念,经上级批准,先陆续兼并了周边的华明村、前进村、泾浜村、三金巷等20个村庄,并将之划分为13块区域,依次编排为华西一村、华西二村,一直到华西十三村。目前老村和新村矛盾重重。兼并进的新村对老村(原华西村)不信任,认为老村并没有使之享受同样福利,而是对他们土地价值的“剥夺”,是一种不平等;而老村对新村也不信任,认为如果使新村新来人享受同等福利,对于老村奋斗过的创业者群体来说,是一种不公平。(见:叶静宇.华西村未果的游行[N].经济观察报.2011-11-26.)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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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于:《甘肃社会科学》201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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