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山,珍藏着李大钊读过的一些书籍,这是在当时白色恐怖的环境下能够保存下来的、李大钊读过书籍中的一部分,以求学时代的讲义和参考书为主。近年来,当地的文史工作者经过对史料的考证分析,逐步复原了李大钊的读书生活。
李大钊一生酷爱读书,他的思想、信念、精神、追求以及革命实践活动都与读书息息相关,读书已成为伴随他生活工作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但李大钊读书不唯书,不死读书,学以致用,在实践中不断创新理论、完善革命思想。
读书是生活的内容
日本教育家清水安三回忆住在北京与李大钊的交往说:“李大钊的阅读量之大令人吃惊。罗素访问中国时,我只读过其《自由之路》、《形而上学》和《哲学问题》等三部著作,李大钊却把其所有的著作都读过一遍,而彼时很多书根本未译成日文。李大钊还用英文读了布尔什维主义的理论。”“他固然是读书家。但与其说是学者,不如说是活动家一类的人物,具有能让青年献出生命的人格魅力。”李大钊确实是认为“工作以外,还要读书。省出来的时间愈多,就是读书的时间愈多,使工不误读,读不误工,工读打成一片,才是真正人的生活。”
李大钊在幼年时读过的《锦字笺》、手抄《重译富国策》、手抄《黄石公素书》:在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堂学习时使用过的教材《法学通论》、《刑法讲义》,上面有较多的批注;李大钊参与翻译、写作和出版的《〈支那分割之运命〉驳议》、李大钊和张润之合译的日本法学博士今井嘉幸著《中国国际法论》,这些已在李大钊纪念馆展出,并且收入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李大钊全集》第一卷和第二卷。
在冀东烈士陵园珍藏李大钊赴日留学读过的书籍:日本北村三郎著《欧洲列国史》、英国勃拉斯著《南美共和政治之评论》、法学博士秋山雅之介著《国际公法》、日本中村进午博士翻译俄国弗里德里西•冯•马腾斯著《国际法》(下卷)。
留存在李大钊故居的书籍还有法学讲义、政治史地、书法艺术等共约50余种。讲义类有:《刑事诉讼法讲义》、《民法组织》、《相续法》、《商法通论》、《国际私法》、《日本商法论》、《国际公法论纲》、《海商法讲义》、《刑法各论》、《法学通论》、《民法讲义》、《自治制度》、《地方自治制度》、《平时国际法讲义》、《民法亲族编》、《日本亲族编讲义》、《众议院议员选举法》等。政治史地类有:《政治学》、《日清之将来》、《世界上古史》、《日米问题》、《欧洲战后史论》、《西洋史参考》、《日本商业地理》、《露国政界》、《国家宗教法律》、《欧洲外交史》等。书法艺术类有:《艺舟双辑》、《广艺舟双辑》。过去,关于李大钊对中国书法艺术的喜爱很少了解,从李大钊收集了《艺舟双辑》和《广艺舟双辑》两书,可以得知李大钊对中国书法艺术的喜爱与研究。
上述书籍,只是李大钊在1917年以前读过的,在他到北京大学任图书馆主任一职之后,没有往家乡带回过书籍。
读书和思考现实相结合
李大钊说:“知识是引导人生的光明与真实境界的灯烛,愚昧是达到光明与真实境界的障碍,也就是人生发展的障碍。”他反对死读书。认为念书而不思考有可能变成蛀书虫,好学生不能死啃书本,对世界上的事情毫不关心。对子女就提出了:“不要光在课本上兜圈子,你们也应该学着看一点课外读物,把眼光放远大一些。开扩开扩视野才好。”
李大钊读书,总是和思考现实相结合,写在书上的是前人或同时代人的思考成果,而社会向前发展的进程从未停滞,如何与时俱进地把握时代发展的进程和规律性,变成了读书时必须的思考。李大钊指出:“国人第一弱点,在凡事皆以感情为主,不以理性为主。上至军国大计,下至私人交际,但见感情作用,不见理性作用。”“国人第二弱点,在凡事好依腕力而争,不依法律而争。”李大钊认定,对国人心理结构的改造将是伴随着物质资料提供的丰盈程度而发生渐进演变的过程,只有经由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来实现。
李大钊主张读书要循序渐进,打好基础。打好基础钻研个别问题才有深度,打好基础才能作个别问题的研究。李大钊确实有不动笔墨不读书的特点,读书时和思考现实相结合的思想可能以文字记录在书上,可惜这些有批注的书籍,多数未能保存下来。在1983年第4期的《新文学史料》刊登的贾芝的《关于周作人的一点史料》一文,其中提到李大钊曾经批注过的书籍有:《高等经济原理》、《租税法规纂要》、《日本警察法述义》等,并且说“这些书都落在了唐山”。经过认真查找,这几本书可能已被上级文物部门调走,书中是否有批注,无法知晓。
读书求新知但不唯书
1907年夏,考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之后,六年时间深研政理,“所谓‘政理’即是指当时西方盛行的社会政治学说,对李大钊影响至深的是进化学说和自由民权学说,他较为系统地研读了西方的政治学、法律学和经济学诸多著作。”面对国家社会局势,认定请开国会的请愿活动是“与虎谋皮”;积极投入驳斥《支那分割之命运》,宣传《中国国际法论》等活动,最早提出对代议制的疑问。1917年之后,为深入了解马克思主义,认真阅读和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等著作,联系中国社会现实,为振兴中华寻找“根本解决”之路,最早提出“实际行动”的主张。
李大钊没有提出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却十分明确地提出对马克思主义的应用,必须与时俱进地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有所不同,而不应把马克思主义变成教条和空谈。这正是李大钊读书求新知但不唯书的科学读书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