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干旱诱发的玉米价格急剧上涨提醒我们,我们并未从根本上解决世界粮食问题。在世界经济圈内,一直流传着一种论调,即广泛的经济发展相应地会促进农产品产量的增加,但在过去的五年里,作为第三大国际大宗农产品,玉米价格的飞涨却让人们产生了更多的怀疑。

     

        正如笔者在《An Economist Gets Lunch》一书中所阐述的那样,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绿色革命正在放缓脚步,而且正在变得难以支撑粮食产量的增加。哈佛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最近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也显示,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从一个国家传递到另一个国家是最难以实现的事。

     

        就对人类福祉的重要性而言,农业似乎是过去的二十年中最大的经济掣肘因素之一。就像世界银行和几个联合国机构最近所警告的那样,这意味着粮荒问题随时都会卷土重来。

     

        以非洲为例。人们通常认为非洲已经摆脱经济停滞状态并在走上稳定的经济增长之路。非洲中产阶级的扩大和儿童死亡率的降低是不争的事实,但这种进步仍处于不均衡状态,特别是农业拖了经济发展的后腿。

     

        英国萨塞克斯大学(Sussex University)经济学家迈克尔·李普顿(Michael Lipton)教授在最近的一次演说中对非洲的农业生产力提出了冷静的看法。他暗示卢旺达、加纳的粮食生产正在增长,但整个非洲大陆的状况却并非如此。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相比,这里的人均粮食产量和卡路里摄入量似乎并未提高。非洲增加的人口如何养活依然是个难题。

     

        非洲的化肥价格经常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二到四倍,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而且非洲的土壤和降水使这块大陆的大部分地区不太适合粮食生产。换句话说,这块可能最需要化肥的区域也需要更大的投入,但非洲大部分地区却无法获得相应的财力支持。高企的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导致非洲大部分地区基础设施和贸易网络建设无力支撑起一个成本低廉且富有竞争力的市场。如果经济出现困难的中国准备减少在非洲进行的富有成效的道路与港口投资的话,问题可能变得更糟。

     

        更为重要的是,许多非洲国家并未出台促进农业生产的政策。以马拉维为例,该国对玉米实施周期性的进出口限制和价格管控,所有这些措施都妨碍了一个功能健全的市场的建立。在市场投机者预期玉米出现较大程度的缺口而囤积玉米时,他们可能会受到法律的处罚。这些对市场激励机制的限制措施加剧了基本的供需矛盾。

     

        此类瓶颈问题是对非洲经济前景的一个挑战。日本、韩国和台湾经济的快速发展都是以农业生产力的显著进步为依托的。在这些经济体里,较高的农业产量带来了国内储蓄与投资的盈余、鼓励了小规模创业企业的发展、培育起经济安全的意识并促进了中产阶级的扩大。

     

        而非洲则恰恰相反,非洲经济发展主要推动力来自资源财富,比如石油、钻石、黄金和战略矿产资源,但可惜的是矿产资源价格又极其地反复无常。在非洲,资源财富并未有力地促进民主可持续发展进程,这是因为资源财富通常会与国家支持的特权和其它合法的既得利益实体扯上关系。比如挪威政府对其石油财富管理的就很好,而独裁政府和羽翼未丰的民主政体就更有可能出现腐败现象。

     

        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支持采用更多有机农业生产方法的相关文章已呈铺天盖地之势,当然它们通常都是从土食者(locavore)的角度看问题的。这些观点认识到目前的农业生产方式会带来严重的环境问题,涉及水资源供应、肥料径流流失(runoff)和能源利用等。然而根据《自然》(Nature)杂志最近登载的一份报告估计,典型的有机农业代表了较低的产量,通常要低534%(视农作物种类与所处环境而有所不同)。虽然有机农业生产方式有各种优点,但我们很难想象全球粮食问题会通过削减产量的方式解决,因此相关主张经常表现为一厢情愿而不去考虑可行性。

     

        我们应当怎么办?

     

        首先,将粮食问题放在议事日程的首要位置。在美国,人们对全球农业的危险状态并没有清醒的认识。即使在经济学界内,农业经济领域也经常被置于次要位置。

     

        第二,美国政府应当停止针对以玉米为原料的生物燃料(主要是乙醇)的补贴行为。自2005年以来,在补贴与调控政策的扶持下,目前美国生产的40%的饲料玉米都变成了生物燃料。专家们无一例外地谴责这些补贴推高了粮价,破坏了土地的有效利用并浪费了纳税人的钱。一旦将生产生物燃料的能源成本考虑在内的话,我们甚至看不出这项政策会对缓解气候变化产生什么有利的影响。这种做法已经变成了以牺牲全球利益为代价的某种形式的裙带资本主义。

     

        我们今天的两位总统候选人都缺乏大局观和变通思维。也许在只有等到美国也成为世界粮荒的牺牲品时,他们才会想起来寻找解决的办法。

     

        在“我的口粮在哪里?”仍喋喋不休地挂在嘴边的时候,世界远未到达欢乐开怀的那一刻。

     

    (本文作者泰勒·考恩(Tyler Cowen)系乔治梅森大学(George Mason University)经济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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