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的话
近年来,“中国奇迹”、“中国道路”等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人们纷纷从不同角度对“中国奇迹”、“中国道路”等进行解读,但运用现有的学术话语体系包括西方的学术话语体系进行解读,难以得出科学结论。在这个背景下,如何在学习借鉴人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用中国的理论研究和话语体系解读中国实践、中国道路,不断概括出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的、开放融通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是理论界和学术界面临的重大课题。本期“大家论道”刊发的3篇文章,围绕打造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主要任务、如何打造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等问题进行了阐述。
用中国学术话语体系诠释中国现代性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万俊人
近年来,如何打造中国学术话语体系成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在百舸争游、百家争鸣的现代文明体系中,国家和民族的生存发展不仅取决于经济和科技等硬实力,而且取决于思想文化资源的拥有及其表达能力等软实力,其中思想文化的话语权已被广泛视为攸关文明和文化生存发展命运的核心问题。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及其在现代世界文明对话中的表达能力,将直接影响甚至决定中华文化在高度竞争的现代世界中的生存与发展。
现代性视域中的中国学术话语体系问题
作为一个现代性问题的文化话语权问题,首先是由西方的现代化运动催生的。肇始于西方工业革命、市场拓展和殖民扩张的西方自由主义文化,逐步成为西方现代性的主流话语系统,并借助现代化的力量和优势迅速向全世界渗透,成为主导整个现代文明世界的话语。一个典型的例证是,直到18世纪还只是欧洲地方性语言的英语,经过19世纪英国的殖民扩张和20世纪美国的全球推广,已成为普遍流行的国际语言,成为可以用来获取世界上85%的知识信息的最具普遍传播力量的语言。如果说某种地方性或区域性语言的普及程度可以被看作该语言所代表的文明和文化的话语权,那么,以英美两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话语无疑是现代文明体系中最具宰制力量的话语了。
在西方现代性的全球扩张中,世界文明体系和文化话语体系被迫西方化、英语化,中华文明受到挤压甚至排斥。幸运的是,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我们最终选择了经过苏联传入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现代性的社会意识形态和主流文化话语,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社会主流力量的长期艰苦奋斗是密切相关的。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成为中国现代性的主导思想,首先面临着如何实现中国化的问题。以中国共产党人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通过反复的实践探索和总结革命、建设、改革的经验教训,清醒地认识到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通过深刻总结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创造性地开启了改革开放的现代化新路,开创并不断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这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它是中国学术话语体系需要着力总结诠释的首要问题。
打造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现实挑战
之所以必须打造中国话语体系,是因为某几个国家或区域凭借其经济、科技和政治、军事优势,长期控制甚至垄断着国际话语权,对其他国家进行压制和排挤,影响了国际经济政治文化正常秩序的形成。当前,西方自由主义的话语体系不仅操控着各种国际对话,仿佛成为现代世界唯一通行的标准话语体系,而且常常操控或者试图操控各民族国家、各区域或各国际组织的话语系统,以此来推行甚至强加其价值理念和信仰体系。当一些西方思想家公然断定“意识形态终结”时,他们实际上是在宣告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最终胜利。这种话语如同“历史的终结”的断论一样,充满着西方自由主义或西方现代性的傲慢。
因此,在打造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过程中,如何寻求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世界理解和认同是一个巨大的现实挑战。那些一直寻求话语垄断和话语霸权的国家或国际集团不会轻言放弃,而且多极化的世界本身也面临着如何开展多极平等对话的问题。在多种不同的话语、不同的声音、不同的秩序规则之间,如何寻求相互倾听、相互交流、相互理解并通过多极平等对话最终达成国际共识,是一个亟待解答的重大课题。
以高度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诠释中国现代性
西方现代性并没有赢得最终的胜利。即使在西方世界内部,自由主义和市场原教旨主义的信念也在动摇,其话语体系的可信度在迅速下降,“西方话语”的霸权地位终究不保。与之对照,与世界多极化趋势相伴随的国际话语的多样化格局已经形成,其中“中国经验”、“中国道路”正在成为当今世界快速流行的新语汇、新术语,甚至是新秩序规则的重要参照元素。这一新趋势的出现,无疑给我国思想理论界提出了一个重大的课题和任务,那就是如何用中国学术话语体系诠释中国现代性。
用中国学术话语体系诠释中国现代性,要求我们树立高度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创造性地建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话语方式和话语体系,包括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话语语汇、理论概念、语法逻辑和话语规则,以准确地解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成果与实践经验。我们必须让世界清楚地了解并理解,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是一条既不同于西方、又不排斥其他现代化模式的道路。它是包容的、开放的,也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它是现代的,也是基于中华文明和文化传统资源的;它是连贯的、有着五千年的光辉历史,也是创新的、需要在不断学习和探索中逐步改革完善。承担并完成这一重任,不仅需要我们努力探索和创新实践,而且需要我们不断创新理论和话语方式。同时,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我们还需要坚定地持守我们自身的文化话语,积极主动地展开与其他文明和文化系统的对话交流,在学习中充实自己,在对话中充分表达自己、丰富自己,而不能迷失于现代世界的众声喧哗之中,更不能满足于仅仅做西方现代性话语的聆听者和追随者。这是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强的基本要求。
树立理论自觉自信 提高理论原创能力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李义平
新世纪新阶段,火热的经济生活为经济学提供了科学研究的肥田沃土,紧迫的时代任务赋予经济学研究者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我国经济学研究者必须走在时代前列,树立理论自觉自信,继承已有的人类文明遗产特别是经济学方面的丰富成果,结合我国的经济实践,进行开创性研究,打造拥有独特的范畴、能够说明和揭示中国经济运行规律的学术话语体系。
在这方面,马克思为我们树立了榜样。首先,马克思的理论自觉自信表现在他选择了当时商品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即英国作为研究对象。在《资本论》一书的序言中马克思指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马克思之所以没有选择他的祖国德国,是因为当时德国商品经济不发达,缺乏政治经济学产生的基础。而英国蓬勃发展的商品经济为马克思的研究提供了肥田沃土。其次,马克思的理论自觉自信表现在他具有博大的胸怀和开放的思维。他不但不拒绝,而且辨析和借鉴了能够为其所用的一切人类文明成果。在研究方法上,马克思借鉴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在经济学上吸收了古典学派的代表人物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认为劳动二重性原理才是他自己的原创性贡献;他还借鉴了法国重农学派的代表人物弗朗斯瓦•魁奈的社会资本的再生产理论,认为魁奈参照人体血液循环绘制的再生产的运行过程“是一个极有天才的思想”。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创立了自己的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理论。最后,马克思的理论自觉自信表现为不是支离破碎地借用别人的东西,而是建立自己特有的完整的理论体系。他的一系列学习和借鉴都是手段,都是为我所用,是在继承人类文明遗产的基础上进行开创性研究,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在《资本论》一书中,马克思运用抽象的方法、历史和逻辑一致的方法,从商品这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细胞开始,提出了一系列独有的经济范畴,创建了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理论、经济危机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以其特有的话语体系,确立了完整的科学的理论体系。
当前,我国经济学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也应看到,在打造自己的学术话语体系方面,一些研究者的理论自觉自信仍嫌不足。一是完全照搬马克思,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须知,马克思的《资本论》毕竟是以英国的商品经济为典型案例的,出版至今世界经济已经发展了一百多年。世界在向前发展,我们应以马克思的思想方法为指导研究我国的现实问题,而不是照搬、照背马克思的结论。二是照搬西方。西方经济理论毕竟是西方市场经济的理论概括,西方的发展经济学毕竟是西方经济学家对发展中国家问题的研究成果。片面地照搬其二元经济和城市化理论已经造成了我国城市化过程中的很多问题,我们应当摒弃这种态度。三是照搬老祖宗。老祖宗的东西虽然辉煌,但毕竟是自然经济和封建社会条件下的产物。我们的学术话语体系要适应现代文明,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要向前看、要发展,而不是对那些过时的东西阐精发微。所以,我国经济学研究者应向马克思学习,以高度的理论自觉自信进行开创性研究,在以下三个方面下功夫,创造理论联系实际、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术话语体系。
善于学习借鉴。我们的学术话语体系应当像马克思的理论体系那样,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既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又借鉴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可用成果。从一定意义、一定角度上讲,当代西方经济学是市场经济运行的理论概括,反映了市场运行的一般规律,是人类文明的共同遗产。我们应当发挥后发优势,有针对性地进行学习借鉴。
了解中国历史。由于路径依赖,一国的经济现实包括经济体制的选择,是一国历史演进的结果,必然具有自己的特色。这就决定了经济学不是一把螺丝刀,不是放在他国能用,放在我国也能用的。在这方面,马克思的研究堪称典范。马克思的研究坚持历史和逻辑一致的原则,具有立体感和历史透视力。例如,他曾经进行过英国和德国的比较,曾经研究了商业资本在各国(包括被他称为亚细亚社会)的不同作用。实际上,由于各国历史、文化不同,即使选择了市场经济,也必然都具有自己的特点。我们不能割断历史,割断体制沿革,应当寻找历史和现实的最佳结合点。 深入经济生活。现实的经济生活永远是我国经济学研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是我们打造自己学术话语体系的原始素材。没有这样的素材,或者缺少对这种素材的了解,我们的研究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所以,经济学研究切忌闭门造车,切忌为了模型的优美而忽视现实,而应深入到经济生活中去,在充分了解我国当代经济生活的基础上进行理论思考和理论概括。
坚持正确思想方法 把握几个辩证关系
国防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 赵周贤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国奇迹”、“中国道路”备受关注。与不断提升的硬实力相比,我国的软实力相对较弱,提升“中国经验”、打造“中国话语”成为紧迫的现实课题。打造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应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正确的思想方法。为此,需要把握好以下几个辩证关系。
着眼世界历史,坚持共性与个性的统一。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走向现代的历史就是“民族史”不断转变为“世界史”的过程。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进一步把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甚至每个人的命运与整个世界紧密联系在一起。如何处理文明的共性与个性的关系,成为打造中国学术话语体系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指出:“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打造中国学术话语体系,要求我们既把握文明的共性,又把握其个性;既着眼于世界历史的发展、着眼于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又站在中国立场、发出中国声音。我们既不能割裂中国问题与世界问题的联系,用世界问题来裁剪中国;也不能过分强调中国的独特性,陷入“自言自语”。现在,我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使我国在新的世界格局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同时,在苏联解体之后,我国作为唯一的社会主义大国,被推向了意识形态斗争的前沿。打造中国学术话语体系,摆脱西方学术话语体系的操控,要求我们在坚持中国立场的同时,妥善处理文明的共性与个性的关系,尊重所有国家发展的基本权利,倡导包容与尊重文明的多样性,推动各种文明和谐发展,反对任何形式的文化强权与文化霸权。
着眼时代问题,坚持传统与现代的统一。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问题。只有解决了时代问题,才能把社会向前推进。打造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必须基于对时代问题的深刻回答、对时代特征的深刻认识、对时代发展趋势的深刻把握。进入现代社会以来,人类文明发展面临许多突出问题:人类既享用着科技发展带来的便利,又经历了技术理性泛滥带来的战争、核武器、恐怖主义等各种威胁;既分享着福利社会、大众传媒、大众文化、数字化生存的便利,又饱受经济危机、金融危机的困扰;经济全球化既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又带来了新形式的文化霸权。当前,我国虽然在经济发展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对于时代提出的问题还没有形成自己系统的回答,还没有形成完整的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在文化软实力上还没有形成与大国地位和经济实力相称的国际影响力。不可否认,我国拥有丰富的文化资源,但这还仅仅是一种潜力,是否能真正形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话语”,还有待我们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的现代转化。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形成不是对传统文化的固守,而是以开放的姿态吸纳世界文明的优秀成果之后对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作出回答。长期以来,理论界流行一种观点,认为现代与传统是对立的,向现代化迈进就必然抛弃传统,要保留传统就必然拒斥现代,这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传统与现代的断裂。实际上,现代化水平与传统资源的开发利用程度有着密切关系,日本、韩国、新加坡的发展就是很好的例证。从这个意义上说,打造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过程,就是立足于中华文化的特殊性,对我国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的突出问题进行应对的理论创造过程,就是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传播中国的思想和价值观念的过程,就是实现中华传统文化现代化的过程。
着眼实践发展,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理论来源于实践又引领实践发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繁荣强大,离不开深厚的思想根基,正是这种思想根基不断拓展着民族国家的发展视域,开辟着民族国家新的发展空间,昭示着民族国家未来的发展方向。马克思指出:“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生成,是对我国现代化实践的理论总结和理论提升。我们党领导人民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积累的宝贵经验之一,就是在理论和实践的有机统一中实现对世界的认识和改造。理论既是解释世界、认识现实的知识体系,也是改造世界、引领未来的思想体系。源于实践的理论并不仅仅是对经验的概括和总结,更重要的是对实践的深刻反思和理性引导。因此,我们在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中,不仅应从实践发展的需要出发,对最鲜活的实践经验作出理论总结和理论概括;而且应结合新的实践,在回答和解决实际问题中推进理论创新,并用理论创新的成果引领新的实践。真正的理论创造不是用词语束缚理论的生命力,而是依据新的实践为它注入源头活水。打造中国学术话语体系,不是简单的逻辑推理和单纯的理论构建,必须使思想牢牢植根于实践沃土,反思现实,切中时弊,引领现实发展;既承接历史、熔铸传统,又包容世界、指向未来,最终让“中国话语”走向世界,让世界倾听中国的声音,让中华文明强健地屹立于世界文明之林。
(《环球视野》摘自2012年9月3日《人民日报》)
链接:提升学术话语权与中国的话语体系构建(张志洲)
话语权之争的凸显,是当今时代国际政治的一大重要特征。而由于存在“西强我弱”的国际话语权基本格局,一个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一个以自身经济发展惠及整个世界经济的中国,一个以独特的经济社会发展经验探索新的发展模式的中国,一个积极“融入国际社会”并且承担了越来越多国际义务的中国,却常常成了西方主流舆论质疑、责难的对象。这给中国的和平发展进程带来了诸多困扰,也对中国的国际形象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因此,增强国际话语权是中国外交的努力方向之一,也已成为中国国际战略的重要内容。
然而,增强国际话语权却是一项复杂的工程。要改变中国在国际话语权格局中的弱势地位,一方面必须提高“向世界说明中国”的能力,避免误解,增信释疑。就如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所提出的,应该“创新对外宣传方式方法,增强国际话语权,妥善回应外部关切,增进国际社会对我国基本国情、价值观念、发展道路、内外政策的了解和认识,展现我国文明、民主、开放、进步的形象。”这就要求有“说明力”的高质量的话语生产和传播。另一方面,必须从国家战略的高度构建中国的话语体系,使关于不同具体问题的话语表述能被广泛接受和认同。这就要求构建有“说服力”的话语体系。那么,如何才能做到这两个方面的统一呢?立足点在于理论创新和学术话语创新,通过提高学术话语权来构建中国的话语体系。诚如李长春同志2012年6月2日出席“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工作会议”时的讲话中所言:“如何在学习借鉴人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用中国的理论研究和话语体系解读中国实践、中国道路,不断概括出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的、开放融通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是理论界和学术界面临的重大而紧迫的时代课题”。
一、理论创新和学术创新对于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基础性意义
当今世界“西强我弱”的国际话语权格局,特别是西方在各重要国际问题领域和国际政治价值观上拥有话语霸权,使得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存在结构性障碍。而这种格局和现象的产生有着非常复杂的原因,其中有两大因素起着决定性作用。其一是冷战终结带来的国际结构性影响。在冷战时代,东西方在话语权竞争中互有攻防,决非西方话语一统天下,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理论及其对资本主义的深刻批判,第三世界国家反殖、反帝、反霸的话语都有着广泛的认同度和影响力,即使在西方的知识界也存在批判西方制度的很有影响力的“左翼”知识分子阵营。但是,冷战以苏东剧变、苏联解体和社会主义阵营“失败”、西方自由民主制度“胜利”的方式终结,从而形成了冷战后西方话语几乎所向披靡的霸权地位。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冷战后的国际格局其实是一个双层结构,一个是以经济和军事为基础的物质性权力结构,一个是以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等为基础的价值观念结构。这一双重结构的国际格局由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主导,也为其话语霸权提供了结构性和制度性空间。其二,随着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和“第三世界”的分化,再加上中国自身面临着社会经济制度转型和看待外在世界的观念转型,因而也面临着国际话语转型,原先的“战争与革命”时代的话语已经不再时兴,而在观念转型尚未完成之前,很难构建出一套不同于西方话语却拥有广泛影响力的“中国话语”体系。即使是冷战终结多年之后的今天,随着中国、印度等“新兴国家”的崛起,国际格局中的物质性力量结构已经被大大改变,但是,从政治价值观和话语权角度来说,西方的话语霸权并没有明显弱化,反而仍在继续加强。对于中国而言,要破除西方话语的霸权地位,增强中国的国际话语权,任重而道远。
当前,中国要增强自身国际话语权,关键是要在对冷战后的西方主导性国际话语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找到构建中国话语体系的突破口,也就是要通过理论创新和学术创新来提升中国的学术话语权。
冷战后美国和西方主导的国际话语,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以其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为底色的国际政治话语;二是在具体国际议题或国际问题上的国际话语;三是一系列有关国际政治的新的概念、范畴和表述。第一种类型的话语,包括“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霸权稳定论”、“民主和平论”、“社会主义失败论”、“民主化第三波”、“邪恶轴心论”、“失败国家论”,以及直接针对中国的“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霸权挑战论”、“在非洲新殖民论”、“国强必霸论”、“中国责任论”,等等。第二种类型的话语,包括气候暖化议题和气候责任、反恐怖主义、反核扩散,以及直接与中国有关的美国“重返亚太论”、“南海航行自由论”,等等。第三种类型的话语,包括“软实力”概念的提出、“权力转移”的论证,等等。无疑,这些话语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或论证逻辑不够严谨,或概念定义不够严密,或数据存在偏差,或对事实本身存在误解,不一而足,针对中国的话语更显其对事实认知的偏差或价值观念上的偏见。然而,不容否认的是,这些西方话语的主流部分,是以学术著述的面貌出现的,尤其如“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霸权稳定论”、“民主和平论”、“民主化第三波”等都基于一些著名学者和理论家的学术研究,多种“中国威胁论”也有着学术言说。尽管对于基于事实歪曲和价值偏见的西方话语,我们不能认同,但批驳它们的最好方式不是道德审判和价值的谴责,也非政策宣示性的否定,而是学术上的回应。同样,新的国际议题的设置和话语引导的达成,新的学术概念、范畴和表述的提出,都必须基于深入的学术研究和理论思考之上。这就要求中国学者和学术机构能有相应主题的更高质量的学术研究,只有以此为基础,才能通过反驳和对话提高中国的学术话语权,进而提升中国的国际政治话语权。
从根本上说,人文与社会科学学术理论界是一个国家理论生产的场所和主流价值观构建的阵地,也是政府决策的智库和大众教育的重要知识来源。它对于国家如何构建国际政治观念和外交哲学、如何设置国际议题、如何回应外来关切、如何消解外部的话语霸权并提供替代性的自身国家话语,以及如何做到理论话语的自给和外来话语的取舍,都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概言之,一国的人文和社会科学学术话语权,是其国际话语权的基础,也是构建国家国际话语体系的支柱。要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必须以发展和繁荣具有中国特色的相应的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提升中国学术的话语权为基础。
二、当前中国学术话语权的主要问题
一方面,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与构建中国国际话语体系的诉求,赋予中国的学术话语体系建设以重要使命;另一方面,中国当前的学术话语生态还存在种种不足,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与西方的话语之间存在巨大的“话语逆差”;二是设置国际议题的能力不足;三是价值观多元化。这些因素共同制约着中国学术话语权的提升。
其一,“话语逆差”问题。虽然时至今日,中国已经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高等教育规模,博士毕业生的数量已经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每年发表的人文社科类论文和著作也名列世界前茅,但这些“量”的扩张都没能改变中国学术话语“质”的总体低水平状态。“话语逆差”是其中特别明显的表现。如今中国的经济学、法学、文学、历史学、社会学、教育学、宗教学、美学、人口学、政治学以及国际关系学等学科的主流话语,大都来自于西方,极少有核心的概念是打有“中国”印记的。一方面是中国学界大量输入了西方的学科话语及其概念、范畴、表述,另一方面中国鲜有原创性的学术概念和话语可供输出或在西方学界被普遍接受使用。诸多西方学术著作的译本早已占据了中国人文社科类书店的重要位置,其中许多还是长销书、畅销书和学科必读书。可以说,我们的许多学科,已经成了西方理论话语的“殖民地”和“跑马场”。虽然说现代学科划分体系本来就起源于西方,大多数学科也是西方首先发展起来的,引入西方话语本属正常,但过于巨大的“话语逆差”现象背后,是中国原创性和本土化的学术话语的窘境,以及对西方学术与理论话语的“顺从”。与中国对西方的巨大“话语逆差”相伴随的,是国内一些“著名学者”不过是对西方话语掌握较为熟练的二道贩子,“以洋为重”或“挟洋自重”的不正常学术生态成了常态。更为严重的后果是,以西方经验为基础、以西方思维方式为导向、以解决西方所遇到的问题为指向的西方学术话语,难以准确地解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因此,在缺乏有竞争力的中国学术话语的情况下,“单向度”地采用某些西方话语来解释中国问题往往是隔靴搔痒、似是而非、削足适履,甚至会造成社会、国家和民族认同的困难乃至撕裂。
其二,国际议题的设置能力不足。国际议题的设置,既是国际话语权强弱的直观表现,也是国际话语权竞争的重要途径。冷战后,中国加快了“与国际接轨”和“融入世界”的步伐,同时,经济全球化问题的涌现让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利害相关,和平发展的诉求也让中国优先关注某些国际问题,这些因素都为中国设置具有引导性的国际性议题准备了基本条件。然而,冷战后以来的主导性国际议题,却少有中国主动设置并引导他国讨论的。虽然国际议题的设置主要是国家外交战略需要的反映,但议题的提出在根本上来源于学术界和智库对于国际话语需求的感知,议题的论证也是学术界的基本责任。换言之,国际议题的设置问题,是衡量学术话语权的重要尺度。认真审视冷战后的主导性国际议题,如“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霸权稳定论”、“民主和平论”等原则性国际政治议题,反恐、反核扩散、人道主义干涉、维和、气候暖化与减排、保护生物多样性、欧债危机等领域性的国际议题,以及与中国直接相关的贸易摩擦、人民币升值、大国责任、南海航行自由等等具体双边或多边议题,都是由西方主要大国设置的。国际社会的学术和社会思潮的涌入,也是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重要变化,但不管是早期的“存在主义”还是后来的“后现代主义”,不管是关于“第三条道路”还是“世界是平的”,不管是“华盛顿共识”还是“全球治理”,如此等等,中国的人文和社会科学学术界都只是这些国际议题的追随者,而非设置者。中国的学术界在长期以来的主导性国际议题上都只是扮演追随者角色,其争取国际话语权的意愿和能力明显处于劣势。
其三,价值观多元化。随着冷战后国际与国内局势的变化、社会思潮的变迁和阶层利益的分化,中国社会出现了价值观多元化状态。这自然也反映到思想与学术理论界,并转而产生出具有多元价值的话语。以世纪之交“新左派”与“自由派”的分化为标志,中国的知识与学术界进入了一个多种价值观共存的阶段,马克思主义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但学术界价值观多元现象已成基本事实。虽然对于国内社会问题的多元价值分化在面对不同的国际问题时会实行不同价值观派别的创新组合,但关于国际政治和国际问题的话语表述,还是显示出核心价值观的缺失症状,表现在学术界对几乎所有重大的国际问题都发出不同的声音,对“9•11”如此,对美国反恐和攻打伊拉克如此,对于朝核问题亦复如此。这种状况使得中国学术界的国际话语缺乏核心价值观的统摄。因此,凝聚新的社会共识和中国的国际观念共识,重构中国学术界的主流价值观,可谓迫在眉睫。
三、以理论创新和学术创新为基础构建中国的话语体系
学术话语权的提升可以说是整体上增强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基础和突破口所在,一个国家的话语生产在根本上依赖于学术和理论界话语权状况。这里涉及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如何提升中国的学术话语权;二是建立什么样的中国话语体系。
虽然当前中国学术话语权的状况并不令人满意,与增强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整体诉求和构建中国话语体系的努力之间存在较大落差,但其存在的问题却是我们提升中国学术话语权的起点。在此,我们应该针对所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更加深入的剖析。首先,与西方之间“话语逆差”的形成,既有远因,也有近因。从远因来说,自近代西学东渐以来,西方话语的大量输入既有民族危亡之时局的逼迫,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当时中国社会的革新愿望,并不期成为中国人国际观念形成的思想来源之一。从那时起,“话语逆差”现象便已经存在。从近因上说,则是冷战以西方“胜利”的方式终结,使得西方话语形成霸权。因此,中国学术话语的逆差问题既要历史地看,又要从国际政治体系结构变迁的角度看。其次,中国学术话语权在国际议题设置上的表现,不难指出其中有话语权意识薄弱和国际洞察力不足的原因,但必须注意到,中国学术界的话语生产存在某些制度性的障碍。比如,不合理的课题评审制度和资源分派方式,造成学术研究的急功近利,远离中国实践,而非为探明真正需要解答的问题;成果评价体系上依靠论文和专著的数量,而国际议题设置这样的事项通常被排除在成果评估视野之外;学术研究领域话语生产质量的下降,等等。最后,统摄性核心价值观的缺失,使得中国的学术话语难以凝结为强势的国际话语,但这是社会转型时期的重要“症状”。尽快确立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已成为构建内在价值观和逻辑一致的中国话语体系的希望所在。
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是中国国际话语体系的重要基础和参照系,中国的国际话语体系的重点在于表达中国的国际政治观念、国家利益认知和外交哲学理念并将之体现在对各种具体国际问题的论述中。因此,从寻求解决中国自身面临的国际问题出发,应该是中国国际话语体系构建的出发点。既重视中国文化传统的价值基底,又开放吸收西方现代话语的合理成分;既具有科学的严谨性和逻辑的说服力,又具有道义上的国际感召力;既能使理论话语解释现实的国际问题,又能够为人类社会的持久和平和共同繁荣指明方向,应该是中国国际话语体系具有的一些基本特征。
万俊人:用中国学术话语体系诠释中国现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