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社区认同;社区参与;自组织性
目前,我国社会正在发生着深刻的社会转型与变迁,农村城镇化、村民市民化、生活现代化和生产技术化是其基本内容,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是其主要特征。现代乡村向城市的急剧变迁使得人们犹如失去根基的“浮萍”一般,迷失了方向。再加之信仰缺失、贫富分化扩大、社会不公正感增强,在制度缺位、道德滑坡、利益分化、社会流动加速的驱使下,社会结构出现“断裂”之势。而作为中国社会最重要、最基础的农村社区,社会转型的上述现象和矛盾都深刻地嵌入其中:原子化的个人使邻里关系日益冷漠,公共意识的薄弱离间了人们参与公共生活的热情,公共生活的缺失削弱了人们对社区的认同。可以说,在现代化发展大潮中, 维系传统社区认同的纽带逐渐失去作用,市场机制和利益日益成为了现代村民交往的基本规则,农村社区的凝聚力与向心力逐步弱化。人们意识到,在传统社区认同日益式微的当下,要让农村社区良性有序发展,当务之急是构建新的认同模式和参与机制。
一、理论回眸:基于社区认同和社区参与的考量
滕尼斯指出,社区是“基于一定的地域边界、责任边界、具有共同的纽带联系和社会认同感、归属感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共同的情感关怀维系着人们对社区的认同。”[1](P53)美国社会学家Fischer 也认为,“在高度分化的社会中,如何保持有序的社会秩序及实现社会有机整合,是形成社区或共同体凝聚力的关键所在。”[2](P53)那么,如何才能保证社区共同体的凝聚力呢?当然是强化社区认同。社区认同是社区成员与社区联结的一种重要机制,社区认同的强弱反映着这种联结的紧密或松弛程度。那什么是社区认同呢? 社区认同是指“居住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基于自身生活和发展的需要,在相互沟通、相互交往、互帮互助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心理上的依恋和归属。”[3]目前,学界对农村、农村社区的研究可以说浩如烟海、灿若星辰,但对农村社区认同的直接研究却凤毛麟角、屈指可数,仅可以从“传统公共生活瓦解、村民组织性式微、村民社区参与冷漠、人际关系理性化、公共空间萎缩”等叙事描述中看到一些影子。例如,项继权从社区共同体的类型及其转型的角度研究农村社区认同。他指出,“随着农村改革及乡村社会分化,建立在集体经济及政治控制基础上的社区日益解体。在新的历史时期,应通过加强农村公共服务,构建新型农村社会生活共同体。”[4]贺雪峰则从农村人际关系的角度研究农村社区认同。他认为,“农村的乡土传统正处于迅速的瓦解中,基本表现即为人际关系的理性化,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农村社区认同。”[5]徐勇也从村民的生活方式出发,指出“当今小农受货币支出压力约束,以货币收人最大化为行为伦理,‘支’、‘收’、‘往’都源于‘社会’,村民生产、生活、交往都被卷入‘社会化’大分工网络,进入‘社会化小农’阶段。”[6]在此背景下,村民对农村社区的认同日益冷漠。曹海林则从公共领域的视角论述村庄共同体。他提出,“乡村正式公共空间的萎缩引发乡村‘捆绑式社会关联’的解体,非正式公共空间的凸现则带来乡村‘自致性社会关联’发生的可能,乡村社会的整合不再主要是建立在外部的‘建构性秩序’基础之上,而是更多地依靠乡村社会内部形成的‘自然性秩序’。” [7]这意味着,乡村公共空间的萎缩是传统社区认同式微的主要原因。吴理财则另辟蹊径,从12 命题直接述及了农村社区认同与社会资本、社区参与、行为规范、社区记忆以及生产方式的变化的关系,并指出“社区认同与社会资本、社区参与以及社区记忆都是相互强化的”。[8]从这个角度来看,社区认同对社区发展的重要性再次凸显。可见,尽管以上者主要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乡村关系的失范,但都指向了社区认同,并且认为这种失范导致了传统社区认同的下降。然而,这些停留在质化分析和规范研究上的结论似乎还缺少一定的说服力,急需实证分析和量化研究的检验和补充。
村民对农村社区认同的下降会给农村社会生活带来极大的危害,村民社区参与的不足就是其主要表现。村民社区参与是指“农民群众通过参与社区公共生活,影响社区公共权力运作,分享社区建设成果的行为和过程。”[9]该参与具有重要的意义,不仅有利于促进农村社区公共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和合法性,还可以促进农村基层政治的发展和增强村治运作的透明度,拓宽村民的利益表达渠道,是公民参与的重要内容也是构建公民社会的基础。为此,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此进行了研究,研究的重点集中于村民社区参与的模式、不足和程度,村民社区参与的运行机制和影响因素等方面。其中,对社区参与的影响因素研究较多。归纳起来,人们认为影响村民社区参与的因素主要有四类:一是村民自身的因素,包含受教育程度、户籍类型、家庭经济情况、性别、年龄、政治面貌等。二是社会性因素,包括传统家庭本位意识、现代化因素、体制性障碍、过于依赖政府、缺乏社区归属感、社区参与投入机制缺乏与社区民间组织不发达等。三是经济因素,主要指经济水平、经济结构和经济规模等。①四是社区自身运行中的因素, 包括社区参与的环境、文化氛围和运行机制的障碍。如Bregha 认为,“社区参与的主要限制因素是官僚主义,做事武断和行为态度不当,组织模式倾向于在职业、等级、荣誉、晋升标准等方面的高效率和合理性等,他们给社区参与带来很大的障碍。”[10]可见,除社区内在的运行结构和运行机制外,外在环境因素对社区参与也有重要的影响。然而,被人们忽略的一个事实是:改革开放后我国原本依靠“亲亲”原则维持的农村社会逐渐解体,农村社区认同随之减弱,村民社区参与也日益衰落。那么,人们不禁要问:是社区认同的衰落导致社区参与的不足? 还是社区参与的不足导致社区认同的衰落呢?还是二者相互促进和转化?对于这一问题,学界似乎缺乏必要的研究,更缺乏有说服力的诠释和探讨。因此,通过实证研究的方法分析村民社区认同和社区参与的关联并找出其背后的学理逻辑是目前解决这一困惑的有效途径。
二、实证关怀:调查数据与研究设计
为了深入探讨村民社区认同与社区参与的关系,我们分别于2011 年3 月、5 月、7 月对贵州遵义的乐理村、江苏张家港的永盛村、贵州雷山的干脑村进行了实证调查。为了增强样本的代表性和典型性,我们在综合了村里的人口结构、政治面貌、学历水平以及家庭经济情况的基础上抽取了样本家庭。而为了避免同质性,我们从所抽中的每户家庭中抽取一个成年人,这些成年人构成了调查对象的最终样本。调查最终获取有效问卷235 份(详见表1),最终的样本分布情况如下:从性别看,男为60.4%, 女为39.6%; 从婚姻状况看, 已婚占83.2%, 未婚为16.8%;从民族看,汉族为71.7%,少数民族占28.3%;从文化程度看,文盲占9.8%,小学占31.5%,初中占33.2%,高中及以上占25.5%;从年龄看,18-40 岁占49.6%,41-60 岁占33.6%,60 岁以上为16.8%;从年均收入来看,人均收入为3000 元及以下的为30.2%,3001-6000 的为21.8%,6001-9000 的占8.9%,9000 以上的占39.1%②;从政治面貌来看,中共党员占13.8%,民主党派成员为4.3%,一般群众最多,为81.9%;从家庭背景来看,干部家庭(含村干部)占19.2%,一般家庭占80.8%。
表1(略)
本研究的自变量是村民社区认同。大多数人认为,社区成员越是认同这个社区,他对这个社区投入的情感就越多,因此也越愿意为之付出,愿意尽更多的义务和责任。可见,村民在社区中是否具有归属感、凝聚力,是否对社区有感情并愿意为之付出行动是衡量社区认同的主要标准。据此,我们用“我们村的发展对我很重要、我喜欢我们村、我相信我们村会发展得越来越好、哪怕有机会到更好的地方我也不会搬离我们村、我愿意为社区发展贡献力量、我可以为村里的荣誉牺牲个人利益、我对我们村的事务比较关心、为了村容村貌我不会乱丢垃圾、我愿意遵从我们村的村规民约”9 个变量来测量村民对农村社区是否认同,每个变量均设置“很不同意、不同意、一般、同意、十分同意”五个答案,并分别赋值1-5 分,个体村民的社区认同等于这12 个变量的简单均值。
本研究的因变量为村民社区参与。根据参与的内容,社区参与可分为公共参与和私人参与,公共参与又可分为政治性参与和社会性参与。其中,政治性参与主要指村民对政治生活的参与,如参与选举和建言献策等,社会性参与指村民参与社会组织、社区生活的过程,如加入合作社、参与公共事务区,私人参与指村民与本村地邻、亲属的信息共享情况, 包括聊天、玩牌、聚会等。可见,村民社区参与的内容是比较广泛的,不仅仅指物质利益如社区基础设施、社区环境等公共物品或服务,还包含更多非物质利益,比如价值观念、习俗文化、生活方式等。为此,我们用12 个变量,包括:我会无偿为村级事务献计献策、我会主动关心村级事务、我会免费为村级事务出工出力、我愿意免费担任村里的卫生监督员、我会参加村里各类协会的活动、我积极参加村干部选举、我愿意参加村内各种协会的活动、我愿意资助比我更穷的人、我愿意参加义务献血活动、我经常与乡邻之间交流信息、如果我有烦心事我会告诉我的朋友、我经常参加亲戚朋友的聚会等问题对村民的社区参与情况进行了测量,每个变量均设置“很不同意、不同意、一般、同意、十分同意”五个答案,并分别赋值1-5 分,个体村民的社区参与等于这12 个变量的简单均值。
三、现实解读:村民社区认同和社区参与的现状
在中国传统社会,血缘、宗法、礼俗规范等是维系社区认同的重要纽带, 血缘及家族关系是构造基层社区认同的重要基础,因而村民对农村社区的认同程度高。然而许多学者指出,近代以来农村精英纷纷离开乡土社会到城市定居工作或打工,虽然农村仍然保留有他们的家产、土地和亲人,但是他们的生活重心已然转换到城市, 他们对农村社区的认同越来越淡漠,村庄成了一个个碎片化、虚拟化的共同体。那么,我国现在的农村社区是否真的如学者们描述的一样是一个“徒具虚壳并无血肉之实”的认同缺失之地呢? 我们的调查却得出了不一样的结论。考虑到后面的线性回归需要简化村民社区认同变量。为此,在开始本部分的旅程之前,我们要先对村民社区认同的测量指标进行降维处理——因子分析。 而在因子分析之前,应先对原始量表进行了信度测试,结果显示其Aphla 信度系数0.897,信度较好。同时,我们又对样本进行了KMO 值检测,其值为0.803,巴特尔球形系数为1308.332,且相关矩阵中均存在大量显著相关关系(sig.=0.000<0.01),适合做因子分析。经过最大方差法的旋转,我们发现特征根值大于1 的公因子有2 个。其中,“哪怕有机会到更好的地方我也不会搬离我们村、我可以为村里的荣誉牺牲个人利益、我对我们村的事务比较关心、为了村容村貌我不会乱丢垃圾、我愿意为社区发展贡献力量、我愿意遵从我们村的村规民约”在第一个公因子上有较高的荷载,可将其命名为“行为认同因子”,“我们村的发展对我很重要、我喜欢我们村、我相信我们村会发展得越来越好”在第二个公因子上有较高的荷载,可将其命名为“情感认同因子”;2 个因子累计可解释72.331%的变量。这意味着,这些变量对“村民社区认同”有强的解释力。
调查显示,村民对社区的整体认同均值为3.56。由于满分是5 分, 因而这一均值代表了村民对社区具有较高的认同度。其中,第一,村民情感认同因子均值较高,为3.80,处于“认同”状态。仔细分析发现,认同“我们村的发展对我很重要”的村民较多,比例高达74.7%①;同意“我喜欢我们村”的村民比例次之,占66.9%;相信“我们村会发展得越来越好的村民”比例位居第三,为65%。第二,村民行为认同因子均值相对较低,为3.32,但也处于“认同”的状态。进一步分析发现,村民对“我愿意遵从我们村的村规民约、我愿意为社区发展贡献力量、为了村容村貌我不会乱丢垃圾”的认同度一般,略超过一半,分别占51.5%、52.8%、59.6%。村民对“哪怕有机会到更好的地方我也不会搬离我们村、我可以为村里的荣誉牺牲个人利益、我对我们村的事务比较关心”的认同度最低,比例分别为40.3%、42%、44.6%,不到一半。可见,我们的调查显示,村民对农村社区的认同并不像学者们忧虑的那样急剧下滑, 而是停留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当然,这与我们的调查时间和调查地点均有一定的关系。就贵州的调查对象而言,由于我们调查时是非节假日,大多数青壮年基本都外出打工了,留在村里的大多是妇女、老人和部分较少出门的青壮年。这些人长期居住在村里,与外界环境接触较少,受外界的影响较小,因而社区认同还带有很深的传统烙印,故而认同度相对较高;另一方面,张家港的村民虽然受现代性的影响较大,对村庄的认同也比较理性,但由于该村的经济水平较高(人均纯收入已达15000 元),且有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村民生活在这样的村庄比较舒适,因而也有较高的认同度。至于为什么村民的情感认同高于行为认同,这恐怕是人反映了人的本性。根据心理学的解释,情感认同具有虚拟性,是一种比较感性的认同。与此相反,行为认同更加能反映人们内心的真实愿望,是一种理性认同。由于行为认同会涉及到个人实际利益的得失,因而人们在对其作出选择时更加谨慎。这其实也反映了应然和实然的关系, 情感上的许诺是一种应然状态,行为上的认同却是一种实然状态。大多数时候,人们对应然状态的认同率都高于实然状态。
现代经济学认为人都是“理性经济人”。社区居民是否参与社区事业和活动,取决于参与行动所带来的效用。如果参与效用满足了各个居民最大化原则,该居民就会积极参与;相反,就没有足够的积极性参与社区建设和活动。可见,利益成为了新时期村民参与社区生活的关键因素。根据利益的不同取向,我们可将村民社区参与分为“以公共利益取向为主的公共事务参与与志愿主义参与”和“以个人利益取向为主的私人网络参与”三个因子①。数据显示,总体来看,村民参与村庄事务的整体积极性较高,均值为3.1,处于基本参与的状态。其中,由于社会组织的缺失,村民参与社会组织活动的积极性最低,均值为2.28,参与资助穷人的积极性最高,均值为3.54。进一步分析发现,村民对村级公共事务的参与积极性一般,对“选举、建言献策、免费为村级事务出工出力”的参与基本处于被动状态。其中,积极参与村干部选举的村民为42.2%,主动关心村级事务的村民为38.2%, 愿意免费为村级事务出工出力和献计献策的村分别为40.8%和33%,愿意免费担任村里卫生员的村民为36.9%,愿意参与村里社会中介组织活动的村民比例最低,仅为15.8%。可见,村民对社区公共事务的参与意识是比较薄弱。这一点,与我们在2010 年3-7 月所做的教育部课题的调研数据不谋而合。在我们当时调查的西部地区的576 位村民中,通过公开投票参与公共事务的村民仅20.8%,直接向村干部提意见的村民仅为12.9%,10.3%的村民表示通过其他方式参与, 但有54.4%的村民表示没有参与。同时,当我们问及“您是主动参与村干部选举投票的还是村委会要求您才去的”时,33.5%的人表示自己是主动去的,但有66.5%的村民表示是村干部要求才去的。另外,村民对村委会日常事务和重大决策的关心程度也很低,表示关心的村民为19.2%,表示一般的村民为33.1%,表示不关心的村民却高达47.7%②。可见,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无论是东部还是西部村民,村民们对“村级公共事务”的关心程度均不高。尽管如此,村民的志愿参与精神与参与意识却较强,不仅愿意资助贫困者,还愿意义务献血和为村里的弱势群体服务。调查显示,愿意为村里的老年人、残疾人服务的村民为53.8%,愿意参加义务献血的村民为50.6%,约占一半;愿意在村里资助比自己更穷的村民有53.2%,超过半数。但是,在访谈中我们发现,由于村里的社会中介组织缺乏,制度不完善,村民的志愿主义参与并没有落到实处,仅仅是一种理想状态。此外,尽管帕特南一直强调私人之间非正式的社会联系对社会资本的培育很重要。正如他所指出,“非正式社会联系如喝咖啡、玩扑克等,这些小小的活动就像把一分分钱投进存钱罐,都能让社会资本得到逐渐的增加。”[11](P98)但是本次的调查还是显示,村民之间的私人网络参与并不发达。例如,仅有39.7%的村民表示经常与乡邻交流信息,经常参加朋友聚会的人稍高,占47.5%,但将烦心事告诉朋友的人并不多,仅占28.4%。在调查中我们发现,这一方面与村民之间的信任度不高有关①, 另一方面与现代传媒所引发的生活方式的变化有关,更与现代制度所带来的“唯利是图,功利至上”的扭曲的人际交往规则有很大的关系。那么,村民的这种社区参与现状和村民的社区认同有关吗? 随后我们将通过线性回归探讨。
四、理性探讨:村民社区认同与社区参与之关联
为了深入探讨村民社区认同和社区参与之间的关系,我们试着用线性回归方法来分析。为了使线性回归的效果更好,我们先要对两个变量进行散点图分析,以便检测二者是否存在线性关系? 结果发现,简单散点图显示二者之间存在强线性关系,完全适合做回归分析。接着,我们又对两个变量进行了皮尔逊相关分析, 发现二者之间也存在显著正相关(r=0.539**,P=0.000)接下来,继续以村民社区认同的2 个因子为自变量、以村民社区参与12 个变量的简单均值为因变量,进行了线性回归,得出了如表4 所示的线性回归模型。由表4 可知,回归模型的确定系数R2 为0.463, 说明自变量对因变量有较强的影响,即因变量村民社区参与的变化中有46.3%是由自变量村民社区认同引起的。该模型的P 值为0.000, 说明模型的整体检验在0.01 下统计显著。自变量的非标准化系数B 均为正值,说明自变量水平越高,因变量水平也越高。同时,从自变量对因变量影响最大的指标“标准化回归系数Beta 值”来看,村民行为认同因子对村民社区参与的影响稍大, 情感认同因子的影响稍小,他们的Beta 值分别为0.497、0.490。这表明,村民社区认同与社区参与有典型的正相关关系。这意味着,村民对社区的行为和情感认同越高,他们越乐意为社区尽义务和承担责任,越愿意参与社区生活。既然村民社区认同对社区参与有如此重要的影响, 那么,影响村民社区参与的背景变量因素又有哪些呢? 我们对影响村民社区参与的背景变量进行了Binary Logistic 回归。为此,我们必须先将村民社区参与进行重新赋值,其做法是将均值低于3 的称为“低参与”,编码为“0”,将均值等于或高于3 的视为“高参与”,编码为“1”。这种分类可能比较笼统且存在很多的局限性,但为了分析的需要,必须采用一种客观的分类标准,否则很难区村民社区参与水平的高低。如表5 所示, 模型卡方值(Chi-square)为70.883,P = 0.000,在0.01 水平上具有显著性。-2 倍的似然对数值为219.814,Cox&Snell R2 为0.284, 而由Nagelkerke R2 可知,全部自变量可以解释因变量的38.1%,解释力较强。选择显著性水平为0.01,民族、文化程度、人均收入的Wald 检验的概率P 值都有显著性,这表明在所有自变量中,这三个变量对社区参与的影响具有统计学显著性。从Exp (B)值即发生比率OR 值可以看出,少数民族村民高社区参与的发生比是汉族村民的22.276 倍;文化程度每提升一个档次,村民高参与的发生比则增加2.505; 人均年收入每增加3000 元,村民高参与的发生比则增加2.071。其余变量的影响虽不显著,但也可看出他们与村民社区参与之间有微弱的关联。例如,女性高参与的发生比是男性的1.284 倍,已婚村民高参与的发生比是未婚村民的1.350 倍,年龄越大的村民高参与的发生比则降低, 中共党员或民主党派人士高参与的发生比为一般群众的1.125 倍。可见,Binary Logistic 回归显示,女性、少数民族、已婚、年龄小、文化程度高、中共党员或民主党派、年人均收入较高的村民社区参与程度较高的发生比更大。
五、理论回归:研究结论及反思
每一种群体的身份并不必然地产生相应的认同,认同得以建构起来,必然有其一套运作的机制。正如鲍曼(Bauman. Z)所说:“个体没有现成的建构,认同所需要个体自身去建构并为之负责;换言之,个体并非‘拥有一种认同’,而是面临一项长期、艰辛、永无休止的同一化的任务。”[13](P128)正是由于缺乏这种建构,我国传统的农村社区认同正在逐渐衰落,而新的认同机制又没有建立。在此背景下,从实证的层面探讨村民的社区认同就显得尤为重要。我们的调查显示,村民对社区的整体认同值为较高,处于“认同“的状态。其中,村民行为认同因子均值稍低,村民情感认同因子均值稍高,二者都处于“认同”的状态。进一步分析发现,村民对“哪怕有机会到更好的地方我也不会搬离我们村”的认同度最低,仅为40.3%;对“我们村的发展对我很重要”认同度最高,占74.7%,二者相差34.4%。可见,村民对农村社区的认同并不像学者们忧虑的那样急剧下滑,而是停留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那么,村民这种认同度带来了多大的参与水平呢? 数据显示,村民参与村庄事务的整体积极性较高,均值为3.1,处于基本参与的状态。其中,村民参与社会组织活动的积极性最低,均值为2.28,参与资助穷人的积极性最高,均值为3.54。进一步分析发现,村民的志愿主义参与意愿较强,不仅愿意资助贫困者, 还愿意义务献血和为村里的弱势群体服务;村民对村级公共事务的参与积极性一般,基本处于被动状态;村民之间的私人网络参与并不发达,经常与乡邻交流信息,经常参加朋友聚会的人稍高, 将烦心事告诉朋友的人并不多。经过回归分析我们发现,村民社区认同与村民社区参与呈典型的正相关关系,即社区认同增强将会导致社区参与增加,而社区参与增加也将进一步增强人们的社区认同。其中,村民的行为认同如“哪怕有机会到更好的地方我也不会搬离我们村、我可以为村里的荣誉牺牲个人利益、我对我们村的事务比较关心、为了村容村貌我不会乱丢垃圾、我愿意为社区发展贡献力量、我愿意遵从我们村的村规民约”对社区参与的影响稍大,情感认同如“我们村的发展对我很重要、我喜欢我们村、我相信我们村会发展得越来越好” 的影响稍小。Binary Logistic 回归发现,村民背景变量中的民族、收入水平和文化程度都是村民社区参与的显著影响因素。那么,为什么这三个背景变量对村民社区参与的影响较大呢? 我们首先看第一个背景变量——民族。我们的调查结论是少数民族村民高参与的发生比是汉族的22.276 倍,而少数民族村民之所以有较高的参与度,是因为他们受市场化、现代化的影响较小,传统乡土社会那种“对行为规矩和社区规范熟悉到不假思索的地步”(费孝通语)的高认同状态还深深地影响着少数民族村民,他们对村庄的公益心和责任感较强,人际关系也因没有利益的介入而更加紧密,因而少数民族村民有更高程度的参与。村民收入水平显著影响社区参与更不足为奇。O’Brien 早就指出,“村办集体企业较发达的村庄有较高的政治参与度”[14];Epstein 则断言“经济发展处于中等水平并且具有较强农业和工业的省份在村级选举中走在前面,即经济较好的村庄民主程度较好”[15]; 胡荣以福建省的村民为调查对象,分析指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尤其是集体收入较高的村,村民参与的程度也较高”[16]。正如农民问题研究专家米格代尔所指出,“政治组织吸收许多村民参与政治领域活动能力的大小取决于政治组织向村民提供的物质刺激,村民则按照他们从组织者那里获得益处的多少来决定他们参与政治的程度。因此,村民组织者则经常以源源不断的利益换取村民持久地主动参与。给村民提供的好处越多,村民就愿意提供频度更高、程度更强的参与支持。” [19](P179-200)至于教育为什么会显著教育影响村民社区参与,帕特南则给出了更为经典的诠释。他说,“积极参与公共生活是公民美德之一,人们卷入公民参与(从社团聚会、教堂活动、户外就餐到非正式的朋友小聚)的网络越多,就越有可能表示出对他人的关心——成为自愿者、献血、捐助慈善团体。”[18](P396)这其中,教育是公民参与极为有效的影响因素,“更多的教育意味着更多的参与”[19](P214)。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受社会转型期的影响,农民被裹挟进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城市以自我为中心的“无公德的个人”也在中国许多农村地区泛滥开来,村民对自己社区共有价值的认同逐渐淡薄,社区公共生活退隐到了边缘地带,原子化的个体逐渐取代了传统社区的“公共人”。长此以往,村民的社区认同和社区参与必将下降。而要遏制这一下降趋势,加强农民的自组织性和合作性是当务之急。而要加强农民的自组织性和合作性,最根本的就是要通过日常生活中一系列的公共活动,培养农民一批有公共意识、公共规则观念、公共利益倾向的现代农民,以及具有公共价值取向的乡村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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