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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深入了解新生代农民工的利益诉求,我们在广东的一个镇村对700 余位外来务工青年进行了问卷调查。发现,青年外来工的社会需求越来越多元化,并逐渐从基本的生存型转向了发展型。本文认为,这种转变来自于外来工生命历程和社会结构的转变。在政策层面,本文建议向外来工提供多元的、全方位的、切合实际的社会服务。
关键词:外来务工青年;需求;现状;发展;权益
一、研究背景
2011 年6 月份,广东连续发生了多起大规模、影响巨大的外来务工人员群体性事件,其中一起发生在广州属下的某村。事件起因于外来工与治安联防队员的冲突,进而引发了外来工务工人员与当地政府、本地居民和企业主之间的大规模的暴力混乱。事件引起了各界的高度重视和深刻反思。广东作为全国经济发展的排头兵,在经济建设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在如何服务和管理外来人口,尤其是如何应对外来工群体的结构和需求的转变,促进外来工社会融入方面,依然任重而道远。
近些年,“80 后”、“90 后”等新生代外来工逐渐成为劳动力市场的生力军。2006 年,“80 后”占56.6%,几乎没有“90 后”,2010 年,80 后已经占64%,其中“90 后”已达17.4%[1][2]。与1980 年以前出生的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的外来工的教育水平较高,有更高的法律意识,在遭遇到权益侵害时,也能够利用法律和制度手段维护自身权益。
外来工群体出现结构性变化的同时,其权益诉求和社会服务需求的内容和形式也发生了变化。总的来说,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他们逐步摆脱了对生存的需求,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和社会融入等个体发展权益。在求职和工作中,他们更加注重劳动分配的公平性,对工作中的舒适度和自由度要求更高,同时也更加关注晋升、培训机会等个人发展问题[3][4]。新生代外来工成长于改革开放后,成长环境较父辈优越,所面临的生存压力下降,他们外出打工往往不是因为农村生活艰难,难以维持,而是主动寻求更好的发展机会,渴望能够融入城市社会[5][6][7][8][9]。
为深入了解广东外来务工青年的生存现状及其诉求,准确把握其需求、发展与问题,切实有效的为外来务工青年提供长效的志愿服务,增强外来务工青年在城市的归属感。课题组于2011 年8 月在广州的部分市属村镇,开展了对外来务工青年生存状况及社会需求的问卷调查。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750 份,回收有效问卷701 份,回收率93.5%。
二、数据来源与样本情况
1. 抽样方法
在广州市属的部分村镇,外来务工青年人数庞大、流动性强、工种多样性,而且部分务工青年没有固定工作单位,所以问卷调查抽样除了在工厂抽取样本外,出租屋和商业街也抽取一定数量的样本。其中,在工厂、出租屋和商业街三个区域一共选取750个样本,抽样情况如下:
(1) 在工厂选取400 个样本,并尽量确保选中的青年男女比例均衡。
(2) 在出租屋选取250 个样本。入户以后,调查员根据随机数表法从每户家庭随机抽出一名符合条件的家庭成员来填答问卷。
(3) 在商业街选取100 个样本。由于商业街人流量比较大,所以选取样本时采取偶遇抽样方法。调查员进入商业街时,选取离自己最近的在商业街里工作的外来务工青年或者店主、摊主等,不包括购物、逛街的人群。
2. 样本基本情况
本次调查性别分布男性占52.5%;已婚青年占50.7%。总体而言,大敦村外来务工青年文化程度较低,初中学历占61.3%,高中/中技/中专学历的占26.4%,大专以上学历的青年不足7%,此外,还有5.8%的务工青年为小学及以下学历。被访青年整体收入水平较低。月均收入在3000 元以上的人数占11.4%,2000 元以下占61.4%,39.3%被访务工青年月均收入低于1600 元,更有6.1%的受访者平均月收入低于800 元。在居住年限上,半数以上务工青年在本地居住不超过2 年(50.9%);在本地居住2-5年的占23.8%;超过七成务工青年来本地时间为5年以下(74.8%)。在回答“是否打算长期留在本地工作”的题项中,半数青年表示没考虑这个问题,26.4%的被访者明确表示不想长期留下来;打算长期留在本地工作的仅占21.7%。
三、生活状况分析
1. 生活问题
生活成本高是当前外来工面临的最主要问题。在回答“您当前面临的最主要问题是什么?”时,20.3%的外来务工青年中选“生活费用高”,其次是“工作太累”,占17.8%。觉得“业余时间少”的占14.1%。有11.5%的青年认为“收入低”。(见图1)。这反映出大部分外来务工人员的生活处境:工资低而生活压力大,劳动强度大而休息时间少。
2. 生活愿望
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和收入是青年外来工的最大愿望。被访者中有20.9%的人最大的愿望是“挣很多钱”,有20.6%的人希望“有稳定的工作”。此外,有27.1%的青年“让子女接受良好的教育”。值得注意的是,只有6.5%被访者最大心愿为“能在城市安家落户”,这或许是因为,在城市安家落户对他们而言遥不可及。可喜的是,仅有4.2%被访者心愿为“不拖欠工资”,可见此地拖欠工资的现象很少。
四、发展需求分析
为了更好的了解外来务工人员对社会服务的需求情况,本次调查重点包括个体服务、家庭服务、社区服务以及儿童青少年服务等四个方面。下面,本文就这四个方面的情况进行统计分析。
1. 个体服务
调查数据表明,外来务工人员最需要的三项服务为:职业技能培训、法律援助、创业扶持(见图2)。其中,选择职业技能培训者占33.3%;选择了法律援助和创业扶持者分别占32.4%、31.8%。三项中,职业技能培训、创业援助事关外来人员的发展前景,法律援助与外来人员权益保护相关。外来工选择上网服务、心理辅导、婚恋交友、图书馆等服务的相对少,这反映出调查对象中的外来人员面临的首要问题依然是发展与权益保护问题。为了深入了解,技能培训、法律援助和创业支持三项最主要需求的性别、代际和学历差异,本文进行了简单的回归分析(见表2)。上文分析研究发现,外来务工青年的需求主要集中在权益保护和未来发展两个方面,需要社会在法律援助、创业扶持和职业技能培训等方面提供更多的服务。同时,我们发现,受教育水平较高的“80 后”男性更希望在城市创业,因此对政府和社会提供创业扶持的需求更高;“90 后”虽然年龄尚小,但是得到技能培训的愿望很强烈;“60后”、“70 后”等群体则更加需要法律援助。
表2(略)
2. 家庭服务
我们还调查了外来工对各项家庭服务的需求情况。调查结果显示,在9 项家庭服务中,外来务工人员最希望得到的两项服务是“亲子活动” (33.3%)和“家庭教育讲座” (22.8%),这反映出外来务工人员受制于自身教育水平和工作时间限制,没有条件为孩子学习和成长提供良好的环境,因此,希望掌握更多的教育子女的方法和技巧,希望有关部门能够提供相关的家庭服务。(见图3)在调查时,一位小学生家长告诉我们:“我们跟孩子分开得太久,她就不是那么的粘我们。不想在这边上学,我们就要尽量说服她。”由于外来务工人员工资收入低,没有能力让孩子从小就在自己身边长大,通常是让小孩在老家读书,等孩子长大后,才接过来。由于长期分开,父母和孩子之间自然而然就有隔阂,因此,消除这些隔阂,就成为家庭服务最迫切的需求。
3. 社区服务
在社区服务方面,调查结果显示,半数以上被访务工青年希望社区提供文体康乐活动(51.4%),41.1%希望社区提供一些公益服务。对露天电影的需求也不容忽视。有175 人表示需要露天电影,占25.1%。社区便民服务热线有201 人(占28.7%) 选择。相对来说,社区论坛的需求度相对较低(见表3)。从调查结果来看,外来务工人员对文体方面的需求非常强烈。前面我们调查中发现,即使是职业技能培训这样的需要也有36.0%受访者表示需要,但对于文体康乐活动需求的比例高达51.4%。这也从另一方面反映出外来务工青年的生活比较单调、枯燥,亟需社会的关爱。
4. 服务供给
在本次调查中,当问到“您最希望当地政府提供什么服务(限选两项)”时,结果显示,在695 名有效问卷中,44.6%青年希望当地政府提供技术培训服务,可见外来务工青年最关注的问题依然是个人的发展问题,希望政府提供技术培训为自己发展打好基础。35.7%的受访者希望政府提供权益保障服务,这也反映出外来工权益保障不容乐观,事实上,子女入学以及健康保健等都与外来人员权益息息相关。这里也与我们前面关于外来人员最期待的服务的调查结果一致,外来务工人员更关注的是自身的发展与权益保护,因此希望政府在这方面有所作为。外来务工青年对于培训服务的类型需求。调查结果显示,36.0%的务工青年希望得到工作技能培训。可见多数外来工希望通过工作技能培训,找个好工作。此外,有三成外来工希望得到经营管理培训(30.0%)。而务工青年对金融投资、心理调适的培训需求则非常小,均为3.0%。
五、思考与建议
1. 生命历程与社会变迁视角下的需求转变
本文发现,青年外来工的社会需求逐渐从基本的生存型转向了发展型,而且不再仅仅关注权益保障,社会需求越来越多样化、个体化,不仅仅是考虑自身的需求,尤其关注子女及家庭需求。虽然他们现在面临的最大压力依然是生活成本,但是在社会服务需求方面,青年外来工最需要的是职业技能培训和创业扶持。
一般认为,农民工外出务工是农村的推力和城市拉力共同作用的结果。与农村收入低、生存贫困、就业机会少、缺乏发展前途相比,城市收入高、就业机会多、生活条件好、发展机会多。还有人认为农民进城务工是一种基于“生存压力”和“理性选择”的结果,将这种外出动机称为“生存理性假设”;认为“生存理性”不同于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理性人”,是生存策略,是“糊口策略”,是“不饿死就行”的底限逻辑。但是,随着农村生存条件的改善,以及独生一代的“80 后”、“90 后”成为劳动力市场的主力,他们所面临的生存条件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新生代农民工外出打工动机不再是生存型,更多是发展型。从代际差异来看,“80 后”和“90 后”外来工更加希望能够得到创业支持和技能培训,也说明了这一点。
为什么会有这种代际差异呢?当前的解释主要是生命历程(life course) 理论和社会变迁理论。生命历程指“在人的一生中通过年龄分化而体现的生活道路”。在该理论看来,代际差异指的是年龄所体现的社会期望差异和可供选择的社会生活内容的差异[10]。他还认为代际的变迁发生于一定的社会结构之中,并且易于受到历史变化的影响[11]。由此生命历程理论与社会变迁理论联系了起来,生命历程理论把人放在历史事件里,也十分注重历史事件和社会结构的变化对个体的巨大影响。社会变迁理论,将社会结构的变化作为社会事实,从宏观的角度进行考察,侧重社会过程和社会机遇的变化给个体带来的影响。将这两种理论结合起来就可以发现,个体不只是一个抽象的社会分层(如分成民工、知识分子、商人等)中的群体,还是一个理性的能动者,在有限的社会资源和变动的社会结构中寻找最佳的机会。
这两种理论为我们理解青年外来工社会需求的转变提供了合理的视角。随着义务教育的普及和教育水平的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高于老一代,人力资本水平得到了提升;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促使家庭结构发生变化,由多子女家庭变为独生子女或两孩家庭;他们虽然在农村长大,但是很少从事农业生产劳动,吃苦精神和忍耐力下降。这些变化使得青年农民工的自我意识较前一代有了很大的提高,他们更加在意工作的舒适性和自由度,更希望在工作中找到自身的价值,更加不愿意从事没有思想的简单劳动。
2. 从“生存”到“发展”:青年外来工服务政策转变
青年一代农民工的社会诉求已经逐渐从权益保护转向了发展问题。在改革开放的前30 年,农民工社会政策的重点是保障生存权,利益诉求主要为了个体及家庭的基本生理和安全需要,基本上围绕欠薪、超时加班、伤残补贴等开展。近年来,随着基本生存权逐步得到保障,农民工的权益诉求逐渐从关注自身及家庭的基本生存,转变为关注工资增长、生活质量、子女教育以及能否在城市长期立足等涉及个人与家庭发展的问题。发展权是个人、民族或国家,积极、自由、有意义地参与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并公平享有发展所带来的利益的权利。发展权是一项基本人权,对农民工而言,发展权意味着,他们能够平等参与城市经济社会生活、共享经济发展带来的收益。
因此,面向青年外来工的社会政策也应该随之进行相应的转变,从过去只关注外来工的工业公民权,重点转向全方位关注社会公民权;从只注重提供劳动者的权益保护,转向提供全方位的公共服务;在服务供给过程中,提高外来工在企业和社区中的自主权和发言权,从过去由政府包办,整合多种主体和机制,转向由政府、社会组织以及外来工协同参与的供给模式,向外来工提供多元的、全方位的、切合实际的社会服务。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
(1)取消户籍限制,使外来工与本地市民共享城市公共服务
社会权利平等是实现外来工城市化的基础和必然要求。社会权利平等和公共服务均等化不能仅仅停留在文本或宣称中,必须变成切实的政策实践,贯彻到底。短期内彻底废除户籍制度并不现实,但可以通过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与福利配置的均等化,消解户籍制度的歧视效应。当前,已有山东、广东等地开展外来人口异地高考的试验,这对吸纳外来工在本地就业,增加外来工的认同感均有重要的意义,也是基本人权的体现。仅仅放开高考是远远不够的,还应该根据当地政府的财政承受能力,逐步将户籍制度与黏附在其上的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特殊权利剥离,尤其在子女教育、社区服务和家庭服务方面,全面的向外来工开放。
(2)加大技能培训,将提升外来工人力资本上升为国家战略
人力资本理论从供需平衡出发,认为劳动力也是一种商品,劳动力市场的供需状况决定了工人的工资。人力资本越高,越有可能在劳动力市场上得到较好的职位,获得较好的工作环境和工资水平,因此提高人力资本是提高工资、改善劳工待遇、维护劳工权益的重要路径,也是农民工获得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因此,在政策意义上,本文认为,农民工的群体赋能应该上升为国家战略,以顶层设计提升产业工人的素质,这对农民工市民化、促进外来工社会融入具有重要意义,也是推动中国制造业的升级转型必然之路[13]。
(3)扩大基层参与,积极吸纳外来工参与企业和社区管理
青年外来工之所以对打工地缺乏归属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在企业和社区两个层面的脱嵌性所致,一方面他们在企业管理中缺乏参与权和发言权,也不能选举工会负责人,另一方面他们被排斥在社区事务的决策之外。无论是企业还是社区事务的决策都不仅仅是管理者或本地人的事,也需要吸纳广大外来工的参与,让他们拥有发言权,表达自身诉求,这样不仅仅有利于化解劳资和族群矛盾,也可以提高外来工对本地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在政策意义上,就是通过制度建设来保障外来工基本权益和公共服务供给,这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积极推进工会改革和工会直选,促进外来工在工作场所的参与权和发言权;二是在工作场所之外,积极吸纳外来工参与基层社区的管理事务,保障其基本知情权和参与权。
(4)整合多方资源,通过多种形式多种机制向外来工提供社会服务
我们的调查显示,外来工希望政府提供的社会服务主要是培训、权益保障和子女入学等,这些方面特别需要流出地和流入地政府之间,甚至在全国层面出台全局性的政策或法规予以协调才能解决。政府还应该将诸如社区服务、家庭服务、青少年服务等方面外包给一些专业的社会工作机构以及其他一些非政府组织,或者采取“公设民营”向外来工务工人员提供社会服务。此外,工会、妇联、共青团具有庞大的组织网络,这些组织应该进一步走向基层、走向外来工,加强面向外来工的社会服务职能建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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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Elder, Glen H Jr.,1985“, Perspectives on the Life Course”, In Life Course Dynamics: Trajectories andTransitions,1968- 1980,ed. GH Elder.
[12]孙中伟.培育人力资本促社会融合[N].中国社会科学报(社会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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