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闪婚”看父权的延续
——基于赣西北S村的实地调研
刘 锐
(华中科技大学 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 430074)
[摘要]通过对赣西北S村闪婚现象的实地调研发现,由村庄父权文化基础、铝合金经济所形塑出的“再地域化”组织网络、父辈手中掌握的经济资源等因素综合形成的父权经济文化网络仍存在于当今乡村社会生活中。父权的延续,既是宗族社会父权文化结构和意识形态维持自身的需要,一定程度上也是青年农民工在市场竞争和生存逻辑驱使下寻求代际支持、发展事业的需要。只要子代不具备自主生活的能力,父权就可以与社会流动相互融合、相互强化,编织出一张无主体的权力之网,推动S村青年闪婚现象的发生并再生产出村庄秩序。
[关键词]人口流动;闪婚;父权;乡村经济文化网络;再地域化
[中图分类号]C912.82;C91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32X(2012)04-
' Flash Marriage ' to See a Continuation of the Patriarchal
------- Based on Field Survey of S Village in the Northwestern Jiangxi Province
LIU Rui
Abstract: A continuation of the patriarchal does not mean it as a revival of a dominant parental authority, but means the village of patriarchal culture basis , aluminum alloy economic shape "re- regionalization " network of organizations , parents in the hands of economic resources and other factors Taking the patriarch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networks . Using unstructured and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to research S Village flash marriage, the author found that, the patriarchy continuation of power, both the patriarchal clan community cultural structures and patriarchal ideology maintain their own needs, but also young migrant workers seek asylum, found a family, and develop career needs, driven by the cruel logic of market competition. As long as the offspring do not have the ability of independent life, Patriarchal can merge with the flow , and mutually reinforce, weaving a main power network to promote the youth of the S village flash marriages and reproduction village order.
Keywords: the continuance of paternity, flash marriage, economic and cultural networks, re- regionalization
随着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农村人口大量外流。囿于户籍制度和城乡二元结构,青年农民工只能像候鸟一样在城乡间徘徊。人口流动带来新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闪婚”即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已有的闪婚研究主要集中在两块:一是关注城市白领或者大学生群体的闪婚 [1-4],二是考察青年农民工的闪婚。对后者闪婚现象的考察主要有两个角度:一是从宏观结构和文化的角度审视农民工闪婚现象的生成原因、发生机制、正负面作用等 [5-7];二是通过田野调查呈现农村闪婚现象的特征和实践逻辑,突出闪婚现象的社会实践和农民工的主体感受[8-10]。总体来说,已有研究注重社会流动对农民工婚恋逻辑的塑造,认为闪婚有利于增强青年农民工的独立性和主体性,打破传统父母权力对婚姻的控制和决策。与之不同,本文以赣西北S村的田野调查为基础,试图说明闪婚既与社会流动有关,也与父权文化有关。青年农民工受城市文化影响、挣得相应收入,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父权的宰制,但他们的打工、婚配和生活方式与父权网络的高度契合使父权得以持续发挥作用,由此塑造出当地青年的闪婚逻辑。
本研究缘于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2011年7月在江西安义县A镇的田野调查,[①]主要采用无结构和半结构方法对S村40个农户进行访谈,详细考察家庭成员的生产、生活和社会交往情况,并进行相应的归纳与总结。S村位于A镇西北部,是一个农业型村庄,全村有1200多人,其中外出务工人员占该村人口总数的50%以上。在外务工者多从事铝合金业,已形成一条集产供销于一体的铝合金产业链。S村也是一个典型的宗族性村庄,虽然市场经济的冲击和大众传媒的渗透对中国农村社会影响巨大,但与北方农村和中部农村相比,[②]S村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族组织和村庄舆论还在发挥作用,村民仍在乎自己的村庄身份和人情面子,村庄还具有一定的生产互助性和伦理共同性。新中国通过一系列权力斗争和群众运动破四旧,打掉封建社会的坛坛罐罐,宗族组织和长老权力作为封建余毒被清除,但伦常道德文化意识并没有立刻消失,它们在仪式化的权力斗争中蛰伏起来,当国家权力上移,村庄获得一定自主性时,传统宗族文化又会“复兴”。不过,这种复兴多是对传统文化的沿袭或“创新”,而不是“复制”宗族组织和宗族制度。宗族文化的延续又反过来影响农村社会,再生产出“长幼有序”、“亲亲尊尊”的行动逻辑和文化态度[11]。S村父权的延续与宗族文化“规训”和当地的打工方式有关,父权文化和经济的渗透、宰制与人口流动共同形塑出当地的闪婚现象。
1.闪婚过程
按照字面意思,闪婚即像闪电一样迅速的结婚。在S村,一般农历腊月24左右,在外打工的年青人回家,由亲友或媒人张罗,介绍男女双方见面,如果相互有意,早则两三天后、最迟正月十二即可办订婚酒,正式订婚,然后男方把女方带出去打工。这一过程前后费时不到半个月,中间还连着过春节,大部分村民选择在春节前后闪婚与人口流动的季节性有关。2004年起,S村开始出现闪婚,没过几年,这种婚姻形式即被大多数村民接受并采纳。据笔者对访谈资料的统计,近5年来,闪婚者在S村结婚总数中已占比近70%。
表1 S村近5年闪婚情况的不完全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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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
2006 |
2007 |
2008 |
2009 |
2010 |
总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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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婚数 |
12 |
11 |
15 |
14 |
16 |
6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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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S村每年登记结婚的数目约为20对,闪婚比例约为6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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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婚的男孩年龄一般在20-22岁,女孩则在18-21岁,闪婚过程大致如下:(1)说媒。亲戚朋友、邻居或媒人在两家之间活动,帮忙提亲。(2)暗访。男女方的父母私下考察对方,主要关注对方家庭经济状况和周围人的评价,如果相互比较熟悉,则可忽略这个环节。(3)相亲。男女双方正式到对方家里走动、吃饭、沟通家庭基本情况。(4)交押金。如果男女双方合意,男方父母要交押金,双方父母就押金数额商讨并达成一致意见。(5)双方相处一段时间,短则3-5天,多则10来天,男方通常要在女方家生活,这也是女方父母细致考察男青年的重要机会。(6)选日子。男方家庭依据传统风俗选好订婚日子,告知女方家里,征得其同意。(7)订婚。女方家人及亲友到男方家吃订婚酒,订婚当天男方按规定交纳押金。(8)男女双方外出务工。办订婚酒意味着男女双方已缔结婚姻,女方必须在春节后随同男方一起外出务工,闪婚者一般都没达到法定婚龄,他们这种事实婚姻并不受法律保护。(9)一年后,男女双方回家过年,补办结婚酒席。此时大多数媳妇会有身孕,通过办酒席公之于众,获得社会承认。
调研中笔者发现,闪婚是由闪婚前、闪婚中、闪婚后生活构成的一个连续的行动流,这其中,地方规范通过实践和话语构建出闪婚合情合理的文化意识[12],使得S村青年不管是否外出打工,都会选择以闪婚方式缔结婚姻,而父权对闪婚的影响机制也可通过具体考察上述三个环节加以说明。
2.闪婚前
闪婚前父权的影响主要表现在青年上学读书和外出打工阶段。在S村,父权文化对男女性别差异作出清晰划分,子女从小就在“男女授受不亲”、“男主外、女主内”等文化氛围中成长,女孩到达一定年龄后自觉与男孩保持距离。村民通过嘲笑、劝诫、批评、教育等话语方式构建社会性别。男女青年如果接近异性,交流过密,会遭到父辈的严厉训斥和强行制止。在求学阶段,如果孩子早恋,父亲会感觉很没有面子,被村里人看不起,一般会强令子女分开以挽回名誉。男孩在学校斗勇斗狠则是有男子气概的表现,只要不造成人身伤害,父辈一般不会觉得不妥。对于女孩来说,“学而优则仕”、“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与她们没有关系,读书只为积累年龄,到时嫁个好人家,“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说辞在S村广泛流传。在父权思想的影响下,男孩很早就意识到自己是家中的顶梁柱,要承担养家糊口的经济重任,而女孩则被告知未嫁从父,即嫁从夫,成家后则要相夫教子。S村的打工经济兴盛,如果男孩成人后不出去打工挣钱,会让人觉得没出息,不仅会被父辈看不起,也会被村民视为无能。对于女孩来说,她无须像男孩那样拼命打工攒钱,更多要注意保持名声和清白,如果不慎失去贞洁,会被所有人鄙视和斥责,父辈也会抬不起头来。
S村所在的安义县于1990年起开始兴起做铝合金生意,在与外地人的市场竞争和行业角逐中,他们逐渐发现集聚力量、团体作战的重要性,于是便主要依靠宗族关系壮大自己,逐渐形成家人、亲戚、朋友和宗族成员互带、互助的打工传统。S村人说:“安义就这么点地方,相互之间总能攀点宗亲姻亲关系,总还是一家人”。以血缘为基础的宗族团队逐渐控制了从制作到批发、从型材到装修的整条产业链,外来者一般很难撼动其垄断地位,本地人却可以互相支持,甚至采用赊账方式筹措资金。2005年后全国铝合金生意的70%都由安义人经营[13]。宗族抱团流动对当地打工经济影响巨大,铝合金生意成为青年外出打工的首选,S村男孩一般在中学毕业后就跟随宗族长辈加入铝合金业。开头的三年学徒期间,工作累、工资少,而且受经营限制,男青年少有接触异性的机会。除去少数开铝合金厂的成功者,大部分青年在学徒完成后都要开门店招揽生意,自己动手切割组装铝合金器具并提供上门安装服务。女孩如出去打工必须待在父母或亲戚身边,不能单独行动,以便父辈监控。对于女孩来说,打工并不具有实质的经济意义,只是为结婚作年龄准备。
3.闪婚中
打工几年后,男女青年就准备结婚了。在S村,青年的婚姻还远不能自由自主,要受到长辈和家族的干预,同时缔结婚姻也是一起公众事件。选择合适对象是首要的,为适婚青年介绍对象是亲戚家人的责任,媒人也会帮忙说媒,但她必须考虑熟人社会的关系网络。当地的婚配逻辑与其说是保证男女双方情投意合,不如说是为了扩展社会关系和保证家族血脉的顺利延续。对于父辈来说,传宗接代、延续子嗣是婚姻的目的,虽然也会考虑感情、相貌等因素,争取门当户对,但并不苛求,保持婚姻稳定才是关键,因而将经济关系渗入婚姻对于保证夫妻关系稳定十分重要[14]129-132。20来岁的男女青年并没有多少积蓄,成家还是要靠父母的经济支持,父权也因此得以影响子女婚姻。父母一般通过押金这一传统礼金的演变形式表达对子女婚姻的经济支持,不过押金数额巨大,一般家庭要经过多年积攒才交付得起。因此,从孩子出生开始,攒钱为儿子结婚即是父母的人生任务。因闪婚双方少有感情基础,如果男方反悔,与女方分手,押金即作为女孩的“青春损失费”[③]不再退还。女方再婚也多少会受到村里人的冷眼和歧视。
4.闪婚后
结婚后,男女双方大多一起再外出打工。一般会开夫妻店做铝合金生意,男子在外干活,女子看店招揽生意。在与同宗族人搞好关系、获得其物质及精神支持外,女子还要在这一年怀上小孩,否则会遭到男方父辈的埋怨。传统婚姻的意义是为了确立双系抚育,即传宗接代,延续子嗣。夫妻间并不重视经营感情和求得心灵上的融洽,男女双方只需要按照一定规则分工合作经营经济和生育即可[14]45-47。因此在S村,家庭更多作为一个“事业单位”而存在,夫妻双方共同为生育男孩、绵延家族这一“事业”而努力,两性间的感情不被看重,闪婚方式与这种婚姻家庭态度正相契合。S村人生儿欲望强烈,如果没有儿子,不仅会遭到村民耻笑,当事人自身也会感觉生活没有意义。为子女完婚和抱上孙子是父辈最重要的人生任务,这也是父权作用的起点。如果女方在婚后顺利产下男孩,则会在年末回家乡办结婚酒;如果生下女孩,则表明女方有生育能力,一般也会办酒并继续生育,直到生下男孩为止。如果女方一两年内不能怀孕或生育,则父母会不断给儿子施压,敦促儿子离婚,并继续为他找对象。
传统中国是父系社会,父权是家族的最高统治力量,其中对经济权的掌控是父权的基础 [15]。在生于斯、死于斯的乡土社会,建筑在血缘组织和村庄舆论上的父权影响着村庄生活的方方面面。作为集政治、经济、文化于一体的综合性权力,父权对子代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对所谓“不轨”行为的暴力惩罚,也体现在长幼有序、亲亲尊尊的伦常教化中。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以及现代化的强烈冲击使父权制遭到极大削弱,但父权并没有完全消亡,在部分农村地区,它仍是一种建立在性别、年龄、辈分基础之上的等级制,以父权、父居和父子关系为核心,强调父权对青年男女的经济和文化宰制[16]。S村的田野经验即表明,父权与社会流动共同促成闪婚,并且成为塑造S村闪婚的重要力量。
1.本地婚——文化“规训”
无论在家乡还是在打工城市,S村青年都难以摆脱父权文化网络的影响。这种文化网络与杜赞奇所说的“文化”意义相似,指“各种关系与组织中的象征与规范,这些象征与规范包含宗教信仰、相互感情、亲戚纽带以及参加组织的众人所承认并受其约束的是非标准”[17]。父权文化的影响不仅表现在成长阶段男女有别的社会性别教化上,还表现在关于通婚圈的文化构建上。我们在S村的20多天里明显感受到父权话语力量的强大。
S村闪婚的特点之一是本地婚。当地人普遍认为本地通婚好,跨省婚姻有害,通婚圈只应限于本县范围。长辈们常捕风捉影地传播一些外地婚不好的舆论和传言,说找外地媳妇不好,骗钱骗人,祸害多多。如XX男孩在外地谈了一个女孩,带回家结婚,被女孩骗走不少钱而人财两失;而XX女孩嫁到外地,被丈夫打骂,婆婆训斥,生活很不好过,后来忍受不住,只好跑回来,等等,由此构建出外地婚有害的文化场。事实上我们调查发现,娶外地媳妇并不见得生活就不幸福,除了上世纪90年代间几起花钱从外地买来的媳妇跑掉的情况外,正常结婚的家庭生活都比较美满和睦,本地婚与外地婚的婚姻质量差别不大。尽管与外地人通婚不幸仅属个别现象,但村民仍从自己的文化习性解释此事,不约而同地发出与外地人通婚有害的评论,从而形成了强大的村庄舆论。由此可见,这种肯定本地婚、否定外地婚的婚姻态度并不是对现实情况的真实反映,更多是作为一种父权文化的表达性建构而存在。而这种本地通婚可靠的强大舆论场,深刻影响了S村青年男女的婚恋观,现在S村70%以上的男女都是本地婚,且没有出现因社会流动造成的婚姻市场失衡现象。
2.早婚——社会资本竞争
S村闪婚的另一特点是早婚。村庄规范不仅通过舆论和实践塑造S村的本地婚形式,而且通过不同社会资本间的竞争关系来决定当地的早婚习惯。在S村,男女成年后(18岁)父母就开始为其婚姻做准备,如果女子过了23岁还没嫁人,男子到了25岁还没讨到媳妇,就会被村里人嘲笑,父辈会被批评为能力低,不会过日子,生活穷困,或者人品有问题,而亲戚媒人也会热衷为其子女介绍对象,因为为子女完婚是父辈义不容辞的责任。
虽然S村盛行本地婚,不存在找不到对象的问题,但父辈依然会乐此不疲地为子女选择早婚。父辈认为,在确定的婚姻市场内男女青年数量是确定的,无论男婚还是女嫁,都会造成本地优质对象的减少。于是一些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雄厚的家庭会尽快促成子女早婚,以便挑选到门当户对、相貌姣好、德才兼备的婚配对象。通过早婚,这些家庭不仅为子女找到中意的配偶,而且用行动形成了越是早婚家庭条件越宽裕、父辈越有能力的婚姻文化话语表达。而这些又迫使村中其它父辈出于现实压力和挣面子的考虑,主动选择顺应由村庄上层构建出的早婚习俗,同时也传递出晚婚是父辈无能的村庄社会评价。在这种乡土文化场域内,男女青年到达一定年龄阶段也会产生“婚姻焦虑”,主动选择早婚,以免被人觉得不正常或能力低。
3.结婚——经济宰制
在S村青年的闪婚中,押金是父权介入子女婚姻的一个重要途径。父权的存在,不仅体现在文化网络的表达性实践上,而且体现在父辈对经济资源的掌控上。S村青年从走出校门到结婚,只有短短几年时间,其间主要是当学徒,给别人打零工,经济收入和积累十分有限。他们要适应本地婚俗早早建立家庭,很难不依靠父母的经济支持。虽然市场的开放和农村人口流动使他们有机会摆脱家长的人身控制,自主选择生活方式,父辈权威在形式上被削弱,但他们的闪婚实践表明,权力是与资源相联系的,父辈对子辈的支配能力取决于与资源的关系,资源是父权发挥作用的常规要素。
吉登斯将资源划分为两大类:配置性资源和权威性资源[18],配置性资源在本文中主要指父辈所掌握的经济资源。随着现代性话语权力和大众传媒的文化侵蚀,父辈的权威性资源被剥夺,但他们却掌握着经济资源,父权的延续很大程度上此有关。也就是说,子女可以拒绝父母干预个人生活,可以拒绝闪婚,但他们很难拒绝父辈资源的代际传递,因为子辈对父辈的经济依赖依然存在。而父辈头脑中还积淀着传统的婚姻责任和传宗接代伦理:理想的父亲应该采取一切办法保证儿子缔结美满婚姻,接受良好教育,保持融洽的人际关系,过上良好的物质生活[19]。因此S村的父辈会尽力在经济上支持并促成子女闪婚,以便尽早抱上孙子。子辈出于现实压力和理性考虑也会遵从父辈的婚姻决定,选择接受父权的护佑。
4.打工地——流动的父权
杨善华指出,随着人口流动性的增强,青年劳动力与家庭成员分离,独立性和自主性都得到增强,流动特点带来农村家庭离散化,农民亲属网络碎片化,使传统亲属网络缺失聚居基础,父系父权的家庭制度受到侵蚀[20]。这一论述提供了农民社会流动的一般图景,S村的人口流动机制却与此有较大不同。在婚前,S村青年一般跟着长辈外出打工当学徒,由于铝合金经济的抱团式发展,空间上的离散并不意味着父权文化的式微。在日常学徒生活和铝合金门窗安装操作实践中,青年免不了要与亲戚家人打交道,他们仍得在宗族网络中处理各种关系,父权文化通过长辈的教育和训导得以沿袭或再生产。
深入考察S村青年的流动实践就会发现,流入地虽然离家乡很远,但青年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都被家族笼罩着,无论是社会结构还是家庭结构都与居住地性质类似。以宗族为单位的“抱团经济”在流动中建构出与乡村生活相同的亲属网络和关系结构。在稳定有序的亲属邻里关系中,包括辈分、年龄、性别的等级秩序以及与之相关的父权规范被传承或移植过来,在务工城市构成了一个固定的父权亚文化圈[21]。亚文化圈的形成不仅与当地的铝合金产业特点有关,也与打工青年的自我选择有关。与从事其它行当相比,做铝合金不仅有长辈指点可以轻车熟路,而且亲戚、家属构建出的文化网络也有助于抵御城市生活中的冷漠和无助。青年人会根据实用性原则将碎片化的亲属关系和地缘关系进行“再地域化”,自觉选择接受亲友帮助,在移植的父权文化中生活,从而再生产出早婚和偏好生男的“惯习”。父权意识形态不仅没有被社会流动所侵蚀,反而在组织化的家族经济中得到再次传播和释放,从而使打工青年的城乡流动深深打上父权文化的烙印。
四、小结和讨论
基于对S村闪婚过程的研究,笔者发现,尽管自由流动带来青年冲破父权辖制的机会,但父辈心中积淀的文化“惯习”却可以通过营造舆论如“本地通婚幸福、外地通婚有害”等培育出诸多客观性实践,并再生产出父权实践。同时,铝合金的“抱团经济”及S村青年的打工方式使父权规范被“再地域化”,父权组织网络及关系结构得以在城市亚文化圈中延续下来。此外,当S村青年通过婚姻重新嵌入家庭和家庭关系时,经济不独立及事业发展的理性考虑使其不得不依赖父辈,客观上增大了父权文化的渗透空间。最后,城市生活尽管美好,但微薄的打工收入并不能使年轻夫妻在城市安家立户,他们往往还须回村生活,再次进入父权文化浸淫出的社会空间。从流入地到流出地再到流入地,S村青年既要接受父权文化规范,又要依靠父辈经济支持,从而使男尊女卑、生男偏好、早婚有益等父权思想逐渐深入年轻人的头脑,在这张巨大的父权经济文化网络中,年轻人的主体反思和社会行动被父权结构和父权原则所淹没,而父权也得以延续并催化出乡村的闪婚逻辑。
通过以上考察分析还可以看到,社会流动带来了农村青年居住模式的变化、理性思考能力的增强以及与原有宗族关系的疏离,但基于血缘和地缘高度重合的父权制束缚在现代性冲击下并未完全瓦解,父权制中男女有别、男性优势、父权规制等本质特点并没有实质性变化。在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今天,S村父权的延续并不是指它作为一种显性家长权力的复兴,而是指村庄父权文化基础、铝合金经济所形塑出的“再地域化”组织网络、父辈手中掌握的经济资源等因素综合形成的父权经济文化网络。父权的延续,既是宗族社会父权文化和父权意识形态维系自身地位的需要,一定程度上也是农村青年在市场竞争和生存逻辑驱使下寻求庇护、成家立业的需要。对于S村青年来说,现在的父权经济文化网络可以缓解生存、竞争的紧张和社会压力,但它是以对个体权利意识和主体意识的压抑为代价的,深受现代化影响的男女青年都有追求个人幸福和获得自由发展的强烈愿望,一旦具备独立养活自己的能力,获得自主组建家庭的条件,他们是否还愿意忍受没有爱情、没有个性、没有选择的工作方式和婚配方式以及生活方式?他们是否还愿意接受父权文化对个体的约束和压制?笔者相信答案应是否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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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宁生]
[①][收稿日期]2012-04-27;[修订日期]2012-05-10
[作者简介]刘锐(1987-),男,湖北十堰人,华中科技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社会学理论应用、乡村治理。
① 本文得益于与杨华、刘升、陈锋、徐嘉鸿、汪永涛、李宽等学友的集体讨论,写作过程中得到杨华博士的指导与建议,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②]北方农村、中部农村、南方农村的划分是华中学者在长期的田野调查中总结提炼出来的。三种类型的村庄社会性质有所不同,北方农村多由联合家庭、门子或户族构成,较容易受国家权力影响,村庄内部各家族间的竞争很强,容易被分裂;中部农村在核心家庭之上没有一个强大的家族组织和家族文化伦理支撑,村民间多为原子化的松散关系,传统伦理文化一旦遭遇现代化的冲击即很快消解;南方农村多是宗族性村庄,村庄内部有一套成熟的地方性规范和伦理道德维系机制,村内团结有序。贺雪峰对此有详细论述,具体可参见贺雪峰所著《村治模式:若干案例研究》(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和《村治的逻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