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月17日日本靖国神社开始秋季大祭,自民党总裁安倍晋三于大祭首日进行了参拜。18日上午,67名国会议员集体前往参拜,其中即包括曾担任首相的森喜朗,也包括执政的野田佳彦内阁两名大臣——国土交通大臣羽田雄一郎和邮政民营化担当大臣下地干郎。此前8月15日日本战败日当天,羽田雄一郎与另一名内阁成员、国家公安委员会委员长松原仁参拜了靖国神社,打破了民主党2009年执政以来内阁成员不参拜靖国神社的“惯例”。
        自民党内保守势力历来主张参拜靖国神社,但民主党野田内阁再次出现去靖国神社“拜鬼者”,表明日本执政党内部不愿意管束阁员参拜,采取了跟自民党在处理历史问题上非常相近的做法。
        供奉有14名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一直被视为日本军国主义的象征,是日本外交政策走向的风向标,也是日本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周边国家间最敏感的政治问题。中日、韩日等关系的恶化常常是由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而起。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刘江永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在中日、韩日关系因领土争议而敏感紧张的时刻,无论是自民党还是民主党,积极参拜靖国神社的背后,反映的是日本政治不断加深的右倾化走向。日本政坛的这一倾向将使日本与亚洲近邻日益隔绝。也许,这是日本真正走向衰落的开始。 

        战后三次右倾化

        在日本,有一个成立于1981年的跨党派议员组织叫“大家一起参拜靖国神社议员会”,它在每年春秋大祭和8月15日战败日,都号召其成员集体参拜靖国神社。今年秋祭,包括安倍在内的日本政坛头面人物参拜靖国神社的只有60多人,相比日本国会参议院、众议院两院里的议员人数700多人,比例只占十分之一左右。参拜人数虽然很少,但对外表态和日本国内舆论环境却出现变化。
        安倍晋三在参拜后辩解其行为是表达对为国捐躯士兵灵魂的尊重,“这是一种表达维护地区和平的方式”,他对自己在任首相期间没能以首相身份参拜靖国神社感到很是后悔。“这也许是在暗示,自己今后当了首相会正式去参拜靖国神社。有延续小泉纯一郎做法的含义,是特意做给中国看的。” 日本企业研究院院长、日本问题专家陈言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以往当日本政坛头面人物参拜靖国神社的时候,总会有一些支持中日友好的人士站出来说,这样的行为会危害到日本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这次安倍等人参拜后,日本国内反对他们的声音很弱,显示右倾化的声音已经把其他支持日本与周边国家保持友好关系的人的声音暂时盖住了。
        二战后,日本出现了三次政治右倾化现象。20世纪50年代,随着美国冷战政策的出台,日本政坛出现了第一次右倾化现象。被开除公职的旧官僚复职,旧军人和旧右翼组织复活,二战甲级战犯岸信介(现自民党总裁安倍晋三的外祖父)就担任过日本右翼组织“祖国防卫同志会”的顾问,并在1957年和1958年两度组阁,担任了3年多的日本首相。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日本政坛再次出现右倾化趋势。这次目标是要求日本重回正常国家,在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后成为政治大国,在行动上积极增强军事力量并向海外派兵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扩大日本参与国际事务的能力和实际影响。
        进入21世纪,日本政坛开始出现第三次右倾化现象,日本的右派政治家们计划修改宪法、修改防卫大纲、行使集体自卫权,在对外关系上强化日美防卫合作,不顾邻国的反对参拜靖国神社,挑起并激化与中国、韩国等国的领土争议。
        陈言指出,日本右倾化的特征是比较强调自己国家的观点,缺少了对周边邻国的理解,缺少了对国际和平、国际经济建设的贡献。右倾化也是日本衰落的一种表现,是其缺少信心,看不到新方向的结果。 

        朝野合流的背后

        在日本政坛,保守派的自民党长期占据执政地位。1998年成立的民主党在国内主张推行民主、稳健的政治路线,反对参拜靖国神社。在对外关系中,主张加强与亚洲各国的友好互信关系。与自民党的强硬保守派形象不同,民主党被称为日本的温和保守型政党。
        然而,野田内阁再次出现阁员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表明民主党由于国内政治环境的变化,已经放弃对内部的约束,放弃了此前民主党不参拜靖国神社的要求。陈言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参拜靖国神社现在更是成为民粹主义的试金石,真正的民粹主义者会去参拜,通过参拜表现出其与周边国家的对峙态度。今后去参拜的日本内阁大臣可能会越来越多,可能会成为一种常态,日本政坛越来越右倾化。”
        在选举政治国家中,政治人物言行的基本考虑是民众对自己政治立场和政治行为的评价。为了政治的需要,日本国内的政客们往往以民主为借口,以民粹主义的方式,动员着民间存在的右翼力量资源。结果,牺牲的往往是日本和其他国家的关系,尤其是和其邻国中国、韩国的关系。
        刘江永指出,目前日本中右派政客集体参拜靖国神社,无疑是为了取悦中右倾向的支持者,迎合日本右翼力量,夯实自己的政治基本盘,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当前日本政治生态普遍右倾化的趋势。
        今天的日本政坛,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反对党,无论是中央政治人物还是地方政治人物,都有很大的动力去诉诸右翼力量,冀求右翼力量的帮助和支持,从而在日本政坛发挥能量。前首相小泉纯一郎、四次连任东京都知事的石原慎太郎和大阪市长桥下彻等,之所以成为日本的政治明星,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因为他们善于动员右翼保守力量,主动寻求右翼力量支持。

        危害亚洲和平

        在朝野政要参拜靖国神社的右倾化举动之后,本就因为领土争议而紧张的中日、韩日关系再度紧张。
        中韩两国都表达了对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的不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18日表示, “我们要求日方正视和反省历史,切实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恪守迄今在历史问题上作出的郑重表态和承诺,负责任地面对国际社会”。韩国外交通商部发言人赵泰永18日也表示,参拜靖国神社是“不负责任的行为”,韩方对此深表遗憾,敦促日方正视历史。
        国外媒体纷纷表达了对日本与亚洲邻国关系恶化的担忧。《纽约时报》认为,此举引发了人们对安倍作为一国领导人是否会推动“右转”进程,进一步损害日本同亚洲邻国紧张关系的担忧。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说,西方需要关注日本“右翼”势力影响,这股势力正借日本民众对经济持续低迷的沮丧情绪不断发力,日本与邻国打交道将越来越难。
        实际上,受近期中日钓鱼岛领土争议影响,中日关系已经降到了历史上的最低点。两国间庆祝建交40周年的活动暂停,多项交流计划取消,双边旅游人数急剧下降,双边经贸受到严重影响。中日持续数年的“政冷经热”已经不甚完美,如今因为钓鱼岛问题和日本政坛右倾趋势,中日关系果真变为“政冷经凉”的话,两国经济都会受到沉重影响,甚至影响到全球经济复苏。
        刘江永认为,中日关系的发展和日本国内政治右倾化存在着非常强的相关性。日本国内右倾化趋势发展越强,中日政治关系受到的侵害就越大,是一种负相关关系。而中日民间感情与中日政治关系发展则存在正相关关系,中日政治关系发展越强,中日民众间的感情就会随之改善。
        日本副首相冈田克也21日表示,“日本虽然与中国不存在领土问题,但有争议也是事实,双方必须通过对话解决现在的状况。”
        冈田克也的表态是否表明日本准备有意缓和与中国的紧张关系呢?刘江永说:“冈田克也的表态只表达了其个人的希望,到目前为止未发现日本政府有任何改弦更张的可能,中日关系短期内不会出现根本改善。”
        受影响的不仅是中日两国关系,日本与亚洲邻国间的关系也深受日本政坛右倾趋势影响。作为深受日本殖民统治之害的国家,韩国担忧因慰安妇问题及独岛(日称竹岛)主权争端而趋冷的两国关系将愈加难以修复。
        政治右倾化激起的将是民族主义思想膨胀,日本政治右倾化威胁亚洲和平。作为世界唯一未对发动侵略战争进行彻底反省的国家,日本日趋强硬的外交政策和不断膨胀的民族主义情绪,将会给地区安全带来新的不确定性,把日本和亚洲其他国家引向更加危险的境地。
        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历程,已经昭示了日本右倾化和日本民族主义膨胀后给日本人民和周边邻国带来的历史性灾难,牢记这些血的教训不仅有利于亚洲和平与安宁,也有利于日本自身。
        (《环球视野》摘自2012年10月29日《中国新闻周刊》)

        链接:右翼牵手政客推日本面临军国路 (唐奇芳)

        日本共同社10月29日在报道中称,自今年8月钓鱼岛及独岛(日称:竹岛)问题引发中日、韩日对立加剧以来,日本全国47个都道府县中,有37个道府县曾表决通过意见书或决议,要求日本政府对中韩提出抗议或采取“坚决的外交态度”。日本右翼势力又在日本地方议会兴风作浪,右翼势力,是日本近现代历史上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19世纪末至今的100多年中,军国主义攫取政权、发动侵华战争、扰乱战后秩序、破坏中日关系,几乎日本每一次重大历史事件的台前幕后都有右翼势力扮演着不可忽视的角色。

        军国主义培养的怪胎

        正如日本进步学者木下半治所总结的:“日本右翼的重要特征之一,是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主张军国主义、侵略主义,并且一贯以大亚细亚主义的名义,进行侵略大陆的宣传。”
        二战前,日本右翼势力的主要表现是与军国主义互为表里,逐步将日本推向法西斯统治和侵略战争的深渊。1881年成立的“玄洋社”被公认为日本历史上第一个右翼团体,其首领头山满等则成为日本右翼势力的开山鼻祖。在玄洋社的影响下,众多右翼团体,如“黑龙会”、“浪人会”、“犹存社”、“民间社”等纷纷出笼。
        日本政府为扩大对外侵略,在思想和行为上加紧对国内舆论和民众的控制,将全国各地以军国主义、极端国家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为宗旨的在乡军人团体整合为“帝国在乡军人会”,以“民间团体”面目出现,鼓吹军国主义,支持对外扩张,配合官方镇压国内反战运动。上述两种团体在思想理念、政治口号和暴力手段上都大同小异,人员也相互交错。
        与此同时,右翼思潮也日益高涨。北一辉、大川周明等右翼势力中的“理论家”先后抛出《日本改造法案大纲》、《大日本帝国主义的使命》等右翼思想集大成之作,鼓吹皇国至上、忠君尚武、种族优秀等理论,直到今天仍被右翼势力奉为经典。
        右翼势力虽然都以“民间组织”的面目出现,但从一开始就与日本法西斯政治势力密切相关,相互呼应,成为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对外进行侵略扩张,对内实行法西斯统治的吹鼓手和马前卒。对内,右翼势力使用街头暴力手段,配合政府残酷打击镇压社会主义等左翼进步团体。
        为了尽快夺取政权,建立法西斯军事独裁统治,右翼势力与军部法西斯势力加紧勾结,接连制造恐怖暴力事件,先后刺杀首相滨口幸雄、犬养毅等多位政要,右翼团体“樱会”更直接参与了“二二六”兵变,用血腥暴力手段,帮助加速了日本政治外交和社会思潮的军国主义化和法西斯化。
        对外,从头山满等人开始就主张的“大亚细亚主义”与日本军部对中国和朝鲜等邻国进行侵略扩张的“大陆政策”完全一致,因此从一开始日本右翼势力就竭尽全力、充当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急先锋。
        比如,玄洋社从1886年起,陆续派出大量成员,深入中国各地从事间谍活动,刺探情报,实际上同时直接受命于日本军部的荒尾精、川上操六等人,在日本发动甲午战争的军事准备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黑龙会则更加成为日本对我国东北地区进行殖民统治的直接工具之一。
        二战后初期,美国占领当局曾经对右翼势力进行整肃,日本政府先后发布“敕令第101号”和《团体规正令》,大量右翼团体被解散,骨干分子被剥夺公职、取消公权,曾经猖獗无比的右翼势力一时销声匿迹。但是,冷战的发展和朝鲜战争爆发导致美国对日政策从“抑制”转向“扶植”,右翼势力死灰复燃。

        右翼鼓吹修改和平宪法

        冷战时期,由于美国对日本右翼势力的放纵,其根基几乎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口号主张与战前并无二致,再次公开叫嚣“天皇制国体”、“天皇中心”、“民族至上”等,“新意”便是要推翻战后的国内安排和国际秩序,鼓吹“修宪、强兵”。
        在这一点上,右翼势力与日本保守派政客再次形成默契。1957年,被列为甲级战犯的岸信介出任首相,右翼势力倍感鼓舞,实力急剧膨胀,活动愈发猖獗。与右翼势力的反对战后安排叫嚣相呼应,岸信介政府掀起了针对1952年“和平宪法”第九条的第一次修宪高潮。
        同时,右翼势力也对岸信介内阁的活动进行积极配合,主要手段仍然是血腥暴力。特别是在五六十年代之交反对《日美安保条约》的大规模群众运动中,右翼势力配合日本警察,进行疯狂镇压,造成1960年“六五”流血惨案,同时仍然沿袭战前的恐怖暴力手段,刺杀左翼进步人士,如日本社会党委员长浅沼稻次郎等。
        上世纪80年代,中曾根康弘提出“政治大国”、“国际大国”等发展目标,公开宣称要“加强自主防卫”,“日本要做国际国家”,掀起第二次“修宪”高潮。
        在此基础上,右翼势力和保守政客推动的修宪也逐步走向现实。2001年,严重右倾的“鹰派”政客小泉上台,右翼势力欢呼雀跃,日本“修宪”势力日益高涨。先是在参众两院成立“宪法调查会”,并于2005年4月公布《众议院宪法调查会报告》,修宪正式进入日本国会日程,并进入具体法律运作过程。
        接下来,2007年5月日本众议院通过《日本国修宪程序的相关法》,踏出实质修宪的第一步。随即,日本国会将宪法调查会改为宪法审查会,赋予其审议权,开始履行宪法修改的相关职能。
        民主党政权在修宪上的主张与自民党毫无差别,日本的修宪进程仍在继续,下一步将酝酿全民公投。可以说,日本离否定“和平宪法”,重回战争老路只有一步之遥了。

        右翼推动对外军事扩张

        冷战结束后,日本政治格局剧变,左翼主力社会党加入联合政府,日本共产党和工会等左翼力量也逐渐衰弱。日本右翼势力失去了唯一与之相抗衡的力量,活动更加猖獗。对内,右翼势力批判现行政体,全力推动政治和社会的保守化和右倾化。
        他们发起对战后政治的“总清算”,动员大量车辆和人员,在东京街头游行示威,宣传鼓吹,严重扰乱社会秩序。同时,在日本政界保守势力的推动下,他们与右翼势力共同主张的“军事大国”目标正在逐步实现。
        日本右翼势力积极配合,用集会、请愿等方式大力支持中曾根参拜靖国神社,支持文部大臣尾藤秀行等政府高官否认南京大屠杀等日本历史罪行、美化侵略战争的言论,支持国会议员成立“大家都来参拜靖国神社之会”,要求大臣正式参拜靖国神社等挑衅性的政治行为,都大声欢呼。
        同时,右翼势力肆无忌惮地鼓吹扩充军备、将自卫队改为正式的军队,研制核武器、实现核武装,向海外派兵,成为军事大国,与日本保守政客的主张完全一致,二者在朝野相互配合,推动日本政治朝着右倾化方向发展。
        1992年的《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合作法案》(《PKO法案》)让自卫队突破海外派兵的限制。1999年的《周边事态法》,通过模糊或扩大对周边“事态”的解释,在实质上突破宪法对“集体自卫权”的限制,将自卫队权能扩大到日本本土之外。
        2003年的“有事”三法案使日本变相拥有了“集体自卫权”,其中的《应对武力攻击事态法》实质上使得日本恢复了交战权。2006年又修改《防卫厅设置法》和《自卫队法》,将防卫厅升格为防务省,将自卫队的海外行动从“附带任务”升格为“基本任务”。
        总而言之,日本采取迂回策略,通过制定、修改和解释军事法律法规,绕开宪法对日本发展军事力量的种种限制,在事实上架空了“和平宪法”,为修宪创造条件,铺平道路。

        高调反华挑拨中日关系

        与内政的变化相对应,右翼势力在外交上对中、韩、朝等东亚邻国进行疯狂的仇视、诬蔑和攻击。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与和平崛起,右翼势力大力渲染“中国威胁”、“中国报复”,认为中国强调历史问题是对日本的“敲打”,在更加强大之后一定会“报复日本”,煽动恐华、反华和仇华情绪。
        他们夸大中国的国防力量和军费开支,指责“透明度不够”,诬蔑中国正常的国防力量发展是“扩张海洋霸权的野心”,对日本构成“威胁”,并以此作为鼓吹日本扩军备战的依据。他们还不断采取对中国的挑衅行动。
        在钓鱼岛问题上不断制造事端,多次非法登岛,甚至在岛上建立灯塔和神社,书写反华标语,在东海油气开发上采取极端不负责任的单方面行动,并且在台湾问题上要求提高与台湾关系级别,成立“李登辉之友会”,支持台独。此外,在中日关系紧张时,右翼势力除了游行示威,高呼反华口号,还多次攻击中国驻日使领馆。
        需要指出的一点是,近年来,右翼势力对中国的认识和政策主张,已经不仅仅是少数右翼分子的叫嚣,而是反映在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中,并严重影响了日本国民的对华感情。
        2010年9月,中日撞船事件发生后,“加油日本全国行动委员会”等四大日本右翼团体发起了全国性的反华集会游行,波及东京、名古屋、京都、札幌、福冈等十八个大型城市,规模为近年来所罕见。
        在集会上,右翼势力叫嚣“中日断交”、“创设皇军”、“中国是恶邻”等极端口号,被日本媒体报道和渲染,对两国民众的感情和关系产生了短期难以修复的伤害。
        据随后进行的日本年度《内阁府外交舆论调查》显示,有效回答中有88.6%的人认为“中日关系不好”,77.8%的人“厌恶中国”。日本媒体又对这两个数字大肆渲染,并将其归罪于中国渔船在钓鱼岛海域的“冲撞”。

        右翼与日本政客互动

        二战后,日本右翼势力的主要表现是与保守政客相互配合,力图否认战后秩序,恢复日本的“本来面目”。
        日本右翼势力人数并不多,战后一直保持在12万左右,只占日本人口的千分之一。但它却能对日本政治和民众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主要原因是右翼势力历来与日本统治者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战前的右翼头目都是政界军界高官。如玄洋社关键人物广田弘毅在“二二六兵变”担任首相,“日本乡友联盟”有末精三则是参谋本部第二部部长、陆军中将。这种右翼团体政治化和右翼分子身兼政军要职的态势,加速了日本政治和社会思潮的法西斯化和军国主义化。
        战后,二者关系形式有所变化。右翼分子无法担任政界职务,政客顾及形象不再与右翼公开来往,但实际上所有重量级政客都与右翼势力关系暧昧,合作默契,心照不宣。比如,被视为严重“右倾”和“倒退”的“皇国化”系列立法:“国旗国歌法”、“年号法”和“建国纪念日”,都是在右翼团体大力推动下,由国会通过并颁布执行的。这是右翼与保守政客“完美合作”的一个例证。
        实际上,不少日本政客并未放弃极端民族主义思想,右翼恰好言其所不能言、不便言,道出其心声,利用右翼团体的上蹿下跳作为急先锋、探空气球,既可以鼓动极端民族主义思潮,为日本保守势力否定战后秩序、实现“正常化国家”开辟道路,又可以用所谓“民意”作为借口,逃避政治责任。
        这在近年来成为日本政界中坚的一些所谓少壮派政客身上体现的尤为明显。他们政治理念保守,自诩为“新民族主义者”,在国内外政策制定上与右翼势力遥相呼应,使得日本政治整体保守化和右倾化的趋势不断加快、加剧。
        特别是战后成长起来的新生代政治家,漠视历史,更加迫切地追求日本成为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力主修改宪法。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社民党(原社会党)和日本共产党等左翼政党在冷战结束后的迅速衰落,甚至在政纲上改弦更张。
        1993年8月上台的细川护熙政府代表原来的左派势力和中间势力加入保守派的阵营,是日本政治整体右倾化的一个里程碑。自此,修宪趋势与日本政治右倾化同步加速,无法遏制。

        警惕军国主义重来

        在10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日本右翼势力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组织,更没有什么完整的理论体系和政治纲领。各个团体组织五花八门,各种口号叫嚣光怪陆离。但并不能将其简单地视为一群不成气候的乌合之众。无论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右翼势力的组织和口号如何变化,有些特征是万变不离其宗的。
        日本右翼势力有不可忽视的社会基础。如上文所述,日本警方统计掌握的“正规”右翼势力人数在12万左右,基本保持恒定。但知名右翼理论家荒原朴水在其《增补大右翼史》中却声称右翼分子有353万之众。
        这并非虚张声势,而是包括了思想上认同右翼理念,深刻同情右翼,持有右翼价值观的那些人,也就是“潜在的右翼”。他们并不参加制度化的右翼组织和行动,甚至不承认自己是右翼分子,但在实际思想和行为上却和右翼毫无二致,一旦国内外局势出现重大变化,右翼势力活动猖獗化,他们内心的右翼“内核”就会“破壳而出”,转变为正式而公开的坚定右翼分子。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人之中有不少都是影响颇大的社会各界名人,对日本的政府决策、社会思潮和国民意识产生着不可估量的巨大影响。
        究其根本,是日本极端民族主义乃至军国主义的根源未被铲除。在政治上,战后安排并未触动日本的右翼势力的根基。战后,美国为了在冷战中借重日本,对右翼清算并不彻底,大量战犯并未得到惩处,反而重返政坛,位居要职,为后来日本的整体右倾埋下伏笔。
        更重要的是,原本应该对战争负主要责任的天皇地位几乎没有受到影响,天皇制得以保留。而天皇制正是“皇国史观”、“天皇崇拜”等军国主义思想根源的基础。
        在经济上,曾经作为日本法西斯主义战争助推器的财阀制度并未发生根本上的改变,很多大财团的技术和业务带有浓厚的军用色彩,财界与保守政客保持密不可分、互为表里的联系。
        在思想上,极端民族主义在战后初期短暂蛰伏后,20世纪80年代再度抬头,并逐渐成为日本政治思潮的主流。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505期,摘自2012年11月1日《法治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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