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泽东是在中西文化的冲突达到高潮的五四时期走上历史舞台的。这就为他毕生的历史使命和思想性格设立了根本性和规定性。

        同那个时代的大部分知识分子一样,毛泽东的整个精神世界都交织着中西文化激烈而复杂的冲突。他受到过近代西学和五四启蒙运动的精神洗礼,并曾全身地投入了新民德、开民智的思想启蒙运动。在严峻的救亡危机面前,毛泽东毫不动摇地将目光转向了西方,希望从西方找到足以拯救民族危机,促使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大本大源”。他以近代西方自由、平等、博爱,以及个性至上、自我实现等思想观念为价值背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腐朽内容展开了猛烈的批判。在众多的西方理论和主义之中,毛泽东最终选定以马克思主义为自己的终身信仰,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实现自己“改造中国与世界”崇高理想以及安身立命的精神依据。这就从根本上铸就了毛泽东毕生反传统的文化性格,铸就了他矢志走出儒家文化的樊篱的心路历程。

        但是,与此同时,毛泽东恰恰又是中国最后一代受到过传统国学系统熏陶的知识分子。从《三字经》到“四书五经”,青少年时代,毛泽东在封闭的社会环境下走过了一条相当正规的传统知识分子的思想文化历程。正统儒家经典加古典小说,几乎构成了毛泽东少年时代整个阅读世界。甚至直到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头两年,毛泽东最下苦功的还是传统国学,以至于有人说青年毛泽东走上了一条没有科举考试的科举之路。毛泽东自己不止一次地说过:我的学习,第一阶段是在私塾里学孔夫子,第二阶段进学校学资本主义,后来客观形势使我和周围的人转向马克思主义。他还说,我读了八年孔夫子,又读了六年资产阶级的书,二十四岁才知道马克思。建党时,我们也很幼稚,开始搞革命,谁知道怎么搞呀?

        毛泽东的自述,相当清晰地概括了他早年的思想历程:以儒家为主体的传统国学——近代西学——马克思主义。深厚的传统国学根底,曾使青年毛泽东一度接受了一整套正统的儒家思想体系,并使中国传统文化的诸多思想内容深刻地积淀在自己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之中。在二十四岁“知道马克思”以前,毛泽东已经在传统文化的思想背景和精神氛围中,初步形成了一种具有浓厚的传统色彩的文化心态,从而为他毕生的思想探索奠定了坚实传统文化的精神根基。相比于一般的思想观念,主体内在的文化心态或者说心理结构,对主体的思想和行为的影响更具有根深蒂固的深刻性与持久性。处在瞬息万变的社会环境中,各种文化思潮的影响及其相互之间的冲突,可以使人们表层的思想观念发生翻来覆去的种种变迁。但自幼形成的主体文化心态一经形成,则往往不易发生根本性的变更,它将以有形无形的方式,对主体思想与行为产生毕生的深刻的制约作用。正是基于在传统文化背景中所形成的文化心态,无论毛泽东在表层的思想观念中对传统文化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他的灵魂深处始终都存留着一条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脐带。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的基本文化性格是反传统的,但它同时又具有深刻的传统文化根基,表现出了相当浓厚的中国文化精神气质。这种传统文化根基的存在,不仅使毛泽东一生的反传统性格表现得极为复杂,而且为他晚年在一定程度上回归传统奠定了精神基础。

        从文化层面来讲,毛泽东一生的最大成功,就在于他在中西方文化的冲突面前没有走向非此即彼的极端,既没有因为倾心于近代西方和马克思主义而彻底割断同民族传统文化的精神联系,成为全盘反传统的西化论者;更没有因为注重弘扬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而完全拒斥西方文化,而是卓有成效地实现了中西文化的超越性融合。毛泽东创造性地将近代西方文化的优秀成果,即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文化传统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一方面,他充分挖掘和利用中国传统文化的成果,并以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语言符号通俗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将马克思主义丰富、深刻的思想内容成功地转化为中国人民从事自己的解放事业的思想武器,转化为中国人民改造旧世界和解放新世界的道德观念和价值信仰。这种独特的解释模式,打破了中国人对西洋文化的隔膜心理,使马克思主义顺利地融化成为民族文化新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借助于毛泽东思想这一中介,来自异域的马克思主义已经演化为一系列的思想方法、工作作风、人生价值与道德准则,演化为一整套有中国特色的价值信仰系统。

        另一方面,毛泽东又运用马克思主义,全面地、批判性地总结了中国文化历史传统,并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大力发掘和弘扬传统的非主流文化,在五四新文化解构传统文化的基础上重构了中国的文化传统,从而在理论形态上,为中国传统文化实现现代嬗变进行了一次大胆的尝试。

        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文化传统的有机融合,就是近现代中西方文化冲突、融汇的漫长历史进程最终取得的历史成就。而这一成就的取得,正是与毛泽东的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中西文化交融的背景中形成的独特文化心态为毛泽东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不可缺少的内在依据。特殊的文化历史背景,学贯中西的个人文化修养以及所承担的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背景,共同制约着毛泽东的文化性格,以及整个人格世界的形成与发展。对毛泽东人格世界各个侧面的剖析,可以清晰的地透视出中西方文化精神在他的人格世界的交融和碰撞。譬如英雄性格中西方浮士德式的个人英雄主义冲动同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拯救于水火的历史使命感的融合;价值立场中马克思主义人民创造历史的历史哲学同中国古代民本主义价值信仰的相互渗透;挑战性格中西方式的“动变斗”的生存法则同中国古老的《周易》之道的融合;超越情怀中西方外在式超越同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内在的超越精神的重叠……如此等等。

        就毛泽东的文化心态和人格气质而言,民族文化的精神传统对他的影响相比于西方文化来讲更具有根本性的意义。毛泽东的整个人格世界,自始自终都深刻地根植于民族文化的历史传统之中。毛泽东是一位土生土长的中国知识分子,无论他曾在言辞上有过多么激烈的反传统表现,但在客观事实上,他的全部思想探索都深深地沐浴在民族文化的精神氛围之中。维系毛泽东的精神世界同中国文化历史传统的联系的那根无形的脐带,始终不停地为毛泽东的现实探索提供着民族智慧的养分,它为毛泽东的全部思想理论植下了深厚的民族文化传统的精神根基。

        毛泽东人格世界的每一个侧面的精神特色,都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的精神底蕴。反过来,中国传统文化中诸子百家的思想学说都可以在毛泽东的人格世界中寻觅到它所留下的思想痕迹。正统儒家的思想学说,是孕育毛泽东“内圣外王”的思维方式,民本主义的价值立场,“六亿神州尽舜尧”式的道德理想主义,以及“秦始皇加马克思”式的君师合一的人格理想最重要的精神源头。而儒家思想传统内部的具有“异端”色彩的思想(如颜李学派等等),对于铸造毛泽东鲜明理性性格也发挥了重要作用。道家思想传统,则是塑造毛泽东浪漫主义诗人气质,以及飘逸洒脱的超越情怀最重要的精神背景。法家思想不仅于毛泽东的政治家韬略以及“虎气”淋漓的气势存在难以割舍的精神联系,而且为他晚年的反儒提供了重要思想根据。墨家思想以及农家文化的熏陶,不断强化着毛泽东与底层民众以及民间文化息息相通的精神联系。而佛家的思想对于毛泽东慈悲为怀,普渡众生,拯民于水火的胸襟也很难说没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此外,溢出正统秩序之外的各种叛逆思想传统,正是毛泽东凝重的“造反情结”的精神母体。而从庄子、屈原到汗牛充栋的唐诗宋词这一中国浪漫主义文学传统,则为毛泽东建构了一个超越于滚滚红尘之外的温馨的精神家园……

        的确,毛泽东不仅在言辞上而且在思想观念上都有许多反传统的表现,在晚年,这种反传统意识甚至是非常激烈的。但是,只要我们稍作深入的分析,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泽东终其一生都绝难冠之全盘反传统的称号。其一,晚年毛泽东诚然掀起过一场反儒的思想政治运动,但他在“批儒”的同时又“崇儒”,又以“秦始皇加马克思”作为自己的人格注脚。儒家思想固然是传统文化的主流,而法家,“秦始皇”又何尝不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二,晚年毛泽东在热衷于批儒时,同样流露出相当浓厚的传统观念意识,他不仅神往于“兼相爱”、“交相利”的墨家大同的理想,而且津津乐道于张鲁式的所谓“社会主义作风”。其反传统的思想实质,不过是以传统反传统,即以墨反儒,以褒扬墨学思想以及社会底层的反主流文化,贬斥儒家正统思想来实现传统的重建,完成对民族文化传统内部正统文化与反正统文化的在地位上的根本置换,建立起以墨家文化、“老粗”文化、受压迫者文化为主流的新的文化秩序。其三,严格地讲,即使是对于儒家正统文化,晚年毛泽东的反传统也仅仅停留在显意识层次,就潜意识层次的思想和文化心态而言,那根深蒂固的“内圣外王”的思维方式,那浓郁的道德理想主义色彩,恰恰表明他在相当程度上也呈现出复归传统的文化倾向。

        因此,从总体上看,晚年毛泽东的文化性格不是反传统,而恰恰是复归于传统。毛泽东晚年的人格悲剧就在于传统文化性格的日益凸显、膨胀,最终导致对马克思主义解读与实践出现重大偏差。一个以超越传统为精神使命的文化超人,最终却为传统文化所淹没,这才是毛泽东的文化悲剧所在。

        应当指出,正因为毛泽东的人格世界乃是中西方文化交融的人格凝聚,毛泽东的文化心路历程的缩影,晚年毛泽东的人格悲剧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文化象征意义。它深刻地昭示了一个民族要在两种文化的冲突面前,在创造性实现两种文化的有机融合的基础上,建构出一种崭新的文化体系决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经历几代人的长期探索。毛泽东没有,也不可能结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他只要为此而进行了一次成功的尝试,闯出一条需要后人进一步探索的道路。正如斯图尔特·施拉姆所说的:“在毛生长成人的传统中国和一个竭力要在20世纪下半个世纪吸收最先进科学和技术的社会在知识和组织上的需要之间的鸿沟,要由单独一个人来逾越是太艰辛了。”从这个特殊意义上说,晚年毛泽东的文化悲剧在一定程度是可以理解的,它属于开拓者的探索所难以完全避免的失误。完全不顾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这种复杂的历史背景,把晚年毛泽东的文化悲剧简单地理解为是个人主观好恶之所为,把一场民族悲剧旧归咎于个人的道义责任,是缺乏对历史起码的尊重的表现。(本文摘自作者著作《超越与回归:毛泽东的文化心路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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