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乡村是政府执政的薄弱环节,同时也是政府建设和发展的重点。由于乡村资源相对匮乏、民主机制不健全、乡村干部待遇不高等原因,乡村精英日渐远离乡村政治。这种“后乡村精英”时代的治理存在着许多风险和困境,既不利于乡村经济的发展,也不利于乡村民主的推行,还使得国家政策在乡村的传达和执行面临阻碍,文化传承面临断层。如何创新乡村治理模式、超越传统的乡村治理模式,成为促进村庄经济发展、加快新农村建设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
【关键词】“后乡村精英”时代;精英流失;乡村治理
关于乡村精英与乡村治理的研究,是最近十几年探索乡村治理的一个重要话题。有的学者从组织结构和权威的角度来进行研究[1-2],有的学者则从精英的功能方面进行了探讨[3-4],也有的学者着重从乡村精英的形成、特征和分类进行了分析[5]。总之,在相关问题上已经有一部分学者作了不少的阐述,但对乡村精英与乡村治理作系统深入的研究还较鲜见。本文就是从传统的乡村精英政治的优缺点、乡村精英流失后传统乡村治理模式存在哪些潜在的风险和现实的困境,研究如何创新乡村治理,如何超越传统的精英治理模式,如何更好地进行乡村治理,从而推动乡村的繁荣与发展。
基于以上的思考,为获取实例的支持与佐证,笔者对布成村进行了实地调查分析。布成村位于江西省宜春市万载县城南郊,毗邻万载县竹山洞风景旅游区,距离县城中心约30 分钟车程。全村共391户,总人口2 316 人,其中外出务工人口836 人,占全村劳动力人口的63%; 耕地总面积1 818 亩,人均耕地面积0.78 亩。与传统乡村一样,布成村除了拥有一个织布厂和一个花炮厂并没有其他产业,全村主要还是靠农产品收入来维持生活。在20 世纪80年代以前,该村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一度盛传“好女不入村”。20 世纪90 年代以来,随着政策条件的放宽,村里不少人通过外出务工、经商、自主创业等方式改善了自身的生活条件,目前全村人均年收入达到5 532 元。虽然全村人均年收入有所提高,但是村里贫富两极分化比较严重。富裕人的年收入过10 万元,贫困人口一年收入不足3 000 元。越来越多的村民或为了改善生活,或为了提高生活品质而选择离开家乡。
一“后乡村精英政治”的成因分析
经济发展了,社会进步了,乡村治理也面临了新的问题。传统的乡村精英为乡村治理作了重大的贡献,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现在的乡村治理,越来越缺乏精英参与的身影了。
1. 利益驱动,政治相对冷漠
当前,布成村的精英主要有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通过种植农作物富裕起来的种植、养殖大户,还有一部分就是外出务工后返乡的“能人”。他们通常长年在外地务工,对家乡颁布的一些新政策法规缺乏详细的了解。由于常年不在村里,村民对他们的认可程度偏低,再加上自身资历不够深,即使是参与到村里的事务,也不见得有很大作为,他们便自然而然就逐步远离了村里的政治圈。此外,现在村干部在村里的优势地位和影响力较改革开放前都有所减弱。精英们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因而他们也更愿意花更多时间在自己个人的事业上。
2. 民主缺失,参与有挫折感
第一,乡村大姓宗族在政治参与中的强势地位。宗族是同一祖先所出,世代相传自成群体的血亲集团。它通过宗族规定制约着族人的行为,使人们的行为符合伦理纲常,为维护乡村的稳定起到了一定作用。此外,宗族文化给同族人提供了不少精神上的慰藉和归宿,增强了家族成员之间的感情,在宗族内部形成了一种内在的向心力和凝聚力[1]。这种力量在乡村干部选举中,凸显了巨大的力量。它的力量左右了选举,给乡村民主建设带来了不少的阻力。这些村长期处在大姓家族的控制之下,即使是本家族没有能人,他们也不愿意把村干部的位子让给其他姓氏的有才之人,结果出现“劣绅”治村现象[7]。布成村是一个以“王”姓为主的村落,长期以来村里的干部几乎都姓“王”,很少能见到“王”姓以外的村干部 。
表1 村委成员姓氏调查表(略)
从表1 中,我们可以看到该村7 名村委委员中,有5 名就是“王”姓,占到了71. 4%。其他2 名委员是村中大姓人家,小姓很难竞选村委成员成功。一些家族,倚仗着自己家族人员众多,采用暴力手段、恐吓、送礼拉拢等手段,强令选民给本家族成员投票,从而达到自己家族能掌控村庄、整治资源的目的。“有的宗族组织规定,党支部和村民小组的任务是抓生产,而家族内部的事务和对外打官司,则有该家族委员会负责”[8],由此可以看出宗族对基层乡村政治生活的影响。
此外,在村庄的日常事务处理过程中,鉴于大姓家族在村里的重要地位,政治精英也必须考虑到大姓家族的利益,不能放开手脚大胆干。这就不但束缚了政治精英施展才能的机会,而且还阻碍了村庄的发展。布成村在修公路这个问题上就很好地印证了这一点。原本村里有一条理想的修路路线,可以最短的路程到达县城。但由于这条公路与大姓家族的主要居住地有点偏,因而不得不将路线改往大姓家族居住地绕行,要不然这些家族成员就不拿出钱来修路。
第二,民主选举过程中的暗箱操作。村民自治,是指生活在一定区域中并获得这一区域相应身份的村民,通过民主选举、民主监督、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的渠道和形式,以村民委员会为依托组织,对本区域的村庄社区的公共事务、公共事业依法进行管理、参与的群众性自治活动[9]。村民自治的核心内容是“四个民主”,即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然而,在现实的村干部选举过程中,民主监督形同虚设。群众和媒体的力量很难监督到选举过程中的每一个细节,这也就为某些人制造了机会。
民主选举中的暗箱操作通常是以四种方式存在: 其一,竞选者为了使自己能够在竞选中成功,动用自己的交友圈和亲戚,通过人情寻找到上级领导,请他们在选举中帮忙。其二,竞选者通过请投票人吃饭,给投票人送礼等方式帮自己拉选票。其三,一些领导人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巩固自己的地位,在选举过程中,暗中帮忙支持自己的人竞选村干部,以便在日后的工作中能够得到竞选成功者的支持和帮助。其四,投票人为了日后办事得到上级领导的支持和帮助,投票给与上级领导关系好的、或者与上级领导“统一战线”的竞选者。这样竞选出来的村干部往往影响力和号召力比较低,缺乏民主认同感(表2) 。
表2 村干部满意度调查(略)
从表2 中,我们可以看出,当前布成村村民对村干部的满意度偏低。大部分村民都说这些村干部多少都有点靠关系上去,而不是凭自己的真本事,在工作中也没有作出突出的成绩。
不管是大姓家族在村庄政治生活中的强势地位,还是这些选举中的违法违纪行为,都给乡村的政治精英设置了不少阻碍,使许多真正一心一意想为村民办实事、办好事的有才之士心灰意冷。这样不但不利于乡村政治精英的培养,而且不利于乡村民主建设的健康发展。
3. 待遇不高,社会地位下降
村子虽说不如城市大,但是要处理的事情比较繁杂。在目前的体制下,村干部扮演着政府代理人和村民当家人的双重角色[10]。既要搞好同上级的关系,传达和落实上级的政策,还要处理好和村民的关系,维护村里的团结和稳定。在调查中,村干部普遍反映村里要处理的事情繁多,而且待遇普遍偏低。村干部每个月的工资只有五六百元,而且不属于国家公务员编制,因而享受不到国家公务员的福利,比如说养老保障和医疗保障; 现在小孩的学费、老人的医疗支出都要花费不少的钱,仅靠微薄的工资难以维持日常的开支。此外,村干部处理的都是跟村民生活很贴近的事情,比如说计划生育,很多村干部因为这项工作与村民或者是村中亲戚反目成仇。
村干部总结了很贴切的一句话: “村干部权小事多,受气,待遇还不高。”因此,一些年轻的、思想比较活跃的村干部,趁着自己还年轻,进城务工或者是自己做生意努力赚钱,都不愿意再回村里任职。一些稍微年长的、有经验、有阅历的村干部则一心想 着如何向上升迁,拓展自己的政治前途。他们总是忙着通过各种途径来脱离乡村,寻求向城镇的进一步发展。
4. 资源缺乏,城乡差距过大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为了迅速提高全国工业化水平,提出了工业化就是一切、农业服务于工业的思想。在大炼钢铁的年代里,甚至出现了放弃农业生产劳作,全民上阵齐炼钢的状况。为了加快工业发展,迅速提高国家的经济总量,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的是向工业和城市倾斜的资源配置政策,大部分的资金和资源都流向了城市,农业和乡村资金也通过市场、财政、金融等渠道流向了工业和城市,导致了城乡差距的明显扩大。据统计,1978 年城乡收入之比为2.57∶1,而到2011 年城乡收入之比扩大到3.13∶1。城乡差距越来越大,城市优越的生活条件和生活环境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乡村精英走向城市。城市化是用来衡量一个国家现代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尺,因而城市总是成为国家优先发展的区域,各种政策资源、经济资源、人力资源都向城市倾斜。城市在卫生、教育、文化、医疗和环境等各个方面都要优于乡村,城市的生活保障、社会保障、福利待遇等 也明显也高于乡村。这些优越的条件促使着乡村精英逐步地脱离了乡村走向了城市。GF 说,这样的决定既是为自己可以生活得更舒服些,也是希望小孩在城里得到更好的教育,有更好的将来。在城市中,通过自己的努力一年能够存到3 万多元钱,而在乡村天天起早贪黑,也就是1 万来块钱。在城市里,逛街购物也比较方便,晴天不用担心尘土满天飞,雨天不用担心道路泥泞无法行走; 晚上还能约上三五好友一起打打牌,或者是去看场电影,不像乡村一到夜晚就伸手不见五指,漆黑一片; 再者,城市的养老保险比乡村要好,不用担心老了没有依靠。此外,现在自己这么努力,还是为了孩子,孩子就是家里的希望。城市在教育方面明显要好于乡村,不管是在考重点高中的升学率上还是重点大学的升学率上,城市的学校都要远远高于乡村的学校。
二“后乡村精英政治”可能潜在的风险
由于经济、政治的种种原因,现在的乡村治理日渐缺乏精英的积极参与,这给乡村治理带来了潜在的风险或现实的困境。
1. 不利于乡村的稳定发展
分析布成村近年来外出的精英,大多数是以中青年为主。这些人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学历都比较高,素质比较好,思维比较活跃,更容易理解和接受新的事物和政策。目前留在村中的精英多以40- 50 岁为主,文化知识程度相对较低,思想比较保守。这些人都是因为自己上了年纪,没有年轻时候的拼劲了,才不得不留下来的。由于那些流动在外的大量“精英”都不愿意回村参加选举,承担公共责任,于是,村民们不得不在余下的精英中挑选出村干部。当前的村干部资源十分匮乏,以2011 年的村委改选事件为例。LG 是村里的经济能人,村民都说他有思想,有头脑,而且原来又在村里担任过村委主任。村民都希望他从外地回来带动本村的发展,带着村民过上富裕生活,是此次村委改选呼声最高的人。村委改选之前,村里就多次邀请他回来继续担任村干部,每次他都婉言拒绝; 说自己现在外面的事业刚起步,即使是回村里来担任村干部,心也在自己的事业上,对村里的发展并不能起到作用。WGG 是原来村干部里面唯一的高材生,为人精灵,思想活跃,村里的百合种植大户就是在他帮助下一步一步做大的。在此次的村委改选中,呼声也是极高。然而,他在还没有村委改选之前,就辞职跑到沿海城市打拼,想趁着自己还年轻到大城市多历练历练,赚些资本回来。上面两个例子都是布成村典型的精英流失案例。从这两个案例中,我们不难看出,这些优秀精英的流失使得当前该村的村干部资源匮乏,不利于该村的长远发展。
2. 不利于国家政策法规的落实
在市场经济的牵动下,城乡差距不断拉大,越来越多的乡村精英离开乡村,走向了城市。这些精英的流失阻碍了我国在乡村的一些基本政策的有效执行,对国家在乡村的一些基本政策提出了挑战。一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执行面临新的问题。由于土地收入微薄,现在绝大部分青壮年劳动力都外出务工了,留在乡村基本上都是“386199”部队。他们都只是在房前屋后种点粮食和蔬菜以保日常所需。离家较远的土地,要么就出租给别人耕种,要么就直接荒废。目前乡村有不少土地出现荒芜、无人耕种的状况。这样并不利于乡村土地资源有效利用,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提出了新的挑战。二是给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设置了障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指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按照新时代的要求,对乡村进行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的建设,最终实现把乡村建设成为经济繁荣、设施完善、环境优美、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
“新农村可以概括为五新: 新农民、新社区、新组织、新设施、新风貌”[11]。它的实现要靠大量的乡村精英和村民携手奋发努力,而乡村精英的流失,势必会给国家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目标造成不小的阻力。当前在布成村,平时很难看到年轻力壮的人, 90%以上的年轻人都外出打工去了,剩下只有老人、小孩和妇女; 在靠近山脚下,离水源较远的地方,都可以看到大片的无人耕种的土地。每次村里召开大会,也是一些老人代为参加,而这些老人通常是大字不识一个,去开会也只是为了充人数,对会议内容也 只能是一知半解。长此以往,将不利于国家基本政策的贯彻执行,不利于乡村的长期发展。
3. 不利于乡村经济的增长
要想依靠农业发财致富,必须提高农产品的科技含量,推广和运用新的农产品品种,农产品市场信息导向化。由于当前乡村流失的精英大多是高素质,这些人的学习能力和接受新事物、新技术的能力都比较强,他们流失后,使得农业发展不能紧随科技和市场发展的脚步,乡村经济增长动力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提高农产品的科技含量可以加强农产品的抗病能力,提高农产品的产量,从而促进农民增收。但是剩余村民文化知识水平有限,缺乏自主学习农业科普知识的能力。第二,新产品种得不到有效推广和运用。众所周知,农业是一个劳动力密集型行业,尤其是在播种和收获季节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在当前青壮年劳动力大量流失的乡村,剩余劳动力不足,机械化生产正好可以弥补劳动力不足这个缺憾,同时还可以缩短劳动时间。因而农民更倾向于农业机械化操作的农产品种植,比如水稻,从而使得乡村农产品生产更加单一化,不利于乡村经济的长远发展。第三,一般村民对市场信息认识不足,缺乏有效的获取市场信息的渠道,不能根据市场信息及时引导农民调整耕种方向,生产出市场上需要的农产品,拓宽农民增收新路径。
4. 不利于传统文化的传承
乡村精英的流失,影响了传统优秀文化的传承。传统文化是我们祖先在生产生活劳动中总结出来的,具有明显的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的一种文化,是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征。它是我们的祖先所创造的、并且世世代代所继承发展的、具有鲜明特色的文化,可以反映出一个村庄文化的特色[12]; 是一个村庄区别于其他村庄的内在依据,蕴藏着许多祖辈们所留下来的精华。传统文化的继承者首先必须了解文化的精髓和内涵,了解文化的特质,这样才不会轻易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其次,还必须拥有卓越的学习能力,使得传统文化可与当今文化融合在一起,更符合现代人的生活,而又不失其本色。最后,传统文化的继承者还需要有高超的技艺,比如传统的剪纸艺术、绘画艺术、民间戏曲。继承者不但要懂,还必须会,这样才能一代一代,手把手地传下去。乡村精英流失,大大缩减了传统文化的继承人。剩余村民由于素质不高,领悟力不强,很难把传统文化与时代结合起来,把传统文化继续发扬光大。
5. 不利于民主政治的发展
精英政治看似与民主政治背道而驰,但事实不然。民主政治通过选举产生领袖,本身就是精英政治。所以,乡村精英的存在会促进乡村管理的有序、民主的发展,而不是相反。精英的流失与精英政治冷漠会造成乡村管理能力的急剧下降,经济效率、社 会效益都会受到影响。
乡村精英流失使得农民民主选举形式化严重,这可以从以下三个现象得到解释。首先,投票竞选中存在舞弊现象。外出的精英大多都是素质较高,头脑灵活的人。这些人外出后,就很难再回到村里选举(见表3) 。
表3 外出精英回村竞选意愿调查(略)
在我们的采访中,高达93. 7% 的外出精英不愿意再回村里参加竞选,要么是因为现在外面的事业进展很好,具备了留在城市生活的条件,要么因为路途遥远,来回成本较高,不愿意回村参加选举,因为回来还不定能够谋取一官半职。但是奇怪的是,这 些明显不会回来参加选举的人,竟然会出现在候选者的名单上。由于村民都知道那些人不会回来参选,因而只能选其他的留在村里的候选者。此外,一些村干部由于跟上级领导关系良好,是内定村干部成员,投票只是用来走走过场,掩饰一下村干部已经被内定的真相。其次,代投票严重。每次村里选举的时候,经常出现这种情况,一个人投好几张票。一问方知,除了自己要投一张外,要么帮儿子代投,要么帮亲戚代投。WJJ 说儿子刚出去打工没多久,回来一趟就投个选票,还要请假,会扣工资,还不如帮他投票,反正又没有人来检查。最后,附和投票的很多。目前从村里出去的大多为青壮年,剩下的老人、儿童和妇女,知识文化水平普遍偏低,很多人字都认不全,经常是看到别人投谁了,自己也跟着投那个人。
三、乡村治理模式的路径选择
在乡村精英流失日益严重、精英逐渐远离乡村治理的今天,我们一方面要采取有效的激励,加大乡村精英的扶持力度,吸引乡村精英回流,另一方面还要加大农民的培训和农村政策的宣传,提高农民的技术和文化水平、政治能力。除此之外,创新乡村治理模式,超越传统的精英治理模式,探索更好更新的乡村治理模式,是更好地推动乡村政治发展的应有之义。
1. 村规民约治理模式
村规民约是农民群众依据宪法和有关法律法规,基于村民自治权并结合乡村实际共同制定的一种自我约束规范和自治规范[13]。从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出,村规民约包含以下几层含义: 其一,与法律的关系。村规民约是以宪法和相关法律法规为基础的,具有合法性。其二,与村民自治的关系。村规民约作用之一就是为了提高农民参与治理村庄的热情,提高村民的民主意识,促进村民自治的有效实施。其三,与村民的关系。村规民约是由居住在同一村落的农民根据其在生产、生活中所形成的习惯和祖辈们留下来的习俗共同制定出来的自我约束规范和自治规范,对广大村民具有约束力和束缚力。
从村规民约的含义我们可以看出,村规民约模式的乡村治理具有以下效用: 一是具有法制约束力。在乡村治理过程中,村庄处于法律的监控之下,可以避免违法违纪状况的发生,确保乡村治理的合法性。二是有助于提高农民的民主精神,加快村民自治的执行。村民自治是村规民约的政策依据,村民自治的目的就是让农民群众使用自己的权利参与乡村的治理,创造幸福生活。三是提高乡村治理的水平和成效。村规民约是农民结合当地情况和实际需求共同参与制定出来的。因为有自己参与其中,村民对它比较信服,运用村规民约治村可以避免村民不支持的情况以及来自农民的阻力,降低乡村治理成本, 有利于乡村各种政策、制度的实行,从而促进村庄稳定、快速的发展。
2. 村务契约治理模式
村务契约化管理通过合同、协议、约定等契约形式,把村委与村干部、村民之间,村民与村民之间、村委和其他单位及个人之间的各类事务以及双方的权利义务、履行时间及违约责任固定下来[14]。村务契约治理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时代性。村务契约治理模式,是近年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孕育出来的一种对乡村治理的新的尝试,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第二,合法性。村务契约化管理是以法律法规、政策为依据,所有事务处理都是以法律法规为依据,具有合法性。同时契约本身就具有法律效益。第三,民主 性。村务契约是签订契约的双方根据自己的意图、意愿协商出来的结果。第四,地域性。村务契约是以当地的民俗风情为依托,按照当地的文化传统制定下来的,具有明显的地方特色。
村务契约化管理,把村民、村委、村干部等几方的关系以契约的形式固定下来,具有以下几个作用:第一,有利于改善干群关系,促进乡村政治环境的稳定。契约上规定了村民和村委、村干部各自职责。村民可以通过契约内容来检查村委和村干部的日常 行事,监督其在任期间的行为。同时,村委和村干部也可以依照契约对村民进行监督。通过相互监督,村民、村委和村干部之间可以相互了解,避免不必要的误会和冲突的发生,有利于当地的稳定。第二,有利于提高村民的民主意识和参政能力。契约把村民纳入到乡村治理过程中来,有助于村民了解村庄治理情况,提高农民的参与能力。第三,有利于促进农民增收和乡村经济发展。稳定的政治环境是经济发展的前提。契约化管理下的乡村,大家都依照契约办事,在契约规定时间内完成各自责任,否则会受到相应的处罚,大大提高了村干部、村委和村民的办事效率。农民通过与村里承包荒山林地、集资创业的方式,不但可以改善自身的生活状况,同时也促进了村庄经济的发展。
3. 村民监督委员会模式
“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是村民自治的核心内容,“民主监督”是“民主选举”、“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有效运行和实现的保障。村民监督委员会是在上级党政机关指导下,在村党组织领导下,由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民主选举产生,实行村民自我管理、自我监督的组织[15]。
乡村是我国执政的根基,也是我国执政的薄弱环节。乡村治理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以致乡村腐败问题层出不穷,乡村账务凌乱,乡村社会稳定问题逐步凸显。尤其是现在国家逐步加大了对乡村的资金投入,更容易带来腐败,因而非常有必要加强乡村治理过程中的监督。成立一个由农民民主选举出来的村民监督委员会,首先可以提高农民的参与意识,提升农民对村庄治理的了解,有助于村民自治政策的实现。其次还可以确保村庄治理过程中的公正,乡村资金的合理使用,防止乡村治理过程中的腐败问题,规范村委工作人员及村干部的工作作风,促进乡村干部的作风廉政建设。最后,可以在普通村民和村委、村干部之间搭建一个沟通平台,以理性、和平的方式解决双方间的误会和冲突,维护乡村社会的稳定。
4. 乡村社区化治理模式
农村社区治理是指在村党支部和村委会的领导下,开展社区公益服务,发展社区卫生事业,繁荣社区文体活动,美化社区环境,调解社区民间纠纷,倡导社区互助精神,树立社区良好社会风气,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把乡村建设成为管理民主、治安良好、环境优美、文明祥和的新农村[16]。农村社区化治理与新农村建设的整体要求“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是一致的。
农村社会社区化治理有助于改善农民的生活居住环境和质量。建立一个规划科学、发展合理、管理规范、环境优美的新社区,这样有利于改善农村过去脏、乱的局面,美化村民的居住环境,使农民享受到城里的生活待遇,改善农民的生活质量。
农村社区化治理有助于拉动农民投资,促进农民增收,加快城镇化建设进程。要建立一个新型的乡村社区,政府就必须投入大量的资金,同时也可以带动农民和其他社会资金的投入,并产生联动效应,促进其他相关行业的发展,促进乡村经济的发展,促进农民就地就业,提高农民的收入,加快城镇化建设进程。
农村社区化治理有助于提高农民素质。乡村社区的建设,使得乡村教育、医疗卫生和文体文化等社会事业有极大的改善,农民有机会接受更好的教育,接受现代文明生活方式的熏陶,转变旧的思想观念,提高自身素质。
5. 村民代表会议模式
村民代表会议是指在我国实行村民自治的乡村地区,在村民会议不便召开的情况下,由村民以村民小组为单位或者按照一定的户数比例推选产生出自己的代表,组成村民代表会议,在村民会议闭会期间,行使村民会议授予的权限的一种基层民主制度[17]。
从村民代表会议的内涵中,我们就可以看出村民代表会议对乡村的治理具有以下作用。首先,村民对村民代表会议作出的决定认可度更高,有助于决定的执行与落实。村民代表都是由村民自主选举出来的,深受村民们的信任。村民代表会议作出的决定,村委在执行过程中,村民都会积极配合,受到的阻力小,更有助于决定的实现。其次,村民代表还可以调和村民与村委和村干部之间的关系,消除村民对村委、村干部的误解。村民代表可以帮忙对村民宣传村委、村干部的工作,加深广大农民对村委、村干部的了解,消除彼此间的误会,有利于地方的稳定。最后,村民代表会议有利于提高乡村决策的科学性和合法性。在当代乡村,“两委”为了争取各自利益,矛盾时有发生,这种情况下作出的决定,往往不科学、不合理,村民的利益受到损害。村民代表会议可以有效制衡两方争权,从而使作出的决定更加符合村民的利益,更有利于村庄的长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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