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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黄纪苏:冬日其心,秋月其文
  •  2013-11-05 22:20:52   作者:黄纪苏   来源:   点击:0   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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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冬日其心,秋月其文

     

    东力要将历年的文章结集(《文明走到十字路口》)出版,命我作序。我知道他这是对我们多年友情的珍重。几年前我的《与精英保持距离》出版,也是请东力作序,我在该书的后记里说,想籍此书纪念一段生命,籍此序纪念一段友情。

     

    这本书的大部分文章我都读过。读的第一篇是署名“亚子”的剧评,评的是2000年上演的《切·格瓦拉》。我跟东力结交在那之前不久,他在我那本书的序言里对此有过记述。回首来路,两个书生拎着各自对世界的感受,沿着生活的逻辑一路行走,在世纪之交的十字路口走到一起,从此成为古人所说的“同道”。古人还有“神交”的说法,我与东力的神交,准确说,始于2000年春末夏初读《评<切·格瓦拉>》那个静静的上午。当读到“砰然心动,怆然涕下,流落在旧世界的战士听到了革命的乡音”时,他彼时观剧的感受和我此刻读文的感受已混为一谈。这篇文字,这些年我又读过数次,那种基本情感、立场和价值观在万籁无声中訇然共鸣的感觉依然如故。记得友人杨平——我们也是相识于2000年某次他声泪俱下的演后座谈会上——读到这篇文章即向我打听“亚子”是谁并要去了电话,从此他们也成为好友。

     

    东力属于最近已不大流行的“读书人”。虽为60后,他却讲话得体,做事谨严,为人诚朴,身上有种旧式学者的风致。一位女士见识了他之后直嚷嚷:“看来看去,这些人里也就祝东力像个学者!”整整一个甲子,中国知识分子的标准人格一直定不下来。前三十年学工农兵,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略有眉目,天地一转前功尽弃。在如今这个打砸抢资本主义时代,“真小人”成了无数人的行为楷模,电影电视戏剧小说纷纷办班教授油腔坏相邪拳歪掌,路边街头随处可见脸红脖粗的初学者在交流学习经验。士林盗匪气日深,快成李鬼剪径的那片林子了。学者公知的确多才多艺,各类坏事一学就会,尤其那张污言秽语的嘴,一动就跟肛裂似的。在你追我赶、生怕左邻右舍比自己更不是东西的时风对面,抱朴守拙、谦冲内敛成了“古风”。嘴常闭、头微垂、连笑都止于呵呵的东力是个向内生长的人,倒映在他文章中的内心世界蔚然而深秀。这样的内心世界正与嚣张秽烂的外部世界拉开夺目的距离,将会在未来力量的吊民伐罪中成为特殊的战斗力。

     

    东力是一位纯正的左翼思想者。之所以说“纯正”,是因为“左翼”在他首先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情感,一种哀悯弱者的心性。我曾在很偶然的场合听青年人很偶然地谈起多年前挣扎于社会底层、人生冬天时“东力老师”对其倾力相助的温暖往事,这类事这些年我从未听东力提起过。左翼本来就是一团嘈杂,再放社会剧变的桶里一搅,名实就更乱套了。有些“左派”之所以走左边,纯粹是因为右边的梯子太挤了;有些不巧投生在社会的沟壑,于是和高楼大厦不共戴天,可一旦挨上名利权势,还不一定真挨着了,那可真比做变性手术挨了一刀还难认;有些就连迈最基础的道德门槛都能把大腿根部屡屡擦伤,却号召芸芸众生冲刺二米五的历史新高;有些身上的涂料红得发紫,那是因为这是巴黎今秋的流行色,明年开春中国没准儿风行。面对眼花缭乱的身影,观者会希望有一个本色的原点作为实在的参照。我个人就近拿东力当了弹簧秤,逛思想早市的时候随身携带。

     

    东力的思想也透着清洁,这首先体现在思想的动机上。他也要养家糊口,也须出卖劳动和技能,但思想在他是非卖品。他没有把思想改装成“学术”,抱到“学术殿堂”去堆积声名、变现利益,更没有骑着三蹦子去给谁家铺地砖贴壁纸、做理论精装修。由于无欲而坚、拒载其他闲杂目的,东力的思想探索干净利落,单刀直入肯綮。他取径马克思等人经受了考验的真知灼见,避开道旁灯红酒绿的名词概念,不沾花惹草,不拖泥带水,朝着求真的方向不紧不慢独行。社会历史像群山一样如约现身晨光之中,为不计漫长、不惮寂寞、乐乎其中的旅人展示其峻冷的轮廓、深浅的层次和分明的走向。东力很少鸿篇巨制,他有资质却没兴趣进行理论圈地。与其把几个钢镚放进一口大箱子,他更习惯把挺厚的钞票装进一个小盒子,虽然他未必不清楚,大箱子加小钢镚摇起来跟拨浪鼓似的,音响效果肯定更好。东力的文章话题再小、篇幅再短,哪怕只是谈刀子谈辫子的百字千字文,都内含深远的时空,读之有如武陵人入桃花源:“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与孤峻的思想品格相配套的是简劲的语言风格。东力的文字,以性情涵养,经晨昏淬炼,有一种高秋朗月的清湛虚明之象,可以无愧于那悠久而正大的美学传统。

     

    东力的思想探索简单说,就是总结过去,探索未来。这其实也是几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使命和夙命。总结过去和探索未来本是可以独立的两事,但在中国却几乎融为一体,尤其当“过去”是和当下关系密切的中国革命。中国革命起于近代大危机,盛于新中国,随文革的破产戛然而止。这个曾经浩浩汤汤的巨大存在,其一兴一衰即决定了对它的反思必须是多面的,结论只能是复杂的,全盘肯定与全盘否定均非正解。从中国革命的破绽中动身的改革开放及其右翼意识形态,具有足够的合理性、正义性和必然性。可惜右翼思想家们忘了,从旧中国败局中胜出的新中国,也曾经三证齐全。胜利者的通病是极度膨胀、不留余地。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前三十年是这样,恨不将毛鞭尸的后三十年也还是这样。两个三十年都为其过头偏激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左翼能否再次获得未来,能否不再被同一块石头绊倒,那首先要看左翼思想能否反省己方弊端、吸收对方长处了。左翼思想者中,东力是最可期待的一位。

     

    东力对社会主义理想有真挚的认同,对它的艰难实践也有深切的理解,挖掘其意义、抢救其价值,是他多年一贯的努力。东力摩挲那段历史的文字富于情感,异常动人,就像怅立西风残照前的诗人,徘徊断垣颓壁间的吊客。但东力不止于此,作为一名货真价实的思想者,他输得起这场革命,敢于直面它的失败,探讨其中的原因包括自身的弊端,而不是像很多论者出于一时的需要文过饰非,或干脆铁杆粉丝、直系亲属似地睁着眼睛跟没睁一样。东力对中国革命教训的一面,虽然反思得尚不充分,但在几乎完全丧失了反省能力的左翼思想界,不是绝无仅有也是凤毛麟角了。记得他的有关文章转载于某左翼网站,就招致一些“红色”网友的恶骂。其实,没有否定的肯定才可疑而不可持续。这些年,在极左和极右间一惊一乍的空中飞人络绎不绝。反省与坚守在东力那里并行不悖、相得益彰。2011他撰文对左翼国家主义及左翼保守主义倾向不假辞色的批判,可谓空谷足音,为当代左翼思想史留下孤礁一样的见证。

     

    东力年方五旬。这个岁数对于一般的思想文化工作者尚且不算夕阳在山,对于东力就更是来日方长了。就情怀、禀赋、训练与节奏综合而论,东力更像一支依赖雄厚实力和坚实业绩的“长线股”。他还没够着潜在的自己,还有可观的发展空间。只要顺其自然,假以岁月,到时该是什么就会是什么。展望之余也谈点希望。治学方法上,东力“情”、“理”兼备。情以感觉体味细节,心通微妙,意会朦胧;理以巨眼参透乱象,统观大局,直逼本质。当代文化溺于情而昧于理,几乎被本能、感觉、细节深埋厚葬了。东力逆风高飞,情、理展如双翼,他的许多观察分析出乎情而入乎理,如“好心热线”接通宏观、微观,使现象和本质如离散骨肉破镜重圆,令人称叹。不过读东力的文章,有时也觉理过于强势,情成了随叫随到的差役,这使得他的一些观点略显生硬牵强。对于剧变中的当代社会,理(如演绎)尤其需要情(如谨慎归纳)的不断滋养,这就需要将二者比例调整到最佳。也不知东力以为然否?

     

    游笔至此,不觉回忆起跟东力认识的最初几年,那时我们时相过访,谈天说地。那时他任职的艺术研究院在恭王府,我工作的《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在宋庆龄故居后身,彼此相隔一泓碧波、一片柳浪。那一带小街窄巷曲折勾连,古槐老柏蔽日遮天,新旧北京的平民岁月袒露着活色生香。一辆浅绿色自行车不时穿行其间,车上人只觉画在眼中,车在画中,只觉是骑着曲儿去,踏着歌儿回。后来,东力他们搬走了。再后来,我们也离开了。浅绿色自行车也不知丢哪儿了。一段生命,就像那湖面上的一片叶,随着水流渐渐飘远了。

     

    2012年中秋之夜

     

     

    附十年前写的一则书评:

     

    《精神之旅》,祝东力著,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4月,小32开,定价13

     

    这个民族近二三十年的思想历程,被作者放在思辨的火里、经验的砧上、语言的锤下锻打成了一本小书。几年前初读时便感到它的分量。

    讲述意犹未尽的当代史不是件容易事,这很像骑在奔腾的马上用绳索套飞跑的野兽,判断要准,出手要狠,要能快刀斩乱麻。作者对《河殇》的分析中,用“空想资本主义”定格了当时的自由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并且,透过该片对郑和远航所发感喟捕捉到这一思潮后来的演变:

     

    《河殇》提到郑和下西洋,抱怨并嘲笑了当时中国政府对待东南亚和南亚诸国的“慷慨温和”与“谦谦君子”风范,对郑和船队竟没有从事殖民、掠夺和征服痛悔不已,而对日后西方血腥的殖民主义则心怀艳羡。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部分知识分子那里,先前的自由主义立场正在被放弃,一股阴暗的右翼思潮在渐渐抬头。可以说,这正是当代知识分子从左(“文革”时代)经过自由主义的中间立场(新时期十年),再到右(80年代末叶)的历史行程的表现。

     

    对具体人物、作品的把握,依靠的是对社会历史过程的洞见。作者这样议论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围城》现象:

     

    围城》并不是一部杰出作品,但的确颇有特色。

    这是一幅知识分子的自画像。他们在风云激荡的时代大背景下,空虚落寞,既无生活的热情,也缺乏事业的寄托,而唯有在智力上调侃所遭遇的一切人、事、习俗、体制、观念……,同时自我拆解,自我嘲弄,贯穿着一种全方位的讽刺立场。作品开篇的情景是富于象征性的(小说和电视剧均如此):主人公方鸿渐初次亮相的舞台,是一片浮动的甲板(法国邮船三等舱甲板)。这是一块不断“漂移的立场”,它没有根基,远离大陆(故土、历史、民众、深情,等等),漂行在一种浮泛的表面上鸿儒蜕变成犬儒。

    《围城》对知识分子阶层的描绘可谓入木三分。在20世纪,自科举制度罢废之后,知识分子们便中断了传统的进入权力阶层的合法途径,而沦为一个松散的“在野”集团,从统治阶级中游离出来。另一方面,他们又不能幡然转向,寻求与广大底层民众结合的道路。因而,他们似乎真的成了一个“独立的”阶层,孤悬在统治阶级与广大民众之间,从而往往孳生着、体味着一种孤立、虚弱和失重的感受。他们既丧失了传统,又偏离了基础,找不到自己存在的位置和意义。于是,鸿渐蜕变成犬儒,冷嘲似乎成为他们的生存之道。

    这种种形象、境况、情绪相当恰切地喻指了90年代初知识分子的状态,因而成为他们的一部新的经典。

     

    对钱氏及其作品的批评,我不曾专门搜集,但也稍稍留心。有人指出他“淹博则淹博矣,不知冲虚为何物”(见《三国志集解》的作者卢弼先生60年代油印的自家诗集);有人嘲讽他把小说当杂文来做(八十年代香港评论文字);有人批评他理论未成体系,终不臻大师境界;最近更有人纠缠他们师友间的陈年恩怨。像作者这样从大处落墨,在时代变迁的背景下指陈其作品的性质与意义,即便在广义的‘钱学’文字中也不多见。他如论人道主义、美学热、文化讨论,如论李泽厚、朱光潜、何新、王朔,条分缕析也好,一言蔽之也罢,大都结实精当,掷地有声。其思想的冷竣,笔墨的沉着,还有那蓝火焰一般纯净燃烧的情感,使人想到“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意境。

    此书出版已有四五年,社会反响可谓杳无声息。这值得玩味。明末思想家的著作,沉埋三百年始见天日,固然是异族统治实施高压的结果,而国家转入承平岁月,得过且过的社会生活有画蛇添足的文化学术足矣,用不着启心开智的思想锋芒,恐怕是更深层原因。而我们刚刚经过的一百年甚至三十年,实为两千年来最大变局,天崩地坼,人仰马翻,路则十字,肠则百结,蚌病成珠,思想特别是指向别样生活的另类思想在今天正该熠熠生辉才对。无奈继政治专制主义登场的市场专制主义,对这类东西一样要消灭杜绝,只是不再用切开气管的笨办法。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资本通过流行达到垄断,通过时尚进行专政。它以名流明星为条件整编另类思想或立场,让它们在资本主义百年老店前侏儒人、两头龟似的从事特色促销。至于那段反骨,则在与名利的唱收唱付中大化小,小化无。流行需要品牌,品牌需要极端,于是有没有反骨的也都蒙了夸张的反皮往另类收购站送货上门——进去还是女匪样,出来便一派辣妹风采了。

    市场专制下另类思想更普遍的命运,是被置于流行的谷底,没有读者,没有听众,言而无声,存而不活,与波峰七色飞溅的泡沫对比强烈又殊途同归。另类思想是否还有别的生路(不徒思想者的终南捷径)?路又能有多宽?则是我阅读《精神之旅》时挥之不去的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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