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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张玉林:当代中国的贱农主义
  •  2013-12-09 21:18:17   作者:张玉林   来源:   点击:0   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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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当代中国的贱农主义

    ——从革命意识形态到发展主义信仰

    张玉林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

     

    内容提要

    “贱农主义”是指当代中国逐渐形成的以农为贱的观念、话语、价值取向和政策取向。它表现为压制农民的权利、贬损农业和农村的价值,从文化上否定、从物理上消灭农业、农村和农民。它起源于20世纪中期的革命意识形态和农业集体化实践,1990年代以来的发展主义信仰则最终使它系统化。系统化了的贱农主义不仅停留在行政行为和学术话语层面,还表现为普遍的社会观念,并被年青一代的农民所内化。因此,它标志着一种作为总体性危机的文化危机或文明危机已经形成。这种总体性危机不仅是“新农村建设”的现实形态与其政策理念背道而驰的根源,也是“三农问题”向着更深层演化和复杂化的结构性动力。

    关键词:贱农主义,革命意识形态,发展主义信仰,三农问题

     

     

      何谓“贱农主义”

     

    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而出现多层意义的离农化、非农化倾向,以及农业的停滞和衰退问题,似乎是世界范围内较为普遍的现象。另一方面,正如汉语中的“乡巴佬”,英语(“美语”)中的boorhickyokelbumpkin,以及日语中的“田舍者”(inakamono)等不同语言中的相关表述所蕴含的那样,对农业从事者的带有轻蔑意义的称谓,也是许多文化中共通的现象。事实上,即便在长期奉行重农抑商政策的古代中国,虽然“农”被赋予仅次于“士”的社会身分和地位,但主流社会对于农的轻视和鄙视众所周知,它的表现就是梁启超所概括的“学者不农,农者不学”[1]

    不过,来自于文化人或城里人的对农民或农业劳动者因其“土气”、“缺少见识”而产生的瞧不起,以及当事人因为农业活动艰辛而产生厌农、离农的现象,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应该只是个人层面的认知或“审美”观念的问题,以及个体选择的问题。而将文化层面的轻视、蔑视和厌烦情绪发展成国家制度和政策层面的“贱农主义”,则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特别是90年代以降出现的独特现象,这在古今中外实属罕见。

    这里所说的“贱农主义”,是指以农为贱的观念、意识、言说、价值取向和政策取向。它表现为压制农民的权利、贬损农村和农业的价值,从文化和价值层面否定、从物理和实践层面上消灭农业、农村和农民。它不只是停留在对农民的制度歧视,而是包括了对农业和农村的轻贱,也即以整个“三农”为贱。当然,这一概念不是由哪位理论家或学者提倡的主义或主张,也并非被系统论述的社会理论或经济思想,与法国18世纪中期出现的“重农主义”思潮也没有任何渊源。它是作者本人从当代特别是近期的中国社会对于农民、农业、农村的普遍的态度、观念和实践中总结出的一种现象。本文将对贱农主义的形成,它在不同历史阶段的表现形态,及其背后存在的政治、经济、文化逻辑予以系统考察。

     

      初期的贱农主义:革命意识形态与现实政治需求

     

    第一阶段的贱农主义大致形成于1950年代,它表现为执政党和政府对于农民的“落后”性的强调,以及与此相伴的对农民的权利和自由的限制。也就是说,它发端于革命意识形态对作为一个阶级的农民的否定性判断,并继之以在法律、制度和政策层面对庞大的农民群体的权利进行抑制。

    革命意识形态对于作为一个阶级的农民的否定,可以追溯到马克思、列宁等人的相关论述。众所周知,他们都主要从基于生产方式的社会阶级的角度来看待农民的特性,分析私有制度下分散的农民在革命运动中的立场、地位和作用,强调其保守性[2]。其中最著名的论断是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对法国农民特性的归纳:小农尽管人数众多,但却如口袋中的马铃薯,彼此之间没有多种多样的联系,没有形成任何一种政治组织,也没有形成一个阶级。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3]。到了列宁那里,尽管他早期也曾主张将俄国的“劳动者农民和私有者农民”区别看待,并强调前者是“社会主义工人的同志和最为可靠的同盟者”、“亲兄弟”,而后者(富农)是资产阶级的同盟者和工人阶级的敌人,但后来却把农民群体一概看作资本主义的广阔而深厚的基础,每日每时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他们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摇摆不定,反复无常。列宁甚至认为,由于农民自私、狭隘和保守的本性,他们比资产阶级更加难以改造[4]

    当然,马克思和列宁等人关于农民和农民问题的论断,在中国革命初期并没有被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所继承。相反,毛泽东驳斥了国民党右派称农民运动为“痞子运动”的论调,也反对党内“机械的”马克思主义者过分关注农民的落后,而是高度强调农民的革命性,认为农民是中国革命的最广大的动力。在写于1927年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他论述说:“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是贫农”,作为革命先锋,“农民成就了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事业”[5]。到了1940年,他又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写到: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6]。基于“谁赢得了农民,谁就赢得中国”的认识,通过以土地再分配为中心的土地革命,依靠“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中国共产党取得了全国政权。

    但是,当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性胜利的前夕、面临着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重任的时候,毛泽东开始关注农民的保守和落后。在194971发表于《人民日报》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他提出了一个后来被广为引用的著名论断:“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因为“农民的经济是分散的,根据苏联的经验,需要很长的时间和细心的工作,才能做到农业社会化。”而农民在经济上的落后性,决定了其保守和自私自利的特征。与此相对,工人阶级则被视为先进的阶级,“人民民主专政需要工人阶级的领导。因为只有工人阶级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7]既然如此,用无产阶级思想对农民进行教育和改造就被认为是天经地义。

    毛泽东及其代表的执政党关于农民特性的新的判断,无疑决定了农民阶级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在由他主持制订、195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新国家的性质被界定为“以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8]。这意味着国家的领导权被先天性地赋予工人阶级,而农民只是联盟的对象。在中国社会存在着其他被领导阶级或专政对象(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地主阶级,或剥削阶级)时,作为联盟对象的农民阶级的政治地位似乎并不显得特别低下。但是当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以及资本家阶级被逐渐改造并丧失社会影响,中国社会实际上也就由工人和农民两大阶级组成,农民也就成了孤零零的被领导对象。而为了落实宪法所规定的工人阶级的领导权,在选举法中对农民的选举权进行限制也就成了必然选择。在早于宪法颁布的1953年选举法中,明确规定了城乡人大代表必须代表不同的人口数,在选举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时,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是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人口数8[9]

    上述过程贯穿着一种内在的政治逻辑,也即革命意识形态对农民的否定导致了在法律制度上对农民权利的限制。而在现实政治层面,农民对其自身利益的维护,以及作为其必然结果的对于政策的不够顺从或抵触,则似乎又证明了农民的落后,容易遭到政治教育和批判。当执政党的战略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向“过渡时期总路线”,高强度的农产品征购遭到农民的不合作和抵抗,对农民落后性的强调开始出现在公开的政治舆论中。1953年,当城市面临粮食供应危机,而这种危机被认为是农民不愿意出售粮食所致时,毛泽东开始频繁地展开他的农民批判。在于当年102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粮食征购问题时,他将征粮比作“打仗”,而已经成为敌人的农民的“忘恩负义”遭到了痛斥:

    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说过农民一切都是好的,农民有自发性和盲目性的一面。农民的基本出路是社会主义,由互助合作到大合作社(不一定叫集体农庄)。现在是青黄不接,分土地的好处有些农民已开始忘记了。[10]

    以此次粮食供应危机为转折,执政党加快了推进农业合作化的步伐。在随后召开的全国第三次互助合作会议前夕,毛泽东在与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负责人的谈话中披露了迅速推动农业合作化的动机:“个体所有制的生产关系与大量供应是完全冲突的。个体所有制必须过渡到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11]目的当然是要借此降低国家与农民的交易成本,实现农业和农村向工业和城市的大量供应。但是,被寄予无限希望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在推进到高级合作社之后遇到了巨大麻烦:多个省区发生了农民退社风潮,一些地区出现了较大规模的农民抗议行动,同时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和工业区,出现了首次“打工潮”,其中相当一部分可以看作“用脚投票”。这些举动无疑动摇了农业合作化的基础,直接威胁到合作社能否维持和发展,从而使执政党的高层再次感受到农民的“自发性”,乃至“反动”。

    具体的对应措施主要有两个[12]。一是开动宣传机器,动员起庞大的组织力量,于1957年秋季开始在全国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大辩论、大批判”的形式对农民的“个人主义”、“本位主义”意识进行声讨。另一个措施就是19581月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对农民的流动和迁徙加以控制。后者逐渐与劳动就业、物资供应、教育和医疗、社会保障制度等结合在一起,将中国塑造成典型的二元社会,在政治、经济、社会、教育和文化等几乎所有的领域都以城乡之间的严重不平等和对农民的歧视、排斥为特征。这方面已经有众多研究,在此需要强调的有三点。

    第一,对农民的权利和迁徙自由的限制,意味着农村成为国内殖民地,农民成为单纯的合作社(人民公社)的社员,这严重阻碍了农村的发展和农民经济生活水平的提高进一步扩大了城乡之间的经济和社会差距,从而使有关农民和农村“落后”的言说得以证明,或者说完成了预言的自我实现。

    第二,农村发展机会的减少以及城乡差距的扩大,客观上促使农民特别是青年农民形成对于其自身、以及农村和农业的否定性认知:留在农村是没有前途的,无法实现人生理想、过上有尊严的生活。这由此催生和强化了他们跳出“农门”、走向城市的愿望,贱农意识开始逐渐内化为农民的观念。在后来的20多年中,虽然城市志向对绝大多数农村青年来说是无法实现的梦想,但是在人民公社解体之后,却成为农民大规模的离土离乡浪潮的深层动力。

    第三,政治主导的农民批判和对农民的歧视及排斥,对作为官方意识形态传声筒的知识分子——他们通常居住在城市,尤其是大中城市——,以及作为农民的对立集团的城市居民的农民认识必然产生重要影响,助长了全社会范围内贱农意识的盛行。

     

      知识分子话语中的贱农观念

     

    社会意识和社会生活中的贱农主义,反映在城市居民表达落后、保守、愚昧、偏狭、目光短浅,乃至“没有品味”之类的意思时使用的日常话语中。“你真是个农民!”“你咋跟个农民似的?”之类的讥讽,尽管可能只是夫妻、朋友、同事之间的调侃,却也意味着“农民”一词本身成了被贬低和嘲弄的符号。稍作归纳,你会发现各地的方言土语中存在着名目繁多的同类称谓:乡下人、乡下的、乡巴佬、泥腿子、黑脚杆、农二、菜农、棒棒,乃至90年代以降广泛进入书面语言的“打工仔”、“打工女”等等,无不在贬损其身份或出身的同时,暗含着城里人的优越感。当街头少女用“你这个农二!”来训斥可能冒犯了她的来自农村的中年男子,不仅极端地凸显了对方的卑贱,也把城市居民内心深处的贱农意识表达得淋漓尽致,令人想起19世纪的美国白人庄园主与其黑人奴隶之间的关系。而“文强也是巴南农民出身,所以才把两千万沉到鱼塘”“贪官污吏多是农民出身!”之类的“网上跟贴”[13],则把制度所派生的“贪官污吏”直接归咎于农民的出身及其“天性”:贪婪而又笨拙。

    在当代中国的大众话语中,还可以看到另一种饶有意味的文化现象,那就是,作为农民的立身之本和劳作对象的土或土地,也变成了用来表达农民形象和气质的“土”。土里土气、老土、土包子、土老冒、土鳖,如此种种,都成为落后、落伍、不合时尚的同义词。尽管难以从辞源学的角度了解“土”字如何被赋予这种延伸意义,但是却可以推测这种延伸的文化内涵:将自然和自然性的土、土地与文化意义的“土气”联系起来,意味着在“洋”成为价值目标的情况下,通常被看作崇尚自然的中国文化,已经发生了向着轻贱自然的现代转变,“土”所代表的文化落后意味着自然的价值逐渐丧失。

    要强调的是,当80年代电视普及和电视节目娱乐化之后,大众层面的贱农主义也从个人性的日常话语变成集体性的公共话语。娱乐工具会不断地拿农民开涮,似乎只有如此才能具有喜剧效果,满足主流视听者的心理。其令人记忆犹新的代表性节目是“超生游击队”,它用合乎“基本国策”但也明显歪曲了的生育观[14]来嘲笑农民的生育行为选择。其看似经久不衰的代表性人物是笑星赵本山,他和他的搭档及弟子们充分渲染“农民式的幽默”和可笑,以此作为卖点,在CCTV的春节联欢晚会这一国家性的政治和文化仪式上连续登场,博得了“全国人民”的愉悦。然而,在上海人周立波的眼里,这群“农民艺术家”依然太土,难以与他本人放到同一个天平,因此他会不无造作地拒绝同登春晚的舞台,并创造了一个近乎经典的暗喻:喝咖啡的与吃大蒜的。咖啡与大蒜成了标志着不同的格调、品味、甚至出身、阶级和种族的符号,而中国农民所散发的“大蒜味”与上海滩的“海派清口”达人所散发出的欧美想象的“咖啡香”[15]形成了鲜明对比。

    不过,将农民否定和农民批判的言说更为条理、系统性地加以论述的,还是介于官民之间、集政治文化与大众文化(更确切地说应该是市民文化)于一身的以写作为业的知识分子——作家和学者,或者两者的同义词“写手”。

    80年代以前,关于农民、农村题材的文学作品(主要是小说和电影)中也有对农民的嘲笑和鞭笞,但是其中的负面描写通常并不是一概而论的,也即有着对农民的分类:革命的与反动的,先进的与落后的,大公无私的与自私自利的,以及处于中间地带、容易受蒙蔽但可以教育和改造好的。换句话说,农民中存在着先进分子乃至“高大全”。当然,这种分类不过是对革命意识形态的通俗性诠释。在“二为”方针的指引下,当对劳苦大众的“阶级感情”成为判定作家和作品的重要标准,作为政治传声器的作家们通常并不敢越近雷池。总之,“政治正确”原则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对农民的叙述表现为“一分为二”式的“客观”。

    但是在后革命时期,特别是进入90年代之后,当作家们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表达自由,而文学和文化的市场化进程带来了以极端和大胆来博取阅者、听者和观者的新环境,对农民的文化乃至农民本身的污名化和鄙视就公开地蔓延开来,演变为典型的文化歧视。比如,著名作家李国文在一篇鞭笞官员贪污和“贪嘴”的杂文中这样写道:

    所以,这些查出来和尚未查出来的贪污渎职的官员,别看他们级别不低,满口马列,穿的西服革履,领带打得还算过得去,经常出国放洋养,吃西餐也不出什么洋相,但其骨子里,却永远是个充满小农经济心理的农民,那真是没有办法的事。[16]

    李的本意并不是要批判或否定农民,但在无意中将满足于“嘴巴”层次享受的官员们看作“充满了小农经济心理的农民”,看似顺手拈来,却说明了在其意识的深层存在着对农民的彻底否定。如果说这种对于农民的侮辱还是无意识的,那么,从一位不那么著名的女性作家发表于同一年的中篇小说《千条线一根针》[17]的相关描写和叙述中,则可以看出执著的谩骂:

    ——她把“教养”说得很重,一说到教养她就来气,现在,知识不知识,上大学不上大学已经不能区别教授的女儿和农民的儿子,能区别的只有教养和品味。(74页)

    ——她不怕吵架,就怕看到丈夫无时不露的农民思想和农民习气。(75页)

    ——看他干活就来气,好像农村没事可干的老太太,洗一件衣服打发一上午时间。(75页)

    ——“常伟,你的理解力怎么像个没文化的农民!”黄茜按捺不住终于嚷起来。(75页)

    ——学校怎么总在找事儿的农民、偷东西的盲流面前这么无能,保卫处不是养了几十号人吗。(76页)

    ——这算什么呀,一个书香之后,自己也身为知识分子,而且心性和志向颇高的人,竟在自己父母那里被一个农民的儿子大打出手…她和她的家庭如果能容忍这种事,她就要放弃对生活的基本态度。(80-81页)

    ——黄茜也觉得自己粗得跟乡下大嫂似的,但有什么办法呢。(89页)

    ——谁不知道农村妇女教育孩子,就是挑拨孩子与某一她不入眼的人(的)关系。媳妇抱上孩子骂“你奶奶的脚”,婆婆抱上孩子骂“你娘的脚”。常母不外发泄一种情绪罢了,农妇的小伎俩,黄茜不会理会。(91

    ——“你怎么跟他们弄到一起。”她觉得弟弟贩黄已经够卑劣的了,但她还可以想像黄赛只是为了赚钱…但是,黄赛如果和常伟哥哥这种愚昧同时又没有廉耻的农民弄到一起,那简直是下流了。(102页)

    要交待的是,出身于大学教授之家的女主人公黄茜身为大学讲师,与同为大学讲师却是农民出身而又不求上进的常伟结成了夫妻,而常伟及其农村亲属与这位教授的女儿之间在价值观和生活习惯方面明显不同,并给女主人公带来了极大的精神负担。当然,整个文本的要害并不在于这种不同或负担本身,而是在于作者本人将走进女主人公生活中的具体的农民与整个抽象的农民群体画上等号,举凡“农民”的观念、意识、教养、品味、习气、人格,乃至文化,都遭到了蔑视和仇视,农民本身成了被极端厌恶的对象,并由此进行不厌其烦的、令人想到种族歧视的攻击和谩骂。

    不厌其烦的攻击和漫骂显然不具备理性。但如果进一步思考,我们有理由产生如下推断:这种远远超出了“表达自由”范畴的对于一个群体的中伤,以及充满了中伤的作品能够在中国的权威性文学刊物《中国作家》上发表,可能具有更为丰富的社会意涵。实际上,与身为“知识分子”的女主人公将农民看作自己及其家庭的“负担”相似,一些有关中国社会整体的宏大叙事往往把农民群体看作整个国家的“负担”。后者的典型是一本出版于1994年的政论性著作《第三只眼睛看中国》[18]

    在这本托名“德国汉学家洛伊宁格尔”著的书中,作者用冷酷的笔调论述了中国的各个主要社会集团,在关于农民论述的第三章“农民——中国的活火山”中,不顾基本的历史事实,以一种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立场对中国农民进行了果断的判决。作者写道,“仅仅出于教育水准的区别”,城市居民和农民“这两部分中国人甚至可以看作是两个种族”(36页)。而“农民这一种族”带有作者赋予的各种恶劣的社会特性:愚昧、自私、狭隘、短视、自卑、嫉妒,而且非常大胆……他们把毛泽东为他们设计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之类的“美好蓝图施工成一场灾难”,从而“出卖了”毛泽东(46页)。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又做出了各种“可笑、可耻、愚昧、罪恶以及破坏等行为”,又一次“给毛帮倒忙”。(51页)

    而在作者看来,实行改革开放、人民公社解体之后,在职业选择和流动方面变得可能的农民开始肆无忌惮地表现出其恶劣的德行:

    ——农民已经坐在了谈判桌上,伸手向你索取天文数字的地价;他们在荒地上插一些干枯的树枝,向你要赔偿“森林被毁”的款项。(60页)

    ——80年代中期,中国大城市中发生了一种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怪现象,城市的中小企业纷纷邀请农民进城承包。是因为农民的经营能力高于城里人吗?不,农民胆大而愚昧,只有他们才敢于放手行贿、走私、造假、贪污从而给企业带来“活力”。(61页)

    ——农民的综合素质远远达不到城市经济生活对他们提出的要求农民在进城伊始就开始产生妒忌、自卑、急迫甚至仇恨心理。这种心理不仅妨碍他们逐渐成为城市人,而且会以犯罪形式表现出来……以犯罪为进城活动的方式和目的,这是中国农民进城热衷的一个独特现象,也是非常引人注意的一个事实。(63-65页)

    ——农民一旦离开田土进入城市,离开他户籍所在地,那么他一切行动都是失控了,他与社会的联系完全出于任意和自由状态。(68页)

    ——比城市人口多出两倍的庞大的农民群体是一个活生生的存在,你无法抛开它不计,而这个群体一旦冲出闸门与城市社会混同为一体时,这个整体社会的人群素质就比单独的城市社会下降了几个层次,而这种低素质的人才是中国社会的真实内容。(71)

    既然农民有着如此恶劣的天性和表现,必须对他们进行严厉控制,与“文明的城市社会”相隔离。“假如从1949年开始就实行彻底解放农民,任由其自由发展的政策,这个国家的今天绝不是这般风貌,或许,它早已成为另一个印度了。”(40页)但问题在于,改革开放带来的农民的解放,对政府来说是一种“致命的倒退”,并成为农民无视法律走向犯罪、进而进行暴动的潜在原因。“人民公社那种保甲制度尽管存在着许多缺陷,遭到许多民主国家的批评,但是对于8亿农民的管理依然有效。对于缺少教育的农民群体进行统治依然需要严格的管理制度。”(68页)这样的判断自然意味着有必要将农民重新关进“人民公社那种保甲制度”的牢笼。

    与该书的作者伪托“德国汉学家”而力图显示其论述客观性的主观意图相反,书中充斥的对于农民群体的偏见和仇视,以及仅仅基于统治的便利和“有效性”而完全无视权利的建议,露骨地充分显示了作者视农民如粪土和草芥的价值倾向。考虑到真正的作者实际具有某种特殊背景,而且该书出版后曾在“高层和高层学术圈”引起共鸣[19],不能不意识到新阶段的贱农主义已经带有阶级对立的特征。而在随后爆炸般增加的“群体性事件”中,屡有地方的少壮派官员对群聚的农民使出“狠手”的现象,令人联想到这种话语和行为之间的密切关系。

    当然,铁血性建议毕竟不再符合历史潮流。到了90年代后期,随着中国社会整体权利意识的高涨,在学术话语和公共舆论中出现了给予农民以“国民待遇”的呼声。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一些批评“农民歧视”的论文中,也存在着对农民的明显歧视。比如,一篇名为《农民社会歧视现象分析》[20]的文章在谈到“消除歧视的对策构想”时,提到了“农民自身方面的努力”和“大众传媒的责任”

    ——农民受歧视也与他们自身方面的原因有很大的关系而这又是农民自己能够解决的。他们必须要改自己身上等、靠、要的惰性变被动为主动自立自强努力学习积极接受新事物、新观念以增强适应社会的能力。

    ——大众传媒也要担负重大的责任。对农民进行现代文明灌输,增强他们的科技文化意识、卫生保健意识、法律道德意识、市场意识以及管理意识。”

    在这里,尽管作者并没有用事实证明中国农民普遍具有“等、靠、要的惰性”,却无中生有地将其判给了农民;尽管他也没有用事实证明中国的媒体和媒体从业人员比农民的“法律道德意识”更高,或者更加遵守法律和道德,却照样果断地赋予其“对农民进行现代文明灌输”的先天性权利。这样一种并不少见的武断行为和反逻辑现象,再次证明了贱农主义意识的无所不在和根深蒂固。

     

      新阶段的贱农主义:抛弃农业、消灭农村

     

    至迟在1990年代中期以前,贱农主义所轻贱的对象依然主要是农民,并没有直接否定农业和农村的价值。官员或言说者虽然自己不看好农业和农村,但仍然认为农业和农村是必要的。但是到了90年代后期,农业和农村本身也一道成了轻贱的对象,贱农主义演变到了高级阶段。

    当然,在国家的宏观层面,农业始终被赋予很高的地位。无论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毛泽东时代,还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邓小平时代,乃至以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旨归的江泽民时代,在最高领导人涉及农业和农村问题的讲话中,都能够看到对农业和农村的高度重视。这种重视可以概括为“基础论”和“稳定论”。其最早的口号是50年代提出的“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其经典阐述是毛泽东于19571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的“吃饭问题”:农业首先关系到“五亿农村人口的吃饭问题”,“农业搞好了,农民能自给,五亿人口稳定了”;“农业也关系到城市和工矿区人口的吃饭问题…有了饭吃,学校、工厂少数人闹事也不怕。”[21]

    这种朴素而独到的认识后来被邓小平所继承。“重视发展农业不管天下发生什么事只要人民吃饱肚子一切就好办了。”[22]“农业是根本,不要忘掉。”“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稳定不稳定,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23]

    到了第三代领导集体,上述具有个人风格的口语表达被以更加庄严的书面语反复强调[24]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也是社会稳定的基础。

    ——没有农业的牢固基础,就不可能有我们国家的自立;没有农业的积累和支持,就不可能有我国工业的发展;没有农村的稳定和全面进步,就不可能有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全面进步;没有农民的小康,就不可能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总之,农业在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基础地位和战略作用,永远忽视不得,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始终是一个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全局的根本性问题。

    ——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关系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大局,关系着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关系着国家的长治久安。这不但是个重大的经济问题,同时是个重大的政治问题。

    而到了近期,在农村改革迎来30周年之际,2008年召开的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更加有力地强调说:“全党必须深刻认识到,农业是安天下、稳民心的战略产业。”

    但是,主要从政治和社会稳定角度阐述的重视农业和农村的大原则,在中央政府层面就没有付诸于政策实践,到了地方政府那里则更多地表现为“口号农业”。对农业和农村的重要性的反复强调,恰恰说明它们在实践中受到了轻视和忽视。其有力证据是80年代以来农业财政投入的长期减少趋势。按照《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国家的财政支出总额中农业支出的比例在80年代以前的数年间都在10%以上,而80-90年代平均不到9%2000年以后降至8%以下,2007-2008年则降至7%以下。总起来看,在1978-2008年,农业税收增加了56倍,财政支出总额增加了55倍,而农业财政支出只增加了27倍。

    而在90年代初“三农问题”恶化、对农民的过度汲取导致农民负担加剧并引发明显的社会动荡之后[25],烦恼不堪的地方政府开始将三农问题视为必须尽早甩掉的沉重包袱,从而在具体的行政行为中进一步拉大了与上述理念的距离。“甩包袱”现象表现为一些地方公开提出“消灭农业、消灭农村”的口号,而更多的地方则采取“农民变市民”的逼农进城政策,其正当化的理论包装是“只有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于此,贱农主义进入了新阶段。

    证明新阶段的贱农主义的例子多有报道。据说苏南的官员讨厌“鱼米之乡”这一江南文化的象征,认为那不过是“农业文明的往事”,“可能是领导觉得翻译出来不好听,直译就是盛产鱼和米的地方,让人觉得土里土气的。相反,他们更加青睐“世界工厂”这一新的名片。“即便是周庄、同里这样的江南水乡名镇,官员们还是当作旅游经济来发展的,或者用来增加招商引资的筹码。”[26]浙江省的一些官员公开宣扬要打造无粮乡镇乃至无粮县[27]。而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古城乡政府在其推进的拆迁运动遭到农民的抵抗时,以中小学生名义给其家长们发出的公开信则提供了一个意蕴更深的文本[28]

    他们已经成了市民,我们还是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亲爱的爸爸妈妈,让我和你们一样一辈子住在又脏又乱的村里,我会开心吗?让我和你们一样天天下地干活、一辈子当农民,我能过好吗?……谁都愿意过上好日子,我想告诉你们,我想和其他同学一样住进小区。如果你们真的为我好,就请赶快拆掉旧家,支持小区建设吧……

    之所以说它意蕴更深,是因为在看似自然的叙说中包藏着非常典型的文化内涵,正如上海世博会的中文主题“城市,让生活更美好”(Better City, Better Life[29]所凸显的那样,张扬着作为“普世价值观”的城市指向。在这里,面朝机器(或电脑)背朝墙的“市民”被看作“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的人生理想,村庄的“又脏又乱”的现实形态被当作村庄内在的固有特征,而“天天下地干活、一辈子当农民”被认为与“过上好日子”天然地对立。

    无疑,这封由最基层的官员——他们通常被认为是“没有文化的大老粗”——代笔的“公开信”固然粗糙和稚嫩,但是从教育的角度来看,无论其形式还是其内容都令人叹为观止。它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在让中小学生将全盘否定农业、农村和农民的价值观灌输给其家长之前,必先植入自己的脑海和心灵。更重要的是,它系统地折射出贱农主义的文化逻辑。当然,连同农业和农村一道否定的贱农主义,仅靠文化的逻辑还难以成立和盛行,它还必须符合政治的逻辑和经济的逻辑,如此才能成为地方政府的政策指南。这里将政治和经济的逻辑归纳为三点:“发展主义”信仰支撑下的农业增长存在着局限的理论,地区之间的产业分工理论,以及与此紧密相关的官员的行为方式。

    所谓农业增长存在着“局限”,是指以粮食生产为中心的传统农业无法成为经济增长的牵引力和增长点。稍微具体来说,既然中国存在着庞大的农村人口与零细的耕作面积(农民户均耕地在0.6公顷前后)这种人地关系的极端不平衡,仅靠农业已经难以使农民实现“致富”这一新的时代使命,进而也难以解决农村和农民问题,“现代化”更是不可能。与此相反,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通过减少农民来富裕农民”之类的认识,逐渐为地方的执政者所共有。

    关于农业存在局限的看法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但“局限”并不意味着它没有存在的价值而要加以消灭。重视工业和城市也并不意味着要轻视农业和农村,两者并不是截然对立的,相反,使农工协调、城乡均衡是可能的和必需的。然而其所以最终导向放弃农业、消灭农村,则有着另外的原因,也就是在尽快实现“现代化”这一国家目标而滋生的发展主义,以及它与自上而下的官员任命制度相互联系之后催生的、转型期中国的“压力型”体制的结果

    在现代化这一至上目标之下,发展本身固然被当作全国的急务和硬道理,发展的速度才是问题的核心。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之所以比资本主义优越,就在于其发展的速度超过了后者。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30]与此相呼应,各级政府都喊叫着“跨越式发展”,进而用经济总量和税收增加的速度来衡量发展的实绩和执政者的政绩,当作决定其能否升迁的标准。当经济指标成为涉及官员前途的政治指标,地方的执政者就必然生出对发展的冲动,乃至焦虑。诸如苏北某镇政府大院里“以快发展为荣、以慢发展为耻”的广告幕墙,湖南省嘉禾县政府打出的“谁影响嘉禾发展一阵子,就影响他一辈子”[31]的雷人横幅,都是这种焦虑的直观表现。

    这样,地方的执政者即便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绩,也必然要追求高速度,区域之间激烈的经济竞争也就从此出现。当然,所谓的竞争主要是围绕工业特别是重化学工业的竞争。按照农业增长的局限的逻辑,其速度太慢,对GDP和税收的贡献率太低,付出再大的努力也不可能带来理想的增长速度,相反,工业才能产出更多的、甚至无限多的GDP。结果,名目繁多的开发区和工业园、超国民待遇般的投资优惠措施也就纷纷出笼。,而村庄、农业和庄稼地,都必须让路于高歌猛进的工业扩张。

    与此同时,直至90年代后期受到抑制的城市化,也作为经济增长点而被发现,把城市做大做强经营城市成为加快经济增长的战略手段。其技术手段包括县市改区、乡镇改街道、村改居经营土地,借以扩张工业、商业和建设用地,增加财政收入和城市建设费用,实现GDP的膨胀。正是由于这样的战略定位和路径选择,尽管中央政府2003年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强调城乡和工农之间的协调发展,沿海某省的大员仍然于2005年对其辖区内经济增长不那么飞快的地级市官员明确要求:“书记要做工业书记,市长要做城建市长!”

    当然,实践中推行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并不只是意味着工业比重和城市人口比例的增加,同时也意味着土地本身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也即改变土地的自然属性,加以硬化、水泥化。甚至可以说,在最近的十多年间,土地、耕地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恰恰是经济社会总体的工业化、城市化的前提。在地方官的眼里,在同样面积的土地上建设工厂、住宅楼或商业设施,要远比农业经营创造出更多的GDP和税收,而将农业用地变为工业、商业和建设用地,是遵守经济规律苏南某镇一位年轻的女性公务员就曾用这种“经济规律”来回答笔者关于大量土地“非农化”的质疑:“一亩地的产出在苏南和苏北有天壤之别,苏南的经济效益(建工厂的话)可以达到几十万甚至几百万元,而苏北只有几百元。为啥不能让苏南都建工厂,而由苏北种粮食呢?硬要限制苏南的工业和商业用地,不符合经济规律。”

    单纯以经济效用或GDP和税收等经济尺度来衡量土地和农业的价值,而无视其在粮食安全保障、社会文化传承,以及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多元价值,可以说是典型的经济合理主义的表现。而单纯的经济计算竟然会主导一位年轻的女性公务员的思维,足以说明发展主义这一“核心价值观”的深入人心。

    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90年代后期以来,圈地运动以及堪称废村运动的村庄拆迁与合并大肆展开。它固然引起了每年多达数万起的群体性事件,并由此促使中央领导人反复强调保护耕地、重视农业,但是迄今并没有消停,反而在一些省市以整体推进的形式愈演愈烈,其代表性的例子是首倡于江苏的三集中(也即工业向工业园区集中,农业向种田能手或农业园区集中,居民向镇区集中)在全国各地的推广。其中固然有节约和集约利用土地的用心,但也不乏以集中的名义消灭农业、抹掉村庄的主观愿望和客观后果。这样一种大规模的乡村改造运动,不仅将使中国农村地区的自然和文化景观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也预示着相当数量的农民只能拥有小区里的住房,而丧失掉多重意义的家园

     

      贱农主义的内化与农业和农村危机

     

    如果只是停留在政治和行政层面,以及城市居民特别是知识分子所代表的主流社会和主流文化的层面,贱农主义还不能称为完善。在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看来,只有当统治阶级的文化被培育成一个社会的支配文化,它才完全掌握了文化霸权。只有当作为贱农主义之轻贱对象的农民自身和农村社会接受了以农为贱的价值观,达成广泛的“合意”,或者说实现了自我否定的内化,贱农主义才真正成为牢固的主导性价值观,成为决定着从国家整体的演变趋势到个体行动选择的巨大力量。

    当然,所谓的“合意”表面上看来是由不断扩大的城乡差距自然催生的自主性合意,但是,考虑到差距的扩大主要是由从革命意识形态到发展主义信仰主导下的制度和政策所引起,它实际上带有强制性。另一方面,作为主流话语的生产者和传播者的知识分子、高度“现代化”了的文化精英们将其信仰和价值标准进行的不断灌输和渗透,也使作为被教育者的农民特别是青年农民逐渐地受到其文化的濡化,从而进一步表现出强制性的特征。

    这种在历史时段上表现为递进性的强制,在社会后果方面也表现出递进性。稍微系统地阅读1980年代以来关于中国农村和农民题材的代表性小说——从最早的《人生》,到90年代的《荒弃的家园》,乃至21世纪以来问世的《接吻长安街》、《秦腔》[32]等等——,便可以发现,它的一个非常醒目的主题就是农村青年逃离农村的故事。不过,这种逃离在80年代初还只是表现为志高气傲的男性青年“高加林”这一个案,而纯静如玉的“刘巧珍”(她被21世纪的评论者认为是“还没有摆脱小生产者思想的束缚”)则仍然深深地爱恋和坚守着那片土地。但是到了90年代,高家林和刘巧珍们全都加入了奔向城市或工业化异乡的洪流,从而造成了物理的和文化意义上的田园荒芜,以及社会学意义上的乡村崩溃。而在这一壮观的社会文化景观的背后,我们还可以透视到一种深深地埋藏于逃离者心底的“文化自觉”,它表现在一个“农民工”关于城市和乡村的爱憎分明的叙说中:

    我向往城市,渴慕城市,热爱城市……当我从报刊杂志上读到一写厌倦城市,厌倦城市里的高楼大厦,厌倦水泥造就的建筑,想返朴归真,到农村去寻找牧歌似生活的文章时,我在心里就恨得牙痒痒的,真想有机会当面吐他一脸唾沫。[33]

    从向往城市到反农村,这样一种从自然到极端的跳跃现象,当然并不只是虚拟的文学故事,而是与上一节呈现的官员和知识人的城乡判断——也“先进”与“落后”的判断——完全一致,也为一些关于农民的意识或价值观的社会调查和研究所证实[34]。面对普遍的厌弃土地和农业、乃至“恨农村”的时代情感或时代精神,我们可以认为,以2000年为界,规模超过1亿人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外出务工现象,决不是单纯的经济活动,也是一种以农民特别是青年农民的贱农意识为动力的“打工文化”。与此同时,考察近年来间因征地和拆迁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也会发现许多事件中官民争执的焦点并不是单纯的“权利”,或者是因为农民眷恋土地和村庄才不愿意放手,而是在于补偿金额的多寡。实际上,由于一些地区的征地和拆迁的确能带来莫大的货币收入或收入预期,有不少城郊村的村民盼望着尽早拆迁、尽早征地。也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现象,我所指导的一名来自以色列的研究生在走访了南京郊外一个拆迁中的村庄之后,匆忙却也准确地归纳了他的发现:“中国农民不浪漫”。

    当然,不能够用“浪漫”或“浪漫主义”的有无作为判断中国的三农问题及其演变趋势、演变后果的标准。但是,反过来说,当农业和农村的主体对其土地和家园缺少基本的眷恋,同大部分的政策决定者和执行者、以及为其提供知识或价值论证的“专家”“学者”一样,过分地拥抱“现实”或“现实主义”(也即出于单纯的经济乃至货币、GDP计算的经济合理主义),从而成为明显或潜在的贱农主义者,一个注定要吃饭而且要“吃好”的人口大国,以及注定会有数亿人继续生活在乡间的农村大国,它的农业和农村的前景也将继续维持在不堪的“现实”层面,或者竟至于更加不堪。

    的确,进入新世纪之后,中央政府重又高喊重视农业和农村,推出了一系列惠农政策和“新农村建设”的蓝图。但实,作为一种奔涌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学术活动中的潮流,贱农主义并没有减弱的趋势。相反,它已经变得波澜壮阔。之所以如此论断,是因为“新农村建设”的现实版,实际上主要表现为消灭农村或村庄,而对所谓的“现代农业”或“集约化”、“产业化”农业的推进,也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放弃“传统农业”或粮食生产[35]。这样,作为文化危机和文明危机的贱农主义,也就成了把中国的三农问题推向总体性危机的巨大动力。

     

     

    注释

    [1]梁启超:《农学报》序,载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

    [2]较详细的论述参照谭秋成:《农民为什么容易受政策歧视》,《中国农村观察》2010年第1期。

    [3]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693页。

    [4]列宁:《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列宁选集》第4巻,人民出版社,1972年。

    [5]《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52653页。

    [6]《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92页。

    [7]《毛泽东著作选读》(下),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684-685页。

    [8]“人民民主专政”在1975年宪法中被缩小为“无产阶级专政”,1978年宪法又重新恢复,后来虽经三次修改,但关于国家权力分配的规定并没有改变。

    [9]1979年修订时基本延续了1953年的规定,但对选举不同层级人大代表的城乡人口比例规定得更加明确:全国为81,省为51,县为411982年修改选举法时将县级人大代表的城乡人口比例从4倍改为可小于41111995年第4次修改时将全国和省级人大代表的比例均改为41。后一个条款俗称“选举权的四分之一条款”。有学者认为,这一规定“既确立了以同等的人口比例为基础的选举原则,同时也结合城乡居民人口数量分布的不同特点”。见莫纪宏:《逐步建立更平等的人大代表选举制度》,《学习时报》2007.12.6。但作者似乎只是注意到农村人口数量庞大这一“国情”特点,而没有考虑到其背后的真正意图是确保工人阶级的领导权。

    [10]毛泽东:《粮食统购统销问题》,《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但毛泽东实际上并不了解真实情况,据薄一波后来披露,当时“国家征购过头粮的现象比较普遍,农民生产的粮食,大多都给收购上去了,所剩无几。”地方干部一边向上虚报产量,一边向农民征收“过头粮”,“强迫命令、乱批乱斗、逼死人命等现象都发生过”。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282页。

    [11]毛泽东:《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两次谈话》,《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

    [12]参照张玉林:「戸籍制度から見た現代中国の国家と農民――1950年代を中心に」,『中国研究月報』19978月号。

    [13]http://bbs.city.tianya.cn/tianyacity/Content/45/1/1030533.shtml2009-10-6

    [14]1980年代以来的主流生育观认为,“多生”、“超生”是“封建、落后、愚昧”的,而少生、不生则意味着“先进”。这实际上是对国家人口政策的附会,当然难以解释为什么许多比中国“先进”得多的国家鼓励其国民多生孩子。

    [15]当然,被看作欧美文化象征的“咖啡”的发现、栽培以及最早的饮用,是在今天代表着“落后”的非洲和中东地区,而与欧洲人无关。后者的作用是在殖民化的过程中促进了它的传播,培育成发达国家的大众饮料,也造就了被认为是高雅或时尚的“咖啡文化”。

    [16]李国文:《嘴巴的功能》,《当代》1998年第3期,111页。同样被经常批判的是“小农意识”,王彦坤、刘士卓(《消除小农意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跨世纪思想工程》,《河北学刊》1998年第3期)认为:它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影响深远的“思想糟粕”,“站在时代发展的高度,小农意识已经成为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思想桎梏,消除小农意识成为我们必须完成的跨世纪思想工程。”他们罗列的“小农意识”包括下列九种:保守僵化;封闭狭隘;平均主义;民主法制观念淡漠;人情重于一切;惯于经验思维,缺乏理性思维;热衷于面子和内耗;安土重迁,重农轻商;求同和依赖顺从意识浓厚。但细究起来,这种种现象实为普遍的“中国人意识”。

    [17]具体参照杨沫:《千条线一根针》,《中国作家》1998年第2期。

    [18]洛伊宁格尔著:《第三只眼睛看中国》,王山译,山西经济出版社,1994年。

    [19]刘宾雁:《评<第三只眼睛看中国>》,http://www.smth.edu.cn/bbsanc.php?path

    [20]桑子青、顾凡:《农民社会歧视现象分析》,《社科纵横》23卷第1期,20081月。

    [21]《毛泽东文集》第7卷,1999年,186-203页。

    [22]《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二版,人民出版社,1994年,406

    [2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2365页。另见77页、237页的相似论述。

    [2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118-120页。

    [25]张玉林:『転換期の中国国家と農民1978-1998』第2-3章,日本农林统计协会,2001年。

    [26]章敬平:《长三角:正在消失的鱼米之乡》,《南风窗》2003年第23期。

    [27]志泉副厅长在全省粮食安全及综合生产能力保护座谈会上的讲话20031022-23http://www.zjagri.gov.cn/html/main/zjAgriInfoView/62969.html

    [28]《大河报》2008.11.5

    [29]有学者已经指出了它的汉语表述的问题所在,但现在不清楚的是,为什么其英文表述没有问题而汉语表述存在着这种低层次的缺陷,在主题策划时究竟是汉语在先还是英文表述在先。

    [30]《邓小平文选》第三卷,255页。在官方记录的邓小平19921月的“南巡讲话”中,有叮嘱深圳市地方官员的场面令人印象深刻:“小平同志向码头走了几步,突然又转回来,向李灏说:‘你们要搞快一点!’”见1992326《深圳特区报》的长篇报道“东方风来满眼春”。

    [31]笔者的现地调查201013);《新京报》2004.5.8

    [32]路遥:《人生》,《收获》1982年第3期;梁晓声:《荒弃的家园》,中国文联出版社,1997年;夏天敏:《接吻长安街》,《山花》2005年第1期;贾平凹:《秦腔》,作家出版社,2005

    [33]见前引夏天敏的小说。

    [34]参见严海蓉:《虚空的农村和空虚的主体》,《读书》2005年第7期;陈成文、鲁艳:《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土地意识的变迁――来自湖南省三个社区的实证研究》,《农业经济问题》2006年第5期;陆大川Shimshi Enav):《关于城郊农民土地观念变化的社会学研究——以南京郊区农村为例》,南京大学社会学系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106月。陆大川在文中提供了许多精彩的案例,比如,外出打工已经变成一种“义务”,而一位农村出身的大学生甚至认为,“高中毕业的农民就不应该务农。”

    [35]例如,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突飞猛进的广东、浙江和苏南地区,其粮食产量在1998-2003年的短短5年间都剧烈减少了5成左右,区域粮食自给率也都下降到4成前后。而在费孝通先生当作“观察中国农村的窗口”的江苏省吴江市开弦弓村,其水稻种植面积由1990年代中期巅峰时的2200多亩减少到2010年的80亩,种桑养蚕则近乎绝迹;而在统计报表显示的3000亩耕地中,有2700多亩在最近的十年间实际上都变成了意味着更高经济收入的“鱼塘”。另外,关于中国农业面临的深层危机,日本学者高桥五郎进行了较好的概括,见高桥五郎:『農民も土も水も悲惨な中国農業』,朝日新闻出版社,2009年。

     

    (本文原文为日文,刊载于日本中京大学《综合政策评论》第3卷,20103月;中文版收入作者著《流动与瓦解:中国农村的演变及其动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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