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自组织中的社会资本研究

　　[关键词]   社会资本；自组织；乡村治理

　　[中图分类号] D63                                       [文献标识码] A

　　中国乡村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治理模式，是目前尚未解决的难题。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乡村自治，时至今日依然效果不佳，乡村已经成为中国社会问题发生最多的一个地方。最近几年围绕乡村治理的多种探索中，山西永济一个历时16年自我发展起来的民间乡村组织——蒲韩乡村社区（以下简称蒲韩社区）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范本。从组织理论视角来考察，这个自组织成功的秘密就是使乡村特有的熟人社会的价值不断增值，让乡村社会资本在集体行动中发挥作用。

　　一、蒲韩乡村组织属于产权明晰的自组织体系

　　根据组织理论，组织可以分为自组织和他组织，他们之间最大的区别就是维系组织秩序的规则或指令来源不同。维系他组织秩序的规则或指令来自某一个中心，或者说是从外部导入的；而维系自组织的规则或者指令是在默契中形成的。[1]蒲韩社区是自发成立的民间组织，维系它的规则都来自于组织内部，因此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自组织，它的成功与其产权明晰的组织架构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一）蒲韩社区解决了传统组织难以解决的问题，破解了乡村治理困境

　　蒲韩社区1998年成立于山西省永济市寨子村，由寨子村村民谢福政、郑冰夫妇发起，最早是以妇女为主体发展起来的，已有16年历史,目前下设三个主要机构：永济市蒲韩种植（养殖）专业合作联合社、永济市蒲州镇果品协会和永济市农业技术培训学校。覆盖范围达2个乡镇的43个村、近90个村民小组、6520户、25800多人口。蒲韩社区在开展经济领域合作的同时，也为社区所在村庄提供公共服务，解决了传统乡村组织难以解决的治理难题，其服务领域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乡村环境治理。蒲韩社区历时多年进行乡村环境的整治与美化。在早期治理中，主要采用问题导向的应急模式，针对具体问题进行处理。其中最有影响力的就是完成了乡村道路的硬化和修整工作。社区带领村民共同集资参与，仅用70多天的时间就完成了历届村两委会都没能解决的问题，且总费用只有3万多元，相比临近村子村委会花费的14万元，极大地节约了资金。在后期治理中，建立了垃圾分类与定期回收的长效机制。社区每月象征性地向每家收取一元钱垃圾治理费用，主要用于支付雇请人员和购买垃圾袋的费用；按照是否可以堆肥将垃圾进行分类，并雇专人每周六定期回收。目前垃圾分类和回收已经覆盖43个村庄，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乡村环境问题。

　　第二，乡村互助养老。蒲韩社区的养老服务机构及服务模式经历了几次大的变化，2009年建立了老年康乐服务中心，为社区内的老人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比如为有劳动能力的老人教授种植技术，鼓励他们进行土壤改良和有机种植转换；为独居且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提供居家养老服务等。目前社区已经在三个村子建立了芬芳同乐屋，即老人活动中心，设有宿舍、食堂、活动设施等，主要服务独居且行动不便的老人。同时筹建了一对一的护理团队，其中有一批护工是来自社区辖内的义工，他们不计报酬为老人提供护理服务，社区计划到2018年为1000位老人提供养老服务。

　　第三，乡村教育和培训。蒲韩社区于2013年成立了永济市农业技术培训学校，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培训体系，呈现出几大特点：一是培训内容全面。涉及农业技术、乡村微小金融服务、养老护理师等方面的培训。二是师资力量强大。组建了以社区老师为主体，包括全国15位特聘教授的固定师资队伍。三是培训频次较高。每个季度设有一场农业技术大课堂，每两个月举办一次农业技术专业班，每周还有例行培训。四是授课方式灵活，效果突出。社区经常会在田间地头组织培训，例如每年举办的儿童夏令营活动，就会带领学生去进行劳动体验、生活体验等，让孩子们在身体力行中接受本土文化以及各方面知识的教育。

　　（二）蒲韩社区是产权明晰的自组织体系，破解了组织的“公地悲剧”

　　“公地悲剧”是大多数公共产品或者公共事物的最终命运，组织当中也存在着“公地悲剧”，自利的组织成员会尽力争取私人利益，而忽略组织的公共利益，于是产生了组织中的不作为、消极怠工和“搭便车”等现象。在蒲韩社区这个自组织中，所有成员都将社区看成是自己的组织，实现了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统一，成功地规避了“公地悲剧”，主要原因就是组织具有明晰的产权。

　　一方面，组织利益与个人利益高度统一，使社区成员具有内生动力，秉承着自己的事情自己办的原则为组织效力。蒲韩社区组织社员进行经济合作，为社员提供了经济收入，经济合作越成功社员的收入就越高。同时，蒲韩社区还为社区提供公共服务，由于社员都是当地村民，乡村的治理状况如何直接关系到他们的个人生活，加之长期以来传统组织的失灵使得乡村公共服务处于缺失状态，社员们深受其害，蒲韩社区为他们重新建设家园提供了组织支持，因此社员将社区的事情当做自己的事情，愿意与社区合作。

　　另一方面，组织的价值导向及熟人社会的彼此影响为社区奠定了互助、利他的工作氛围，使社区成员更具有使命感。蒲州镇果品协会主要承担社区的公共服务功能，其组织宗旨定位为“服务、服务、再服务”，旨在为全体社员提供最好的公共服务。在这样的价值理念和组织宗旨引导下，协会的53位专职工作人员以极其微薄的工资为社区辖下的43个乡村提供公共服务，他们营造的互助、利他的工作氛围，在乡村这样的熟人社会进一步发酵，久而久之影响和带动了村民，使他们认识到建设家园、治理乡村是自己的事情，社区是自己的组织。

　　二、乡村自组织创造了一种可持续共享的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作为一种新的资本形式，在乡村治理和集体行动过程中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中国乡村社会是“熟人社会”，初始社会资本相对丰富，且乡村社会资本不同于城市社会资本，具有特殊的积累和增值规律。蒲韩社区利用乡村社会资本特有的增值规律，创造了一种可持续共享的社会资本。

　　（一）乡村社会资本是基于利他、互助、共享的价值伦理而形成的

　　乡村社会资本镶嵌在以传统的“血缘关系”、“地缘关系”、“宗法制度”等原则编织而成的各种社会关系网络中，具有先赋性、同质性和相对封闭性的特征。一方面，乡村社会成员的行为受到以家庭、宗族等为单位的小规模、高同质的网络结构的约束，成员对以宗族为边界的共同体具有天然的忠诚和贡献，进而形成利他、互助、共享的价值伦理。由于市场经济的影响，传统乡村伦理关系已经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但是由家庭关系延伸而成的族亲、姻亲为主的乡村社会依然具有较高的互助伦理。另一方面，乡村社会相对封闭，传统上与外界较少联络的状况，导致所有乡村社会事务只能借助于内部成员共同完成，有助于利他、协作等价值的形成。蒲韩社区诞生于乡村社会，置身于熟人社会的人际网络中，是一个基于利他伦理而建立起来的自组织，成员之间互助合作的关系创造了共享的社会资本。

　　（二）乡村社会资本是一种无形资产，可以替代物质资本、货币资本发挥作用

　　在乡村社会中，村民往往不需要过多的货币资本去购买物品和服务，村里的红白喜事依靠的主要是家族、邻里的帮忙，而非市场化的服务，这种村民之间的互助实际上就是社会资本的体现。在乡村社会中，丰富的社会资本是一种无形资产，经常可以替代货币资本，成为人们购买物品和服务的手段。而在城市社会中，受市场经济的影响，城市人更多地表现出经济人的一面，人际关系网络较为松散，人们更多需要货币资本来获得生活所需的各种物品和服务。蒲韩社区在实现社区发展和乡村治理过程中，主要依靠在文化领域逐渐建立起来的无形的社会资本，利用相互之间的劳动协作而非物质资本和货币资本，实现了乡村社会的养老、环境治理以及乡村教育等公共服务。

　　（三）乡村社会资本的积累效应具有长期积累、世代享用的公共银行特性

　　社会学将人际关系分为“初级关系”和“次级关系”，初级关系通常是情感表达与使人满足的重要来源，次级关系在商业往来方面更为有效，它是现代城市与工业社会的独特特征。[2]乡村社会中的人际关系更符合初级关系，所建立的群体属于“初级群体”。这种群体主要是基于情感需求建立起来的，更具有稳定性，因此乡村社会易于建立长久的社会资本积累机制。简而言之，由于乡村的相对封闭性和群体的相对稳定性，乡村的社会资本积累并不一定当代积累当代用，可能是祖辈们用自己的劳动换来的社会资本，存放在村庄中，就像将资本存放在公共银行一样，若干年后的子孙们可以取而用之。对比城市社会，人们之间因为特殊商业目的而建立的次级关系则较为灵活且不稳定，比如人们搬家或者辞职之后，在原住址或原单位几乎留不下任何资本，更无法让后代去享用，因此城市社会资本具有短期积累、短期有效的特征。蒲韩社区所拥有的社会资本不仅有组织及成员创造的社会资本，还有一部分是存放在乡村社会中由村民世代积累的社会资本。

　　三、乡村自组织的社会资本价值载体

　　（一）传统文化与习俗

　　费孝通先生曾指出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3]这里的“礼”包括传统道德文化、仪式习俗等，对于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和有序和谐的伦理关系，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蒲韩社区在恢复传统文化与习俗的过程中，让传统文化的价值得到激活与再利用。

　　首先，传统文化与习俗作为一种组织规范，成为社会资本的重要构成要素。一方面，传统文化价值作为入社条件约束着社区成员。社区明确规定只有严格恪守传统价值观念的成员才能加入社区，比如加入红娘手工艺合作社的所有成员必须孝敬公婆，否则不予接纳。另一方面，传统文化价值作为社区规章和宗旨的一部分，对成员产生长期的约束作用。社区规范之所以能够长久发挥效力，一是因为相对封闭的“熟人社会”，使得违反规范的成本过高；二是因为规范内生于社区成员，他们具有天然的内生动力去遵守和服从，而无需借助外力。

　　其次，蒲韩社区在恢复传统文化与习俗的过程中，社区成员间社会联系、社会网络、社会信任、群体认同、群体文化、非正式规范等组织内社会资本的构成要素逐渐形成和不断积累。社区从成立之初就旨在恢复孝道、夫妻互敬等传统价值观念，早期社区针对传统道德开展活动，比如辩论是否应该孝敬公婆等，加深了社员对传统道德观念的理解和遵从，形成了良好的家庭氛围和群体文化。后来社区在入社条件、公共服务等方面侧重于恢复传统文化与习俗，逐渐建立了群体认同和非正式规范。加入社区的成员具有相同价值观，他们之间便会形成相互信任，并随着交往的深入和频繁，信任的程度也逐步加深。因此，社区在恢复传统文化与习俗的过程中，使得社区的社会资本存量不断增加和增值。

　　最后，传统文化与习俗在经济合作领域逐渐从社会资本转化为经济资本，直接创造经济价值。传统文化与习俗本身构成了蒲韩社区社会资本的一部分，也促进了其社会资本的积累和增值。同时，传统文化与习俗也在自组织的经济合作领域逐渐从社会资本转化为经济资本，直接为自组织创造经济价值。比如红娘手工艺合作社，既让传统文化与习俗成为入社的约束条件，形成一种社会资本；又让传统文化与习俗成为一种产品，直接进入市场，产生经济效益，为自组织的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二）学习与培训

　　蒲韩社区从一开始就营造了浓烈的学习氛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学习型组织，这是该自组织不同于传统乡村组织最显著的特点之一，社会资本也在自组织持续不断的学习和培训中逐渐加强。

　　首先，学习与培训使得自组织的内部社会资本不断加强和积累。早在2005年蒲韩社区就组织妇女读书学习，将参与活动的妇女分成7个学习小组，以小组为单位每周二和周五参与读书学习和文艺活动，这种非正式的组织经过多年的演变，经历了由一名正式工作人员和若干骨干组成的半正式网络，如今已经发展为“永济市农业技术培训学校”这样一个正式组织。随着学习与培训组织的发展，成员对于组织的认同也逐渐增强，组织的内部社会资本得到加强和积累。

　　其次，学习与培训使得自组织的外部社会资本不断增加和扩大。蒲韩社区通过组织学习和培训，不断扩大与外界的联系，增加外部社会资本。一方面，蒲韩社区为成员提供外出学习与培训的机会，比如将成员送到北京等大城市，参加农业院校、国际性的农村合作组织会议，扩大了个人和组织的外部网络。另一方面，由于蒲韩社区的学习与培训体系日臻成熟，其他农村合作组织、高校学生等纷纷前来参加培训，同样扩大了组织的外部联系网络，增加了外部社会资本。

　　最后，在学习与培训过程中，自组织的社会资本与其他生产要素结合进入生产过程，进而转化为经济资本。在学习与培训过程中，自组织成员获得了知识，提高了生产、服务、管理等方面的技能，在此过程中积累的社会资本与知识、技能等要素相结合，促进了生产领域的发展。比如通过农业技术培训，增强了成员之间的联系与信任，增加的社会资本与提高了的种植技术相结合，促进了农产品的增收，从而将社会资本转化为经济资本，创造了经济价值。

　　（三）人际关系网络

　　蒲韩社区的人际关系是一个庞大且复杂的系统网络，具体可以分为社区领袖的个人关系网络和组织关系网络。个人关系网络主要指发起人郑冰的关系网络，由于她具有极高的个人魅力和威信，早在经营农资店的时候，就与农户、供应商之间形成了最初的农技服务网络，后来又积极促成了妇女文化网络，这些都为后来社区网络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组织关系网络是以个人关系网络为基础的，主要有内外部两个网络。内部网络主要包括3865户社员，永济市蒲韩种植（养殖）专业合作联合社、永济市蒲州镇果品协会、永济市农业技术培训学校；外部网络主要包括施永青基金会，为其提供资金支持；香港迈思公司，与其进行业务往来，解决产品销售问题；若干市场，与蒲韩社区进行市场咨询、供销服务等业务往来；若干学术团体（中国乡村文明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等），与社区进行学术交流，并在此地建立教学基地，为社区的发展提供建议和咨询服务，扩大了社区影响；若干NGO组织和大学生志愿团体，为社区提供相关人才、知识辅导等方面的支持；最后，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村合作社组织，与社区进行农村合作社方面的交流与学习，有利于社区向其他合作社吸取更好的经验。这些网络是自组织社会资本的重要载体和构成要素，不断扩大的人际关系网络促进了社会资本的增值。

　　四、结论与启示

　　第一，蒲韩社区自组织模式是传统乡村组织与现代社会组织相结合的新组织模式。目前，受市场经济以及现代民主观念等的影响，传统乡村社会逐渐解体和转型，不利于乡村社会资本的积累。一方面，传统乡村组织已经瓦解，新的乡村组织尚未建立，导致传统乡村社会资本的存量迅速减少。另一方面，支撑乡村社会资本发展的传统价值伦理逐渐式微，抑制了乡村社会资本的积累和增值。蒲韩社区的发展之所以取得如此显著成效，其根源就在于充分激活和利用乡村熟人社会中蕴含的社会资本的价值。一方面蒲韩社区通过培育相互信任、利他奉献的组织文化，使传统乡村社会中保留的社会资本得以传承与维系。另一方又充分吸收现代社会组织方法，通过培训、科学的内部管理等，使自组织中激活的乡村社会资本不断增值。因此说蒲韩社区的自组织模式，是在继承乡村组织治理机制的基础上，充分吸收现代社会组织治理理念的组合模式。

　　第二，蒲韩社区的组织模式是一种能够充分发挥成员积极性，具有内生动力的自组织模式。从产权理论看，蒲韩社区组织之所以能够释放如此大的活力，其根源就在于在这个自组织系统中，每一个组织成员都能够认识到这是属于自己的组织，都能够感受到组织发展与个人发展的密切关系。正是这样一个产权明晰的组织机制的存在，才使组织获得了一种持续的内生动力。

　　第三，蒲韩社区发展经验说明，组织发展是解决当前中国乡村治理问题的突破口。当前自上而下的政府管理模式，对乡村进行了各种人力、物力的投入，然而由于缺乏乡村组织的支撑，导致这种管理成为一种外表输入的管理，无法到达预期效果。蒲韩社区所在乡村能够突破治理困境，主要依赖于自组织的存在和发展，而这个自组织最大的财富就是组织的社会资本。因此，有效的自组织是乡村治理问题得以解决的内生动力，社会资本是自组织得以发展的关键因素，对于乡村社会来讲，必须充分开发熟人社会的价值，积累乡村社会资本，促进乡村自组织的建立。对于政府来讲，应该倡导恢复传统乡村文化与习俗，重建传统价值观念，促进乡村社会资本的积累，进而发挥其对乡村治理的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张孝德.经济学范式革命与中国模式解读[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2:28.

　　[2][美]戴维·波普诺.社会学[M].李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177.

　　[3]费孝通.乡土中国[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47.

　　责任编辑：谢    庆

　　[作者简介] 梁洁,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博士生;张孝德,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