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知道林毅夫这个名字，大约是在1988年。那时我在上海三联书店任总编辑，记得有一次去北京组稿，见到上海老乡周其仁，他告诉我：他所在的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新来了位副所长，叫林毅夫，刚从美国学成回国，在美期间曾师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获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后又在耶鲁大学经济发展中心做了一年的博士后。此人受过系统的现代经济学训练，有机会你可以向他组稿”。那时我正在策划主编“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这套书的宗旨是为了全面地、系统地反映当代经济学的全貌及其进程，总结与挖掘当代经济学已有的和潜在的成果，展示当代经济学新的发展方向，试图在一个不太长的时期内，从研究范围、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分析技术等方面完成中国经济学从传统向现代的转轨。从中国经济学现代化和国际标准化的角度看，林毅夫当然是这套丛书最理想也是最紧缺的作者。于是，利用参加学术研讨会的机会，我找到了林毅夫，向他介绍了“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的情况，并提出了约稿的请求。记得当时林毅夫很坦率地告诉我，目前他的研究领域在中国农业发展方面，但研究成果还未达到出版专著的程度，他还说一旦研究成果成熟，会找我商谈编辑出版事宜。

　　从那以后，林毅夫的研究进展情况一直在我的牵挂之中。1991年初我去香港工作，担任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的总编辑。那一年的夏天，林毅夫出访美国途经香港，打电话约我见面。到他下榻的酒店后，看到在座的还有他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的学长王于渐先生，王于渐当时在香港大学任教，后来担任香港大学的副校长。林毅夫把王于渐与我约到一起，一个目的是为了介绍我们相识，帮我在香港打开学界的局面。这次见面，林毅夫向我介绍了他的研究工作，目前主要精力已放在研究中国的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前一阶段他关于中国农业发展与改革的研究有了成系列的成果，约有十来篇论文，并征求我的意见，是否愿意结集出版。这对我来说，当然是一个喜讯，在这之前，我知道他关于中国农业发展与改革的多篇论文已经刊发在国际一流经济学杂志上，备受国际经济学界的关注。我们约定将这部书稿放在“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中。

　　1991年年底，林毅夫将书稿寄至香港，那一段时间，每天晚上我在宿舍里做的功课就是编辑这部名为《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的著作。这部著作集中了林毅夫最初的发展经济学研究成果，10篇论文大多是关于中国农业发展和改革的经验实证分析，侧重于制度和技术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及其变迁的原因。这本书当然是中国经济学当时最具国际规范的研究成果。但是，令我更感兴趣的是，书中所收的最后一篇题为《李约瑟之谜：工业革命为什么没有发源于中国》的论文，使我对林毅夫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

　　李约瑟在其巨著《中国的科学与文明》中写到，除了最近的二或三个世纪之外，历史上，中国在绝大多数主要的科学技术领域一直大大领先于西方世界。历史学家一般都承认，到14世纪，中国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技术和经济进步，具备了发生工业革命的几乎所有主要条件。但是，中国却没有再向前迈进，因此当18世纪中后期英国工业革命爆发后，中国被远远地甩在了后面。李约瑟将这样一个矛盾归纳为如下具有挑战性的两难问题：第一，为什么历史上中国科学技术一直领先于其他文明？第二，为什么到了现代，中国科学技术不再领先于其他文明？对于这样一个难题，历史学家、科技史专家都曾做出过不同的解释。作为经济学家的林毅夫居然也对这个难题感兴趣，这完全出乎我的预料。在这篇论文中，林毅夫不仅评述了前人的假说，而且还提出了自己独特的供给不足假说，并做出了颇具说服力的解释。我对林毅夫的全新认识主要在于，从这篇论文中我知道早在中学时代他就有强烈的报效民族和国家的愿望，后来从事经济学研究也是为了探索中国富强之路。他曾多次说过，只要中国坚持改革开放，完全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再度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这样的话，中国“将成为世界上唯一的一个经历了由盛到衰，再由衰到盛的大国”，拳拳赤子之心跃然纸上。其实，细心的人们从林毅夫一系列著作和演讲中都可以读到他始终如一的报国之情。

　　跳出中国农业发展和改革的领域，在更广的范围研究中国的发展问题，据林毅夫自己说是从1988年下半年开始的。当时中国出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通货膨胀，政府高层和经济学家纷纷讨论通货膨胀的起因、形成机理和治理对策。林毅夫和蔡昉、李周一起参加到“中国经济如何走出困境”的课题研究中，试图解释中国传统计划体制的形成逻辑、改革中出现的“活乱”循环和旷日持久的难点问题，提出解决难题的改革路径和战略。三位的这项研究长达五六年之久，最终的成果就是他们合著的《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一书。1994年初，林毅夫将书稿交我，希望放入“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出版。

《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是林毅夫经济学家生涯中一部十分重要的著作。在这部著作中，林毅夫建立了其发展经济学理论的分析框架，核心就是他后来一直坚持的“比较优势”的概念与分析逻辑。这部著作试图回答这样几个问题：（1）为什么改革之前中国经济发展缓慢，而改革之后得到迅速发展，改革的经验在哪里；（2）为什么中国改革过程中会出现“治乱”循环，解决的路径又是什么；（3）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势头能否持续，经济改革的逻辑方向是什么；（4）中国的改革经验是否具有普遍意义。

　　在我看来，这部著作的贡献在于这样几个方面：（1）首次作出了“中国的奇迹”的“观察”。20年前，人们热衷于讨论的是“东亚奇迹”，津津乐道于亚洲“四小龙”，而林毅夫他们在认真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年均9.7%的增长实绩和改革成果的基础上，指出在一个人口众多、底子较薄、处于转型期的国家取得如此成绩在人类经济史上前所未有，堪称“中国奇迹”。（2）准确地预测了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速度和可能达到的规模。书中预测按PPP计算（购买力平价），中国的经济规模会在2015年赶上美国，按当时的汇率计算，中国则会在2030年超过美国。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都曾公布统计结果，说中国的经济规模按PPP计算2014年已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3）分析了比较优势战略和赶超战略之间的成本差异，对中国前30年实行赶超战略时的经济政策给出一个符合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解释，让西方学术界耳目一新。（4）基于比较优势说的理论分析框架，从发展战略选择与资源禀赋之间的矛盾出发，分析了中国传统经济体制模式形成的逻辑，并将这种分析方法及其结论扩展到所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指出发展战略的选择是否与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一致是决定经济体制模式进而决定经济发展绩效的根本原因。（5）按照中国经济改革自身所表现出的逻辑顺序总结了改革的阶段、历程和各个阶段的内容，提出了未来改革的路径和主要任务。20年来，中国经济改革的实际进程与这本著作提出的改革任务基本吻合，从中我们看到了系统功能耦合不可抗拒的力量。（6）对中国和苏东两种转型路径进行了科学的比较，指出渐进、双轨的改革比起休克疗法式的激进改革，有利于避免持续性的社会震荡，实现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市场作用范围的扩大和经济效率的改善。

　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这部20年前出版的著作，其基本理论、分析框架、分析逻辑、主要观点、政策建议乃至经济预测几乎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这对一部社会科学研究著作来说是很少见的。不过，当年这部著作出版时，在学界引起的反响更多的是质疑，不仅认为提“中国奇迹”为时过早，经济预测过于乐观，更多的是对中国“渐进—双轨式”改革路径的否定，认为扭曲的体制会影响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这在当年我们为这部著作举办的为期两天的出版座谈会上经济学家的争论中可见一斑。当然，当年争论影响最大的还是在国有企业的改革问题上，媒体上曾报道了林毅夫与张维迎之间的那场辩论，称之为“北大交火事件”。

　　张维迎也是改革开放以来涌现出来的极有社会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他长期从事现代企业理论的研究，强调企业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对称安排的重要性，主张国企改革的出路在于民营化，将企业中的国有资本变成债权、非国有资本变成股权。张维迎的博士论文《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也由我们出版，同样列入“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其后我们还出版了他关于信息经济学和博弈论等方面的著作，并围绕其企业理论也召开过学术研讨会。

　　林毅夫认为，中国国有企业当时的主要问题在于承担了沉重的政策性负担，包括违反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的战略性政策负担，以冗员解决就业问题和以企业负责职工养老的社会性政策负担。政府必须为政策性负担负责，因而产生了政策性补贴。由于政府作为所有者和企业作为经营者间存在信息不对称，使得企业能以政策性负担为借口，要政府为其包括由于经营不善和道德风险所导致的所有亏损埋单，从而有了预算软约束。林毅夫认为只要存在政策性负担，任何所有制形式的企业都会有预算软约束，也都不会有效率，因此，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消除政策性负担，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片面强调“委托—代理人”之间的道德风险，不能解决国有企业，尤其是大型国有企业的问题。他认为，享有剩余索取权的所有者和经营者要统一起来，只有在股权集中的中小企业才能做到，股权分散的大型企业不管国有或民营都同样面临“委托—代理”问题。要解决代理人利用信息不对称产生道德风险，侵蚀所有者的利益，必须依靠公平竞争的市场使企业盈利状况成为企业经营好坏的充分信息，并据此来制定经理人员的奖惩，以使代理人和委托人的激励相容。因此，创造公平而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比简单的私有化重要，有了这种外部市场环境，并改进企业内部的管理体制，国有企业也可以是有效率的。

　　《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一书，受限于该书的主题，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分析还不够深入，于是林毅夫、蔡昉、李周又合作了《充分信息与国有企业改革》一书，交我放入“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于1997年初出版。严格来讲，林毅夫与张维迎是用不同的理论，从不同的角度切入对国有企业改革进行研究的，就理论的内部逻辑而言，都能自圆其说。这种论辩只要是基于理性的而不是感情的，是有利于推动学术进步的。针对学界对《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的讨论，以及改革实践的推进，他们三位又于1999年出版了该书的增订本，对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和政策问题作了更深入的阐述，进一步完善他们的理论。

进入新世纪以后，林毅夫在继续关注中国现实经济问题的同时，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发展经济学理论层面的研究上。2006年我出差去北京，林毅夫到亚洲大酒店来看我，介绍了他在发展经济学方面的研究进展，说及他接到了英国剑桥大学的邀请，将于2007年去做一年一度的马歇尔讲座。马歇尔讲座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学家论坛，从1946年起每年邀请一位经济学家做讲座。林毅夫是第61位主讲者，在这之前的60位主讲者中有15位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谈话中，林毅夫向我详尽地介绍了他准备演讲的内容，打算以《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中提出的经济体制内生于发展战略的理论框架为基础构建一个数理模型，用二战以来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数据对这个理论模型的各个推论做经验检验。我意识到这标志着林毅夫的研究已经超越了以往的战略和政策层面，在基本理论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当即向他组稿，希望将演讲稿的中文版交由我出版，林毅夫一口答应。以后我又多次催促林毅夫尽快交稿。2008年，林毅夫致电与我，告之因为北京大学领导一再要求他将此书放在北大出版社出版，他作为该校教授无法拒绝，希望我能对此事予以谅解。我虽觉得有点遗憾，但也认为在北大出版社出版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本书的英文版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书名是《经济发展与转型：思潮、战略与自生能力》，共有5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予以推荐，创下了剑桥大学出版社的纪录。2008年，林毅夫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高级副行长后，先后考察了数十个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发展中国家，用他的理论分析框架来观察这些国家的发展转型过程，并结合这些国家经济发展转型的实践，在理论和政策的层面进行了进一步的探索，于2011年初正式亮出了“新结构经济学”的旗号，并把它视为发展经济学的第三波思潮。

发展经济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为解决发展中国家转型与发展问题而建立的一门新的学科。发展经济学的第一波理论思潮以结构主义为基础，从市场失灵出发，主张政府干预，但并没有解决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问题，同时也暴露出计划经济体制的根本缺陷；发展经济学的第二波思潮，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为基础，从政府失灵出发，反对政府干预，主张自由市场经济，但也使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受阻，经济绩效下滑。新结构经济学认为，经济发展本质上是一个技术、产业不断创新，结构不断变化的过程，它的假设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其在每个时点上的经济结构是由那个时点的资本、劳动、自然资源等要素禀赋及其结构决定的；对于特定的经济体，每个时点上的要素禀赋及其结构又是可变化的。新结构经济学的努力在于，把早期经济学家关于比较优势贸易战略这一学说推广到发展中国家整个经济结构变化升级的全局考虑中，构造以符合自身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为核心的发展经济学。新结构经济学主张发展中国家根据自己的国情，把市场机制和政府作用有机结合起来，既把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基础机制，又强调发挥政府因势利导的积极有为作用，以克服结构升级和转型中必然存在的市场失灵问题。为保证政府作用的有效性，新结构经济学还在政策的层面提出了发展中国家政府“增长甄别和因势利导”的六个步骤，作为制定产业政策的框架。最近七八年，林毅夫为创建新结构经济学，组织力量在理论、方法、工具等层面，做了大量基础性的工作。我们有幸在2012年出版了其主编的反映这方面研究成果的《新结构经济学文集》，又一次见证了林毅夫在发展经济学领域做出的新贡献。

　　新结构经济学产生以来，引起了国内外经济学界的重视和关注。有不少好评和赞誉，也不乏质疑和批评。国外的好评多于质疑，而且讨论多集中在理论的层面；国内的质疑多于好评，但大多集中在政策的层面。国外经济学家重视林毅夫的研究，一方面是因为在西方经济学的主流市场上，发展经济学在过去20年没有大的进展，经济学家对其的研究热情逐渐下降，而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重新点燃了他们对这一领域的研究热情；另一方面是因为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西方发达国家普遍陷入严重的经济困境，使不少经济学家开始反思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问题。国内经济学家的质疑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一是如何看待市场和政府的关系。新结构经济学提出了“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的观点和理论，认为在坚持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应充分发挥政府的积极作用，以弥补市场的缺陷和失灵。对于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国内经济学家之间存在重大分歧。不少经济学家认为，政府的作用就是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所说的“创造给人自由的环境、法治，包括产权制度的保证”，仅限于此。而林毅夫则认为，除此之外，政府还应在提供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担当重要角色，在为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变成竞争优势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其提出的政府“增长甄别和因势利导”的六个步骤，便是发展中国家政府可有为之处。

　　二是如何看待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新结构经济学认为，经济发展的本质是基于劳动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的技术不断创新和产业不断升级，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和产业水平的差距所形成的“后发优势”来加速经济发展。而对于那些过去违反比较优势、采取赶超战略的发展中国家，在改革的过程中，对那些资本密集、在竞争市场中缺乏自生能力的大型国有企业，可以双轨渐进的方式来实现转型。质疑新结构经济学的经济学家则采用杨小凯的“后发劣势”说，来反对“后发优势”说，认为如果发展中国家不先模仿西方国家进行宪政体制改革，仅在经济领域进行改革，虽然前期的发展速度会快一些，但长期来看会导致问题丛生，经济陷于困境。这些经济学家一般都用中国当前经济生活中出现的腐败问题和收入差距拉大现象来作为论据。对此，林毅夫认为，新结构经济学在强调发挥“后发优势”来加速发展经济的同时，也强调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要创造条件，审时度势，推进制度改革，把旧体制中的各种扭曲消除掉，以建立完善、有效的市场。至于是不是因为没有进行西方式的宪政改革就必然会导致腐败和收入分配差距拉大，林毅夫引用世界银行的研究告诉我们，这些问题在前苏联、东欧等先行开展宪政改革的国家同样存在，甚至更加严重。他举例说，在这些国家，为了避免私有化以后的大型企业破产倒闭造成的大量失业问题，或是因为这些企业涉及国防安全等原因，在休克疗法消除了旧的补贴以后，又引进了新的更大、更隐蔽的补贴，其结果是寻租、腐败和收入分配不均的现象比中国更严重。

三是如何看待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从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出发，林毅夫认为，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潜力在8%左右。在中国经济连续十多个季度增长减速的背景下，林毅夫的这一预测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反对的经济学家认为，现在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社会矛盾尖锐、生态环境恶化、市场机制受到抑制，这些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未来中国经济的降速不可避免。林毅夫认为，作为发展中、转型中的经济，中国固然存在许多体制、机制问题，但是，最近四年来的经济增长减速则是由外部性、周期性因素造成的，中国经济的内部仍然存在保持一个较高增长速度的潜力和条件。从后发优势的理论看，中国虽然经历了连续35年的高速增长，但由于我们与发达国家的产业、技术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因此保持较高发展速度的潜力还很大。人均收入水平是一个重要的指标，它反映了人均劳动生产率水平，人均劳动率水平反映的是平均的技术和平均的产业水平。以现在的人均收入水平，按照2008年的最新数字，我们只有美国的21%。同样是人均收入水平占美国21%时，日本、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等经济体利用后发优势均实现了20年7.6%到9.2%的增长速度。林毅夫以此推论，从2008年起，中国有20年8%的增长潜力。当然，他同时强调从增长潜力变为增长现实，需要通过坚忍不拔的改革来实现。

　四是如何理解经济发展的动力。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把金融危机的根源归之于世界经济的“失衡”，他的“再平衡”政策，要求西方发达国家减少消费、增加投资，要求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增加消费、减少投资。美国、日本和欧洲的发达国家推行伯南克的“再平衡”政策，纷纷陷入萧条和停滞的状态。西方大多数经济学家和国内不少经济学家在危机中均持与伯南克相似的观点。而林毅夫力排众议，从新结构经济学理论出发，主张中国继续用投资拉动增长，认为发达国家走出危机的办法则是增加对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的投资，通过对发展中国家的出口提高发达国家的需求。他在《从西潮到东风》一书中系统地阐述了他的这一看法。

　　从总体上说，现有的这些质疑并不构成对新结构经济学的颠覆，有的质疑多多少少还停留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价值观上，没有注意到国际潮流的新挑战。当然，作为一种新的发展理论，新结构经济学还有待进一步的拓展和完善。比如，新结构经济学的思想和政策颇为清晰，但方法论上还需提升。从理论上说，一个基于新古典经济学静态比较优势分析逻辑来演绎和处理经济结构演变升级和经济收敛的动态过程，还需要做更多的基础性工作。如张军所说，在现有的发展经济学领域，经济学家大都是去超越静态效率最优化的比较优势理论来解释结构动态变化和转型升级的经验现象，而新结构经济学基于比较优势的产业政策和发展战略的思维框架则是坚守而不是超越静态的比较优势学说，因此，在理论上如何把基于静态效率的比较优势理论，经由要素积累、禀赋结构变化，推演到整个产业结构变化升级的领域是一项非常重要的理论工作。又如，对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研究，除了作一般的理论推论外，也有必要深入到人口条件、市场状况、自然环境、资源约束、资金积累、人力资本改善、创新激励等方面，以得出更深入和更坚实的预测。当然，这样来要求林毅夫显得太苛刻了点，这应该是中国经济学家共同来完成的工作。事实上，已故经济学家邓英陶关于国土整治、西部开发、水资源调配、新能源革命和生态建设所作的大规模调查研究就体现了中国经济学家在这方面的努力。再如，如何把增长潜力变为现实，这是一个比研究增长潜力更重要的问题。许多发展瓶颈需要通过持续不断的改革来加以克服，如何避免系统性风险的爆发，如何在危机后进行结构性改革，这对我们来说都是亟待研究的重大问题，新结构经济学在这方面的讨论还不够充分。许多国家，比如日本经济就是在高速增长后未能很好地克服系统性风险，并且在危机爆发后未能进行必要的结构性改革而陷入停滞的。

　　新结构经济学是至今为止，中国经济学家基于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实践，对经济学理论，尤其是发展经济学理论做出的重大贡献，代表了中国经济学的前沿水平，它也引起世界经济学界的重视，不少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都给予了积极的评价。中国经济学界很多人都认为，林毅夫是可以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平等对话的中国经济学家，也是最接近又最有可能摘取诺贝尔经济学奖皇冠的中国经济学家。对于这一点，林毅夫则显得低调而坦诚。今年8月，我向他提及这一话题，并说在我看来他的研究成果，尤其是这些成果的重要意义，已经不低于有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了。他回答说中国经济学家获得诺奖的条件还没有成熟，就学术环境而言，我们还缺乏具备国际影响力的经济学学术期刊，诺奖现有的学术评价的标准和体系以及投票机制，也还不利于中国经济学家完整地展现自己的研究成果，并得到公正的评价。这些都需要包括中国经济学家在内的方方面面持续不断的努力。我还在想，对于中国经济学家来说，应该重视诺贝尔经济学奖，但不能迷信它，要试图超越它。与林毅夫的谈话，让我感到他看重的不是新结构经济学能否获奖，而是能否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以及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发展、共同繁荣时代的到来，尽一个中国经济学家的责任和担当。

　　幼时，当中学语文老师的母亲常要我诵读《论语》，读到“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时，颇为不解，为什么圣人要站在河边上发议论呢？如今，白发染鬓，方知历史就是一条长河，每个人既在长河之中，也在长河之上，你在书写历史，历史也在书写你。林毅夫有创见的发展经济学无疑是经济学发展历程中一泓清流，当代经济史也会为他的思想理论记上浓浓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