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乡村：明清以来的社会经济变迁——总序

黄宗智

 “现代经济学”的一个未经明言的基本假设是各种生产要素的投入和单位产出都可以大幅度扩大。同时，假设这些要素都像机械世界中那样分别存在，相互间处于一种单一方向的推、拉关系之中。如此的基本假设当然源自机械世界的工业经济经验，但今天被相当普遍应用于农业经济。

一、农业和工业经济的不同

实 际上，农业中的有机要素——土地和劳力——其产出的可能扩大和提高幅度是和工业经济中的无机要素——资本和科技投入——十分不同的。人力和土地的产出和总 量其实都受到比较严格的限制。前工业化的农业产出必须主要取决于给定的土地和在其上的人力投入。固然，在未经人们定居的地方，单位土地面积上所施加的劳力 可以在长时期中加大不少，甚至达到四、五十倍之多。正如农业理论家博塞拉普（Ester Boserup 1965）指出，农业演变的主要历程是从20到25年一茬的森林刀耕火种到6到10年 一茬的灌木刀耕火种，到三年两茬的“短期休耕”，再到一年一茬、两茬的耕作制度（部分地区可以达到三茬）。但是，我们需要指出，刀耕火种大多只见于人类早 期的农业历史之中。一旦充分定居，一个区域农业生产的提高一般都主要来自从一年一茬提高到一年两茬，其产出提高的幅度不到一倍。在种植频率之外，每一茬所 施加的人力和能量可以通过使用牲畜的力量来提高（例如在18世纪的英国农业革命中那样），但充其量也不过是几倍的幅度。再则是通过人的勤奋度——精耕细作——来提高其能量投入，或从比较粗放的作物（如粮食）改种比较更劳动密集化的作物（如蔬菜、棉花、蚕桑），但其产出所可能提高的幅度也比较有限。

正如英国经济史理论家瑞格里指出，“基于矿物能源”（mineral-based energy economy）的无机工业经济则十分不同。一个煤矿工人一年可以挖掘200吨的煤炭，足够产生自己个人劳力许许多多倍的能量（E. Anthony Wrigley 1988：77）。人门今天普遍使用以几百匹马力来计算的汽车能量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瑞格里估算，一匹马力/小时大约相当于5.1~7.6人的人力（Wrigley 1988: 39）。也就是说，一辆普通轿车的能量可以轻易达到不止1000人的人力。这就意味着在生产的能量投入上有完全不同幅度的可能扩大量。正是后者的基本情况和逻辑塑造了现代经济学这方面的认识和假设。但是，作为“有机经济”的农业，则完全不可能如此。

这里，有的读者也许会反驳，一旦引入机械，农业不是变成和工业同样的产业吗？比如，在美国今天的农业中，一个劳动力耕种百倍甚或数百倍于中国的一个农业劳动力，用的是机械化的耕-播-收和自动灌溉、施肥、除草等。今天美国农业和中国农业间的差别是不止1000亩地（166.7英亩）一个劳动力对不到10亩地一个劳动力。难道这不是单位劳动力产出可以大规模提高的很好例证吗？

但如此的论证所忽视的是土地这个有机因素。首先，土地常常是个限定的要素，尤其是在中国这样的农业早发展、高人口密度国家。中国老早就在各大江河流域形成高度劳动密集的耕作制度，而在14到18世纪则更移民入山地和边疆，达到基本饱和的程度。之后，中国便进入了多个世纪的土地/人口比例逐步递减的历史进程。

更 重要的是，土地是个有机因素。这里最管用的其实是一个在中国（今天已经被现代经济学所遗忘的）农学和农史领域中长期被广泛使用的概念——即“地力”。这是 个与“人力”并行以及相互关联的概念。正如中国的农学和农史专家所非常清楚地认识到，地力只能被小额扩增——比如，通过精耕细作或肥料使用来提高。即便如 此，在同一块土地上加多一茬便意味着加重了地力的负担，而多施肥料或用更好的肥料只能解决问题的局部，譬如，明清时代长江三角洲在人、畜肥之上使用豆饼肥 料来增加土地的营养和力气。

地力和人力概念其实清楚地说明了人们对它们作为有机体的认识[1]—— 一个相当普遍被现代经济学所忽视的基本认识。中国农业史中广泛使用的诸如“田面”和“田底”那样的词汇只能作为隐喻来理解，绝对不能机械地来理解——譬 如，按照现代工业经济学和现代法律的倾向那样，要求明确“田面”权所指到底是多少尺寸的深度？农民会直觉地把“田面”理解为类似于人体的有机体，不会无稽 地要求知道其深入人体皮肤多少。“一田两主”的概念同样不可凭现代人的意识来要求明确其具体深度。

在历史上充分定居的地方，单位土地产出只能通过劳动集约化，如种植频率的提高，或精耕细作，或灌溉设施、或肥料投入等方法来提高。但那样只能做到逐年小额的提高，充其量在数个世纪之中达到几倍的增长幅度。正如珀金斯（Dwight Perkins 1969）的计量研究所证实，在1368年到1968年六个世纪中，中国人口增加了约七到九倍，而农业平均亩产量提高了才约一倍（而耕地——由于山区和边疆移民——扩增了约百分之四百，共同把农业总产出提高到之前的八、九倍）。

这里，我们也可以以十八世纪英国的农业革命为例。当时其土地对人口的比例约100倍于中国，在一个世纪之中，农业产出提高了约一倍，亦即0.72%一年，主要是人们通过配合畜力的使用和诺福克粮食和饲料的轮种制度（在圈地之前，农民不可能在共有土地上如此轮作）。再则是上世纪60和70年代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所谓“绿色革命”，即通过化肥、机械和科学选种等现代投入做到单位土地年产出2%~4%的提高，亦即在18到36年期间提高一倍，之后便不容易持续提高。如此的增长显然低于人们所广泛假设工业和“现代经济”所能达到的幅度。

正是人力-地 力关系的局限约束了前工业时代中国农业经济的发展，而即便是在工业时代，在具有现代投入的条件之下，也主要是土地和地力的限度约束了土地的产出，由此限制 了农业单位劳动力的可能产出。这一点最简洁、精确的表述其实是人们惯常用的“人多地少”概念，十分恰当地被认作中国的“基本国情”（而18世纪的英格兰和现代的美国则可以代表相对“地多人少”的情况）。今天，它仍然限制了务农人员的可能人均产出。机械、化肥和科学选种固然扩大了中国农业发展的空间，但那个空间仍然受到土地（相对人口）稀少和地力有限的苛刻限制。

地 少人多排除了像美国农业那样简单凭借机械动力的投入来大规模提高单位劳动力产出，而地力的限制则严格限制了单位土地的产出。前者在美国和中国农业间的差别 十分悬殊，达到百倍的幅度，而后者则中国高于美国，虽然只是不到一倍。这样的事实本身便说明地力的可能提高幅度十分有限——它是个自然界的约束。同理，正 是中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排除了其采用美国的土地集约型农业模式的可能。事实是，中国农业不可能根据来自工业经济经验的假设来理解。农业的有机要 素（人力和地力）和工业的无机要素（资本和科技投入）的不同的关键在于它们的产出和绝对量的可能扩大幅度。

同 时，人力和地力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双向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决定的有机关系，而不是无机要素之间那样的单向的推与拉的机械关系。人多地少的基本条件既决定了中国 农业的人力使用模式，也决定了其土地使用模式，共同导致了中国的精耕细作农业模式。人力和地力之间的关系类似于一个“生态系统”之内的双向互动关系，其中 任何一个“要素”的演变都会带动其它组成部分相应的演变，正如吉尔茨在他早期的“农业内卷化”书中所阐明的那样（Geertz 1963）。人力和地力不能够像无机体间的机械关系那样分开来理解，因为农业说到底是人在土地上生长植物的有机问题，不是一个机器生产的无机问题。

这 里要对博塞拉普的理论作进一步的讨论。她敏锐地说明了人口压力必然会推动土地使用的劳动密集化，但她所没有充分说明的是，土地生长作物的“地力”是有不可 逾越的约束的。在人类的农业史中，种植频率充其量也不过是一年三茬。如果人少地多，人们可以借助使用更多的土地来提高单位劳动力的产出，其中道理等于是把 博塞拉普的模式倒过来理解。但是，在人多地少的给定情况下，单位土地和劳动力的产出都受到不可逾越的限制。单位土地不可能超越一年三茬，而每茬作物所能够 有效吸纳的劳动力投入同样有一定的限制，所不可避免的是边际报酬递减的限制，并且显然具有一定的“极限”。[2]

瑞 格里把这个道理表述为“有机”经济的能源方面的限制，很好地说明了有机（农业）和无机（现代工业）经济之间在能源生产（和投入）方面的一个关键差别，但瑞 格里所没有明确说明的是，有机经济这方面的约束主要来自人力和地力在生长作物过程中相互间所形成的限制。地多人少的话，所受到的限制来自人力，其可能扩大 幅度十分有限；地少人多的话，则来自地力，其可能扩大幅度同样十分有限。人力和地力由此相互决定了农业产出的限制。人力和地力与资本和技术在这方面的不同 才是有机和无机经济间不同的关键。

正 是上述的基本约束突出了“边际报酬递减”的经济规律。在人多地少和土地的自然生产力有限的现实下，单位土地面积上越来越多的人力投入只可能导致其边际报酬 的递减，与地多人少的农业环境十分不同。从一年一茬到两茬，甚或三茬，每茬产出（相对投入）的递减便是最好的例证。同时，通过（比耕作更）高度劳动密集的 手工业“副业”（另一个十分贴切的普通用词）来辅助小规模农业生产的不足，也是一个好的例证。中国农民之同时依赖不止一种生产活动来支撑生活的特征一直持 续至今，与西方相对地多人少的农业系统十分不同。这就是本书之所谓的农业“内卷化”或“过密化”。

我们需要从以上的角度来理解恰亚诺夫所指出的（小农经济）农业的特征，即其基本生产单位是家庭而不是工业经济那样的个体化产业工人，而同时，小农家庭既是一个生产单位也是一个消费单位，和仅是一个生产单位的资本主义企业十分不同（Chayanov 1986[1925]）。 在依据工业经济经验的经济学占霸权地位的今天，这些特征很容易被忽视。作为一个消费单位，家庭农场的经济行为不仅取决于生产考虑，也取决于消费需要。正是 单位土地的地力，相应劳动力投入的边际报酬递减，说明了恰氏打出的基本理论：农户在单位土地上的劳动力投入取决于其劳动力边际产出的“辛苦度”和家庭消费 边际需要间的平衡。据此，恰氏更进而考虑到农业与手工业间的关系，以及农业与人口压力间的关系。

在这些方面上，本书《华北》和《长江》两卷有比较详细的说明。拙作的特点之一是通过翔实的关于基层小农场运作的经济人类学资料来分析并说明其生产逻辑。这是一个由微观的生产实践来说明宏观的经济逻辑的研究进路和方法，由此来展示它和现代工业经济的不同。

《华北》卷论证，清代后期以来冀-鲁 西北平原地区足足有一半以上农户（“贫农”农户）的农场规模在十亩以下，因此农业中的“就业不足”问题严重，必须同时依赖（农业）打工或家庭手工业来辅 助、支撑生活。《长江》卷则论证，长江三角洲土地更少（虽然其地力比华北相对较高），更高度依赖手工副业，也更高度商业化。但是，两个地区的贫农扶着农业-打工/手工业两炳拐杖来支撑生活的基本原则是一样的。而这样的手工业与农业紧密结合的经济组织，由于其所依赖的劳动力比雇用长工的经营式农业来得“便宜”，能够支撑更高的地租和地价，并因此在长江三角洲排除了（明清之际还相当普遍的依赖雇佣劳动的）经营式农业。

以上说明的经验证据和其所包含的道理是本书之所以挑战舒尔茨（Theodore Schultz 1964；1979）著作的原因。他坚持农业和工业是由同样的经济规律所主宰，并假设所有的生产要素都是同样性质的，其总量和产出几乎可以无限制扩大。同时，由于他认为市场机制必定会导致最佳的资源配置，他认为人口过剩（也就是说，土地相对人口的严重不足）不可能存在，完全没有认识到人-地关系乃是农业的先决条件。

同 时，他单独突出“人力资本”，坚持只要具备前提性的私有产权和市场机制，加上“绿色革命”那样的现代技术投入，便必定会推动、导致“传统农业的改造”。像 他那样把有机的“人力”和无机的“资本”两个概念混淆起来使用于农业，本身便显示对有机体和无机体的基本差异的忽视。农业绝对不应该被等同于无机工业产 业，不应该被简单地以基于工业经验的假设的经济学的“规律”来理解。中国农业不可能像在美国的地多人少基本条件之下，借助市场机制，通过资本和技术的投 入，几乎无限制地提高单位劳动产出。

回 顾中国的经济历史，在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之前的六个世纪中，农业相当高度商业化，但是市场机制的扩延从来没有解决中国人多地少的基本问题。在二十世纪上半 期，引入现代投入，依然没有解决问题。新中国建立之后，在集体化下更多地引入现代投入，同样没有解决问题。本书第三卷详细论证，即便是中国今天的农业，仍 然强烈地受到人口-土地关系的影响，完全不同于舒尔茨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所想象的那样。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本书的出发点是中国土地和人口关系的演变，因为它是中国农业生产的给定基本条件。对明清以来到当代的演变，无论是“资本”还是现代科技投入，还是财产制度和相关法律，或社会结构，或市场关系，都不能脱离土地-人口关系基本条件的背景来理解。改革时期的农业去集体化和家庭化以及市场化演变也同样。这绝对不是要单独突出人口为单一的决定性因素，而是要澄清人口与土地间的给定“基本国情”，由此来分析其与其他生产要素和制度和社会演变之间的关系。

这 里要进一步说明，本书也绝对不是要否认市场经济在改革时期所起的作用，因为它确实起到了重大的作用。但是，我所突出的市场作用是完全出于舒尔茨视野之外 的。它首先是舒尔茨完全没有考虑到的人民消费转型。具体来说，人们的收入，尤其是城镇居民收入的增加，导致中国食物消费的基本转型，从8：1：1的粮食：肉-鱼：蔬菜-水果的比例向4：3：3转化，而那样的市场需求则促使中国农业结构的转化，导致近二十年中的一个（我称之为）“隐性农业革命”，促使中国农业生产转向越来越高比例的高值农产品——即从粮食转向更多更高值的蔬菜和肉食生产。这是一个比之前历史上的农业革命，例如18世纪的英国农业革命和1960、1970年代部分发展中国家的绿色革命，增加幅度要大的革命，在最近20年达到每年6%产值（可比价格）增长的幅度。正如我在书中所强调，市场机制所起的强大作用是无可否认的，但其所导致的农业革命的肇因是完全不同于舒尔茨所提倡和想象的“绿色革命”。

同时，今天中国土地-人 口的有机关系仍然是中国的基本国情。它排除了美国那样简单的土地、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农业；小规模家庭农业将长期占据中国农业的主体地位。中国农业的基本生 产单位仍然将是最多几个英亩的家庭农场，其农场的规模迥异于舒尔茨的想象。它们固然越来越多地是（我称之为）“资本和劳动双密集化”的小规模农场（例如， 拱棚蔬菜、种养结合的小农场，果园、鱼塘等，它们比“旧农业”使用更多的化肥、农药、塑胶棚和塑胶膜、人工饲料等）。这些（我称之为）“新时代的小农场” 同样需要从中国人多地少的给定条件、以及有机的土地-人口关系来理解。

拙 作论证的是，把农业想象为一个和工业产业同样性质的“产业”、服从同样的经济学“规律”，其实是个无稽的想象。它首先是对农业的误解，把它想象为一种（无 机工业）产业。它无视中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这等于无视中国经济历史。那样的想象其实也是一个源自现代主义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它最终想象的中 国农业是，或者认为应该是，和美国的一样。那是对中国农业史和经济史错误的认识，也是对中国现实错误的判断。更要命的是，它提倡的是个错误的改革方案，想 象的是大规模农场的规模效益，而不是小规模农场的给定条件和效益。

使人特别担忧的是，上述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整套理论今天居然已经成为中国的“现代经济学”的“主流”，其中也包括农业经济学。这也是作者在这里如此带有紧迫感和使命感地提出对其批评的原因，

二、中国的非正规经济

中国的人口-土 地关系不仅是中国农业的先决条件，也是中国国民经济整体的先决条件，在改革时期尤其如此。全球资本进入中国以及中国本土资本主义企业的兴起，使中国也呈现 出了其他发展中国家半个多世纪以来早已普遍存在的现象，即农村廉价劳动力大规模涌入城镇打工。从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资本的角度来看，这正是其所需要的廉价劳 动力，也是其跨国公司普遍进行“外包”（outsourcing）的缘由。从农村劳动力的视角来看，它带来的是受欢迎的较高报酬的就业机会。

两者的结合在全球范围内带来的是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称作“非正规经济”（United Nations 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 简称ILO）的大规模兴起。1969年，ILO因其为全球“非正规经济”人员争取“有尊严的待遇”而获诺贝尔和平奖。正因为农村具有“无限的劳动力供应”（W. Arthur Lewis 1954，1955）， 资本可以用（相对）最低的工资、最坏的工作环境、最低等的（或根本就没有）福利来雇佣工人，无论当地劳动法规如何。从资本的视角来看，这完全是市场经济的 客观供需规律所使然——当然也正好偏向资本。而从当地政权的视角来看，外来资本的涌入意味着在本地的投资和其所带来的“经济发展”，为此相当普遍被认为是 优先于工人生活状况和社会公正的事。正是这样，促使无视当地法规的“非正规经济”快速兴起和扩增。为此， ILO对非正规经济的基本定义正是没有法律保护和没有福利的经济，并呼吁为非正规经济人员争取法律的保护和有尊严的待遇。事实上，半个世纪以来，在全世界各地发展中国家，非正规经济已扩展到城镇总就业人数的一半到三分之二甚或更多。（ILO 2002）在中国的后计划经济时代，与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等较高人口密度国家相似，非正规经济员工已经达到城镇就业人员总数的三分之二的比例。

但 是，由于中国特殊的户籍制度和土地承包制度，今天中国绝大多数的“工人”不是城镇居民而仍然是农村户籍的农民。一方面，由于户籍制度他们很难成为城镇的合 法居民。同时城乡生活水平的差距也妨碍大多数的农民工在城市买房长期居留。另一方面，由于承包地的地权，农村对他们还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因此，在城镇打工 的农民不会像在其他国家那样完全脱离农村，而是形成了一个跨城乡的、具有一定“中国特色”的结合务工和务农的庞大群体。

今 天，传统的城镇工业“工人”和农村务农“农民”这两个人们惯用的范畴已经不再适用于中国。这是因为大多数的城镇工人已经不再是城镇居民而是农村户籍人民； 同时，大多数的农民家庭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务农人员，而是同时务农和务工（以及其他非农就业）的人员。本书第三卷详细论证，在今天的中国，几乎每一户所谓的 农民都有人在外打工。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家庭主要是紧密结合工业（和其他非农就业）与农业的“半工半农”人员。在我看来，我们不应该像国际劳工组织那样把 “非正规经济”范畴限定于城镇，而应该把中国的半工半农劳动人民也计算在非正规经济范畴之内。那样，可以避免不符实际的、具有严重误导性的传统“城镇”和 “乡村”以及“工人”和“农民”的划分，更好地突出今天中国社会经济的实际和特点。

具 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的非正规经济是和社会主义革命传统的劳动立法和制度并存的，在这点上也和大部分其他的发展中国家有一定的不同。中国共产党是以劳动人 民——主要是工人和农民——的先锋队名义取得胜利的。一旦掌权，革命的共产党成为了执政的共产党，而工人则从革命阶级转化为“领导阶级”。因此，工人顺理 成章地和国家党政官员一起被纳入国家正规“职工”的范畴，受到革命劳工运动所争得的劳动法律的一系列保护和保障，包括有尊严的工资待遇、安全的工作环境、 合理的工作时间、超额工作的成倍报酬以及各种福利——医疗、退休、失业、工伤、生育。但是，今天具有如此待遇的 “蓝 领”工人不过是全部劳动人民中的很少数。他们实际上和国家党政官员以及大企业白领职工一起形成一个特权的正规经济身份阶层。这是作者第三卷中最新的探索所 论证的要点，也是作者研究中最直接连接经济和法律两大领域的论点（相关讨论亦见笔者新版的法律三卷本最后的“进一步的探索”）。

吊诡的是，这个源自革命传统的现实使中国的正规和非正规经济之间的差别比没有社会主义革命传统的国家更加悬殊。今天，处于非正规经济范畴的大多数劳动人民被排除在法定的正规“劳动关系”之外，被归入不受劳动法律保护的非正规“劳务关系”范畴之下。今天回顾，国家早在1958年1月便开始执行的严格户籍制度（当时是为了限制农民大规模涌入城市而造成混乱），后来实际上成为一个把占少数的正规职工和占大多数的劳动人民划分为两个壁垒森严的等级。今天劳动法规已经几乎完全成为卫护特权阶层的既得利益的法律制度。

中国正规和非正规经济间的差别不仅是经济和社会地位的差别，也是法定身份的差别。今天，除了顶层的国家官员和大企业家之外，中国社会的上层一边，实际上是占所有就业人员中的16.8%的正规经济，其半数是国家党政机构和事业单位以及国营企业的人员，半数是较大的民营企业的职工。他们是所谓的“中产阶级”的大多数，其生活方式正日益向全球的中产阶级消费者趋同——包括在房子、家具、汽车、食物消费和价值观念等方面。另一边则是底层的、占83.2%的非正规工-农劳动人民。他们承担的是最低报酬的工作，绝大多数没有劳动法律的保护也基本没有（或只有低等的）社会福利。

两者间的差别的一个具体表现是，在交通事故导致死亡的情况下，农村户籍人的补偿标准是8万到10万，而城市户籍的则是20万到30万。更有甚者，在国家09年以来建立的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下，一个60岁以上的农民每个月可以拿到55元，而一个公务员的退休金则约6000元。[3] 农村户籍的半工半农人民无疑是一种二等公民，其身份地位不仅远低于国家官员和大型企业的“白领”职员，也远低于一般的市民。

以 上叙述的经验事实都明显与主流经济学家们的意见不相符。他们根据所谓的“刘易斯拐点”“理论”而坚持中国今天已经从一个“二元经济”（一“元”是具有“无 限劳动力供应”的“传统农业”部门，另一元是城市的“现代经济”部门）进入一个完全整合的、没有城乡差别的劳动力市场的经济体系。一组具有很大影响力的人 口学-经济学家几年前便已开始坚持这个论点，完全无视低工资-低福利的非正规经济和高工资-高福利的正规经济间的显著差别。实际上，两者间的差别非但没有像刘易斯拐点“理论”预期的那样伴随国内生产总值（GDP） 的快速增长而消失，反而是日益悬殊。世界银行等国际单位历年估算的基尼系数便是很好的证据。与“拐点论”类似，新自由主义社会学家们则采用了来自美国的 “中产阶层”和“橄榄型”社会“理论”，争论中国社会的结构已经类似于美国的中产阶层占到全社会大多数的模型，完全无视中国社会贫富悬殊的实际。本书第三 卷比较详细地讨论了上述情况和问题的方方面面。

从经济史的视角来看，中国两大社会经济等级-阶层间的差别的最终根源还是中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今天中国农业仍然处于劳均不到10亩 以及土地生产力的严格限度的小规模经营的苛刻约束之下。农业中的“隐性失业”和劳动力就业不足因此仍然存在。近年来的“隐性农业革命”，固然（像本书详细 论证的那样）通过劳动和资本双密集化的小规模新农业吸纳了更多的劳动力，因此这方面有一定程度的改善。同时，农民在城镇和农村的非农就业也起了很大作用。 但是，正规与非正规经济间的悬殊待遇，以及城市比农村的更快速发展，使农村依然日益落后于城市，也使测量中国分配不公程度的基尼系数大幅度攀升。

从改革时期的经济历史来看，中国在GDP增长方面的成功和其严重的社会不公问题显然是来自同一根源的。正是中国庞大的廉价农村劳动力使其得以成为“世界的工厂”；同时，也正是这个劳动力的低等待遇导致中国严峻的社会不公以及当前的社会危机。

从更长远的历史视角来看，中国的小规模劳动密集型农业既是传统中国特早的城市发展的来源，也是其18世纪以来大规模农村贫困和社会不公的根源。中国在江河流域所特早形成的高密度小规模农业正是中国大型复杂城市（和辉煌的城市文化）兴起的先决条件。正如博塞拉普（Ester Boserup 1981）的另一理论洞见指出，在前现代的物流条件（没有冷藏设备和现代运输条件）下，食物供应被限定于一定的较小空间范围。一个同一面积的地区，如果有1000万人口，即便其生产剩余相对低（譬如10%），仍然能够支撑一个100万人的城市（如唐代的长安 ？），而同一面积的地方，如果只有100万人口，即便其生产剩余相对高（譬如30%），只能支撑一个30万人口的城市（如中世纪的伦敦？）。同时，（劳动密集的）小规模农业，以及其所导致的劳动生产率递减，乃是城乡差别的根源.。它也是现代中国革命的主要导因。

今天的社会不公其实和历史上的城乡差别有一定的关联。明清以来农村农户在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下，长期结合农业+（农业）打工和手工业的生产方式来应付生存压力。改革以来，农村农户根据同样的逻辑，越来越多地依赖农业+工业打工来支撑家庭开销。今天，城市中16.8%的正规经济的“中产阶级”和城乡83.2%的相对贫困非正规经济间的差别，归根到底也和中国的人多地少的基本农村国情相关。

当前，贫富不均是一个亟需紧急处理的问题。为此，本书也初步探讨了一个地方，在中央的直接指示下，通过实验所突出的统筹城乡方案。它在处理农民工问题方面已经探寻出一些可行的措施，但在农村本身方面则尚需继续探索。

三、一个不同的探索方法

在多年的农村研究中，我曾多次向自己提问：当下流行的意见为什么会对上列的基本事实视而不见？我们需要怎样来改正这样的盲点和误区？

意识形态和理论偏向肯定是一个重要因素。在理想的状态中，理论可以为我们澄清繁杂的事实，并凸显其间隐藏的关联。正因为如此，一个认真的研究者必须要掌握相关的学术理论。但是同时，学术理论很容易被意识形态化，[4] 并被表达为绝对、普世的真理。 今 天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基本和美国新保守主义相同）和过去的马克思主义学术理论都是如此。今天，后者的盲点和误区要比前者的比较容易被觉察，部分原因是它今 天已经相当广泛地被人们所拒绝。（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在今天的“社会主义”中国其实比在美国更完全、更彻底地被年轻一代抛弃。）在今天的全球思想氛围 中，所真正不容易掌握的其实是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洞见部分。新自由主义则正好相反，它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统治全球经济的意识形态，难以洞察的不是其 洞见而是其盲点和误区。

市 场资本主义能在全球占据霸权地位，部分原因固然是人们相当普遍认为资本主义企业的高经济效率已被证实；同时，资本主义企业的破坏性（如对环境）和剥削性 （如对劳动人民），今天也许尚未达到显而易见的毁灭性地步。另一原因则是缺乏社会主义国家的制衡。在中国，尤其是在经济学界，新自由主义的势力吊诡地比在 西方还要强盛，新近海归的博士显示的是新近皈依信徒所特有的那种简单、绝对的信仰。

但意识形态的势力只是部分原因。更基本的也许是人们相当普遍倾向接受当权者提倡的意识形态、倾向接纳绝对和简单的答案。要独立追求真实须要特殊的努力和执著，比接受简单、时髦的理论难得多。更容易的道路是追随意识形态潮流和本行的“权威”。这一切在过去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统治时期非常显著。在早期的、世俗化之前的西方，宗教曾经占据同样的地位，而今天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意识形态的地位一定程度上类似于过去的宗教。

问 题也可以从认识论的层面上来理解。作为学者，我们需要的是真正的好奇而不是简单的信条，真诚的求真而不是懒惰的接纳，系统的探讨而不是时髦的答案，质疑而 不是给定的意识形态或理论。仅凭我们的日常经验，大家都知道真正独立思考的学者是比较少见的。独立的学术研究路径当然需要更多的时间和努力。要针对某一个 题目做出原创性的贡献，必须系统掌握经验知识和证据并对之进行独立的思考和分析。那样的研究，比从给定的“理论”“假设”或“命题”出发，拼凑相关材料/数据、进行公式化表述要难得多，花时间要多得多，但在现有制度下获得研究资助的可能则要低得多。

这些是国内外学术研究今天所普遍面对的问题，其不同只在意识形态控制的程度。我们的“最优秀、聪明的”（“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青年学生当然很快便会掌握上述的这些“游戏规则”，很快便会采纳更容易被人接受的做法。那样的研究更容易获得本行“权威”的认可，也更容易在“核心刊物”上发表。只有极少数的青年学者会愿意投入“十年磨一剑”的扎实、独立研究。

在 认识论层面上，笔者一直有意识地要求摆脱意识形态化的理论先行研究，而采用从经验证据出发，由此提炼概念，而后再返回到经验证据的研究进路。目的是试图掌 握一个题目的最基本的事实，然后借助与现有理论的对话来提炼自己的概念。这和当前流行的从理论到经验到理论的做法正好相反。

这 不是要提倡无视或拒绝理论，而是要把理论当作工具而不是给定答案。学术理论可以对我们的问题意识有很大的帮助。比如，处于理论和经验证据的交锋点是很好的 问题。笔者曾经把如此的问题表述为与人们广泛使用的“规范认识”（“范式”）相悖的（“悖论”）经验证据和现实，强调悖论的现象是特别需要重新分析和理解 的现实。（该文纳入《长江》卷后作为进一步的思考。）再则是来自不同理论传统的交锋点的问题——譬如，新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或实体主义或后现代主义） 理论传统的交锋点，都会是很好的研究问题。从那样的视角出发，会促使我们摆脱单一（意识形态化）理论传统的束缚，也会促使我们和现有理论对话，借以澄清、 深化自己的思路。其中的关键在于从真正的问题而不是给定的答案出发，从真正的经验证据探讨出发而不是从来自空洞、抽象理论建构出发。

在 我看来，由此获得的初步答案需要返回到真实的经验证据去检验。譬如，如果恰亚诺夫关于小农经济家庭农场的“实体主义”理论洞见确实比马克思主义或形式主义 理论更接近中国的历史实际、更能帮助我们理解经验证据，那么，它是不是也能够更好地理解当前的实际？是不是也能够帮助我们认识到当前问题的更好解决方案？ 家庭作为一个生产单位在历史上到底起了什么样的作用？今天又如何？这方面，中国与现代西方到底有什么样的不同？其前景又如何？这是本书所试图回答的一个重 要问题。

以 上表述的也是连接历史与现实的问题意识。它源自笔者近十年来在国内教学所形成的对现实问题的积极关怀，不同于过去在美国的消极（只想不写）关怀。这点应该 可以说是笔者近十年来的研究的主要动力，也是笔者自觉在问题意识上与当今美国一般的中国研究不同的关键。后者所关注的多是最新理论潮流和意识形态所突出的 问题，最终主要关乎美国本身的社会或思想，而不是中国现实中的社会或思想问题。譬如，上世纪五、六、七十年代的主导问题是“共产主义”对美国/西 方的挑战或“威胁”，八、九十年代则一方面是市场主义的普适性（来自新保守主义，即便是假装为“去西方中心化”的论点），一方面是认识论上的焦虑（对一切 “实证”“事实”的怀疑，来自后现代主义）。（虽然如此，美国的中国研究，无论在经验还是概念层面上，都不能简单排斥为“东方主义”的研究，像其帝国主义 时代更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学术那样。）从笔者自身的经历来审视，前者更容易脱离中国实际，而后者则更容易受国家意识形态主宰。说到底，最好的学术和现实关怀 还是真诚“求真”的学术，而不是为了迎合意识形态或时髦理论，或为名为利的研究。

我 认为，即便当我们由于经验证据而倾向于某一种理论传统的时候，我们仍然需要维持原来的探索精神来对待其它的理论。我自己发现，经验实际（例如，满铁的翔实 调查材料所展示的农村实际，以及明清以来众多的诉讼案件档案所展示的司法实践和社会实际）要远比任何理论来得复杂、多维和多变。在遇到自己倾向接受的理论 传统不能理解某些经验证据的时候，我们需要考虑到其它理论传统的洞见是否能够更好地理解这些经验证据。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愿意改造自己原来的概念，或创造 新的概念来理解新的证据。经验证据以及历史感与真实感，而不是理论，更不是意识形态，应是我们最终对概念取舍或重新塑造的标准。

如 果这里的研究明显地试图综合三大理论传统——形式主义（新自由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和实体主义，识别力强的读者应该还能看到，此外我还受到后现代主义理 论洞见较深的影响。不然，不可能对新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包含的现代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提出如此持续的批评和反思。

虽 然如此，我个人认为我研究的基石在于对中国乡村社会经济历史经验证据的长期积累和认识（也包括其与世界其它相关地方的经验的比较）。在四十多年的研究历程 中，我一直在尽可能开放地和系统地积累得自经验证据和自己的真实感的认识。后者才是我对各种不同理论的不同评价和使用的最终依据。

如 果我的第一、二卷是综合三大理论传统——形式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实体主义——的研究，而在其中比较更多地侧重实体主义理论，读者会发现，在第三卷中，我虽 然仍然倾向既非资本主义也非社会主义理论的第三选择，但是，面对改革时期市场经济所起的作用，我较多地引用了形式主义理论视角（如关于市场机制在中国的 “隐性农业革命”所起的作用），这方面比之前（如在《华北》和《长江》两卷中用投资组合理论来理解农民农作物组合型）更显著。同时，读者也会注意到，当前 的庞大的非正规经济实际引导我返回到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的阶级视角，虽然我采用的绝对不是一般的生产关系或阶级分析，而更多地是突出中国现实与经典理论 预期的不同。

我 个人认为，这三卷所表述和显示的研究路径可以用“从证据到理论再到证据”来简单总结。我用“证据”来表述的尤其是来自实践历史经验（区别于其表达）的证 据。因此，我也用了“从实践到理论再到实践”的表述。这里所说的“实践”是区别于理论、表达和制度意思的实践，指的是行动（相对于理论）、实际运作（相对 于表达）和运作过程（相对于制度）。如此的表述的用意都是要区别于今天学术界惯用的“从理论到经验到理论”的方法，因为我认为那完全是一种理论主导的方 法，不可能由此得出真正原创性和求真性的研究成果。

我也用了“实践经济学”和“实践历史”的表述，以及“实践社会学[人类学]”、 “实践法学”和“历史社会法学”几个词汇来简单总结我提倡的学术方法，为的是区别于理论先行的研究。这不是一个简单由任何单一理论传统所主宰的方法，而是 一个要求经验证据与理论概念不停地相互作用和连接的方法，也是我四十年来在这三卷中试图运用的方法。谨请读者自己决定这样的方法是否真正适合中国乡村社会 经济的研究以及今天的国内外学术界。

[4] 我对“意识形态”的理解是，它是背后有政治权力推动的一套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