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回顾
2014年上半年，北京市一些区县对非京籍儿童上学的规定发生变化，一些非京籍孩子突然陷入失学的困境，21个非京籍失学儿童家庭决定通过起诉的方式为子女争取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这场非京籍儿童“幼升小”规定之变，正在演变为孩子背后的家长与制度的博弈。
核心报道
2014年11月首次修订的行政诉讼法将于今年5月1日正式实施。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扩大了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完善了管辖制度。这一法律的正式实施，成为了这些非京籍失学儿童家庭的希望所在。
依依现在在一所私立学校旁听，放学回到家中，父母和大学毕业的姐姐负责教她写字和背诵九九乘法口诀表。在依依眼中，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的区别是前者学费便宜，后者学费昂贵。除此以外，依依觉得她就是在上学。她喜欢北京的理由是这里比老家的冬天更暖和。
几天前，赵忠山从依依的学校拿回一张数学卷子测验，依依得了满分。这让他短暂地开心，但很快又陷入对孩子学籍的担忧。偶尔，依依问赵忠山，什么时候会有学籍?赵忠山回答不了，心里的愧疚就涌了出来，他觉得亏欠自己的女儿。
在白板上练字时，依依熟练地写出了“我要上学”四个字。一旁的赵忠山让她再写点别的，依依提笔，又写了“中国”和“北京”四个字。在写“国”字时，依依总把“玉”字里的一横一点笔画顺序弄错，“北京”的“北”字则被她写成了“兆”。
跟一位接待赵忠山的法官聊天时，对方给赵忠山忠告：争取孩子上学权利，有可能会耗费半年或者一年的时间，赵忠山和其他家庭就成为了教育改革的炮灰。
赵忠山回答，即使当了炮灰，也不愿意看到他的孩子和以后所有非京籍的孩子不能上学的现状，“所以我们一定要为孩子接受义务教育这个事争取到底”
依依(化名)已经7周岁，正在错过属于她的一年级。“3月17日”这个日期成为了她入学之路上一座大山，无法逾越。
2014年初，由于生意扩展需要，依依的父亲赵忠山将公司从朝阳区迁至昌平区，一家人随同居住在昌平。同年3月17日，赵忠山按照《北京市暂住人口管理办法》的规定，考虑到家住昌平，将暂住证办在了昌平区。
临近幼升小报名时，负责入学资格审核的工作人员告诉赵忠山，暂住证日期不符合规定，女儿依依被拒收，失学北京。
类似的非京籍儿童远不止依依一人。
离京，返乡，分离，留守，随着2014年幼升小入学日子的临近，这些非京籍家庭开始各寻出路。
如今，21个非京籍失学儿童家庭决定通过起诉的方式为子女争取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这场非京籍儿童“幼升小”规定之变，正在演变为孩子背后的家长与制度的博弈。
回不去的家乡
依依的失学危机源自一份文件。
2014年4月30日，赵忠山现居住的昌平区下发《昌平区非京籍“五证”审核标准》。其中规定，父母双方在所持有的“五证”之中，暂住证须为公安派出所2013年12月31日以前制发，且暂住证在有效期内。虽然赵的“五证”齐全，但因为暂住证制发日期不符合要求，依依被拒绝入学。
赵忠山记得，最开始报名时，昌平区有6、7个家庭遇到类似的问题，后来陆陆续续增加到78个。失学的焦虑和失望在这些非京籍家庭中不断累积、蔓延，使父辈陷入其中，面临着离开还是留下的两难境地。
2014年8月，赵忠山和另外77个非京籍家庭选择了留下。
23年前，16岁的宛文浩孤身来北京闯荡。“那时候经济条件不好，想走出来，在北京打拼。”在这里，宛文浩有了自己的事业，与后来的妻子相识，在2008年喜获一子。
宛文浩和妻子把在北京的生活计划得很长远，但计划最终因为儿子在2014年入学的危机而夭折。
按照2014年朝阳区幼升小的规定，宛文浩和妻子作为家长，双方必须有社保。由于妻子并无正式工作，两人中，只有宛文浩符合条件。夫妻二人决定离婚，试图让儿子顺利上学。
看似荒诞的决定最终将这个家庭推向更为荒诞的境地。2014年6月23日，宛文浩和妻子离婚，但被告知离婚晚了，依然无法上学。宛文浩和妻子也因儿子上学的问题，婚姻难以复合。
留下的父母都有离不开这座城市的理由。他们在北京有自己的事业，一半以上的父母是企业法人。来京的日子短则5年，长的已经20多年。
“想离开，也不是马上就能离开的。”2005年，赵忠山从家乡吉林延边的政府部门辞职，来京下海经商。
十年筚路蓝缕，公司经历了最初在望京设置办事处，再到2011年在京注册，走上正轨，拥有千万资产。十年之后，这个非京籍家庭的一家之主承认，他将所有的一切都放在北京这座城，已然回不去老家。
“五证”之外还有证
2014年8月，这些有着相同际遇的家庭聚在一起，合力聘请律师，试图通过诉讼的途径解决子女上学问题。
伴随着“幼升小”入学日期的临近，一些家庭中，父母一方无奈选择离京，或者将孩子送回家乡父母身边。
近一年时间以来，几乎每一周，留下来坚持的21个失学家庭的父母都会前往各级政府部门咨询。
家长们按照自己的理解，逐级咨询。从各区县小招办、教委到北京市教委再到教育部。毫无进展时，又转头从各区县人大到北京市人大，再到全国人大。
家长们跑遍了他们能知道的每一个有关部门，一些家长能流利地背出《教育法》第三十六条和教育部等四部委2012年出台的《关于做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工作的意见》第二条。
“就因为这个时间有问题。”赵忠山不止一次后悔他重新办理暂住证的决定。他记得办证时，并没有五证以外的要求。直到4月30日，“证外证”的要求才出来。
“证外证”是众多非京籍失学儿童家长口中的称呼。按照2012年的规定，非京籍儿童入学要备齐“五证”——户口簿、暂住证、居住证明、就业证明、老家无监护证明，才能换得借读证。
2014年4月，北京市各区县推出针对非京籍适龄儿童幼升小入学的细则。其中，朝阳区要求家长有社保和劳动合同，东城区要求父母双方都在东城务工并住在东城，丰台区要求父母一方在丰台务工，通州区要求父母社保在通州，昌平区则规定暂住证办理日期必须在2013年12月31日之前。
在此前媒体的报道中，这些细则被称为“五证”的升级版。
“各区县教委和街道制定的细则，限制了适龄儿童在北京入学，与目前很多相关法律规定是违背的。”范玉强律师是这些非京籍失学儿童家庭聘请的代理律师，从法律角度，他认为这个案件可以通过行政诉讼的方式，解决孩子入学的问题。
失学之后
1月19日，赵忠山和其他家庭的代表前往北京市高院会见法官。得到的消息依然是起诉暂未获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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