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好的社会应该具有哪些特征?”

　　中国社科院社会研究所社会发展研究室发出以上问卷，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12个词打乱，再加上“团结”、“尊重人权”、“尊崇宪法”、“集体主义”等7个词，放在一起，让一万多城乡居民进行勾选，每人最多勾选其中5个。

　　认可度排名前三位，分别是“平等”、“民主”、“公正”——均属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列;认可度最低的是“集体主义”。

　　“一个好的社会应该具有哪些特征?”调查问卷上，该问题下列有19个词，接受调查的人最多可以勾选其中5个。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12个词被有意打散，放在选项里。另外7个词是“团结”、“尊重人权”、“尊崇宪法”、“创新”、“崇尚科学”、“包容”、“集体主义”。

　　10206名中国城乡居民选出了他们的答案。他们的年龄限定在18至69岁，受辖于151个区县市的604个居民委员会。调查组织者依据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提供的数据，抽取出这一万多人。

　　好社会应该“平等”，47.2%的人选择了这个选项。随后是民主(43.1%)、公正(40.3%)、文明(39.7%)、富强(39.3%)、和谐(37.7%)——这几个价值观受到约40%的人青睐，它们都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内。

　　约20%的受调查者选择了团结、尊重人权、尊崇宪法、诚信、爱国、法治、自由、创新。崇尚科学、包容、友善、敬业、集体主义这些价值观的认可度不足10%，最低的“集体主义”，只有2.8%的人选择。

　　“这是第一次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民众接受程度做出定量分析。”李炜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李炜是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发展研究室主任，他所在的研究室每两年组织一次大型“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2013年的调查主题是“中国梦与社会质量”。

　　该调查涉及百余个问题。其中，“好社会特征”的多项选择后紧跟一道单项选择：您认为目前我们的社会是否符合“一个好的社会”标准。选项为：完全符合、比较符合、一般、不太符合、完全不符合。51.9%的受调查者认为“完全符合”或“比较符合”;31.2%的认为“一般”;15.1%的人认为“不太符合”或“完全不符合”。

　　社会发展研究室分析了这两道调查题所搜集到的数据，得到《社会公众的“好社会”价值标准调查报告》。2014年12月，该报告以“社会蓝皮书”的形式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

　　数据呈现出不同阶层在价值观上的明显差异：认可民主理念的群体大多具有精英特征;认可“爱国”及“公正”理念的社会群体有较多底层色彩;年龄越大，越认可“富强”;党员和官员对民主和宪法的认可程度，均比群众高10个以上百分点。

　　调查者如何看待民众在价值观方面的分歧与共识?不同社会群体是否有不同的价值诉求?对不同价值观的追求获得的是社会动员力还是社会治理压力?南方周末记者就这些问题专访了项目负责人李炜。

　　他从来没有想过跟上海的白领比

　　南方周末：这些价值观的选项，你们对被调查者会做解释吗?

　　李炜：问卷设计过程中有4次试调查。第一、二次，我们测试普通公众对每一个题目、语汇的理解。你讲的不一定是一个标准版。比如很多人不知道人权是什么，我们就改成“尊重人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24个字，我不能变，即使公众对某一个的理解有歧义，我也不能把语汇变了。

　　南方周末：所列19项价值观，认同率均低于50%，这说明社会价值观的多元，还是它们没有覆盖中国民众社会价值观的全部?

　　李炜：社会价值观在公众调查中，都没有太高的集中度。1980年代的“欧洲价值观研究”，欧洲人对“自由”理念的选择比例是49%，“平等”则是35%。当然这也和问法、选项多少有关——如果你给两三个选项，答案有可能会集中;10个以上，超过50%的就很少。我们的调查中能有40%多的人集中认可某个价值理念，已经算高的了。现在数据显示，民众的价值观既有共识和交集，也有不一样的声音，最起码出现精英和底层两个很大的分野。

　　南方周末：城镇居民对“民主”的认可率(47.7%)高于农村居民的认可率(37.8%)，认为应该有“公正”的农村居民多于城镇居民。你怎样理解这种差异?

　　李炜：这两年国内多项调查显示，农村居民对社会的评价好于城镇居民。第一是相对来说农村居民的教育程度较低，很多社会性事务缺乏知晓;第二跟参照系有关系：西北地区一个农民的年收入和上海一个白领的能差上百倍，但是他从来没有想过跟上海的白领比，就跟他周围的人比。

　　客观而言，最近几年大部分公共政策对农村是利好的，比如2005年取消了农业税，乡镇干部就不太以收税为由增收其他费用扰民了。最近几年农村的社会保障也有了很大改观，比如“新农合”、“新农保”，虽然保障的额度不高，但毕竟开始享有了社会福利。

　　2007年，我跟李培林教授写了一篇文章，就是农民工对社会评价的积极性的问题。农民工工资低、福利差，但是社会态度比城镇工人要积极得多。他们即便意识到自己社会地位低下，大部分也归结于自己技能不够、谋生能力不够。

　　南方周末：这跟乡、村一级选举已经搞了多年有关吗?

　　李炜：其实民政部自己有很多调查，所谓基层的民主选举从程序指标上来看都不错，但是民主选举后面还有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这些执行层面的民主，农村居民并没有很高的参与。

　　碰上个“清官”就满足了

　　南方周末：“法治”在19个价值观里排名第12，认可度不到20%。你觉得意外吗?

　　李炜：有一点意外。但要看到不同群体对“法治”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大专及以上的群体中，赞同“法治”的比例是28%，高中及以下群体不到20%。从职业的角度，政府官员、各类机构负责人、办事人员认同度在25%到28%之间，蓝领阶层是18%。这可能表明，基层民众在权益保障上也缺乏法律意识。比如征地拆迁遇到不公正，很少人会想到用法律手段，主要途径是告状、上访，然后碰上个“清官”办妥了，就满足了。至于这么办合不合法，如果不做长期博弈，或者没有人点拨，很少有人在法律层面考虑。

　　南方周末：这两年全国瞩目的案件很多，媒体大量报道，民众对“法治”的间接经验应该比先前多。

　　李炜：但你要看民众是怎么解读这方面信息。民众可能并没有将其归结为法律。上访多，有一个原因是(民众)不相信基层法院的判决。其实从程序来看判的好像也没什么问题，所以每每到了中院或者高院，又维持原判。但是民间有一个思维：基层法院肯定是偏向了另一方，或者是对方有关系有势力，或用钱收买了。法律公正不公正我不懂，但是你只要判我输了，你就是不公的。你不公我找高层法院，上级如果最后还维持原判，这叫官官相护。这样的思维我们很难把它归结为法治思维。我自己看，不要说普通民众，我们知识层的法治观念也是很淡漠的，我们离法治国家的距离还很远。

　　你看李银河跟她的伴侣引发网上多少骂声?

　　南方周末：“50后”群体相对保守，但对“尊崇宪法”的认可程度却最高，有27.3%。

　　李炜：我们分析了半天，到现在也没有结论：是什么时代记忆让“50后”对宪法那么珍视。这是我们在整个问卷中唯一觉得与预期不太相符的地方。

　　南方周末：中共党员对宪法的认可度比团员及群众高10个百分点，官员群体比一般民众高十几个点，原因课题组分析过吗?

　　李炜：不光“尊崇宪法”，包括民主、尊重人权、法治等——我们觉得近代以来带有启蒙色彩的价值理念，在官员干部群体中认可度都挺高。我个人认为这是教育导致了观念进步，官员干部是高教育程度者集中的社会群体。我们的同事还有另一组国家机关公务人员的思想状况、价值观调查，做了七八年，结果差不多也这样。

　　我研究过一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时代变迁。其概念，2006年十六届六中全会就提出来了，当时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内容更多，包括指导思想、共同理想、民族精神、时代精神，落到公民个人践行层面才是“八荣八耻”。现在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由“八荣八耻”转换过来的，但是增加了富强、民主、文明、自由、平等、公正等。回溯一下，这些理想诉求，是1940年代中共在延安、西柏坡时代倡导的。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七大报告)中提出“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现在重启历史记忆，目的就是要在当今的社会形势下，凝聚社会共识。

　　南方周末：民众对“法治”(19.7%)和“包容”(9.1%)的认可度比“民主”和“平等”要低很多。这让人有某种隐忧：缺了法治和包容，民主与平等会不会瘸腿?

　　李炜：平等和民主的认可度高，我觉得可以理解，这些是权利诉求。法治认可度低，可能因为它涉及实践。我们在调查中发现：有人把民主当成价值式的东西，也有人把民主想成民主选举，是程序式的东西。程序式的东西，认可度也会低，因为是要实做的。其实公众心里有“好社会”的理念，但是对这些理念的践行程序，相对来说比较模糊、滞后。

　　提到包容，这是在权利诉求之外的政治与社会价值理念，在公众中的接纳度自然会低于其他。以前做过的其他调查发现：在社会和政治意义上的包容和宽容，可能是我们民族性中缺乏的心态。你看李银河跟她的伴侣，引发网上多少骂声?实际那是她私人的事情。

　　南方周末：“集体主义”认可度最低，但这曾经是几代中国人耳熟能详的词汇。

　　李炜：1990年代初，我们做社会心理学的调查发现：集体主义的认可度在下降。集体主义首先是一种道德倡导，后经权力体系转化为社会体制。如今认可度低，主要是过去几十年计划体制下把集体主义极端化了。现在基本是权利社会，都讲自己的权利边界。常态来讲，首先是保障个人权益，在此基础上倡导集体主义。

　　我们调查时发现，讲集体主义，老百姓已经不太容易理解了。我们解释，就是先人后己。他说：要是当干部的先人后己，我们都可以，拆迁时村长先把他家拆了，全村人都会跟着。计划体制时代，单位分房，领导让房，吃苦在先享受在后，大家就信服。调查中有一道题：“现在一心为群众着想的干部不多了。”同意这一说法的公众占了75%。中国底层的文化确实非常看重这一点。你想让老百姓跟从、遵从你，一个前提就是你有没有“义”，这就是所谓的“德治”。你可以说这不符合现代政治观念，但必须承认，我们的国民性格还是有很多前现代的因素。

　　没有哪一个话语能够罩住全体网民

　　南方周末：你在调查报告中开宗明义：现代社会治理的重要特点是治理主体的多元。就目前的调查数据，你认为现阶段的社会价值观是否为多元治理提供了良好土壤?

　　李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12个理念，只有6个认可度排名靠前;有些不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可度也不低;不同群体对同一价值的认可度也不太一样。草根群体和精英群体的价值观分野已然存在，在网络上体现得更激烈：现在没有哪个话语能够罩住全体网民。这才是这个研究的关键所在。

　　我们已有三四十年的和平发展时期，经济进入了工业化中期阶段，物质的诉求逐步让位于发展的诉求;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时代，开启民智的效果初现;市场经济下和平发展期生长的新世代带着更为鲜明的个体主义价值步入社会;社会阶层的持续分化和阶层利益的固化……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从单一价值时代走进价值多元甚至价值分歧的时代是很自然的。但这个过程可能会出现很多碎片，碎片化可能是一个潜在的隐忧。至于分歧是好是坏，需要更多时间来做判断。

　　南方周末：你认为目前精英阶层和草根阶层最明显的分野是什么?

　　李炜：民主、法治、自由、尊重人权这些理念，对精英群体是非常基本的，但在民间好像缺乏土壤。这可能意味着启迪民智任重道远。我们践行我们认为一个现代国家应该具备的价值理念，不要忘了民间社会还有很多前现代性的东西。

　　南方周末：你在调查报告开头还提出过一个问题：倡导调查中罗列的价值观，获得的是社会动员力还是社会治理的压力。现在你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答案?

　　李炜：我曾经做过一个图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每一项，公众的认可度究竟如何;秉承某一价值观的公众，会点赞社会，还是差评社会;持某一价值观的人在面临社会冲突时，是站在何方立场。某一价值理念公众认可度高，而且认可它的人群又是对社会点赞的，我们就称其为动力型价值观，或合力型价值观;某一价值理念的认可者主要持批评社会的态度，就称为压力型价值观。这样，可以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分布在合力、压力、动力、助力四个象限上。从这个角度提醒执政者，不要以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提出来12个词就达成社会共识了，也不要以为这些“精神文明”层面的口号对社会的影响力“软”而无关宏旨。它既可以凝聚人心，也会形成批判的武器：政府倡导了某种价值理念，得到公众认可，进一步民众可以以此来评价你，要求你。将压力转化为动力，符合公众对好社会的价值期盼，政府才能在更大范围、更高程度上凝聚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