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国家治理的方方面面会投影到村落，一个个村落就是国家得以屹立的基石。邓小平曾说过“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稳定不稳定。”[[1]]农村稳定是整个社会稳定的基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和难点也在农村。因而，在经济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的大背景下，如何有效治理乡村是一个亟待深入探究的课题。

视角：“乡村治理-乡土文化-土地整理”的三角关系

毋庸置疑，“现代化”是一个反映着“历史正在进行”的具有动态感概念，表明中国社会正在转型。正如徐勇教授所讲，在中国社会转型中，乡村社会的转变是最为深刻的。历史地看，中国乡村社会经历和正在经历着从“散”、“统”、“分”到“合”的不同社会阶段。[[2]]所谓“散”，就是指传统农村社会的一家一户的小农，从其内在结构看呈“一盘散沙”状态。随着上个世纪中国启动现代化进程，农村由“散”变为“统”，一头乱发被扎成辫子，一盘散沙的农户被整合到国家组织体系内。所谓“分”，就是指随着人民公社体制的解体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建立，家户成为相对独立的组织单元。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和深化，小农户和大市场的矛盾越来越突出，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都迫使农户走上合作化的道路，这就是所谓的“合”。从历史纵深的角度看，乡村社会由“分”到“合”是一个大的趋势，乡村治理应该顺应这一趋势。

从地域文化的角度看，乡村社会具有非均衡的特点。贺雪峰教授指出，导致乡村社会非均衡化的因子有很多：市场经济发展的程度，农业种植结构， 地形地貌与村居结构，地方风俗习惯等等。[[3]]同时他又指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根本任务是要建设一种“低消费、高福利”的新生活方式，将村庄建设成一个文化生产场所。[[4]]由此看来，不同地域的乡村，其“先天禀赋”是各不相同的，因而“制度安排对乡村社会性质有着深刻依赖，同一个制度安排在不同性质的乡村可能具有极其不同的效果”。[[5]] 因此，基于乡村社会的非均衡性，乡村治理决不能一刀切，应该因地制宜。

从资源配置的角度来看，土地问题是乡村治理的根本问题。纵观当代中国60年的国家工业化史，从整体的社会稳定来看，乡土中国的“三农”对于城市中国的产业资本危机的“化为危机”起了重要的载体作用，60年来，特别是30年改革期间，已经发生过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平均起来大约10年一次。[[6]]进而言之，乡土中国之所以能够作为应对历次经济波动的“调节器”和“稳定器”，其基础就是对于农村土地制度的合理安排。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坚持农村土地农民集体所有，这是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魂”。

由此可见，由宏观层面的国家治理到微观层面的乡村治理，实际上存在一个整体到局部的转换。从哲学上讲，整体的问题会在局部得到集中体现，局部功能的有效发挥有助于整体的稳定。我们借助徐勇、贺雪峰、温铁军的研究成果构建了“三角关系”，即“乡村治理-乡土文化-土地整理”的三角关系。

关于农业与农村发展的研究，不论是对传统还是对现代村庄的研究，大多数局限于单一的学科领域将农村复杂的问题削足适履地分割，将农村经济与社会治理结合起来的研究较少。[[7]]更进一步，把农村经济与社会治理、乡土文化做一个三角关联的考察就更少了。本文可以算是一个从基于调查研究的不揣浅陋的大胆尝试。调查涉及到A村和B村两个点，两村均地属华南山区，具有相近的地域文化。

A村：以土地整理带动农村人际关系的优化

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悠久的农业文明历史的国度，对人地关系的把握是透视整个社会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角度。地的管理和人的管理是互为表里的，人多地少是中国的基本国情，土地细碎化也意味着村社内部关系的破碎化和原子化。调查发现，A村通过土地整理解决了土地细碎化的问题，反过来也大大地加强了村民的共同利益联系。

A村组现有村民35户175人，有水田130亩，旱地772亩。农村改革之初，村里将田地按照优劣等级把水田分为8等，旱地分为6等，然后按照当时的人口平均分配，非常的公平。

A村过去比较贫困，随着温饱问题的解决和城镇化的推进，开始有大量人口进城打工，据村民估计，到2009年近1/3人口不在村内。这就出现了村民所讲的“有田没人种，有人没田种”的土地资源配置极端低效的现象。具体来说就是，村里部分农户举家外迁以致耕地丢荒，而有的农户人口不断增加使该户的人均耕地越来越少。通过访谈我们深切的感受到，土地的细碎化必须从两个层面上加以综合理解：第一个层面就是指人均耕地的数量非常少，这个和集体耕地总量少有关系；第二个层面则是指一户人家的耕地分布及其分散，这个和多等级的土地分配制度有关系。由于村民各家各户承包的土地零散不连片，种类多，管理不便且不易形成规模，因而也就无法有效、快速增加农户收入。

需要特别强调指出的是，在90年代初，为谋生存求发展，经营结构的调整就已经开始了。A村组部分村民开始摒弃种植经济效益低的农作物，发展养猪、养鱼、种植砂糖橘和蚕桑等种养业，但是按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要求，土地分散发包到各家各户，限制了土地的规模发展，加上交通问题，经营成本大，管理相当困难，无法形成规模优势，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和精力，收效却甚微。

村民逐渐发现，每家8块水田、6块旱地的弊端越来越严重。全村外出务工人口增加使得土地陆续出现抛荒，水田抛荒超过20%，旱地超过10%。土地如此这般的“偷懒”，这对于国家的粮食安全来说是极为严重的挑战，不可小觑。以村民A××为例，2009年前，他家4亩水田分为8块，12亩旱地分为6块，既种田、养鱼，也种果树，耕作费时费力，收入难以增加。更为重要的是，不同种类的种植错杂的分布着，是的村民之间的矛盾纠纷也变得频繁起来。据村民反应，最常见的就是用水的问题还有打农药的问题。用水的问题涉及到旱季强水和洪涝排水两个方面，而打农药主要是有的人家种桑养蚕，如果相邻的人家打农药飘到桑叶上那就会导致很严重的损失。这些都加剧了村社内部关系的破碎化和原子化，加速了村庄内部道德观念的瓦解。

正是在这样一种农村生产困境和村社生活困境的交互强化中，A村的村民变革土地经营模式的愿望变得更加强烈了。于是，在2008年底大家就商量调整承包地。由于村庄的经营结构的变化，土质优劣的重要性大大降低了，田地成块连片成了头等需求。后来村民商定，原承包到户田地不再分等，统一按旱地2亩折为1亩水田计算，全村先按照现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然后根据各户经营现状和需求协商确定到具体地块，超出的部分向集体交租。还是以上文中提到的村民A××为例，调整后他家专门养鱼，他应得10亩水田，实际连片经营25亩鱼塘，超出的15亩按照40元/亩*年向村集体交租。经过调整后，全村养鱼超过15亩的有10户，养猪超过100头的有10户，种桑养蚕超过10亩的有5户，种植砂糖橘超过20亩的有4户，几乎家家都成了专业户。从增收致富的角度来看，效果非常明显，2009年全村人均纯收入只有2000多元，2011年即突破了1万元，2012年突破了1.5万元，35户有31户建起了2-3层的楼房，让人耳目一新。

A村组村民收入的提高，其根源就在于土地使用效率的提高。由于土地经营关系的调整，村民的生产方式也发生了变化。比如某一户鱼塘捕鱼卖的时候，村里会有很多人去帮忙，然后户主请大家到家里吃饭喝酒，下一次另外一户家里捕鱼了也是如此，这也就是换工，是一种村民自发的、自然而然的互助合作，这种合作不仅仅是劳动层面上的，它还具有情感层面上的重要意义。村民在一起干活，然后一起喝酒吃饭沟通感情，大大地加强了村社之间的联系，使得村民之间的纠纷无形之中被化解了。据村民反应，村里年轻人现在大多不出去打工了，他们在村里生活觉得有奔头。在A村，没有“三留守”问题。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可以说，A村基本达到了小康的水平。

B村：以乡土文化带动农村土地使用效率的提高

文化是一个民族血脉。正如2014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所强调指出的，农村是我国传统文明的发源地，乡土文化的根不能断，农村不能成为荒芜的农村、留守的农村、记忆中的故园。B村是一个保存了岭南乡土文化的村民小组，B村的乡土文化在市场经济和村民自治的条件下焕发出了活力，为提高该村民小组的土地使用效率起到了春风化雨的神奇作用。

B村的村庄规划井然有序，在村庄最中心的位置，屹立着一座祠堂。B村的祠堂不仅仅位于中心位置，而且是村里最漂亮的建筑，这种建筑保留了古代建筑的雕梁画栋的艺术风格，而且具有岭南的地域特色，给初次来B村的人留下很深的印象。前后相连通的祠堂分为三房，每一房左右两侧都有通道，通道直接连着村庄居民排成一行的房屋门前的巷道。

在外人面前，B村的村民对于自己的祠堂和经过规划的村庄感到非常的自豪，说村里小伙子娶媳妇比过去容易多了，带女朋友回家都觉得有面子。据村民介绍，他们每年大年初二会聚到一起喝男丁酒，村里所有的男人全部都去祠堂，在那里一起喝酒，这是祖先留下来的规矩。在96年的时候开始建祠堂，98年收回林地归集体，那个时候就有了叫代表会的村民自治力量的涌现。建祠堂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是一个聚拢村民的契机。从祠堂里面的石碑可以知道，B村嫁出去的姑娘们也曾建设祠堂出资赞助。从建祠堂和收回林地归集体这两件大事看来，村民往往推选有威望有责任心的人作为代表。祠堂使得B村具有了精神文化的集体空间，而把林地收归集体再发包使得B村具有了一定的集体收入。为了进一步改变生产生活条件，2004年村里的代表们结合当地的实际，大胆提出了除水田外，将村里所有旱地、林地和鱼塘收归集体管理，并由村组集体统管承包或出租从而提高集体收入的想法，这就相比98年收回林地的想法又大大地前进了一步。通过代表们对部分村民耐心做思想工作，这一想法经全体村民会议表决一致通过。

B村的上述做法效益是非常明显的。通过这一集体统管土地的做法，大大整合了当地土地资源，有效提高了村集体经济收入。据村干部反应，2012年村集体经济收入达到了12万元。村集体经济壮大后，公共设施建设的最大难题——资金匮乏也得到了有效缓解。目前，农田水利设施在村集体的统一兴建和维护下，日臻完善，既提高了耕种效率，又大大减少了村民间争抢水资源的矛盾；村里还建立了高考奖学金制度，对考上专科的村民奖励500元，对考上本科的村民奖励1000元。

需要追问的是，B村村民的生活生产之所以能取得如此显著地改善，和他们的乡土文化有何内在关联？祠堂是当地宗族文化的物质载体，每年过年喝男丁酒把全村的男丁凝聚到一起，和中国人的过年文化联系在一起了。一群人聚到一起把祠堂建起来，其中需要干很多事情，这些事就一定要有人来组织牵头；一群人或者常年生活在一起，或者外出打工，年底了聚到一起，肯定也需要有人来贯彻宣扬宗族文化。据村民介绍，村里还重新修了族谱，每一个人都可以在上面找到自己的名字。问题的关键出来了，即这些牵头人、组织者是谁，他们是如何产生的。村民说，牵头人、组织者就是村组代表和村组干部。村组代表是由村中各房推选，由全组村民会议投票选举德高望重、处事公直的人来担任的，B村一共有19名村组代表。在19名村组代表中，其中4人再选为村组干部。我们不得不承认，这种办法是非常高明的。而且，这种办法没有外部的干预，是村庄内部自发产生的。

B村的“各房推选+全组投票”的办法，其实涉及到农村里面的“族”、“房”、“户”三个层次的关系问题。“户”按照血缘关系连在一起构成“房”，“房”按照更为久远的血缘关系连在一起构成“族”，这就是家族的内涵，这就是乡土中国的重要构成。正是由于“户-房-族”这一微观的社会结构，再加以聚居的空间结构，这两重结构一叠加就使得乡土中国成为一个熟人社会。这也是费孝通老先生的观点。

随着市场经济大潮对乡土的冲洗，大量农民外出务工，传统农村在一定范围内聚居的空间结构开始解体，熟人社会向半熟人社会演化。由共同体化朝着原子化的方向演化。相应的，也就产生了如A村组所面临的土地细碎化和“土地偷懒”的问题，也产生了传统道德约束解体和村民矛盾纠纷难以调解的问题。可是B村充分调动了乡土文化，通过祠堂的向心力把倾向原子化的农户们聚拢，这是“族”的力量的体现。进一步通过19个村组代表，把所有村民的集体意志集中起来改善生活生产，这是“房”的力量的体现。如果说“族”是大共同体的话，那么“房”就是小共同体，而“户”则是生产生活的基本单元。透过“户-房-族”这一微观的社会结构我们来看B村的土地经营制度，我们发现这里真正实现了统分结合。对于水田，是以基本单元即户为单位分别经营的，这是各家各户的保命田。对于村里所有旱地、林地和鱼塘，则是以大共同体即族为单位统一管理的。而在统和分之间，存在的利益纠纷则由小共同体即房作为中介来解决。

就B村的情况来看，有了集体经济收入，村里就商量搞自来水，修水渠。搞自来水符合此处村民的需要，因为本村缺水需走一段较远的路担水，大为不便。另外，本村缺水，旱季时为避免村民抢水纠纷，集体进行灌溉水的管理。宅基地的整顿中，也有纠纷，村民通过协议制定村约，把所有规定都写在里面，每户签字同意。这样熟人社会内部的矛盾也就极大地得到了化解。该村B××老师（中学语文教师）为对村里的事情非常热心，因为有文化，乡约起草皆由其负责，他就相当于民间的小诸葛亮，是民间的智力资源。而以“户-房-族”则是传统社会的组织资源。在市场经济大潮下，在大市场与小农户矛盾日益突出的背景下，B村村民生产生活得到显著的改善，这显然跟他们充分调用了民间智力资源和传统社会组织资源是分不开的。

小结：构建农村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良性互动

习近平指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有机整体，相辅相成，有了好的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提高治理能力，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8]]相应的，乡村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也是一个有机整体，相辅相成。

具体到当下中国农村，全国各地的情况千差万别，不可一概而论，实践运作也远比理论分析来的更为复杂，因而不能搞一刀切。A村和B村的发展经验只能代表一类农村的发展困境和出路。然而我们在“土地细碎化”这一背景下来看的话，它们还是具有一定典型意义的。正如A村的一位村民所言：“所有的问题，要解决都在于集体经济，集体有钱了，什么都好办。”集体的钱从哪里来？就是从解决土地细碎化这一问题中而来。谁来解决这一问题？从B村的经验来看，这就需要充分的调用乡村文化的力量。

A村通过土地整理带动村民关系的优化，对于深入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农民综合素质都具有积极的作用。甚至可以说为社会从上至下的倡导移风易俗培养良好道德风尚提供了良好的基层土壤。B村通过乡土文化带动土地使用效率的提高，充分调动了民间的智力资源和传统社会组织资源，大大地改善了村民的生产生活状况。A村和B村的探索表明，即使在一个小小的村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同样存在着一种辩证的互动关系，这就是众所周知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由此可见，构建农村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良性互动是解决土地细碎化背景下的农村治理问题的一个有效思路。进一步的说，如果我们把农村上层建筑细分为乡村治理和乡土文化，那么农村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就可以具体化为“乡村治理-乡土文化-土地整理”的三角良性互动关系。

参考文献：

[[1]]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北京市：人民出版社, 2001.4.第65页.

[[1]] 徐勇.县政、乡派、村治：乡村治理的结构性转换[J].江苏社会科学,2002,(第2期).

[[1]] 贺雪峰.乡村治理研究的三大主题[J].社会科学战线,2005,(第1期).

[[1]] 贺雪峰. 乡村的前途 新农村建设与中国道路. 济南市：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7.第114页.

[[1]] 贺雪峰. 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 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研究. 北京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第289-295页.

[[1]] 温铁军等. 八次危机 1949-2009 中国的真实经验. 北京市：东方出版社, 2013.01.第18页.

[[1]] 温铁军,董筱丹.村社理性:破解“三农”与“三治”困境的一个新视角[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0,(第4期).

[[1]] 习近平.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J].现代企业,2014,(第1期).

作者简介：徐祥临，中央党校经济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三农问题研究专家；冯亮，中共中央党校政治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