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雪峰，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国土资源部国土资源专家评论员,民政部全国城乡社区建设专家委员会专家，“华中乡土派”代表人物。从事乡村治理和乡村建设研究。自1996年以来，先后在全国二十多个省市自治区做农村调查，出版《新乡土中国》、《地权的逻辑》等在业界具有广泛影响的学术著作。

误打误撞进入“三农”领域
“我是误打误撞进入"三农"研究领域的。”思维敏捷，谈锋犀利。今年47岁的贺雪峰，给人的印象是真实、自然，个性鲜明。

1968年6月，贺雪峰出生于荆门农村，母亲是农民，父亲是农技员。

“父母常常鼓励我们好好读书。”在当时的农村，读书是一条走出农门的捷径，父母深知知识的重要性，希望儿女们好好读书，将来有个好前途。贺雪峰和他的两个妹妹都很勤奋，在父母鼓励下都考上了大学。

因为高考失误，1987年，贺雪峰考取黄冈师范专科学校生物学专业，成为村里第一个大学生。可他心有不甘，“因为希望将来能研究国家和世界大事，生物专业的教育目标却只是做一个好的中学生物老师。”

在大学期间，正值社会思潮活跃时期，许多人在思考国家的方向在哪里，作为一个热血青年，贺雪峰也不例外。他在图书馆广泛阅读社会科学著作，开阔眼界，兴趣的驱使让贺雪峰开始接触社会科学领域，他在这上面花的时间远远超过生物学。1989年，大学毕业，他回到家乡在一所中学当生物老师。这种生活不是他想过的，他丢不下大学里已向他敞开大门的“社会科学”。他决定考研。

1993年,贺雪峰考入华中师范大学攻读政治学研究生，师从华中村治研究的开创者张厚安教授，开始涉足“三农”领域研究。

亲近田野 “阅读”农村
贺雪峰真正的开始关注农业问题，要从他的研究生毕业论文开始说起。

导师张厚安教授认为社会科学研究要“面向社会，面向基层，面向农村”，因此要求贺雪峰的硕士论文以调研为基础来撰写。贺雪峰为撰写硕士论文，第一次真正深入田野调研。结果，贺雪峰发现实际的乡村研究比宏大的政治思考更能接地气、也让人抓得住，他一下子就爱上了这种感觉。

自此，贺雪峰开始了他长达20年的农村研究。

研究生毕业后，贺雪峰先后在荆门市委党校和荆门职业技术学院工作。两所学校教学任务都不重，时间可以比较自由地安排。利用这个机会，贺雪峰在荆门，在湖北，在全国各地农村进行了广泛的调研。长的时候，贺雪峰一年之中接近半年呆在农村。

2001年贺雪峰来武汉工作，先是在华中师范大学，后又到华中科技大学。无论在哪，不管多么繁忙，贺雪峰都要求自己每年抽出两个月时间驻村。他也要求自己研究团队的研究人员和博士研究生驻村调研。仅最近10年，贺雪峰所领导的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累计已经在全国700多个村开展了超过4万个工作日的调研。

农村调研的艰苦可想而知。生活不习惯，方言的晦涩难懂......

“记得有一次冬天在吉林安吉，晚上睡炕，那简直是种折磨，睡10分钟左右就要起来把被子抖翻抖翻，凉了再睡，一晚上都没睡安稳过，到现在我都没搞懂他们东北人是怎么睡得着的，我估计那个炕都有50、60度的高温，我们南方人实在是受不了。”

“还有，下乡住农家，一住就感冒，老打喷嚏，浑身都不舒服。原来有的农民家的被子一直没有用，一年没晒过，都发霉了。”说起这些下乡的细节贺雪峰记忆都模糊了，“吃饭和住宿都不是问题，我们搞研究的人都不在意这些，农民怎么过我们就怎么过。”

“呼啸着走向田野”，这是贺雪峰和他的研究伙伴们共同的心声。贺雪峰觉得，实践的丰富性总是远远超过学者的想象，在研究的过程中，新的问题会不断出现。扎实调研，独立思考，使得他不断进入新的研究领域，有新的学术和政策发现。

1998年，贺雪峰在江西观察村委会选举，呆了两个月，村里实际的选举情况与理论想象差异很大。这一年，贺雪峰连续在全国20多个村庄观察选举，他发现，村民自治和村委会选举，在不同地区的实践差异极大，而与村庄社会结构、村庄文化紧密联系。他认识到仅仅研究制度是不够的。2000年前后，贺雪峰开始从乡村治理制度的研究转向到乡村治理社会基础的研究。

在对农村大量调研的基础上，2003年一年，贺雪峰出版了三部著作，其中《新乡土中国》和《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等书在学界影响颇大。

创立草根性“华中乡土派”
2004年，贺雪峰、吴毅、董磊明等华中村治学者在华中科技大学创办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因其研究与表述的独到性，被学界称为“华中乡土派”。

“华中乡土派”倡导“田野的灵感、野性的思维、直白的文风”，强调以大量深入的驻村调查来形成经验质感。华中乡土派驻村调查进行经验质感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个人调查，二是集体调查。其中集体调查被华中乡土派视为法宝。

集体调查的办法就是，三五个人汇在一起，白天分开调查，晚上集中讨论，其中讨论的时间不少于调查的时间。这样，农村调查就变成了现场的学术研讨。更大规模的集体调查是20多人汇聚一处，分成几组，同时在相邻数村调研，每组调研一个村。仍然是白天调研，晚上小组讨论，但是每隔三四天就组织所有参加调研的大组进行充分的集体讨论。这样在现场进行的研讨，可以极大地开掘问题，尤其是对于缺少调查经验和问题意识的新手，这样的集体调研是非常便利的学习机会。

自2007年以来，每年暑假，贺雪峰都会组织和带领上百人参与，往往同时在数省、数十个村落同时开展。贺雪峰认为，实地调研既是研究方法，也是人才培养方式。社会科学研究，包括农村研究，要服务于中国现代化建设，就必须深刻把握中国国情，实地调研可以使研究者摆脱意识形态、道德情绪和理论大词的束缚，真正认识到中国是什么。同时，实地调研可以培养研究者认识问题分析问题的意识和能力，塑造研究者的研究素养和学术品格，在波澜壮阔的生活实践中，形成敏锐的经验感知力、厚重的经验质感和宏阔的学术视野，避免僵硬教条的科班训练过早扼杀了研究者的灵性。

有人说贺雪峰是“朴素经验主义者”，对于这一点，他未置可否。他认为，没有一个走向田野的阶段，中国引进的社会科学概念就无法着地。“我是"经验主义者"，但不全是，因为我注重经验积累，是希望在此基础上形成概念、判断、推理，形成学术对话、批评、积累和传承。”

贺雪峰及其团队以其接地气的研究方式和鲜明的观点，引起学界和政策部门的高度关注。

2014年，贺雪峰带领的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完成5300天的驻村调研，撰写28篇政策咨询报告，获得20多位省部级以上领导批示，其中一些咨询报告对国家相关政策的制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学术研究上也形成了鲜明的华中乡土派的风格。

建立有主体性的大国学术
“农村研究很有趣，而且意义重大，因为涉及了9亿农民，9亿人的事情就是全局的事情。所以我们的研究是关于中国的研究。”因为兴趣，因为理想，让贺雪峰在没有足够经费支持的情况下，坚持了20多年。

在他的心里，有一个目标：就是建立有主体性的大国学术。为此，他做学问很较真。“只有跟农民同吃同住，才能听到农民的真话，了解农民真实的生活。”

他时常告诫学生，要力戒走马观花式的“假调查”，要少用甚或不用事先设计的问卷以及二手档案材料，要通过与农民面对面的深度的长时间的半结构式访谈，以及访谈之外的对乡村社会现象的亲身观察来把握经验。

他认为，调查最重要的是发现“经验的意外”，是让经验的逻辑充分展开后给研究者的既有思维造成冲撞，由此形成研究的问题意识和基本认识。调研的意义不在于服务于理论对话，而是认识把握经验本身。

总结起来，贺雪峰认为，农村调研就是要做两点，即田野的灵感与野性的思维。所谓田野的灵感就是说研究的问题意识来自田野，应该通过田野调查形成概念体系，理解和解释中国农村的现代化实践，不要陷入抽象思辨的逻辑推证。所谓野性的思维是指研究必须破除陈规，打破约束，在田野灵感的推动下，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由此来尝试理解和解释社会实践中的种种现象，逐步建立立足于中国经验的社会科学解释体系。

在他看来，农村研究不仅仅是研究农村，而且是研究中国。为此，2000年，他从乡村治理制度的研究转向到乡村治理社会基础的研究。2006年前后，他又进一步将自己的研究转向农村价值研究上来。2009年开始，贺雪峰对农村土地问题产生了兴趣。正是不断开拓研究领域，最后形成了对农村的全面的基于实践的认识，这样的认识，再进一步就是提炼为具有中国主体性的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

他说，中国是一个大国，有着960万平方公里土地，13亿人口，5000年文明，而且正经历着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样巨大的体量为中国社会科学提供了足够的纵深空间，这既是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幸运，也是责任，我们需要建立与大国地位相匹配的大国学术，为此就需要建立一支与这个历史任务相匹配的研究队伍，农村研究要发挥的作用就是培养人才和方法创新。

贺雪峰以及他的团队一直致力于形成真正的主体性的中国社会科学体系。“我们对今天的社会科学是非常不满意的，因为今天的社会科学来自于西方，没有主体性，没有自信心，我们希望从中国经验中生长出中国的社会科学。”

他告诉记者，经过多年的探索，华中乡土派正在不断壮大，并形成了自身独特的学术品格和研究风格，在农村社会学、农业经济学、政治社会学等诸多研究领域形成了自己的研究积累，在乡村治理转型、土地制度改革、农田水利建设、城镇化建设等事关中国现代化的重大现实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贺雪峰观点精选：
1.中国的城镇化应当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且在这个过程中一定会出现普遍的进城失败及进城失败后的返乡。正是进城失败农民可以返乡，才没有城市内二元结构。这也使得中国可以有效应对经济周期。可以让进城失败农民返回的农村，是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和蓄水池。也是因此，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绝对不应当是让资本自由下乡，而是要保护农民的土地基本权利。这是他们最后的保障。
—《不能搞让农民拔根的城镇化》

2.公务员工资该不该涨的问题最近炒得很热，而村干部的收入问题似乎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村干部是农村秩序得以维系的关键。村干部能不能干得下去，他们的收入能不能支持他们干下去，是中国乡村治理的一件大事。
—《村干部收入不是小事》

3.返乡农民工用自己在城市务工所创造的收入来过好他们返乡后的生活。他们在农村的生活，远较在城市贫民窟生活的质量要高。这样一来，返乡农民工就构成了中国社会中最为稳定的力量之一，这也就是笔者所说，农村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稳定器与蓄水池。
—《农村：中国现代化稳定器与蓄水池》

文章来源：农村新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