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胜阻：坚持户籍和公共服务二维改革路径　

　　当前推进人的市民化，有人认为最重要的是废除户籍。其实，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标志绝不是一纸户籍。重要的是改变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市民和农民工的二元结构，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从广度和深度上向城镇常住人口全覆盖，让转移人口有稳定的就业、逐步享有基本公共服务和安居乐业。相当一部分人在户籍改革当中不能进城，一部分是不能落户，还有一部分是不愿意落户。因为农村户籍上的含金量很高，他们愿意工作、生活在大城市，但不愿意放弃农村户籍。目前的城镇化存在就业保障不稳、公共服务缺钱、农地改革滞后、安居梦想难圆、“过客”心态严重这“五大瓶颈”。要破除五大瓶颈，就需要选择二维改革路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发展观察》，2014年11期）

　　唐任伍：“中国梦”本质上是“底层结构”梦

　　习近平提出的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本质上是建构在“底层结构”上的梦，它的实现依托于每一位中国社会公众个体梦想的实现，需要扎根于普通的个体日常生活之中才能“接地气”，从而具有其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生命力。而这种社会生命力能存续与繁荣的核心，是基于不同“个体”的深层关怀，“中国梦”所勾勒出的美好图景中，都实实在在的突出“人”的核心价值和意义。作为“原子状”存在的千千万万社会底层个体的人，他们合理梦想的实现，成为“中国梦”实实在在的鲜活内容，任何脱离这些人的“梦想”来谈论虚幻的“中国梦”，都会使“中国梦”沦为“南柯一梦”。——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导（《人民论坛》2014年7月下）

　　迟福林：深化收入分配改革的突破口是“扩中”

　　中等收入群体首先应该具有比较稳定的工作，其收入水平应高于社会平均工资水平的两倍左右，并拥有部分不动产。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是重要基础。国务院批转的《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若干意见的通知》就把“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橄榄型’分配结构逐步形成”作为改革目标之一。形成“橄榄型”社会的关键是促进中等收入群体的发展，这既是我国扩大内需、拉动消费的需要，也是实现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和改革发展目的之所在。——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半月谈》，2014年6月24日）

　　李培林：社会矛盾是由社会巨大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不均衡导致的

　　社会矛盾多发凸显，首先要看到，这是巨大社会变迁中的社会矛盾。这种变迁的规模之大、速度之快、波及之广、影响之深、势头之猛，在世界现代化历史上是罕见的，有学者说是“千年未有之变局”。其次，这是伴随着社会巨大进步而产生的社会矛盾。社会进步是主流，社会问题是伴随而产生的，看不到这一点，甚至以存在的社会问题否定改革开放的实践和成就，那也是偏颇的，会导致误判。再次，这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不均衡的结果。我国的改革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线，社会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驾驭巨大社会变迁的能力滞后于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所以，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社会治理体制，激发社会活力，处理好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8月18日）

　　夏学銮：社会体制改革的新平衡点侧重补齐“短板”

　　社会体制改革的新平衡点，即在“统筹兼顾”的基本政策指导下，侧重我们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短板”之所在。这样的平衡点包括老弱病残等传统民政对象——社会弱势群体、农村失地农民和城市新贫困人群、自谋职业与立志创业者、因自然灾害与家庭变故返贫者等，此外还有平等享受教育等社会公共资源、社会公益事业和医疗救助体系、区域发展等问题。——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北京日报》，2014年3月17日）

    贺雪峰：农村价值体系严重荒漠化

　　当前中国人的“物质性”在城市表现为中层阶级价值观的兴起。现实中，很少有农民能变成中产阶级，中国农村不能为大多数农民提供实现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经济基础。由于农民不具有从容消费的能力，这种中产阶级价值观便以“变态”形式实现。绝大多数农民尤其是贫弱阶层由于不具备相应的消费能力，往往寄托于宗教许诺虚幻的彼岸幸福以填补当下的价值虚无。因此，各种原教旨色彩的地下教会及其变种邪教组织在农村大范围传播，农村价值荒漠化产生出宗教扩张的土壤。——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博导（《环球时报》，2014年6月24日）

　　房宁：中国的科研体制对智库的发展不利

　　我们的科研机构，除了组织结构，也包括管理机制，甚至评价机制，我称之为科研体制，这都是对我们智库的发展不利的。首先，强化机制。我们的工作人员都是操作工人，都是一个局部。现在有很多分门别类的专家，但能够面对完整问题的专家少了。这就看出来我们的组织体制是不适应时代发展的，这个国家需要一种前瞻性、战略性、整体性的研究，规划的时候，这样一种体制培养出来的人是不适合的。第二，管理机制。我们现在绝大多数所谓的智库都是大锅饭，这个大锅饭的体制实际上有很大的问题，因为智库人员没有竞争压力，进到体制里来就可以生存。第三，评价机制。我们的评价体制现在是两张皮，还沿袭过去的科研评价体制。圈子是封闭的，质量由自己评，但是自己评价自己不重要，服务对象评才重要。——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中国网，2014年9月29日）

　　韩俊：土地制度改革要先立法后改革

　　过去土地制度改革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先试点，在总结经验之后上升为法律。中央要求，今后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在这种背景下，必须发挥法治对土地制度改革引领和推动作用，要先立法、后改革。即便是先行先试，也要得到法律授权，按照法律程序进行，确保土地制度改革纳入法治化轨道。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就是要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完善农村土地产权保护制度，使农民拥有的土地权利更加充分而有保障，增强城乡土地权利的一致性，这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关键所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财新网，2014年12月18日）

　　李强：在贫富差距问题上要防止两种极端

　　在贫富差距问题上要防止两种极端。第一种极端是，少数人垄断财富，造成极大的社会不公。目前，多种社会调查数据显示，我国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超过了0.5，属于很高的不平等程度了。财富的集中化程度过高，不利于中产社会的形成。第二种极端是民粹主义的社会风险。民粹主义是指一种极端的平民化立场，在中国社会很有市场。“文化大革命”中的很多事件都是典型的民粹主义的体现。我国社会结构的特征是底层群体太大，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产生民粹主义。要高度警惕民粹主义对中国可能造成的风险与危害。以上两种极端又是互相关联的，越是贫富分化严重，民粹主义就越有市场，就越容易激化社会矛盾，从而造成恶性循环。——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北京日报》，2014年5月19日 ）

　　李建新：未来我国人口竞争力恐落后于印度

　　中国和印度同为世界人口大国和金砖国家，也被公认为未来世界最具发展潜力的两个国家。比较中印未来的人口发展情况，会让我们清晰地看到自身问题的严重性。首先是在人口老龄化方面，不论我们未来的总和生育率是1.8还是1.3，到2050年，我们的老龄化比例都将超过25%。可是印度，其2020年65岁以上人口的比例才刚刚超过7%，即便到了2050年，印度的老龄化比例也仅为14% 。也就是说，未来我们的人口结构将是倒金字塔型，而印度的人口仍是健康的金字塔型。更为关键的是，在与经济发展最为密切的劳动力人口方面，未来我们恐怕也将落后于印度。在20～29岁最具竞争力和创新能力的年轻劳动力方面，印度已经超过了中国，位居世界第一。——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中国青年报》，2014年11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