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守所的首要任务是保证封闭性。而封闭性又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物理空间的相对隔绝，二是同案犯之间必须相互隔绝。当前，绝大多数看守所都已经过改造，在硬件设置上基本上可以做到封闭性。但如何通过有效管理防止各种事故发生，却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

看守所的“难点”

看守所内部管理或许是所有机关中科层结构最为严格的单位，每个岗位要求都极为严格，职责极为明确。且每个岗位都有工作细则，甚至可以规定到每一个动作，管理人员可以据此考核工作人员。笔者调研的看守所共有19个工作人员，分为巡查岗、管教岗、带班岗、外收押岗、内收押岗、收押提讯岗、狱医岗、后勤保障岗等岗位，基本上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工作人员不可能有消极怠工、无故旷工的机会。如此严格的管理，为何还会有各种事故发生？归纳起来，看守所内部管理的主要挑战来自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岗位管理存在错位现象。前已述及，看守所或许是科层制结构最为严格的单位，意味着所有工作人员都有严格的岗位职责。看守所由公安局管理，在公安系统内部，看守所工作人员或许是唯一一个在不可控条件可能“丟岗”的单位。比如，同样是“离岗”导致的事件，派出所民警可能只是受到纪律处分，而看守所民警则可能追究刑事责任。看守所民警或许也是少有的必须满负荷工作的单位。一方面，民警本来就不够，民警的正常工作压力本来就比较大。管教民警不足几乎是所有监狱和看守所的通病。另一方面，按照基层部门的通常规则，年纪大的工作人员一般不再承担较重任务，很多单位的老工作人员甚至提前“退休”了。但看守所的民警不可能，必须坚持到离开岗位的最后一刻。

与此形成反差的是，看守所的保障并不充足。按公安部的规定，看守所必须保证每个被关押人员的生活保障（包括吃、住、衣等），但我调研的看守所只能保障每位被关押人员250元/月的生活标准。这个标准实在很低，但即便如此，很少有地方财政能够负担得起。笔者调研的看守所共19个工作人员，另外请了2个临时工（一个在厨房、一个在门房），还有3个协警（巡查岗，由管教民警带队），一年平均关押120人左右，县财政每年保障运转经费才45万元，每年经费缺口到30-40万元。仅仅买米的钱1年就要10万以上，电费要20万，水费近10万，其余开支还不算。

第二、新刑事诉讼法对看守所工作产生较大冲击。看守所的岗位设置无法涵盖所有的管理事务，这些管理事务基本上依靠服刑人员来承担。比如，看守所需要专门的水电工，这不可能让民警自己承担，也不可能从社会聘用，只能在服刑人员中寻找合适的“人才”。旧刑诉法规定，允许判1年以下刑期的服刑人员“留所服刑”，判3年以下的“特殊人才”（如水电工）也可以申请“留所服刑”。但是，新刑诉法在2013年1月1日执行后，只有刑期在3个月以下的才可以“留所服刑”，否则即便是“特殊人才”也不行。笔者调研的看守所，仅此一项规定就减少了二三十个工作人员，对看守所管理工作带来很大冲击。看守所失去了必须的“留所服刑”人员之后，一些不太合适的服刑人员有可能从事相关工作，从而增大了看守所的管理漏洞。

第三、来自公安系统内部行政压力。这个压力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相关制度要求并不切合实际。比如，制度规定严禁看守所向犯罪嫌疑人和服刑人员收取伙食费，但贫困县的看守所一般做不到，因为财政保障的伙食根本不够开支；再如，制度要求对食品做留存，但很多看守所做不到，因为仅仅这项规定就要求添置专门的冰柜和派专人负责。可以这样认为，在现今的管理水平来看，很少有管理漏洞公安部没想到，只要想到了都有相关安全规范要求。可问题是，很多管理漏洞在现有的物质条件下，是无法得到满足的。因此，一旦发生事故，上级监管部门是可以推卸责任的，基层民警则必然要承担相应责任。

看守所的另一个行政压力则来自于地方公安局。看守所的首要任务是保证被关押人员的安全，其次才是实现管教目的。为了保证被关押人员的安全，看守所建立了相关的制度，一些身体条件不允许的嫌疑人就坚决不允许进入看守所。但是，公安局为了办案，却很可能将不适合关押的犯罪嫌疑人关进看守所。2013年县公安局破获了一个特大命案，犯罪嫌疑人竟然是个79岁高龄的老人。如果严格按照看守所的拘押条件，这位犯罪嫌疑人显然不适合。但公安局为了破案方便，还是要求看守所拘押老人。由此导致的结果是，看守所压力倍增。为了保证老人的安全，看守所配备了专门人员24小时看护；看守所还特地给老人开小灶，伙食标准和民警一样。有一次，老人身体不适，看守所动员了六七个民警带老人去医院检查，幸亏没有大碍。更麻烦的是，老人肯定要被判死刑，而一般死刑犯的心理本来就容易波动，这更增加了看守难度。

事实上，看守所面临的最大困难或许不是这些可以预料到的挑战，而是那些根本就无法杜绝的事故。笔者们访谈的看守所所长担任所长一职十多年，据他所言，无论条件如何好、制度如何健全，都难以避免事故的发生。比如看守所经常发生的打架事故，尽管每个监室都安装了探头，但从监控室到监室有一段路，中间还要开锁等动作，至少需要几分钟。如果碰到特殊情况，这几分钟足以将人打死。再比如自杀，尽管看守所所用的日常用品都是特制的，在常理上可以保证安全。可是，对于一个寻死的人来说，却很可能找到稀奇古怪的死法，让人防不慎防。因此，比较可靠的似乎还是要依靠被关押人员之间相互监督。不过，这似乎又回到了看守所管理的难点：如何有效控制被关押人员之间的冲突？

看守所里的“江湖”

应该说，看守所里最大的安全隐患在于如何有效地控制被关押人员，包括其自残行为、冲突行为。如果造成严重事故，看守所负有重大责任，相关责任人负有刑事责任。客观上，看守所无法对被关押人员的每一个行为进行有效管制，必须通过被关押人员的相互监督才能顺利实现信息监控。比如对重刑犯，监控的要求很高，看守所尤其害怕其自残，这时就必须安排同监室的被关押人员24小时监视，他们之间需要排班。问题就来了，管教民警又如何监督同监室的被关押人员是否尽职尽责呢？比较实际的管理手段当然是对每一个监室的被关押人员差别对待，“重视”那些与看守所合作的被关押人员。而这造成的结果是，那些受重视的被关押人员，无疑在监室里获得了无以伦比的权威。

哪怕是日常管理，看守所也倾向于对监室的被关押人员进行差别化对待。对于一个有等级秩序的监室，管教民警只要有效控制金字塔尖的那个被关押人员即可；而对于一个扁平化结构的监室，管教民警的监控难度将大大增加。因此，无论出于何种目的，监室内的被关押人员之间必定是有等级秩序的。

问题就来了，这种秩序如何产生呢？显然，暴力是唯一的来源，那些“牢头狱霸”维持自身权威的唯一手段就是垄断暴力。毋庸置疑，差别化管理技术是这一秩序的合法性来源，管教民警是暴力的唯一授权来源。但是，上十个被关押人员中，哪些人可以成为“牢头狱霸”则取决于他们的个人素质。

大致说来，被关押人员的出身很重要，它直接决定了这些人在看守所内的位置。一些在江湖上有名号的人，进了看守所基本上还是可以做老大，因为那些犯了事的人不敢得罪这些人，否则出去后会遭到报复。而如果能与这些江湖上有头有脸的人物沾上关系，进了看守所日子会好过一些，至少不至于被人欺负。当然，有钱有势的人进了看守所，也不会被欺负，因为管教民警肯定会关照此类人。

最重要的是，江湖中的一套规矩同样适用于这些被关押人员。最让人看不起的是那些调戏妇女、吸毒、小偷小摸进去的人，最让人佩服的是打架斗殴犯事进去的人。因为，前者基本上都是为了一己之私犯事的，而后者则可能是出于江湖义气犯事的。并且，在以暴力为后盾的监室秩序中，打架斗殴犯事的被关押人员天然具有优势。

此外，是否有蹲监狱、看守所的经验也很重要。一些多次“进宫”的被关押人员，对看守所内的管理制度比较熟悉，适应能力很强。并且，长期呆在看守所，很容易拉帮结派，形成秩序。

劳动是最好的管教方法

大体说来，人们质疑的看守所内“黑幕”有几点：第一、被关押人员权利得不到保障；第二、看守所民警渎职、以权谋私；第三、看守所管、教存在错位。下面笔者结合调研的实际情况逐条分析。

首先是被关押人员的权利问题。抽象讨论这个问题非常困难，因为实践当中被关押人员的权利很难界定，法律上只有粗略规定，离实际太远。比如人身安全，如果涉及到生命安全，那很清楚，看守所时刻担心被关押人员的生命安全，吃饱没问题，疾病也可以得到治疗，也可以确保不会因管理问题而致残、致死。可是，要说保证被关押人员的营养，确保其不被打，可能没有一个看守所做得到。

由于运转经费有限，看守所只能保障被关押人员基本的生活需求。住的方面，看守所对监室卫生有严格管理，非常干净，在地板上睡觉也没问题。但是，夏天的降温手段只有两个：电扇和水，不能指望有空调。因此，夏天的水是管用的，以至于水费极高。吃的方面，饭管吃，但菜就少得可怜。一般没有荤菜，只有最简单的素菜，如豆芽、黄豆之类，且少得可怜。说是吃干饭也可以，因为即便是有汤，碗也是漏的。

其次是关于看守所民警的渎职、以权谋私问题。这个问题也很复杂，在很多情况下难以定性。因为看守所是一个封闭空间，在日常社会中看似不重要的权力，在看守所内部也许就是个巨大的权力。比如，管教民警有权安排哪个被关押人员从事辅助劳动，这对于被关押人员而言，具有巨大诱惑力。因为，从事打开水、打扫卫生等劳动，就意味着可以在监室之外活动，这可是难得的自由！再如，管教民警可以便捷有效地“保护”特定的被关押人员，只要民警打招呼，同监室的被关押人员就不可能欺负这个“新人”，这对被关押人员及其家属而言，同样是巨大的人情。类似问题，管教民警都可以在职权范围内合理安排，根本不需要作特别措施，根本算不上是以权谋私。

与封闭性密切相关的是，看守所不仅是一个独立的“社会”，还是一个独立的“市场”。被关押人员如果想在看守所内生活地好一些，并不是做不到。比如要吃得好，可以加餐，但费用极高，一盘小炒肉要上百元。看守所也可以抽烟，但外面送不进来，必须买看守所自营的，那些香烟也奇贵无比。看守所正是通过塑造一个独立的不受物价、工商等市场监管部门监控的市场体系，从被关押人员里“合法”地获取利润。这算不算以权谋私？

再次是管、教错位的问题。从实践中看，笔者认为管、教错位的问题并不由两者之间的理论关系而来，而是取决于另一个更为关键的因素：秩序。

一般说来，看守所会从相关企业接一些手工活，这种活比较简单，几乎不用培训，也不可能像监狱一样进行流水线生产，因此利润也低。然而，由于看守所对被关押人员具有绝对权威，在组织生产上，效率是极高的。因此，看守所从中获取的利益是可控、可观的。看守所的这一做法备受诟病。

然而，如果从另一个角度看，劳动或许才是最好的管教方法。劳动本身就是最为有效的规训方法。对被看押人员而言，最难受的不是别的，是无聊。而劳动恰恰解决了这一问题。因为有事可做，被关押人员之间就不可能有产生过多的冲突，每个人的心理也会健康一些。

1951年，毛泽东曾经对劳动改造做了著名的“三个为了”的论断：为了改造他们，为了解决监狱的困难，为了不让判处徒刑的反革命分子坐吃闲饭。这个论断现在还有适用性。从本质上说，除了监禁，强迫劳动或许也是最为重要的惩罚措施。强迫劳动是建立必要的纪律观念，树立正确的劳动观的重要方法。况且，从现实的财政状况看，强迫劳动也是保证看守所正常运转的必要措施。

看守所也有思想教育活动，如组织政治、法律学习，看新闻联播，人们觉得这才是教育方式。殊不知，劳动所灌输的纪律等观念，才是最重要的教育方法。在这个意义上，劳动到底是惩罚手段，还是教育手段，这反倒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了。一句话，在看守所的管理中，管、教之间的关系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

                原载《南风窗》2015年底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