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代《回乡记》群起:中国式“乡愁”蔓延
    2015-02-27 05:33:18 来源: 广州日报 0 条评论
    【摘要】 ”  2013年春节开始,贺雪峰每年都要求中心师生利用春节返乡的机会观察正在巨变中的家乡,并撰写回乡见闻。老熊六十多岁,有一个三十多岁的儿子,常年在外打工,七八岁的孙女平日里由老熊照看,儿子的梦想就是早点在县城买一套房子。

    春节过后,从家乡返回广州的人群。记者骆昌威摄

    摘录华中科技大学师生百篇《回乡记》 是故乡在变还是人心在变?

    今年过年,火了一个叫王磊光的博士。一篇返乡笔记并非给节日增加喜庆,而是用一种冷峻的方式戳痛了不少人的心。他作为农村学子,亲历着变迁中的农村,这篇返乡笔记记述了农村亲情割裂,人与人之间联系的失落,农村婚姻物质化的“侵蚀”,以及知识的无力感,不少人深有同感。

    “越来越多的‘回乡记’出现在视线中,成为一种文化现象,这是社会心理的流露。”在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看来,这是一种现代“乡愁”:“围绕‘回乡’带来的纠结与痛苦,缘自中国社会极为快速猛烈的变迁,这种变迁可谓千年未有之大变。也是‘现代化的阵痛’,城市和乡村都在经受这样的磨炼。”

    2013年春节开始,贺雪峰每年都要求中心师生利用春节返乡的机会观察正在巨变中的家乡,并撰写回乡见闻。2013年春节中心师生撰写了60多篇回乡见闻,2014年春节,中心师生撰写了100多篇回乡见闻。这些回乡见闻被《人民日报》等数十家媒体发表,产生了广泛影响。2014年东方出版社还出版了贺雪峰主编的《回乡记》,《回乡记》出版后也受到广泛关注。贺雪峰说:“剧烈变迁,不只是让进城了的人们对自己‘故乡’不适应,城里人有了‘乡愁’,而且关键是,中国还有6亿多生活在农村的人口,他们应该得到重点的关注”。

    在今年的学生作业中,大多数篇幅依然充满了对儿时乡村的私生活和公共生活的价值肯定,而对家乡当下的问题和现状则深表遗憾,并提出无休止的质疑。

    本文所甄选的篇章中,有日渐消散的“年味”和淡薄的乡村人际关系,原先作为大家庭感情枢纽的长者逝去后,产生了所谓“核心家庭”和“丧家犬”情结久久挥之不去;有转型时期农村公共服务的缺失等。

    贺雪峰叹道:“人们一般都会有美化过去的不自觉。或许,变的不是故乡而是人心。”

    文/本报记者杜安娜

    篇一:

    十几万彩礼成市场“大流”

    农村父母为儿娶妻成“孩奴”

    朱战辉: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

    (在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朱战辉的家乡,过年为年货忙乎的场景已经被找媒人介绍对象,定亲送彩礼,儿女婚礼的事情所代替。高额彩礼成为养儿家庭能为儿子娶上个媳妇的通行证,彩礼的多少往往能成为村里的“公共事件”,对于养儿家庭来说,父母在支付完这笔费用后,无疑成了“孩奴”。)

    农村的婚姻彩礼市场有着自己的一套地方性共识,这也就是农村人常说的“随大流”。相较于前几年的三五万元,近两年的彩礼数额有了明显的提升,少则十来万多则十几万元。婚姻大事,彩礼这一关是必须要过的,在送彩礼上太过吝啬或者送不起彩礼,一般被认为是家里太穷或者父母处事太小气,而这些都是家庭条件不好的象征。

    孩子的婚姻是家庭的大事,对父母乃至一个家庭的评价一大指标便是能否圆满完成孩子们的婚姻大事,这关乎熟人社会里一个家庭能否体面地生活下去,是任何一个家庭都不敢大意,也是做父母的绝对推卸不了的责任。

    在农村的婚姻市场里,“有车有房,有爹有娘”是小伙子们顺利走进婚姻殿堂的必要条件,车子房子以及高额的彩礼都是需要父母负担的,几十万元的花费对农村家庭来说是一笔巨额费用,很少有家庭可以一次性地负担得起,往往孩子结婚了,父母半生的积蓄也被掏空了,有的甚至还要靠借债来完成这一任务。

    志明是家里的小儿子,哥哥两年前已经结婚生子,在外打工多年的志明也没有对家里有太多的经济回馈,现在到了结婚的年龄。志明的家庭算是村里的中等家庭,哥哥婚事的彩礼加上在县城买了房子,已经掏空了家里的积蓄,两年来父母更是拼命挣钱为小儿子积蓄结婚的资本。

    篇二:

    面子“经济”

    “找点事摆两场酒……”

    吕德文: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副教授

    (在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副教授吕德文的家乡,乡里人爱面子,却被面子折腾得够呛。在他看来:“支撑面子的是里子,热闹、排场都是要经济条件的。由于大部分人家都是穷讲究,在人情往来中寻找经济利益就成了必然。于是,一整套的礼仪经济就出现了。”)

    乡里这几年流行一句俗话,叫“三年不过事,变成穷光蛋”。意思是说,一个家庭如果三年还不办一场酒,就会亏得一塌糊涂。于是,所有人都在计算人情经济。为了把人情支出减少到最低点,街上一户做生意的人家这几年每年都办一场酒,去年甚至一个月以内办了两场酒:家里老人快撑不了多久的时候,还赶紧给小儿子过6岁生日。小儿子的生日酒刚摆一个月,老人就去世了,又办一场。并且,大家都知道他今年肯定还要摆酒,因为大女儿今年高中毕业考大学,摆上学酒是必须的。以至于和他有人情往来的其他生意人都不干了,没事的时候都在他面前调侃几句,“找点事摆两场酒……”。有些人拉不下面子多摆酒,就在心里盘算着什么时候可以不走人情。比如,家里儿女在外工作定居,铁定不会回老家的,就想着家里老人过世以后,就坚决彻底地减少人情往来。

    很多人之所以还在苦苦支撑着“走人情”,就是因为家有老人,将来需要办丧事,而丧事是最能体现面子的。丧事凭什么热闹?最重要的就是宾客盈门,帮忙者众。前两年,有一户人家老人过世,结果竟然没有一个人前来帮忙,原因是他从不走人情。前年,乡里有一户在外打工十多年的夫妇,回家盖了新房,大摆筵席准备迎客。可中午开饭时,只来了两桌客人,晚上竟然一个客人都没有。儿媳妇问婆婆是怎么回事。原来,婆婆爱打牌,把儿媳妇每次寄回来的钱都打牌去了,没有去走人情。

    篇三:

    癌症面前的不同选择

    刘成良: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刘成良的家乡在豫陕交界的一个村庄,在这样一个贫困的农村,癌症无疑对一个家庭来说是致命的摧残。这里两个面临癌症的家庭,对自己的未来做出了不同的选择,有求之于人,也有求之于信仰。)

    黑娃六十岁,有一儿一女,女儿早已嫁到别的地方,并且好多年没有回到家里,儿子二十六七岁,是村里为数不多的大学生,两年前从一个三本院校毕业后至今都没有稳定的工作,也许是觉得实在没有脸回家了,儿子与家里联系的次数越来越少。黑娃天生口吃,妻子在几年前患病去世,剩下他和一个九十多岁的老母亲一起生活,黑娃每年有一万多元的收入。

    黑娃妻子是在2010年得胃癌去世的,当时住院治疗了一个多月,花费了两三万元,觉得家里实在没有能力再继续治疗了,就出院回家了。最终,黑娃的妻子还是去世了。

    老熊家所在的村,农民进城意愿非常强烈,尤其是近十年,到县城买房成为了一种潮流,甚至成为了儿子结婚的一个必备条件。

    老熊六十多岁,有一个三十多岁的儿子,常年在外打工,七八岁的孙女平日里由老熊照看,儿子的梦想就是早点在县城买一套房子。老熊的身体不好,说话有气无力,早些年为了给儿子娶媳妇建房子,老熊耗费了很多心力,现在儿子想在城里买房,他感觉自己现在真的是无能为力了,他也常常自责,觉得自己没能给儿子更多的帮助。老熊的妻子在两年前因为得喉癌自杀了,老伴自杀之后,老熊变了很多,他变得少言寡语,对于生活总觉得没有信心。

    篇四:

    农村养老院

    专业护工是空白

    杨春滋: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杨春滋的家乡在湖北省宜都市王家畈镇。离县城50多公里处有一个规模不小的养老院,供养86个农村五保老人。虽然现在运营状况不错,但随着农村空巢老人、留守老人的增加,扩建需求与服务质量之间的矛盾会越来越深。)

    这是养老院新迁后的第12个团年饭。2003年,王家畈镇政府根据五保老人集中供养不断增多的实际,向上级申请,将原乡镇合并后一个闲置的乡政府办公大楼改造成为福利院,符合集中供养条件的五保老人陆续住进福利院。

    荣院长当过二十多年的乡镇企业负责人,企业改制后来到福利院担任院长。他记得自己2006年刚来当院长时,由于经费来源有限,运转十分困难。近几年,国家、省、市三级的拨款不断增加,从2006年每人每年1300元增加到4000元,整个福利院经费已经很充足。

    居住在福利院的老人们,精神和身体状况差异很大,而工作人员很少,包括院长在内只有7人,其中服务员2人、炊事员2人、保安1人。

    虽然现在经费充足,日常管理也运行顺畅,但是荣院长说还是存在一些问题。一是资源紧张,福利院床铺位130个,但是还是较少,有一部分想入住的老人无法住进来。此外,现在很多出门务工的子女也想把独居的空巢老人送来代养。

    政府在考虑扩建的事情,荣院长觉得目前这样的一个规模是正好的,如果再大一些,服务上可能会受影响。二是工作人员的招聘。现在的福利院采取的是政府购买他们服务的模式,购买的价格较低,他的工资只有每月1500元。人手有限,也就没有分工,7个人都是年过五旬,几乎要干一切工作;他们也没有周末和节假日,每天都待在这里,每晚还要轮流值班,春节团年也是七个人轮流回家。三是专业护工是空白。12年间,只听说过城里有专业护工,上级部门没有要求,自身也没有对工作人员进行过培训。

    篇五:

    土地比儿子可靠

    “养儿防老”转变成“以地养老”

    王海娟: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在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王海娟的家乡,“养儿防老”一直是农民生育子女的动力,然而,近年来,农民的观念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开始认识到子女不再是依靠,真正给老年人以依靠的是土地。)

    在我所居住的湾子里有8个老年人,这些老年人都没有靠儿子养老,而是“以地养老”,在农民眼中,土地比儿子更可靠。以我爷爷为例。我爷爷今年83岁,生育有3个儿子和3个女儿,是我们湾子里年龄最大的老人,爷爷去年耕种2亩地,种植了玉米、红薯、油菜、棉花和各种蔬菜等。爷爷的日常生活所需几乎全部来自于自己耕种的土地,可以称得上是自给自足。去年爷爷出售鸡蛋获得500元收入。衣服和鞋子由女儿买。孙子孙女每年给的零花钱1000多元和养老金2040元。

    除开医疗费用和人情开支外,爷爷还储蓄1万多元。在家乡里,是否有钱去集市买小吃是老年人富裕的象征,去集市逛逛,买自己喜欢的小吃是爷爷每天的“例行公事”。

    土地给爷爷提供的不仅仅是生存所需的物质,还有有尊严的生活和老有所乐。爷爷奶奶居住在老房子里,不需要依靠子女生活,不需要低声下气地讨好子女,通过经济独立维护了自己的尊严。

    而邻村的陈芳就没这么幸运了,她今年70多岁,有2个儿子4个女儿,2个儿子和3个女儿都外出打工,只有嫁在本村的大女儿没有外出务工。

    2012年陈芳家的土地流转出去了,土地租金归两个儿子,两个儿子每年给陈芳夫妻的养老钱是1200元。我问陈芳这么点钱怎么够花,她说,“有多少钱花多少,别的老人都去集市买小吃,我从来不去集市上买吃的,有病也自己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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