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学术民工：全球价值链上的霾
刚开年，“发展VS环保”就毫无争议地成了舆论争议的焦点。环保派剑指雾霾，呼唤让孩子奔跑在蓝天下的“中国梦”。发展派则认为“APEC蓝”不能当饭吃，让孩子喝风拉屁才罪恶。
民工不欲加入论战，但常年呼吸“帝都霾”，对这件事也有一些思索。众所周知，发达国家大气污染治理卓有成效，虽然也吃过霾苦，但现如今各项规则到位，天空澄澈；而一些飞速发展的新兴市场国家则面临着和中国同样的问题，混混沌沌。甚至可以说，有霾和无霾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分野。
那么，问题来了——中国空气污染问题是与世隔绝的吗，它和霾界之外的那片世界有没有关联？
一个简单的关联可以从身边找到。生活在北京的人都知道，燃煤和工业扬尘是京津冀地区污染的重要来源，而对煤的依赖与工业发展密不可分。以2014年的数据来看，原煤发电占中国总体发电量的四分之三，而工业用电规模占总用电规模同样达到四分之三。
这么多煤为谁而烧，这么多工厂为谁而立？烟火中诞生的“中国制造”，我们为之付出呼吸的代价，但它们是否在烟火中停留？
一个简单的回答可以通过看出口占比得出。以钢材为例，2014年，我国钢材出口占国内总产量的约8%，虽然从占比规模来看并不很高，但是这一出口量的绝对规模也已经位居世界第一。当然这仅仅是从简单的出口视角来看，如果我们从增加值链的角度来看的话，情况会复杂很多。例如，作为世界第一大船舶出口国，一年400亿美元的钢铁巨轮出口，又会引致国内多少厂房、设备的投资，从而带动更多钢的生产？因此，钢材产量中虽然有8%直接出口到了国外，但是还有额外的产量是间接地由这部分出口所引致的。
根据民工们的测算，基于世界投入产出表2011年的数据，中国金属制造行业由于外国需求引致的增加值占行业总增加值的规模超过三分之一。学术民工还测算了采矿业的情况，外部需求贡献了近四分之一的增加值。
此外，学者们还测算了产品在生产全过程中所需要消耗的能源，在此基础上，可以进一步计算出口产品所消耗的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中国世界经济领域最权威的奖励浦山奖就曾经颁给研究这一问题的三位国内学者（陈迎、潘家华和谢来辉），他们的研究表明，我国出口产品中所消耗的能源占能源消费的比例，从2000年的25.5%，增长至2006年的46.6%。
上面的数据从不同的测算口径回答了前面的问题。产品有翅膀，生产完成后经由出口环节飞到霾界之外。而制造产品所产生的排放及污染却没有翅膀，仍然留在了界内。而且相应的污染后果，仍是由界内的人们来承担。但是这些污染的产生，却实实在在的是由界外的需求造成的。
无可否认，发达国家在治理空气污染技术和制度层面，以及经济结构的完善层面，都有诸多值得学习之处。但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是，它们通过贸易渠道，进口大量内涵能源产品，而自身并不生产这些产品，自然也就不用为之付出国民承受污染的代价。
世界银行经济学家沃尔夫•冈芬格勒（Wolfgang Fengler）曾这样描绘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不同，“最大的不同在于遭遇死亡的频率。当你（从富国）移居穷国，死亡突然变得稀松平常，几乎就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大概就是为什么穷人总是目光短浅——如果生活的目标只是活到明天，那为什么要为将来做打算呢？”
全球化及全球价值链的发展使发展中国家获得了更多的增长机遇，但也面临着风险与陷阱，其中之一便是空气污染（环境污染）。由于霾界内外人们的生存状态是如此不同，制度监管经济结构是如此不同，基于环境保护的“套利”便自然而然地产生。只要需求还在，低附加值和重污染的行业便会自然而然地流向制度不健全的洼地，为洼地中的人们提供哪怕只是饮鸩止渴的“机遇”。
可以说，如果没有全面的技术革新，没有世界范围内规则的统一，没有全球价值链的平等，那么天下就不会无霾。也许有一天，你我终将置身蓝天之下——事实上，民工对此颇为乐观。但在地球的其他地方，仍有人要生活在混沌之中，或喜或忧。
注：
1.文章中电力数据来自于2014年第二产业中的工业电力消费月度累计值除以总电力消费月度累计值得出。文章中钢材出口占比的数量是由2014年钢材出口数量的月度加总数据除以钢材产量的月度加总数据得出。需要说明的是，钢的种类不仅包括钢材，还有各类铁、粗钢等。
2.本文中陈迎、潘家华和谢来辉三位作者的获奖文章题目为《中国外贸进出口商品中的内涵能源及其政策含义》，发表于《经济研究》2008年第7期。在他们的文章中，采用了“内涵能源”的概念来定义产品在生产全过程中的能源消耗，为了便于理解，在本文正文用了更为通俗的语言进行表述。“内涵能源”在文中的严格定义是指产品上游加工、制造、运输等全过程所消耗的总能源，进而，本文引述的比例严格表述为：出口内涵能源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例。关于本文的主要内容介绍，可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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