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按】中国人的乡愁一向是抽刀断水水更流，剪不断理还乱，生活愈现代，乡愁愈顽强。2015年的乡愁更是来的突然又适时。春节前夕，一位文科博士生关于近乡情怯的讨论，引发了无数“高加林”们的乡愁，纷纷写下了自己的回乡感受，有挽歌，有忧愁，有希望。乡愁在变，正如这位博士故意不选择高铁，却不舍地再乘一次绿皮火车，这轮乡愁早已超过博士的乡愁自身，是高铁符号贯通中国时代的一次历史回望，是中国起飞前夕却不能不向身后世界的一次含泪挥别与惆怅。这是不是我们的“最后一次乡愁”？

和每年一样，三农中心的师生们默默下乡，默默研究，默默耕耘。除了与专业人士就农村问题争论的时候，他们很少引人关注，甚至他们在凋零农村建立的极具活力的老人活动中心也很少有人知道。除了每年几个月待在乡下做调研，今年春节他们一如既往写返乡报告。当观察者网编辑联系他们，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不知道中文系博士的返乡记已经在网上火了。观察者网联袂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师生推出羊年回乡记系列，让我们看看实践社科博士生的故乡和乡愁是什么样的。

我们所有人都处于过渡转型之中，感受改革的阵痛，但是农民工无疑是其中最为凸显的群体。在大多数人一路奔波往家赶的时候，还有一些农民工选择留在异乡。因为乡愁，不仅仅是距离，也是路费。

在工农收入差距之间，他们不得不离乡，甚至忍受异乡的年，因为城市给予财富；但他们却长久地保留乡愁，在微薄的打工收入与高额的消费水平之间，他们不得不最终选择回乡。他们往返于城市与乡村之间，无法做一个纯然的农村人，同样也无法做一个纯然的城市人。

一、乡愁是距离，也是路费

2月18日12点，午夜交正子时，羊年在全中国人民的翘首盼望中奔腾而来。此时，原本寂静的慈东工业园区忽然爆发出一阵欢腾之声，烟花爆竹的爆裂声此起彼伏，震天的声响犹如“羊声初啼”，响彻云霄。随之而至的是冲天的烟火，它们一跃而起，照亮了整个夜空，模拟出人间的万家灯火，却比灯火更加绚烂多彩。一时间，所有的光亮与声响都被引到了天际，底下的工业园区反倒显得黯淡和僻静，少了点平日的人气。

想来也是，除夕夜工厂早已放假，人们都沉浸在热腾腾的饭菜与亲人的笑颜中，园区里又哪来的人气？可细细看，在这些耀眼的烟火底下似乎还有些东西在闪烁，晶晶亮的，不多，可也不少，每个工厂都有十双的样子。它们在仰望，印着烟火明亮的色彩与热闹的气息，也印着它们熄灭时的黯淡与落寞，忽明忽暗，熄灭又重新燃起光亮。

微笑哥（资料图）

渐渐地，爆竹的声音弱下来，天空恢复了深沉的模样。那些眼睛也都散去了，带着各自的心情回到了宿舍里。除夕夜的高潮已经褪去，人们需要一个黑甜的夜进入梦乡，好安歇激动了一天的情绪，以迎接天明与新的喜气。

只有几个小孩还意犹未尽，拿出些小的烟花放了起来。有个小男孩玩的特别起劲，七岁的样子，用打火机小心翼翼的将一个发射型的长条炮仗点燃。导火线呲呲开始作响，他快速将拿打火机的手收回，两只小手紧握住炮仗的一段，满脸的兴奋与期待。几秒钟后，小小的烟火就从炮筒里射出来，带着小朵的金色花火，在低空发出喜人的劈里啪啦声。孩子的烟火筒和刚刚的“开门炮仗”比起来阵势显然小了很多，可是小家伙仍玩得兴味十足，放了一个又一个。这是他的爆竹，他的年，怎么小都是自己亲手点燃的，怎么会不好玩呢？大概每个中国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年味吧。

跨年时震天的大礼炮当地叫做“谢年炮仗”，价格不菲，动辄几百上千，大多是工厂业主们为企盼来年的滚滚红利而鸣放的。生意人想讨个彩头，并没什么心思观赏这些玩意，也没有亲自放的雅兴，大多交由别人代劳了。除夕夜园区的真正主人是那些眼睛们，它们属于留守在园区内的工人，是他们在用心地看，用心地听，在每一次的震响中许下自己同样耀眼的新年愿望。

这些工人无一例外的都是外乡人，他们来自五湖四海，一同聚集在这个东部的工业园区内，以打工赚取收入。事实上他们有一个更加为人所知的名字，农民工。工厂并不是全年无休的，年前七八天左右，园区就开始放假了，大部分工人都陆陆续续离开了，带着积攒了一年的财富回到自己远方的家中。中国人总要回家过年的，无论有钱没钱，都要踏踏故乡的土，尝尝熟悉的饭菜，享受家庭的欢愉。如此，躁动了一年的乡愁才能安然平复，也才有力量远离故土背负起来年的新乡愁，生活就在这来去中继续。

可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踏上回家的归途。留守在园区里的工人不外乎两类：一是举家出来打工的，二是一些未成家的年轻人。前者在本地保持着小家庭的样态；后者玩心重，恋家的心态便少了一些。少了对故土的依恋，多出来的却是现实的无奈。工人们回家都要考虑成本与收益，以这个东部工业区的工人为例，当地的农民工大多来自贵州、四川等西南省份，回次家几乎就要横穿整个中国，不仅路途漫漫，坐普通的火车一天一夜才能到家，而且花费不菲，两夫妻来回一千块肯定是少不了的。这样一计算，不回家显然划算很多，省下来的钱不如攒起来寄回老家，似乎是自我安慰似的，工人们总要补充一句，家里的父母是理解的。

对于农民工来说，乡愁是距离，也是路费

那个放鞭炮的孩子，他的父母来当地打工七年，回家不超过三次，孩子之前也一直寄养在爷爷奶奶家，去年才被接到父母身边。小孩说，他也想爷爷奶奶，不过老家可没这么热闹，看不到那么漂亮的烟花，说着又开始玩耍起手里的小炮仗。孩子的乡愁浅浅的，湮没在漫天的烟火中，而他父母的乡愁却是磨人而沉重的，他们更加知晓生活的艰辛：乡愁是距离，也是路费，是劳作一年的血汗钱。

于是，他们的乡愁就化作异地的年，无论如何，年终究是要过的。那些工人也买了好些好酒好菜，或是和家人或是和同乡，热热闹闹地吃喝一番。晚饭后，看看春节联欢晚会，放放烟花爆竹也是喜气红火的。还有不少工人喜欢和老乡一起聚聚，去附近的公园、超市逛逛，打打小牌也不在意输赢，能听听乡音已经是再满足不过的事情了。

异乡的年比不得家里，可也有丰富的年夜饭，也有电视机里的春晚陪他们乐呵，也有惦念他们的家人可供思念。他们的年弥漫着隐忍的乡愁，却也透露着无限的希望，如同他们装载着烟花的眼睛忽明忽暗，却终究在仰望在希冀。他们在年中思念故土，感受亲人，安放他们无法归去的乡愁。年仿佛一根脐带，连接着他们和故土。同声共气，这才是年的真正意涵吧。

二、城市的建设者

慈东工业园区位于浙江省宁波市下辖的一个县级市。该工业园区自2004年开始一期工程建设，如今已经基本成型，总面积将近40平方公里。入驻工业区的企业大多是本土的中小型企业，以生产小家电为主。产业的技术要求不高，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因而就业机会多、就业门槛很低。大量求职的外地人就此涌入，如今大概有外地人口15万之多。事实上，不只慈东工业园，这个工业早启的小城早已熙熙攘攘着无数的外来者，人口总数与本地人口基本持平，达到百万的规模。

慈东工业园区（资料图）

这些外来者大都从事最为基本的流水线工作，没有技术含量，从产业的类型就也可以一窥工人的工作性质。本地主营小家电生产，有两个工种最为普遍，按照本地人的说法一个叫打油泵，一个是装配。

前者依靠机器生产产品的器件，工人只要配合机器，将机器开合，完成放原料取产品的工作就可以。这类工作由机器控制进度，操作简单，劳动强度不大，一般来说都是由三四十岁以及以上的左右的中年人来做，不过工资也低，每月3000元左右。

装配则涉及到器件之间的组合，对灵活性反应能力有很高的要求，做工的大多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这类工作以计件的方式算酬劳，并且为了鼓励工人的积极性，生产越多计件的提成越高。微薄的提成必须用超量的产品累计，速度，速度，速度，这是工人脑海里的唯一字眼，一个最普通的计件工人一个月也能做到四五千，厉害的能够达到七千。普通人仅仅将此看作数字，他们也许没有想过看似不错的工资意味着工人每一秒钟要完成一点五到两个的装配工作，其速度甚至超过机器。机械的停顿被灵活的、无间断的手工作业所超越，对工人而言速度就是金钱，连续就是积累啊。

工人们并不厌恶这些枯燥乏味的工作。老家的田地再肥沃也无力支撑起生活，农民们宁愿离乡背井出门打工。一亩地一年到头不过千八的收入，一对打工的夫妇一个月的工资就有七八千，多的都能上万。他们满心欢喜地看着计件产品堆积如山，每一件都是劳动的硕果，都闪耀着生活的光亮。或许每一个工人心中都有一片故土，有一座即将拔地而起的新房。他们是多么自豪地谈起老家盖起的新房啊，那是坚固的证据，是他们对自我的证明，是对老小的交待，也是他们未来可以归去之地。沿海小城的工业带给他们财富，让他们的生活充满了希望。

可是，这个沿海小城的财富又何尝不是这些农民工带来的呢？是这些农民工的双手带动着机器24小时地运转。他们创造着利润，每一个高楼大厦里都有他们的心血，每一个工业产品里都凝聚着他们的希望。

还不止这些，外来人口的庞大消费创造着新的需求。工业区附近原本一片荒凉，随着他们的到来发展出长长的一条商贸街，百分之九十的消费者都是外来人口。现在，连规划的店铺都难以满足消费，很多小贩将摊子摆到了临近的车道上，工业区内自发形成了一条八百米左右的小集市。一到下班高峰期，各种小摊贩与前来购物的农民工把道路堵得结结实实，现如今车辆都自觉地绕道而行。

人们总在抱怨城乡二分割，可是，他们没有看到这些劳苦农民工眼里的希望，他们灼人的、对生活的追求在这些工业发展的优先地带得到满足，他们也没有看到这些工业因为农民工的血肉而显得生机勃勃。

三、随时可被替换的零部件

农民工早已是这个工业区、这个沿海小城的重要组成部分了。没有他们，小城将像罢工的机器，陷入死寂。

但是，很多农民工试图在这里开拓自己的生活，却始终无法长久地停留。他们是必不可少的，但这种必不可少又是抽象的，他们像是可以随时被替换掉的零部件，来来往往换了一批又一批。他们没能在这里扎下根，完成作为一个完整的人与家庭而存在。在异地，他们仅仅保持着孤零零的功能属性，被抽掉的情感与关系仍然留在故土。

户籍早已不是什么根本性的限制了，本地人的不接纳也不过是情感上的小瑕疵罢了。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一方面打工者自身无法获得稳定长久的工作保障，另一方面打工来之不易的收入根本无法支付本地高昂的消费水平，无法保证一个家庭的正常形态，完成家庭的再生产。

从前者来看，工业区内的工作并不稳定，很多工厂都是依据一年的订单量决定员工的数量，订单少了自然是要裁员的。年龄是打工者最大的障碍，50岁几乎是打工者的年龄上限了，厂区内鲜少有50岁以上的工人，他们被认为跟不上机器的快节奏而被劝退。工厂里要的是新鲜血液，老人是被排斥的。

从后者看，除非孩子也一起打工，否则一对农民工夫妇是没有能力在本地养育小孩子的。当地的教育已经对外地人开放，学费以及孩子的生活费才是至关主要的因素。一对打工的夫妇对生活没有任何要求，可以住员工宿舍或是租本地最为逼仄的房子，饭菜也极为简单，最大的消遣可能就是去附近的公园或是偶尔去超市买些副食。可孩子一过来，就必须要租大一点的房间，小孩的学费是一笔开支，平日的吃穿用度也不能差本地孩子太多。即使刨去学费，带孩子的家庭生活开支是一对夫妇的一倍以上，算下来本来就不多的工资就所剩无几了。养育尚且捉襟见肘，就更毋谈日后为孩子娶妻生子了。

孩子一过来，那些在异地打拼的农民工夫妇就必须要租大一点的房间，学费是一笔开支，孩子的吃穿用度也不能差本地孩子太多（资料图）

因而，鲜少有农民工真正想过在这里长久生活下去的，大部分的打工者只将异乡当作一个积攒财富的地方。在这里他们不需要体面，对物质生活几乎没有需求，而是极尽节俭之能，把钱积攒起来留到老家消费。也许，唯有年轻的打工者才大手大脚地花钱，他们花几百块烫头发，开着摩托车，一副无所顾忌的模样。大好的青春怎么能因为怜惜几个钱就畏首畏脚，他们要好好看看这个世界，更要消费，要体验。无忧无虑的年轻人还不来不及考虑，青春如此匆忙，他们也会老。一旦成了家有了小孩，他们也将背负起生活的重担，也将一改原来潇洒的模样，成了最为吝啬的自我剥削者。最终，50岁也将到来，他们会离开这片曾经奋斗过的热土，再次回到生养自己的故乡。

四、最后的乡愁

农民工从乡村走向城市，快速移动的社会同样让我们从一个城市漂泊到另一个城市，乃至从一个国家漂泊到另一个国家，从一种文化转变为另一种文化——中国正处于从前现代化向现代化快速转移的过程中，我们这代人注定要经历乡愁。我们的先辈，以农耕立世，乡土不过是本色，他们没有乡愁；我们的未来，或许终将成为完全个体化的人，成为了无牵挂的自由移动者，他们也没有乡愁。唯有处于中间的我们，带着前现代化的浓重痕迹，继承着祖先安土重迁的本色，却不得不前进，一面昂首阔步得向前进，一面留恋着我们的故土。

我们所有人都处于过渡转型之中，面临着改革的阵痛，但是农民工无疑是其中最为凸显的群体。他们往返于城市与乡村之间，乡愁于他们不仅仅是情感的依恋，而是真实的生活。在工农收入差距之间，他们不得不离乡，在微薄的打工收入与高额的消费水平之间，他们不得不最终选择回乡。他们无法做一个纯然的农村人，同样也无法做一个纯然的城市人，他们必须在两者之间往返，发展的不平衡以具体的形态在他们身上呈现。

反过来说，这也是农民利用不平衡发展最大化利益的最佳策略，城市给予高收入，乡村保障基本的生活。如此，他们也能在快速发展的社会中积攒起自己的财富。农民的乡愁始终是具体的，它是一亩三分地，是熟人社会的村庄，是一个生活的地方。它也是复杂的，有痛苦也是幸福，痛苦在于他们不得不离开家乡与孩子，可是他们的离去带回来的却是财富；痛苦也在于他们无法在城市体面的生存，可是终究有一个地方可思可念更可以回去安放生活。

打工者愿意忍受异乡的年，因为城市给予财富，但他们却长久地保留乡愁，因为那才是归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