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丧失普通劳动者的感觉。“我在稿纸上的劳动和父亲在土地上的劳动本质上是一致的。由此，这劳动就是平凡的劳动，而不应该有什么了不起的感觉。由此，你写平凡的世界，你也就是这平凡的世界中的一员，而不是高人一等。”

随着新版《平凡的世界》的热播，路遥在羊年过后已经成为一个新的热点话题，而传统媒体、新媒体的介入也一定会使这一话题在各个层面展开，充满变化，不可预测。

顺便说一句，陕北在不久的将来也一定会再次红起来。可以肯定，在所有关于路遥的话题中，一定有路遥之死。

1992年11月17日，年仅42岁的路遥因病医治无效，驾鹤西去。绝大多数人对路遥之死，是惋惜、慨叹和追怀，包括学术研究领域，也是如此。但是，我觉得，路遥之死的意义远没有得到认真的对待，用已故作家史铁生的话说，“这不是哭的问题”。

今生今世离不开那个地方

路遥在世时，史铁生见过他三次，最后一次是在电视上。路遥辞世不久，史铁生写了《悼路遥》。用“书短情长”四个字，庶几可以概括史铁生对路遥的深情。史铁生说，42岁的路遥，正处在我们可以对他未来的写作有更多、更高期待的年龄，却就这么撒手而去，“这事让人难以接受。这不是哭的问题。这事，沉重得不能够哭了。”接着，史铁生说起王安忆曾经跟他说到的关于路遥对黄土地的感情的话，王安忆说，荒凉的陕北，“简直不能想象怎么在那儿生活”，而路遥却告诉她，“他今生今世是离不了那地方的”。

我不知道王安忆怎么理解路遥这句话，而曾经在路遥的故乡陕北延川县插队三年的史铁生说，“我稍稍能够理解路遥，理解路遥的心是怎样碎的”。“这仍然不止是一个哭的问题。”史铁生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路遥之死“不止是一个哭的问题”？而这“不止是哭的问题”又究竟是什么问题？

贾平凹在路遥十五年祭的时候所写的文字中说，路遥既不是累死的，也不是穷死的，“扼杀他的是遗传基因”，他的四个弟弟在他死后都在与他差不多的年龄患上“同样的肝硬化腹水病”，而且，已经去世两个。

“这是一个悲苦的家族。一个瓷杯和一个木杯在一出来就决定了它的寿命长短”。也许从“科学”的角度看，贾平凹此说或有其合理性。但遗传学和基因论在多大程度上是绝对正确的，例外在什么时候成立等问题，也是这些相关的科学正在攻克的难关之一。

而且，根据现代医学的研究成果，虽然肝硬化的治愈率不高，但早期的治疗和休息可以有效地控制病情的恶化，甚至可能发生逆转，其中休息特别重要，这也是民间一般称肝病为富贵病的主要原因。然而，路遥之死并不是一个纯粹医学的问题，医学领域的争论有待进一步深入的研究，且也不是我能置喙，但贾平凹对累死和穷死的反驳并不具有不可辩驳性，甚至令人难以接受。曹谷溪就说，“肝硬化，那不是一下就硬化了的，他一直顽强地与疾病斗争，并坚持在病痛中创作……”

向这个“平凡的世界”郑重地告别

事实上，路遥最迟在1987年夏天就知道自己的病。在得知自己的病情后，特别是其身体的状况已经明确告诉他，不能再这么拼命了的时候，究竟是什么支撑他在未来五年的时间里完成了《平凡的世界》第二部和第三部，以及其实并不能简单地视为《平凡的世界》的创作谈的《早晨从中午开始》？

要知道，那时中国还没有电脑，更没有什么网络写作，全靠手写。仅仅就70万字这个工作量，一个字一个字地填进格子里，也就需要付出巨大的劳动。路遥自己就说，文学创作不仅仅是脑力劳动，也是体力劳动。而之所以说《早晨从中午开始》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创作谈，是因为在那7万字的字里行间，你会发现，路遥其实是在对自己的“人生”做总结。

虽然，他曾经将《平凡的世界》当做向他的导师柳青致敬的习作，他此后还有更大的计划，但显然这个时候，他已经隐隐地意识到死神的逼近。他需要对导师曾经的嘱托有一个自认为还说得过去的交代，需要向这个“平凡的世界”郑重地告别。

了解当代中国文学史的都知道，柳青因其《创业史》而闻名，路遥更其将它看成当代中国文学的最高成就。他说：“在我国当代文学中，还没有一部书能像《创业史》那样提供了十几个乃至几十个真实的、不和历史上和现实中已有的艺术典型相雷同的典型。”这一评价我以为并不为过。

而且，《创业史》的贡献还不止于此，它写出了关中农民在解放后如何走上集体化道路的曲折而伟大的历程。柳青的贡献也远不止文学，他将《创业史》第一部的稿费全部捐给了现实生活中的蛤蟆滩，用于农村集体化建设；他一生中有很长一段时间就居住在长安县的皇甫村，做一个有觉悟的普通劳动者。但柳青未能完成计划中的《创业史》四部就撒手人寰，而即使在很简陋而艰难的写作环境中，哪怕是在病榻上，柳青都以顽强的意志坚持写作。柳青辞世两年后，路遥写作了《病危中的柳青》，给我们讲述了他在柳青身上所受到的强烈的震撼。

柳青的文学遗嘱就是希望路遥这一辈陕西青年作家能够填补文学史对陕北书写的空白。路遥完成了。但路遥是以生命为代价来完成这个使命的。所以，与其说是浑身插满了各种管子的柳青在病榻上坚持写作的情景让路遥震撼了，不如说他为未竟的事业而挣扎的意志使路遥终生难忘。于是，在《人生》取得成功以后不久，被鲜花和红地毯包围的路遥，很快清醒地选择了从“这种红火热闹的广场式生活”中退出。他要为陕北写一本对得起她的历史和现实的大书。

他以命相搏的写作

成就的是凤凰涅槃的辉煌

王安忆为悼念路遥而写的文字取名为“黄土的儿子”，的为确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地之子”。赵园在《地之子》一书中指出，诞生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土地革命的“地之子”是近代以来中国文人对土地、乡村和农民在精神上、情感上的一种自我指认，其中饱含着一种文化自豪感。

但是，随着现代化、城市化步伐的加快，这一文化自豪感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已经逐渐消失，几乎没有作家以“地之子”为骄傲，也看不到多少原本就是从农村出来的作家还以“地之子”自许。

然而，路遥是一个例外。如果说柳青是对现代“地之子”家族的延续，那么路遥就是对柳青这一代“地之子”的延伸。实际上，路遥终其一生，都始终保持着他来自陕北农村的很多生活方式。而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能把《平凡的世界》解读成一个从农村出逃的故事，小说的主人公除了孙少平，还有孙少安。

即使是孙少平，虽然离开了农村，成了一名煤矿工人，但他对劳动的态度与他父亲在土地上的劳动态度是完全一致的。劳动是孙少平获得尊严感的最重要方式，甚至也是他摆脱烦恼的手段。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们不能就这么简单地将孙少平看成一个个人奋斗的典型。在我看来，孙少平身上最闪光的就是他的劳动价值观，以及由此生发出的理想主义光芒。遗憾的是，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在普通读者那里，孙少平常常被解读为一个个人主义者。但这不是学者和读者的错，而是时代的问题。

对路遥而言，他之所以无数次地强调“不丧失普通劳动者的感觉”，既来自前辈作家的启示，更与其“地之子”的身份认同密切相关。所以，他说：“我在稿纸上的劳动和父亲在土地上的劳动本质上是一致的。由此，这劳动就是平凡的劳动，而不应该有什么了不起的感觉。由此，你写平凡的世界，你也就是这平凡的世界中的一员，而不是高人一等。”所以，路遥的世界是平凡的；然而，这平凡的世界里因为有路遥这样的劳动者而可爱，而路遥也因其普通劳动者的贡献而崇高；路遥以命相搏的写作成就的是凤凰涅槃的辉煌。

路遥一生贫困，但他是丰裕的。这个不是哭的问题的路遥之死，乃是崇高之死。在“躲避崇高”成为许多人的座右铭的“小时代”里，路遥是一座被曲解的丰碑。

郭春林

2015年3月8日于宝山美兰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