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年了,每年寒假来临,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贺雪峰都会为学生布置一篇家庭作业:观察家乡的每一个细节,写一篇“回乡记”。
       三年下来,“回乡记”已有上百篇。大多数文章用一种冷峻的笔触,还原了近乎真实的农村:亲情的淡漠,人与人之间联系的失落,农村婚姻物质化的“侵蚀”以及知识的无力感。

       60多年前,被誉为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奠基者的费孝通,以一本薄薄的《乡土中国》研究中国基层传统社会,并对其主要特征进行了理论分析,较为全面地展现了当时中国基层社会的面貌。
       费孝通认为“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当下的“乡土中国”基本面貌如何?从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贺雪峰为学生布置的家庭作业、上百篇“回乡记”中,或许可以窥斑见豹。

      消失的年俗

       在华中科技大学硕士研究生杜姣的笔下,家乡的过年方式同以往有了很大的不同,很多需要村民间相互合作的项目都已经取消。2000年以来,杜姣的家乡迎来了打工潮,整个乡村变得宁静了。幸好还有“年”的存在,乡村再次被唤醒。在“乡愁”的推动下,“年味”正在以另外一种方式呈现着——家人的大团圆就是年味,这需要用心灵去体悟和感受。
       “我已经记不起,我的家乡从何时开始没有打糍粑的习惯了,也不知从哪年开始,村民们就不再自己炒花生和瓜子了,杀年猪的情景也很难再现。”她在文章里写道。
       这些传统的消失,并不是人们有意为之的结果,只是在村庄只剩下老弱病残,大量年轻人及中青年人只能赶着点回家过年的情形下,村庄已经没有了保留这些传统的时间和人力条件。
       但是,能够保留住的传统依然得到了保持。比如说,腊肉是必须有的。在外务工的人,通常会委托在村的老人,帮自己在市场上购置几十斤、上百斤的新鲜猪肉、猪头、猪蹄,一样都不能少,然后让老人熏制。

      苦撑着的“走人情”

       作为一名副教授,吕德文热衷参与“回乡记”的写作。他任职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
       在他看来,过年好不容易把人聚起来,也就多了很多红白喜事。乡里人爱面子,却被面子折腾得够呛。“支撑面子的是里子,但热闹、排场都是要经济条件的。由于大部分人家都是穷讲究,在人情往来中寻找经济利益就成了必然。”
       乡里这几年流行一句俗话,叫“三年不过事,变成穷光蛋”。意思是说,一个家庭如果三年还不办一场酒,就会亏得一塌糊涂。
       于是,所有人都在计算人情经济。为了把人情支出减少到最低点,街上一户做生意的人家这几年每年都办一场酒席,去年甚至一个月内办了两场酒:给小儿子过6岁生日,生日酒刚摆不到一个月,老人就去世了,又办一场。有些人拉不下面子多摆酒,就在心里盘算着什么时候可以不走人情。
       但不走人情的代价是巨大的,比如,前两年,有一户人家老人过世,竟然没有一个人来帮忙,原因是他从不走人情。

      维系血缘的聚会

       从大年三十开始,田舒彦父辈的兄弟姊妹们,就开始了长达十天的欢聚。然而,他反思的是:独生子女这一代,恐怕难有这样的团聚了。在现代的社会,“被需要的他人是匿名的,人们感觉到的往往是独立的状态。”田舒彦,目前是华中科技大学硕士研究生。他发现,近年来,从农村到县城定居的人越来越多,其中包括他的很多亲人。这样,春节就不回老家了,加上亲人中有孩子周岁、乔迁等喜事,这个春节过得热闹,聚会更多。
       但他担忧,独生子女的他们这一代不像父辈那样有很多兄弟姐妹,也许一段时间之后,就不会有这样的聚会了。
       这样一来,血缘关系圈可能就不再能够满足人们社会交往的需要,因此邻里关系、同事关系和拥有共同爱好的人们之间关系的重要性就更加突出,它使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获得共同在场的经历,使人们从中获得情感支持,并形成稳定健康的社会关系网络。

      村子里的牌局文化

       同为该校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硕士生,在冷波的故乡,过年打牌是不可或缺的。它的意义不是赌博,而是在于娱乐和团聚。小的村子打个牌都没人,所以显得衰败得特别快;大的村子,走哪都有牌局,显得热闹非凡。
       牌桌是个舞台,有主角有观众。男女老少皆可打牌,不同的牌桌有不同的舞台,在舞台表演中,人们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技术流的、有玩刺激的、有玩表情的。
       大赌伤身,小赌怡情。在村里,打牌倒像是一种悠闲消费,它满足了群体性活动的需求,既有凝聚力又有影响力。乡村文化衰落了,新的文化还未兴起,很多村庄破败了,广大的农村还在不断地城镇化,这些城镇目前还是依靠小摊小贩式的商业立足的。冷波思考的是,这样的牌文化是对旧文化的正常替代,还是一种畸形文化?

      流动着的思想观念

       回乡的田志达,发现整个故乡都在“流动”,人的流动、土地的流动、财富的流动甚至观念的流动……或许,流动的乡村正是未来乡村的主流,而“它并不是固定的”,何去何从,谁也不知道。
       乡村流动着的不只是人口、财富,思想观念也在经历着潜移默化的变动。相比于十年前,务工人员在城乡之间的频繁流动,给死水一潭的乡村文化观念带来了一波又一波的刺激。
       对国家政治大事件的关心是一个很明显的变化,他记得小时候街坊邻居在茶余饭后聊天的内容多是一些村里发生的事,比如谁家和谁家吵架了,谁家的老人生病了;现如今村民更多的是聊一些新闻大事件,比如习大大的反腐举措。

      在耕作中消磨孤独

       王海娟是湖北阳新人,作为该校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的博士生,她的回乡记,试图诠释当农民老去后会怎样。现如今,土地政策的调整使得越老越多的老年人丧失依靠,土地商业化流转的背后,是老年人的老无所依。
       她写道:“我爷爷今年83岁,生育有3个儿子和3个女儿。爷爷去年耕种2亩地,种植了玉米、红薯、油菜、棉花和各种蔬菜等。爷爷的日常生活所需几乎全部来自于自己耕种的土地,称得上自给自足。”
       “土地给爷爷提供的不仅仅是生存所需的物质,还有有尊严的生活和老有所乐。爷爷奶奶居住在老房子里,不需要依靠子女生活,通过经济独立维护了自己的尊严。虽然只种了2亩地,但爷爷每天都要去地里转转,拔拔草,看看庄稼的长势如何,就像是照看自己的子女。”
       “实际上,劳作对老年人而言,不是负担,而是休闲。子女常年不在身边,农村文化娱乐活动缺乏,老年人在耕种土地中消磨自己的时光,不再枯坐家中,也不再孤独。”

      请客吃饭送东西拉票的竞选

       在博士生王德福家的村庄里,因为有几处村办产业,村主任的职务就成了香饽饽。然而,他却发现,在竞选人拉票的过程中,谁给村民的好处多,村民就会为他投票。村民们只关注“经济”和“社会”,不关注政治。
       竞选村主任的主要有四个人,一个当村主任多年,已经50多岁,另外三人均无村干部任职经历,其中年龄最大的40来岁,最小的不到30岁。四个人都是常年在村,前村主任靠种地为生,其余三人则是经济能人。竞选手段其实很简单,就是请客吃饭送东西拉票,甚至简单到电话或者上门打声招呼,倒是没有听说花钱买选票的。
       他说,“以我的观察,大家并不认为投票选举是为了选出一位能给村里办事的好干部,而是选谁都一样,当干部还不是为了钱,一点人情就左右了选择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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