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报道误导农民上访
——陈氏成名记
邢成举
一、养“鸡”成名
2013年暑期,我跟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的几位研究人员一起来到湖北省五峰花乡进行调研,调研时间超过了20天,在这里我们听到了一起负责而又精彩的关于农民上访的故事。首先给我讲起这个故事的,是花乡的农经办副主任。他说,“我们这里有个村民,叫陈荣(后文将使用陈氏),假养鸡,最后还成了名人,上了央视,还成了优秀民营企业家。你说这样的事情怪不怪啊?在2010年,这个妇女是喂了一些我们当地的土鸡,效果也还不错。到2011年,我们村里还有4、5个村民准备跟她一起合伙养鸡,但是因为意见不统一,没有养成。 虽然没有能合伙儿养鸡,但在2011年,陈氏自己还是养殖了5000只左右的鸡。当年,因为禽流感的蔓延,她养殖的鸡也都依据上级防疫部门的要求被活埋和宰杀了。因为她是妇女致富的典型,所以县妇联就推荐她参加了很多公共性的活动,比如全国民营企业家的会议。因为开会,陈氏也认识了中央电视台农业频道的记者,她也获得了上电视的机会。在之后,央视农业频道专门对陈氏养鸡的事情进行了报道,还成为了农村致富代表人物。”在电视上露脸后,陈氏就成为了当地的名人,很多人不理解她为什么能够上电视,而她自己则说这一切来自自身的养殖创业。而说实话,村民的怀疑是有理由的,因为在上电视之前,陈氏养鸡的事情,当地村民都并不怎么清楚。如果,养殖确实搞得好,当地的村民没有理由不清楚的。
在我们的调查中,几位当时打算跟陈氏合作养鸡的村民说,“在电视上,我们看到记者说,她(陈氏)养殖的鸡市场销路很好,价格也好,品质也很好,后来我们才想着跟她一起合作的。不过没有合作成功的主要原因是,我们几个合伙人觉得这个人的人品不行。因为谈起合作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大量的资金,需要银行贷款。她就说贷款的事情她可以帮着办,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贷款额的40%要作为回扣给贷款人和担保人。这样的做法太不靠谱了,所以我们就没有答应。”当然,关于没能形成合作,村民还有另外一种解释,那就是陈氏怕其他人也跟着富裕,“她不想别人比自己过得好”。之后,陈氏自己养殖的时候也使用了贷款,贷款是在2个亲戚的担保下获得的。到我们调查结束的时候,陈氏的银行贷款还没有还清,而这两个担保人都被搞了强制执行。
二、困难的家境
说起陈氏,村民都知道她家那段艰难的日子。1997年,陈氏的丈夫因为不小心被灯泡的玻璃划伤而患上了坏血性破伤风症。这个病让陈氏的丈夫在病床上一直躺了3年多。直到2001年的一天,陈氏的丈夫因不愿意再拖累家庭而服药自杀。丈夫去世后,陈氏的生活更加困难,孩子的生活费和学费都要靠她一个人。经过几年的努力和政府的帮助,陈氏总算是把儿女都送到了中专进行学习。陈氏的儿女毕业后,也都在城市获得了稳定的工作。后来,因为陈氏决心养鸡,就把在城市工作的儿女都叫了回来。在养鸡的初期,其成效还是不错的。这也让周边的村民打算跟着她一起养鸡。在相关媒体的报道中,困难的家境与陈氏创业的经历成为焦点内容,而至于说陈氏的为人及其创业的后续内容,媒体并没有过多的报道。2013年7月,也就是在笔者在花乡调查期间,湖北《新村快报》再次报道了陈氏的故事,并且呼吁社会关注陈氏说提及的财政拨款被截留的事情。
在此报道之前,陈氏曾在一个网络论坛中实名举报花乡政府及其所在县的畜牧局,说是这两个单位截留和侵吞了上级下拨的超过500万元的养殖补贴款。说实话,陈氏的养殖场及其所养殖合作社,在2013年已经没有什么存栏鸡了。而如此大规模的财政补贴资金,怎么可能会补贴给这个陈氏及其所在的合作社呢?如果,确实有这样的财政补贴项目,我们也是能够通过湖北省财政厅网站查询得知的,而实际上,上面并没有该名目的财政拨款。五峰县是国家级贫困县,其当地的财政情况是非常困难的。地方财政首先是无力配套上级财政项目资金的,同时及时政策层面存在对养殖项目的补贴,但事实上,花乡或者说是五峰县并不一定能够获得这类财政项目的支持。因为从总量上看,财政扶持的养殖项目也是有限的,况且陈氏养殖的规模确实不大。
2013年笔者调查期间,还曾受到陈氏发来的短信,短信的内容是:“我是陈氏,我作为一名社会名人,竟然遭受地方政府的压迫,我要向你们反映情况,希望你们能够帮助我解决。”在好心村民的提醒下,我们没有与陈氏见面。村民告诉我们,“你要是跟她见面了,以后想脱身都难,她会什么事情都找你。再说,她说的事情都是没谱儿的事情,你怎么去跟她说。奉劝你,还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就这样,我们没有与陈氏谋面,而对陈氏的了解都是通过村民和乡村干部获得的。其实,在地方政府眼中,陈氏就是一个“刁民”,为什么呢?因为,她总是想通过上访来要挟政府,想获得一些财政扶持资金。而不论是花乡还是五峰县,政府自身的财政都是相当困难的。花乡,每年从政府获得的财政转移支付是18万元,而要维持整个乡镇运作需要100多万元的资金,这巨大的缺口都是需要乡镇领导到上级单位去讨要的。他们根本无力通过自身财力为乡域范围内的种养项目给予补贴,更何况陈氏的养殖场确实没有什么影响。而陈氏从来不觉得是这样,她一直跟村民和地方干部强调自己是名人,她也强调自己牵头成立的合作社也是全国知名。而这些,或许都是一厢情愿。
三、开始上访
2009年,因为禽流感,相关部门宰杀了陈氏养殖的7000多只鸡,她获得了一定补偿,而同时也遭受了损失。之后,陈氏虽然继续养殖,但是养殖规模并没有超过1万只。而在2012年上中央电视节目之后,地方政府为了迎合媒体的需要,也曾经都承诺过要给陈氏一定的资金支持,而这种承诺从地方的财政实际来看,都只是“空头支票”。而正是领导的这些承诺,才让陈氏回来之后,就一直找县乡的领导要钱。陈氏一直强调,上面的政府部门已经给了她一笔资金用于养殖的。据花乡的干部讲,当时中央电视台的记者来花乡的时候,乡镇的干部好像并没有很重视接待工作,这惹恼了相关记者。央视记者并没有到陈氏所在的村及其养殖场进行深入调查,就做出了结论。而笔者在观看节目视频时,并没有发现大规模的养殖场,也就是几百只鸡的样子。因为情绪所致,加上陈氏相对地方政府的天然弱势地位,央视记者就开始帮陈氏宣传和造势。陈氏,没有上过学,但是她却为上访准备了很多的文字材料。据村民讲,这些都是本村的一个退休教师帮助她写的。该退休教师之所以帮助陈氏,是因为两个人的关系很是暧昧,这也是当地村民取笑陈氏的一个原因。央视播出陈氏的创业故事后,全国很多地方的人都来这里买鸡,但是陈氏的养鸡场里根本一只鸡都没有,别人很失望,而陈氏则对外宣称说是自己的鸡已经全部被卖掉了,这些客人来晚了。
这个妇女的老公死亡10多年的时间了,在其老公过世的时候,村里还给其安排过低保。而陈氏现在上访的情况,则被当地的干部视为是“忘恩负义”。在陈氏老公刚过世不久的时候,她就招了个上门的老公到自己家里生活,后来她感觉跟这个男的合不来,就把男的给赶走了。与媒体报道不同,乡镇干部告诉我,陈氏生育有1个儿子和两个女儿,这些孩子都是在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帮助下才顺利进入初中和中专读书的。为了尽快平息陈氏的上访,乡镇干部曾动员陈氏的让孩子们去做她的工作,但是依旧行不通。在陈氏的意识里,她总是觉得地方政府把上级政府给她的项目资金给贪占了,事实上根本没有这笔资金。陈氏在2014年之前,一直都是直接找乡镇领导反映情况的,而从2014年春节后,她就通过信件开始上访了,她开始给各级领导写信,而这些信件也并不是陈氏亲自所写。
四、悲剧的出现
其实,陈氏上访的故事,在我看来就是一个悲剧,这个悲剧是多重因素导致的。
因素之一,那就是不负责任的媒体。在经过媒体的一番宣传之后,陈氏及其所养殖的豌豆花鸡一夜成名,而这名声背后却隐藏着巨大的危机。首先,陈氏并没有完全掌握养殖的系统技术,其对豌豆花鸡的提纯,也仅仅是通过对鸡毛的辨别而完成的。豌豆花鸡,跟当地其他土相比,在品质上并没有特别突出的地方,而陈氏一直强调的该品种超过1000年的历史,也无从考证。在媒体的“包装”下,陈氏一下子觉得自己成为了知名企业家和创业能手,而事实上,陈氏距离成功创业还有相当的距离。
因素之二,地方政府的表态和承诺。在陈氏登上中央媒体之后,这引起了地方政府的重视,而较高层级政府的一些领导在并不清楚陈氏养殖的具体情况后,就通过行政的手段要求县乡政府加大对陈氏养殖场的扶持力度。受压力性体制的影响,地方政府就表态了会加大对陈氏的扶持和支持。而这些表态和承诺恰好被陈氏敏锐地捕捉到了。而这也成为事后陈氏一直上访,要求地方政府给予财政扶持,或者说是揭露地方政府截留资金的一个口实。2010年,县畜牧局曾帮助陈氏申请过5万元的贴息贷款,而这笔款项并没有归还。在2011年,县畜牧局还曾给予陈氏养殖场1万元的林下养殖项目资金。除此以外,陈氏并没有通过县畜牧部门申请过其他项目,也并没有其他上级拨付的资金是要求用于陈氏养殖场的。陈氏一直强调,自己带动成立的合作社是一般纳税人,而实际上,合作社基本上就是个空壳。
因素之三,陈氏急于求成。从2007年养殖4只土鸡开始,陈氏目前已近宣称自己在湖北省内外有18个养殖场,年可出栏豌豆花鸡50万只,这根本就是不可信的。通过对村民的访谈,村民都说自己不知道陈氏外省和省内其他地方的养殖场在哪里。而所谓的每年可出栏50万只鸡的说法,村民也都没有相信的。2008年年开始的禽流感,让陈氏的创业信心很受打击。而此后,尽管恢复了养殖,但受客观情况影响,其养殖规模并没有快速扩大。但是陈氏一直期望能够快速扩大规模,其对外宣称的规模,是其渴望实现的规模。这就导致,其非常希望得到财政项目资金的扶持。而说实话,其现有的养殖状况无法让其获得上级领导的大力支持,而地方财政的窘迫也使得这样的养殖项目无法获得县乡的大力支持。在这种困境中,陈氏只能通过上访这种途径来给地方政府施压。而其后果是,陈氏在地方上的发展空间更加萎缩,其所在村的村民和地方干部,也都很讨厌陈氏。陈氏急于求成,也有来自媒体的压力,她也担心自己的现状被披露,所以想快速扩大规模。
如果,我们总结一下的话,我们会看到,媒体的宣传让陈氏看到了成功的希望,而政府的表达则强化了陈氏创业获得政府财政支持的合法性和信心,现实中的失望则让陈氏埋怨地方政府,她开始通过上访来寻求自己的正义。而在村民和地方干部看来,陈氏这般举动并非是上策,而且其屡次的上访开始让她疏离了村庄社会网络的支持,“刁民”和“有病”的标签被贴在了她的身上。现在的陈氏,之所以对上访还是充满了信心,据说还是有媒体给其鼓励,而这种鼓励是否可取呢?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另外,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在贫困和边远地区,农民要想成功创业,政府扶持层面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从财政扶持资金的分配现状讲,大企业和名人,其获得的财政扶持越来越多,而小企业和一般创业者很难获得财政扶持。这种情况也是十分常见的。陈氏的上访,也许表达了对这种分配不均衡的不满,而这并非是地方政府能够左右的。如此看来,陈氏要想获得自己心目中的财政扶持资金,其上访路还要走很远。而最终结果会怎么样?我们能够想象的到。
( 作者单位:北京市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