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相较于对外转嫁成本的西方工业化发展道路而言，中国如何在推进现代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同时，又能够从组织制度创新层次根本上解决好三农问题，这是习近平三农战略思想的一个东方式的基本命题。本文从中国主位的角度， 认为自鸦片战争以来，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理性的政治经济实践传统普遍臣服于西方理性的发展模式，具有一种从属的伴生性，这为东方理性在现阶段的时代背景和条件下得到复兴提供了可能。东方理性复兴有两个重要表现——村社理性的复兴和政党理性的自觉，前者是实践习近平三农战略思想的基础性目标，而后者则是实践习近平三农战略思想的组织主体保障。

【关 键 词】东方理性   三农战略   村社理性   政党理性

未来的长时期，如何在中国的地域范围内推进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的同时，又要保持农村近7亿农村留守群体的就业与增收、农村社会的良性治理、农村生态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相较于对外转嫁成本的西方工业化发展道路而言，这是习近平治国方略的一个东方式的基本命题。

本文从中国主位的角度，阐述东方理性复兴的两个重要表现——村社理性的复兴和政党理性的自觉，认为村社理性的复兴是实践习近平三农战略思想的基础性目标，而政党理性的自觉是实践习近平三农战略思想的组织主体保障。

    一、何谓东方理性的复兴

关于东方文明有异于西方文明的观点，一个共识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明，是一种以群体为基因的文明，表现在社会政治传统上，一方面，政治国家的建立基于血缘地缘关系扩大化的群体结构，成员从对诸如小农村社的集体依赖（治水和防务）中汲取力量；另一方面，以传统农业为经济基础的政治理念大都崇尚以民为本，以德治国。中国最早的国家——夏，就是在对原有氏族制度（部落联盟的集合）联合起来疏导水患、从事灌溉农业进行国土综合整治而形成的。古代中国因为灌溉而有组织，因为组织而有群体文明。此外，以大禹为首的国家首领需要保持个人道德上的高尚情操，如果大禹居功自傲、骄奢淫逸、那就会德不配位而失去权威，他“三过家门而不入”，便证明了这一点。

然而，这和西方以个人主义为中心的文明发育和发展大异其趣。古代希腊社会由于实现了手工业——农业商业——航海业的分工和分离，从而脱离了继承共同祖先的血缘亲族的氏族社会阶段，率先开始了延续至今的以个体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和建基于市场经济上的民主政治传统。马克思承认自己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建构，主要产生于达尔文的进化论和欧洲中心主义价值取向的基础上，他明确强调：在被高山、大海、荒漠所隔绝的地方，历史的发展很可能是另外一种与“五个阶段”不同的亚洲模式——“亚细亚形态”。[①]进一步地，至今在中国学术界居主导地位的两大派别，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还是欧美模式的市场资本主义及市民社会理论，都源于西方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缺乏对于这个亚细亚形态的理解，都多少忽略了对东方、特别是对中国这个几乎是发展中大国唯一没有被彻底殖民化过的国家、其文明历史传承基本脉络的认真解读。[②]但是如果把这两个源于西方的理论体系在中国的实践中使用，均难以适用。

为了分析方便，我们把东方文明的政治经济传统称为东方理性，把西方文明的政治经济传统称为西方理性。就西方理性的发展来看，发端于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欧文明，亦被称为工业化、城市化的现代文明，迄今仍是全球发展之主流模式和方向。关于西方理性，除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对其内在矛盾进行深刻的批判之外，一些其他西方学者也都对此有一定共识，比如乔万尼·阿瑞吉，对历史资本主义几百年来四个体系积累周期（热那亚周期、荷兰周期、英国周期和美国周期）的形成、发展、转移等规律进行研究，以批判资本主义文明为主线，来研究金钱、权力与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源。[③]他认为，资本主义具有创造性破坏的内在危机，由国家之间竞争推动的资本主义、工业主义和军事主义的协同配合，造成了欧洲后裔致富和获权的良性循环，但同时也相应地造成了大多数其他民族致贫和失权的恶性循环。[④]

自从鸦片战争以来，在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冲突互动之中，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理性的政治经济实践传统普遍臣服于西方理性的政治经济实践与模式，其历史遗产多少得以保留，存在着一种从属的伴生性的特点，这为当西方理性在东方实践中因致贫致乱等各种困境时，东方理性在一定阶段和条件下得到复兴埋下了伏笔。[⑤]当代著名建设性后现代思想家小约翰·柯布认为，中国有三大得天独厚的优势资源，姑且称为东方优势，只要认识到位、运用得当，就一定能避免西方的现代性错误，实现中华民族真正的复兴：一是中国文明是一种有根的成熟文明；二是中国的政治与西方不同，是一种群体共同体治理结构；三是中国现在仍然存在着世界上最众多的村庄和农民的群体基础。[⑥]所以，所谓东方理性的复兴，需要从漫长的历史时段来考察，需要从东西方文明形态以政治经济等不同理性形式为主要表现的各自源起、冲突和伴生实践过程中理解。

    二、习近平三农战略思想，具有东方理性复兴的宏观历史意义

    国家主席习近平，一直对解决“三农”问题关怀倍至。早在2006年，他在浙江省委书记任上就在浙江温州倡导尝试了以“三位一体”的新型农民合作方式，即以农民专业合作社为基础、以供销合作社为依托、以信用合作社为后盾的“三位一体”服务联合体建设，在乡村各个层面整合成大农协、增强为农服务的科技、流通、金融三重功能的做法。有学者总结了以之为主的有关习近平三农思想的一系列提法，称为习近平三农战略思想：“三位一体”的新型农民合作，需要自下而上的大农协的合作体系建设与自上而下的大农政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相辅相成，既提高行政效能，又降低合作成本，这样从组织制度创新上解决小农经济适应市场经济的问题，从制度性保障上根本解决三农问题；认为它体现了中国领导人要实现的几代农民梦，即从家庭承包责任制的第一个飞跃，跨进到大规模、多层次的农村合作制的第二次飞跃。[⑦]

以“三位一体”新型农民合作为组织制度创新举措的习近平三农战略思想，结合当前的历史宏观大势，具有在政治经济层面上的东方理性复兴之意义。

中国近现代史上现代化制度变迁与三农问题之间的矛盾关系，本质上是西方理性扩张、东方理性渐缩以及导致东方问题加剧之间的伴生性关系。中国人地关系紧张的“内生性结构变量”和国家追求工业化、现代化的“宏观制度变迁”， 是百年中国农民、农业、农村问题的根源。其中，现代化、工业化的强制性天命，是西方理性外发的结果；而中国人地紧张的本土性现实，则是个东方式命题。因为发源于欧洲的西方理性，其扩张所导致的巨大经济社会动荡和生态破坏等成本，经由全球殖民扩张和奴隶贸易等方式向全世界转嫁的社会历史条件，当东方社会拥抱以西方理性为内涵的工业化现代化制度变迁时，无论是地域空间还是历史时机均不具备了。所以，西方理性在中国的表现就只能是政府主导的“内生型”工业化制度变迁，百年来中国现代化制度变迁的本质就是一种“成本转嫁论”[⑧]，三农问题的出现，其根源在“三农”之外。谁缓解或者解决好了这个现代化制度变迁与三农问题的矛盾关系问题，即既保证现代化从三农中汲取资源，同时又以某种组织制度形态保证三农问题不至于导致危及到社会和政权稳定及现代化工业化本身，谁就成功；若任由其因汲取资源而形成对立面地、不可控地发展下去，轻则三农问题严重、民不聊生、群体事件多发；重则社会动荡、战乱频仍，政亡人息。

值得注意的是，西方理性扩张至今，东方问题则愈益严重。建国后以中央政府主导的工业化，改革开放后则路径依赖地形成了以地方政府主导的工业化进程。这个西方理性在地方上的扩张发展进程，有两个严重后果：一个是地方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现代性问题。争相竞次的工业化，使中国卷入了全球第三轮资本化的世界史周期之中，纳入了以美国为主导的、以资本、商品及其生产模式自由流动的全球体制当中，成为“世界工厂”中间的一个加工组装车间，它以透支中国的环境资源，劳工生命福利、社会贫富分化为代价，酝酿了本轮全球资本化的危机条件[⑨]；而且，在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均绝对过剩的状况下，当前地方上以房地产与地方政府结合搞的城市化大开发，在这个第三轮全球资本化的内在危机和大萧条来临之际，本质上属于一种以“生产创造需求、调结构、保增长”的刺激政策，这将导致了更严重的泡沫，更为严重的过剩产能、贫富分化，二次探底不可避免……另一个是加剧了细碎化的小农经济问题。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农村“家庭承包制”，其实是一种形成制度改变的交易：政府为了进一步主导改革开放时期的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从不经济的农业退出，其实质是部分恢复了传统的小农经济。在资本下乡和工业化、城市化发展中，庇护小农经济的传统村社理性日益遭致瓦解，小农经济日益成为原子化状态，表现为资金、土地、劳动力等方面的分散性、细碎化、兼业化，它很难抵御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也很难成为当前国家农业战略安全、生态文明建设和新农村建设的主体性力量。

尽管西方理性的扩张加剧了东方式的现代性问题及三农问题的伴生，但是它又高度依赖东方理性对其致贫致乱致污效应的软着陆和化解。中国之所以在建国后的现代化工业化进程中基本上没有遭受大的社会性动荡危机，实是因为每当产业资本在城市发生危机的时候都会把代价向乡土社会转嫁。如果不能做到新农村建设的实际效果，而是把农村摧毁，危机软着陆的载体就不存在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之所以陷入危机跳不出来，原因就在于没有像中国这样有一个无数次接受危机代价并使其在城市得以软着陆的农村。[⑩]以史为鉴，着眼于百年来现代化制度变迁与三农问题辩证关系的历史宏观规律，通过发育新型农民合作组织制度的关键举措，以农民增收和农村经济发展为核心任务，努力维持乡土社会的可持续性；寄望于维持好经济危机阶段软着陆的机会和条件，包括提供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和民生安全的软着陆条件，使农村作为现代化的要素蓄水池和危机消纳器，摆脱百年来现代化制度变迁与三农问题加重的历史性规律循环，这些才是习近平三农思想的战略意图所在。

    三、东方理性复兴在贯彻习近平三农战略思想中的两个着力点

任何组织制度创新，都是处于一定的历史条件和具体场域之中的，任何人的三农战略思想若想流长，则必要溯源；若要可持续，则必要滋润根本。习近平欲通过三位一位的新型农民合作组织制度创新的办法，以制度创新为载体，解决具有战略高度的三农问题，而制度创新不是横空出世的产物，它要有基础、有根源，有历史继承的；同时也应该有一定心性境界和思想理论修养的组织群体为主体性保障的。三位一体，既是组织制度层面的，同时也是思想文化层面的，因为三生万物，大道归一。在此强调颇具有东方理性复兴内涵的两个方面：

    （一）复兴村社理性，是基础性载体和目标

    无论多么丰富的三位一体内容，都会把加强“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的“统”的经营体制作为基础性任务和使命。在传统信用社、供销社系统与农民专业合作社各自为营的大环境下，亟需探索小农经济的村社层面统一经营体制在现实中得以完善和稳定的好办法——从村庄层面发育适度规模性的综合农民合作，尝试以经济合作为基础的村庄整体建设与各涉农部门服务及外部市场长效对接的可能性，这一担当需要借助既有基层组织制度——村两委的体制内和自治体之双重优势。这也是第二次飞跃的应有之义。

对于大多数普通村庄的发展前途而言，显然，不只是夯实村级层面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的“统合”功能，而是复兴村社理性。这个村社理性，普遍意义上而言，即一种村社群体理性。就是指：中国人数千年聚居于村落，祖祖辈辈共享村落边界内的以土地、水和山场为主的资源，形成了能够内部化收益互补并降低外部风险的小农村社文化共同体，其中的经济理性，是一种“内部化”机制，即以村社为边界、以平均地权为内容的财产均沾以及存在农户和村社的两级地权，这种统分结合的土地产权是小农村社体制的经济基础，也是维系村社内部治理秩序的关键机制；同时，中国农村缺乏超越性信仰，小农村社因而成为再造农民人生价值和生命意义的基本场域。⑪以“村社理性”为实践原则的发展模式能够使村社共同体成为应对“资本下乡”的保护机制，村社共同体利益能够最大化地得以保持。⑫笔者曾在河南省兰考县等地参与了十年的复兴村社理性的试验，其经验可以总结为：综合性经济合作组织建设、多样性乡土社会文化建设、党政主导的群众路线这“三位”，服务于作为“一体”的美丽村庄的可持续发展。

    复兴村社理性，是有效落实“三位一体”新型合作机制的必要基础。在村社理性遭瓦解的情况下，无论是什么下乡，都会遭遇小农困境，形成“精英俘获”机制⑬，县乡层面上的“三位一体”也因缺乏基础性载体而功能失效。在高度紧张的人地关系矛盾和无法突破不平等的国际分工体系的情况下，面对国内外政治经济紧缩周期的正确选择，是提倡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民生主义，这是个东方式命题和解决办法。我们亟需从村庄层面增强统的功能，复兴村社理性，巩固统分结合的小农村社制度。

    （二）政党理性的自觉，是习近平三农战略思想得以贯彻的组织保障

    “三位一体”的合作组织制度得以落实，关键在于政党理性在自上而下的大农政主导作用和整合作用的自觉发扬。

制度设计是重要的，但制度的执行取决于人，取决于其所依靠的行动者或者践行者所持的理念和文化。为什么习近平在浙江经过现场办公动员并形成省级政策文件的东西，随着其调迁就难以持续了呢？为什么改革开放发展到了今天，政府各涉农服务部门变成了各自为政的利益主体了呢？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好制度，为什么就难以达成制度绩效呢？可见，制度决定论是有它的局限性的，什么能突破这个局限？只能是持理念、在行动的组织者，组织者的思想建设问题很重要。习近平主张，各级政府要指导和帮助农民成立自治组织，实行农民的自我保护，但是在一些地方推广“三位一体”合作组织，遇到的最大阻力来自涉农部门本身， 涉农部门各有利益、各自为政，难以起到对大农协的主导作用。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呢？是要靠深化改革，然而只有建立在政党理性自觉之上的制度深化改革才能成功，否则很难以制度层次突破制度局限性，也许解决了旧有问题，但会带来更多的新问题。

习近平曾提出：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⑭中国共产党具有马克思主义和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双重性格，其所继承的中国本土的优秀传统政治理念的那重性格，即从先人那儿传承下来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那种“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优秀政治精神元素，正是在千年本土政治中所传承的东方理性，它与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中国人的民族特质、价值观念、生活方式、行为规范相切合，它是实事求是的，是经世致用的。比如，习近平要求全体党员干部要学习党的好干部——焦裕禄同志，学习他“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的公仆情怀，具有“善利万物而不争”的特点；凡事探求就里、“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的求实作风，具有“滴水穿石”的坚韧性；“敢教日月换新天”、“革命者要在困难面前逞英雄”的奋斗精神，具有“自强不息”的特点；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殊化”的道德情操，具有“外圣内王”的素王特点。⑮这些，都是东方式的。中国共产党惟有从东方理性中汲取政党自觉的元素，则可以避免西方政党政治的制度性、权利性缺陷，在制度困境中以德治国，以德行政。

笔者认为，习近平的三农战略思想，其三位一体新型农民合作组织制度创新的长效贯彻实施，亟需一支以东方理性为自觉修养的党政干部队伍，从道德的层面内在的生发出各种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的“法”和“术”出来，否则，制度组织创新缺乏真正自觉的执行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