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大量农村人口仍然存在，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基本的事实，我们不能因为要走向城乡一体化，就否认农村还有居民存在就不去建设，即使到2100年，中国仍然是一个小农经济。

　　 到2100年，即使城镇化率达到95%，不考虑能源、地理、水、光、热等条件，也仍然有6500万人在农村以农为业，也就是5%的人口。5%的人口耕地面积是多少？即使保持住18亿亩这个红线没有动摇，人均耕地也只有27.7亩，是美国当前劳均耕地的1/67。很多人把中国的农业以美国为样本，这是有问题的。中国和美国当前的劳均差异是357倍，也就是人家一块地一个人生活，咱们300多个人生活，所以美国农业永远不是中国农业要学习的样板，我们需要认识到，中国要发展未来的道路一定是中国式道路决不是美国式道路，农业更加如此。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没考虑另外一个规律的出现，就是逆城市化规律。如果考虑这个因素，那么未来30%的人口生活在农村，虽然他不以农为业，但是他生活在农村。如果是这样的情况，在2100年，中国仍然有1.9亿人口会在农村生活，就相当于一个美国加两个韩国。所以我们会说，2100年，中国仍然是一个小农经济的国家，这是必须正视的，所以我们绕不开二元结构，绕不开城市和乡村同时并存的状况。

　　 1.中国的地理环境决定了中国城镇化的模式

　　 除了简单的人口统计之外，中国的情况又决定了我们仍然会存在大量的乡村。

　　 第一，中国人有七山二水一分田的地形，我们只有12%的土地适宜耕种，美国的面积和中国几乎一样大，但是耕地却是我们的3.6倍，人口是我们的四分之一。我们要考虑我们和美国的情况非常不一样。

　　 第二水光热极不均衡导致了美国式的大规模标准式农业，在中国是不现实的，只有少部分地区，比如东北才是适合的。我们所谓的大规模只是东亚式的，日本韩国式的适度规模，远远达不到美国式的大规模。美国的资源条件跟我们的完全不一样，他为了尽可能地节约劳动力，可以浪费土地，我们是尽可能地集约使用土地，不惜投入过量的劳动力。中国七山二水，丘陵地区占70%，丘陵与高山地区适合小规模农业，开不了大机器。水稻作为农业本身就是一个农耕以小农为主的农业。还有蔬菜水果，都要靠人工采摘。美国加州是世界上最好的水果出产地，比如说加州的橙子、红提是很出名的，但是加州水果也要人工采摘，本地人的价格太贵雇不起，就开放边境，让墨西哥人非法进入美国打工，这样劳动力价格才能降下来。所以蔬菜水果、牧业、渔业都是劳动密集型的，只适合小规模耕种。还有占国土面积41%的草原畜牧业，也不适合农区的城镇化，在这么广袤的土地上无法集中居住。我们去内蒙古、新疆、青海调查，发现牧民的来回游动是最好最合理的制度安排，定居是不行的。第一草场退化，由于牲畜来回踩踏他们所在的居住点。第二，他的游走半径小了，对生畜和人的健康都不利。所以他们并不适合这样的我们意图中的城乡一体化，适合另外的城镇化。

　　 中国的三级台地，青藏高原一级，塔里木盆地一直到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第二级台地，然后第三级台地。七山二水一分田可以看得出来，我们配比的条件极不均衡，接近一半的国土面积是干旱与半干旱地区，也决定了南方的稻作农业和北方的旱作农业，还有季风与非季风。中国这么大的巨大气侯差异，农业依靠水和气侯条件才能做下去。还有气侯类型，我们因为季风的原因，因为海拔的原因，分成若干不同的气候带，也有若干不同的农业类型。所以一概而论地讨论中国的二元结构，讨论城乡一体化是不合适的，需要考虑一个基本的事实，中国的二元结构可能会长期并存，而且是不同形态的。中国小规模农业和大量人口生活在农村的事实，是近百年内都不会改变的基本事实。

　　 2.传统的城乡关系决定城乡二元结构长期存在

　　 传统的城乡关系是由行政抽取到市场抽取。1978年之前的中国，是通过行政的力量，把农村的余粮余款动员出来，去支援国家建设。市场化经济时期，地方开始推动工业化、城镇化，也抽取农村的剩余。

　　 农村对于城市的贡献体现为城市对农村的剥夺，是农业剩余、经济剩余（金融剩余）和利润剩余的三层剥夺。第一层是经济剩余的剥夺，以剪刀差的形式出现；第二层是金融剩余的剥夺，有点余款了，给金融机构动员出来了。第三层是利润的剥夺，贷款要付利息。通过这三层剥夺，农村的剩余不断被城市拿走。

　　 3.逆城市化潮流的出现

　　 现在出现了一种主动的城市化与逆城市化潮流，2.5亿到2.6亿的农民工用脚投标，主动选择城市，但是也有一部分的回流，叫逆城市，体现为“四加四”两种力量。

　　 第一个四是逆城市化的四类人口开始出现。第一类人口是大学生，大学生村官，大学生村官到2015年会达到40万，其中还有其他类的知识青年大学生下乡，会在2020年之前达到200万，新的有知识的力量下到农村。第二股力量是告老回乡。很多人从农村出来以后，最后又回到农村。第三类力量是候鸟式的力量。都市农民，周间是白领，周末是绿领，这种力量在北京、上海、广东很多。这种都市农民不仅中国有，在欧洲、日本、美国是常态现象。我前几年去意大利做访问，接待我的是一个律师，但是他在农村里有农场，他带着我到农场里走了走，又带我去看医生开的农场、官员开的农场。去年英国的农业大臣到我们学院做访问，也介绍他有这样的农场，这都是都市农民的例子。第四是农民工。

　　 第二是四类组织化的力量下乡。第一是资本下乡；第二是产业下乡；第三是部门下乡；第四是社会下乡。现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也提到这样的力量下乡，一部分是鼓励，一部分是同时限制。

　　 然后现在对于农村有反哺之手开始出现，就是由恶性二元走向良性二元的状况有苗头了。比如我们温总理曾经多次说，要变国富论为道德情操论，变带血的GDP为人情味的GDP，变抽取之手为反哺之手。

　　 4．中国的聚落类型决定中国人的居住形态

　　 关于城镇化，有相应的一些争论，争论体现为中国九种聚落类型。第一是村落，散居的村落。第二是叫自然村，南方地区有村、寨、社、坳等这样的说法。第三是村庄。第四是行政村。这四类都在村这一级，以下是集中居住的村镇、集镇、镇、城市、小区、社区、街道、城市群等等。

　　 中国的九种聚落类型决定了中国人大体上有五种居住形态。大城市与特大城市，大城市的标准是50万人以上到100万人以下，中国2010年有95个这样的大城市；特大城市是超过100万人的63个，北京就是一个典型的特大城市。中等城市是20万到50万人240个。小城市及小城镇，小城市（县级市）258个，小城镇按照乡镇级的规划是40466个。至少大于40%的人口生活在小村镇。然后还有分散居住的，尤其是西部和草原牧区，应该说大于99%的面积是农村，而绝大部分是分散居住的，因为全国城市的建村面积只是4.36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0.45%。我们虽然每天生活在城市，但是城市在中国的国土面积里比重极小，不到0.5%。

　　 围绕着五种居住形态，产生了五种观点。第一，大城市化的观点，主要是经济学家们持有的。第二，小城镇的观点，主要是社会学家们持有的，比如费孝通1984年就提出小城镇大战略，而且成为国家战略。现在的中国不叫城市化，叫城镇化，与小城镇的战略有关。第三，异地城镇化，是目前普遍的现实，有2.56亿的农民工是异地城镇化的状态，甚至有统计说中国有3.9亿人是流动人口，这是半城镇化的状态。第四，就地城镇化，农民工不再外出了，在本乡本土安家落户，就地改造，村改居。第五，就地村镇化。很多农民工，他们打工十几年挣的钱都投在家乡的房子。为了考虑这个因素，我们课题组提出了就地村镇化，叫多元城市形态。（此为原稿，与书刊有出入）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