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他们终将离开梁庄

近日，记者专访了梁鸿教授，她直截了当的告诉记者：从大的社会结构来看，农村的孩子依然在最底层。

世界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已然启程：人们正在或即将赶往家乡。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副教授梁鸿又谈起她的“梁庄”，她说：“当我们谈到故乡，总是悲喜交加。”

自２００８年至今，她写了《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两本书。前者着眼于在现代中国静静裂变的传统农村，后者则描绘了在裂变中走向城市、并不属于城市的小小“梁庄”。

记者近日在北京一处茶馆采访了梁鸿，谈及她曾谈到的“悲观”时，她特意解释说：“这种悲观不是那么清晰，是缓慢蔓延在整个社会里的，用‘无力感’这个词形容比较恰当，但这也是幸福的，毕竟你能拥有一个村庄，故乡能成为你最根本的念想。”

留在“梁庄”的乡人们

梁鸿的“梁庄”地处河南邓州，离省会郑州４２６公里，离南阳８０公里。

从外观上看，这是一个普通的中原小村。虽然临近一条省道，但是走在村子里却感到静得出奇，偶尔传来狗吠声。

壮劳力几乎全部外出务工，随处可见留守的妇女、老人和儿童，有人临时点着枯枝树叶围成一圈，一边烤火取暖，一边闲话聊天；整个村子看不出有什么规划，即将坍塌的老屋和正在施工的三层楼房比邻而立，道路在新旧房屋之间七拐八弯地穿行。

在村民的指点下，可从房屋的颜色和结构上，大致看出不同年代的痕迹：不多见的土坯房，一般是解放初期建的，只剩个别的还有老人在住；黑瓦灰砖的房子则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所建；红砖红瓦的房子建于１９８０年代；还有白色的两三层楼房，多是近几年新盖的。

梁鸿生长了２０年的故乡，本应有着荷花满池的坑塘，而如今却是荒草丛生，坑塘里堆满了垃圾和农作物秸秆，留存了梁鸿无数美好记忆的老屋，因久无人居而坍塌颓败，村子不远处流过的河也已干涸。

梁鸿笔下，在处于“黑色旋流”上的村庄里，人们看似没有贫富之分，长久维持着五年前梁鸿采访他们时的状态——在梁鸿看来，那是一种精神上的困顿——是无法实现的家庭圆满，是村民们走向城市时留在身后的那个越发空洞的故乡。

出“梁庄”：“单向度”的出路

书里提到的梁庄小学，从养猪场又变更成了家具厂的厂房。村子里愿意读书的孩子越来越少，长期在外打工的年轻父母大多半推半就地放弃了让孩子读书的念头。

回忆起自己的童年时，梁鸿说：“每一个农村的孩子，像我学习稍微好一点，家庭寄予了很高期望，只有考上大学才能不用做农民，成为‘商品粮’。”

现在，除了好好学习考上大学，进城打工给了孩子们表面上的多元化选择，但在梁鸿看来，那是“有限度、单向度的出路”。

高中毕业后，５１岁的梁建令曾在村里当了１８年的民办教师，后来去邓州打工，但最终回村开了个面粉加工作坊，还流转了外出务工村民的２０多亩地。

“像我这个年龄的人现在还能种地，１０年后种不动了怎么办？土地流转是个大趋势，将来都要往这个方向走。”梁建令说，“农村下一辈的小孩们还是要读书上学，最后能凭着文凭在城里找份工作，当个城里人，这是唯一的出路。”

梁鸿谈到，退学情况下的打工都是相对低层次的，在现在的社会结构中，低层次的工作不能被很好的吸纳进组织结构中，仍然是社会的边缘流动，从大的社会结构来看，农村的孩子依然在最底层。

“我们终将离开梁庄”

 《出梁庄记》采访了在外打工的３４０多个梁庄人，书里的最后一章里写道：“我们终将离开梁庄”。

 农民离开土地，是现代中国发生的最为复杂的事情之一。梁鸿说：“在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所有的方案都面临着某种缺失，我只能尽可能去写出生活的复杂性。”

而书里的另一群人：西安开三轮车的二叔、二婶和其他的梁庄人们，在康庄路上拉活儿，拎起木棍就给自己的老乡们“撑腰”，生活在棍棒和躲藏之间，却能在喝酒笑谈时形容轻松，这让梁鸿震惊。

但他们也想着老了回到梁庄。在书中，外出打工的老人说：“树叶落在树根下。”等他们老了，干不动了，只能回到故乡，“老了、病了、残了、死了，回到故乡了。”

而那些更小一点的孩子们，他们从小跟着父母在城市里四处辗转，上学选择寄宿，农村劳动越来越少了，他们对乡村生活经验和对具体村庄的认知是淡漠的，将来让他们回到农村几乎是不可能。

当记者将落叶归根这一问题抛给梁鸿时，她的回答是“不确定”。

“在城市这张大网上，没有哪一个点是属于农民的。农民是不确定的原子，游移在城市的边缘。”她说。

（作者系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文学评论家）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中访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