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完整的家：宗族性村庄光棍的生活逻辑

                ——基于对广西F县S村光棍现象的考察[①]

李永萍

（武汉大学社会学系，武汉，430074）

摘要：宗族性村庄的光棍有其特有的生活逻辑。“不完整的家”、以及光棍在村庄中的现实处境，共同建构了其特有的行动逻辑，即：一方面，由于先赋性的血缘的结构性力量，使得光棍在“自己人”圈子中的人情往来方面表现比较积极；另一方面，由于没有独立的家庭，没有子孙后代，光棍对村庄生活缺乏长远的生活预期，因此，他没有必要通过参与村庄公益事业去获得良好的村落声誉，从而为自己及子孙后代积累社会资源，由此使得光棍在村庄公共义务方面表现比较消极。光棍在村庄中的生活逻辑，进一步确认和维系了其作为光棍的角色。

关键词：宗族性村庄  ； 光棍 ；  生活逻辑 ；  不完整的家

一、问题缘起

近年来，农村大龄未婚青年择偶难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各大报刊头条都出现了“光棍”的字样，光棍问题已成为全社会公认的一个社会事实，不得不引起相关部门的关注。笔者在农村调研时发现，几乎每个村都会存在光棍这个群体，只是多少不一，有的村因为光棍数量很多甚至被称为“光棍村”。调研发现，光棍的存在，不仅对其个人的身心健康及其家庭的生活造成不良影响，而且对村庄的公共生活、社会秩序等方面也会造成诸多不便。农村光棍群体规模的扩大，可能构成农村社会中的不稳定力量。因此，光棍问题值得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同时，也值得进行学术探讨。

学界既有研究主要是从人口学和社会学两个角度切入，研究主要围绕光棍的成因分析展开，另外有少部分文章是关于光棍的类型划分、地位考察及其带来的社会后果。既有的关于农村光棍成因的研究，基本是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进行考察。从宏观层面来讲，学界目前对于光棍的成因主要是从以下两个角度来进行解释的：第一，结构性资源稀缺的视角，认为中国长期的出生性别比失衡以及由社会流动带来的农村青年外流，从而引起中国农村男女性别比严重失调，由此导致光棍现象的产生。[[1]][[2]]第二，婚姻市场要价的角度，这种观点认为由于婚姻市场上女性的缺失，女性在婚姻市场上处于明显的优势地位，因此形成了婚姻市场上女性的“要高价”，当男方无力承担这种“高价”时，就只有退出婚姻市场的竞争，从而导致大量光棍的出现。[[3]][[4]]而对光棍成因的微观研究主要遵循个体主义的进路，认为家庭贫困、个人身心残疾、个人不会与异性交往等因素是导致光棍产生的主要原因。如陈锋认为，“男性的情感交往能力较差成为新时期农村光棍现象产生的主导性因素”。[[5]]

学界对光棍的已有研究成果构成了本文的研究基础，但既有研究还存在诸多可进一步挖掘的空间。纵观既有研究，可以发现两个特点：其一，既有的关于光棍的研究主要关注光棍产生的原因、光棍的分类及其带来的社会后果，而对光棍自身的生活处境及其行动逻辑关注不够；其二，既有研究多将光棍抽离出其所生活的“场域”（家庭与村庄）而独立呈现，没有将之纳入其中进行整体主义的考察。笔者在广西F县S村的调研发现，宗族性村庄的光棍有其特有的行动逻辑，而这种行动逻辑是由宗族性村庄对“家庭”的界定以及光棍在村庄中的现实处境共同塑造的。基于此，本文基于S村的实地调研，将光棍置于其所生活的村落共同体进行考察，试图探讨，光棍在宗族性村庄的行动逻辑以及这种行动逻辑是如何被建构出来的。

二、S村光棍群体素描

广西F县S村是一个普通的农业型村庄，距县城16公里，位于F县东北面。全村人口1300多人，300多户，12个村民小组，共有耕地面积3000多亩。S村至今已有近800年历史，是一个典型的宗族性村庄。全村除几户水库移民外，均姓蒋。蒋氏的后代一般分为四大房，分别为：玑公、澄公、上房、中房。S村共有三个祠堂，分别为：蒋氏宗祠、玑公祠、澄公祠（现已破损），其中蒋氏宗祠为全村共有，纪念共同的老祖先。祠堂是宗族性村庄的神圣之地，历代祖先的灵魂在此栖居。每年S村的清明节集体祭祖的仪式（即“吃清明”）就在祠堂举行，任何人都应该无理由的参与。并且，当一个宗族内“添了新丁”，即有男性婴儿出生时，一定要到祠堂里去“添灯”，以告慰祖先宗族里人丁兴旺和香火不断。这些仪式表现了宗族的“祖先—我—后代”的连绵不断的关系。

目前学界对于“光棍”并没有完全一致的界定。简言之，光棍是指没有婚配的男子，但在不同的文化传统和历史背景下，每个社会对正常的适婚年龄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因此，对光棍的界定显然应该从每个村庄的具体情况出发。本文在参考以往学者对光棍界定的基础上，结合调研个案村的实际情况，将光棍定义为：30岁以上（包括30岁）还没有结婚的男性。按照以上界定，在S村，不包括最近已经去世的光棍，光棍的数量有40例，并且有的一个家庭就出现了2个或3个光棍。S村全村总人口1300多人，因此光棍占全村总人口的比率约为31‰。S村光棍的年龄结构如表1所示：

表1  S村光棍的年龄结构

从以上关于光棍的年龄结构可以看出，60岁以上的光棍总共有7例，这7例基本都是由于历史成分的影响而沦为光棍；41—60岁之间的光棍总共只有6例，相对偏少；而30—40岁的光棍占村庄总光棍数量的三分之二以上，这反映了近十年来光棍形成概率的快速增加。

三、“不完整的家”：光棍“矛盾”处境的起点与根源

许烺光认为，中国人是生活在家庭（族）的保护之下，而一些人由于种种原因，家族不能给予其“庇荫”，他们只能生活在“庇荫边缘”。光棍就属于生活于“庇荫边缘”的人，许烺光分析指出，“社会是如此一个社会，以至于每一个人的幸福完全取决于他的亲属结构。对于那些生活在庇荫边缘的人，社会压力对他们几乎毫无帮助。因此，在庇荫边缘的人，其命运完全依赖于人性，当自我利益不受社会约束时，人性通常表现为暴躁、偏见和自私”。[[6]]不过，许烺光所描画的宗族时代已经成为过去时。在许烺光所刻画的图景中，处于荫蔽边缘的人，一般是不容于村庄社会的边缘人。因此，“边缘——排斥”的视角似乎便足以解释光棍的生活处境。但当前光棍的生成，植根于乡土社会转型的过程，村庄中的弱势者构成了光棍的主体。这种弱势特征，大部分由于经济原因，一部分因为个体性格上的因素，还有一部分，则导源于历史的塑造。这些弱势者的绝大多数并非以村庄规范道德越轨者而自居。他们的行动，仍然嵌入在村庄社会之中。如此一来，光棍的生活处境和生活逻辑，便不再是简单的“边缘化”所能解释清楚的。

在调研中，笔者发现，宗族性村庄中的光棍有其特有的行为方式，而他们的行动逻辑与村民对其的评价以及他们对这些评价如何反应是密不可分的。村民对光棍的评价主要是由宗族性村庄的宗族观念所决定的，在村民看来，光棍的家庭是“不完整的家”，这样一种价值判断形塑了光棍在村庄中的生活逻辑。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宗族性村庄关于“完整之家”的认识进行分析，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宗族性村庄的光棍及其在村庄中的行动逻辑。

家庭社会学对家庭的定义强调结构的完整性，一般而言，根据家庭结构的复杂程度，家庭社会学将家庭分为以下几种类型：核心家庭、主干家庭、联合家庭、夫妻家庭、单亲家庭、隔代家庭等。

以上我们是从学理上对家庭进行定义和分类，然而，我们在村庄中进行调研时，发现农民对于家庭有自己独特的认识。如在我们调查的S村，农民一般会将家庭分为四种类型：（1）有儿子的家庭；（2）纯女户，即只有女儿没有儿子的家庭；（3）夫妻二人组成的家庭，没有子女；（4）光棍家庭。在当地农民看来，以上四种家庭类型中，只有第一种家庭是“完整的家庭”；纯女户和没有子女的家庭属于“不完整的家庭”；而光棍家庭在农民看来甚至不算是一个家庭，“光棍只是一个人，不能算是一个家”。[②]我们可以通过一个案例深入理解宗族性村庄对家庭的定义：

案例1：JSQ，60岁左右，老伴无生育能力，和老伴两人相依为命。80年代结婚，婚后就外出打工，后又买榨油机做生意，当时就赚了一万多元钱（他说当时解放牌汽车才一万多元钱），家庭算是很殷实的。但婚后几年，发现老婆没有生育能力，到处去求医，都没有治好。村里人开始议论纷纷，说他是“绝户头”、没有后代。于是他开始变得颓废，不再像之前那样辛勤工作赚钱，开始天天睡觉、赌钱，钱很快就输光、吃光了。他说：“没有后代，就没有盼头，人的未来就是继承，后代都没有了，生活还有什么意义……”，可以看到，老婆没有生育能力对他的打击有多大。在当时是如此，在现在的生活中仍然对其有很大的影响。他的大哥有时处事不好，他也不会去说，因为“我没有儿子，就没有能力、没有胆量去说别人”。他现在身体很硬朗，但他说“过了明年，我就不种田了，退休了，要享受一下……”，但在村庄中，很多60多甚至70多的老人都还在辛勤的劳动。但蒋大叔没有后代，正如他所说，没有后代就没有盼头，还那么辛苦干嘛呢？

从以上案例可以看出，S村对于没有后代的家庭是看不起的，我们在村里了解到，JSQ经济条件在村里不算差，算是中等水平，但提到JSQ，村民都说，“他命不好，连一个像样的家都没有”。村民所说的“像样的家”，不是指经济条件要好，而是指要有后代，特别是要有儿子。

由此可见，在像S村这样的宗族性村庄中，判断一个家庭是否完整的标准不是看夫妻关系和亲子关系是否完整，关键是看一个家庭里有没有儿子。如果一个家庭里有儿子，即使是夫妻关系不存在（即丈夫或妻子一方缺失），那么在村民看来这也是一个完整的家庭；而如果一个家庭里没有儿子，即使夫妻双方均在，并且育有女儿，在村民看来这也是一个“不完整之家”；儿子的存在，既促成了家庭的结构的完整性，构成了一个较为稳定均衡的三角关系，而且，儿子的存在更促成了家庭的意义的完整性。光棍既不满足横向的夫妻关系完整，也不满足纵向的亲子关系完整，因此光棍甚至连“不完整之家”都算不上，村民只把光棍看做是一个人而已，而不是一个家。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宗族性村庄中村民对“家庭”的独特理解，是由其宗族观念决定的。虽然现实的宗族遭到一定程度的削弱，但传宗接代的观念仍然深入人心。村民认为没有儿子就没有盼头，就绝后了，这是“对不起祖先”的事情。传宗接代的观念，塑造了宗族性村庄中农民的家庭观，即完整的家庭是指“有儿子的家庭”。一言以蔽之，完整的家庭，不仅仅是通俗意义上的结构完整性，更进一步，这种完整性还体现在纵向的时间绵延之中。也因此，在家庭内部的几重要素中，“儿子”便具有了格外重要的意义。缺少了这一环，其他结构要素的存在，便失去了意义和依托。

光棍的家庭在村庄里被认为是“不完整的家”，这正是光棍在村庄里所具有的特有行动逻辑的起点与根源。

四、结构性保护与不安：光棍的现实生活处境

在S村进行调研时，我们刚开始发现一个让我们觉得很“矛盾”的现象。村庄里的光棍一方面能够相对积极地参与村庄人情往来与公共生活；但另一方面村民及光棍自己始终对光棍存在偏见，光棍的内心始终是“紧张不安”的。然而，当我们深入去分析这些现象时，发现这只是表面上“矛盾”，实际上这正表明了宗族性村庄特有的性质与张力。光棍在村庄中这样一种看似“矛盾”的处境，与宗族性村庄对于家庭的认识有很大关系。

（一）结构性力量的保护

在宗族性村庄里，由于光棍不被视为完整意义上的家，因此他在村庄的社会交往层面必然会遇到一些障碍。比如，在村庄舆论层面，会存在一些对光棍不利的舆论。特别是当光棍与其他人发生矛盾时，“恶言恶语”就会扑面而来，村民会骂光棍是“绝户头”、“没有后代”。

然而，在S村，如果只从日常生活来考察，我们发现光棍与其他人并没有太大区别。光棍能参与村庄中的人情往来，也能参与村庄中的其它公共生活，如打牌、聊天或其它娱乐活动，只要他想参与，村民一般而言是没有明显的排斥的。也就是说，宗族性村庄从结构层面对光棍没有排斥与歧视，而是有一种保护机制，使光棍在其中能够正常生活。虽然村民认为光棍的家庭不是一个“完整的家”，但基于一种血缘结构上的保护是存在的，光棍并没有被甩出村庄的公共交往层面。

在人情往来方面，一般而言，村民都不会拒绝与光棍来往，而是“该请的都会请”，村民认为，光棍没有成家本身就已经很可怜了，因此不能再排斥他。并且为了减轻光棍的负担，很多村民都不会收光棍的礼钱。然而，我们也要注意到，光棍在参与人情方面，在父母在世时是依附于父母的家庭，而在父母过世后就更多的基于家族的血缘力量的保护。但是，不管怎么说，光棍在宗族性村庄的人情方面是没有受到明显的歧视，虽然是依附于父母的家庭或是基于血缘的力量，但毕竟他在村庄中没有被完全排挤出去。

此外，在村庄公共生活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光棍的影子。无论是日常的打牌、聊天，还是每年的清明祭祀，光棍都可以参与其中。

案例2：JMR，今年77岁，是S村的一个老光棍。他说自己不仅会参加每年的清明会，并且还做过“清明头”（S村的清明头是轮流做，但村民并没有因为他是光棍而不要他做清明头）。此外，由于他年事比较高，且懂得“白事”中的一些规矩，所以只要是他们那一房里有人办白事，都会请他去主持。

从这个案例可以看出，在S村，光棍是处于一种“可怜而不可恨”的地位。光棍在村庄里不被承认为一个“完整的家”，但由于他是这个宗族的人，基于血缘的力量，他生活于家庭和家族的保护之下。然而，如果他脱离了家庭与家族，他就不可能在村庄里获得承认和保护。

（二）结构性力量带来的不安

然而，在宗族性村庄里，我们同样也可以感受到光棍内心的紧张不安。可见，宗族带给光棍的不只是结构性的保护，同时也有由宗族结构带来的“心理包袱”。这种“心理包袱”主要是由宗族性村庄对传宗接代的重视带来的。由于光棍没有结婚，不能完成宗族所规定的传宗接代的任务，因此光棍的家庭在村庄中得不到认可，不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家庭。光棍的这种紧张不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由于宗族传宗接代观念带来的；其二是由于对现实生活的恐惧带来的。

首先，从传宗接代的角度来看，光棍没有完成宗族所规定的任务。宗族性村庄中，人们的一切活动都是以“传宗接代”为核心的。虽然宗族对光棍有结构性的保护，但是由于他没有完成宗族所赋予的任务和职责，他在这种结构性保护中不能完成再生产，即他不能完成宗族绵延所要求的传宗接代，因此，他的内心始终是空虚的、不踏实的、焦躁不安的。结构只能是从表面上对个体进行保护或压制，但始终不能深入个体的内心，个体的内心的平静还是需要自己通过生命意义的实现去达成。

案例3：S村的老支书在谈到村里的光棍时，说：“村民一般也不歧视他们，各人过各人的日子，没什么好说的”。但是，他也提到，光棍始终是没有后代的人，他们自己心里也过不去，生活没有盼头，日子过起来也没什么意思。而且村里的光棍自己会有一种“低人一等”的感觉，很多时候都不愿意表达自己的想法，觉得自己是“一个说不准话的人”。

从老支书的言语中可以看出，光棍虽然处于家庭和宗族结构性的保护之下，但由于不能完成宗族赋予的传宗接代的任务，不能在结构中完成再生产，因此，他们的内心始终是不安宁的。

其次，从现实生活角度来看，光棍也是处于一种紧张的状态。村民说，光棍在年轻时生活的很潇洒，“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生活没有负担，没有压力，很轻松。然而，一旦步入老年以后，光棍的日子就不好过了。虽然国家现在政策很好，光棍在60岁以后即可申请“五保户”，每个月有固定的生活补贴，只要没有大病，这些补贴就足够光棍一个人的基本生活了。然而，就像村民所言，“身边没有个人，即使有钱也没有人去给你买回来吃”。所以，光棍的紧张不安还源于对老年生活的恐惧，尤其是死后自己的归属问题，涉及到了对未知世界的恐惧。在S村，村民经常会提到一个前几年刚刚死去的光棍的例子：

案例4：S村光棍蒋某，前几年过世。在过世之前他一直是一个人单过，村民说，他死了以后几天才被村民发现。之后也没有办丧礼，而是直接由火葬场的人把他拉到桂林火化，直到现在骨灰还在桂林火葬场，没有人去领回来。村民说，“他以后就是孤魂野鬼了，不会有人去给他烧钱”。

S村的村民说到光棍的事情时，都会很自然地提到这个例子。这种先例的存在，自然也会让现在的光棍担忧自己以后的生活。一方面，他们担心自己老了以后没人照顾；另一方面，他们更担心自己死后变成“孤魂野鬼”。在S村，有这样一种传统，即每年扫墓时祭祀的人都会往祖先的坟上加一些土，这样祖先的坟头才会越来越大，其后代也会越来越发达。而没有后代的人，扫墓的人都没有，更遑论“加土”，因此，久而久之，他们的墓也就不存在了，就会成为“孤魂野鬼”。在这种宗族性村庄，村民对于死后的生活也是很看重的，都希望自己在死后能够得到儿孙的祭拜，这样人的一生才算完满。而光棍由于没有后代，死后的生活自然也就没有了寄托，因此，他们对于未来都不敢想象。我们在访谈一位70多岁的光棍时，问他有没有考虑过以后老了怎么办，他说：“我现在不去想这些，不敢想象，过好现在就是了”。

可见，光棍在宗族性村庄中的紧张不安是源于其不是一个村庄所认为的完整意义上的家庭，因此，他不能在家庭和宗族中实现自己的超越价值。因此，光棍的不安，来自于生命价值之未能完满实现而来的焦虑。这种焦虑，并非祖荫的遮蔽便能消除的，毋宁说，结构的在场，在日常生活的层面上虽然提供了一定的保护，但却加剧了光棍因不能实现生命意义而来的失落、焦虑、紧张和不安。

光棍在村庄中看似处于一种“矛盾”的地位，而实际上这正是宗族性村庄的性质所决定的，这正体现了宗族性村庄的张力。因此要辩证地看待宗族对于光棍的影响，一方面，正是由于宗族的存在，光棍才得到保护，才能缓解由没有结婚而带来的紧张感；另一方面，也正是由于宗族的存在，光棍才会有紧张感，因为他没有完成宗族所规定的传宗接代的任务，不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家庭。

总的说来，光棍在宗族性村庄中是处于一种“可怜而不可恨”的地位。在宗族力量还相对比较强大时，光棍可以依附在家庭和宗族的共同保护之下，包括日常生活中的被接纳、与父兄的“同居共财”、以及通过族内过继的方式来解决自己的养老问题，从这个方面来看，他是被吸纳进村庄生活的。然而，随着现代性因素对宗族性村庄的冲击，村庄中传统的结构性力量逐渐被私人性、理想化等替代，光棍虽然表面上处于家庭和宗族的保护之下，但是其内心是紧张不安的。一方面，宗族的结构性力量在弱化，因此光棍会担心这种结构性的保护忽然之间会消失；另一方面，光棍的家在村庄中始终不被承认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家庭，他的存在是依附于父兄所在的家庭。他处于宗族结构的保护之下，但在其中不能完成家庭再生产，因此其内心始终不踏实。“不完整的家”、以及光棍在村庄中的现实处境，共同塑造了其在村庄中的行动逻辑。

五、积极与消极并存：光棍的行动逻辑

光棍在宗族性村庄里虽然不被视为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家，但他总要通过与别人的交往，生活才能继续。那么，光棍在村庄中的生活逻辑又是怎样的呢？这是本章将要论述的重点。

在S村，我们看到，由于光棍没有结婚，没有自己独立的家庭，他的生活是依附于父母所在的家庭。光棍不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家，他没有后代可以操心，因此抱着“过一天、算一天”的想法，对生活不抱太大希望。然而，虽然光棍相比于村庄里的其他人而言比较消极，但是他不是在所有事情上都“不闻不问”。我们看到光棍在涉及个人“私”[③]的方面相对比较积极，而在村庄“公”[④]的层面就比较消极。这背后的逻辑是怎样的？

（一）人情往来的选择性参与

虽然光棍在“私”的领域的行动相对于“公”的领域而言是积极的，但是在诸如人情往来等“私”的领域，光棍的参与具有选择性。这种选择性一方面是由于宗族性村庄的“圈层结构”所致；另一方面是由光棍所处的人生阶段决定的。

1、宗族性村庄的社会圈层结构

在宗族性村庄里，村民基本都是同一祖先的后代，因此，严格说来，整个宗族以至于整个村庄都应该是属于“自己人”。然而，宗族的内部也分很多房支，且随着现代性的逐渐渗入，宗族遭到了不同程度的削弱，宗族更多的是一种象征意义、一种文化认同，而在实际生活中发挥的作用微乎其微。因此，我们看到，现在存在的宗族内部也有亲疏远近之分。费孝通将中国农村这种具有差别的社会关系形态称为“差序格局”[[7]]，即以自己为中心，形成越推越远、越推越薄的圈子。笔者试图用“圈层结构”这个概念，来分析宗族性村庄目前的社会关系形态。所谓圈层结构，“是指村落共同体中的核心家庭在社区化过程中，需要处理不同层次的价值规范，以及这些规范所构成的社会关联结构”。[[8]]

我们将宗族性村庄中的圈层结构分为两个层面：其一是由“核心家庭——兄弟、堂兄弟——房支”所形成的圈层，它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亲密认同结构。这个圈层一般包括五代至七代人，它是一种“先赋性”的社会关系，不需要通过后天的社会行动去建构。它是村民在办“红白事”的时候主要的参与单位，也是平常村民之间相互往来最为频繁和密切的认同单位。我们将它称为“自己人”的圈层结构。

其二是“核心家庭——宗族——村庄”所形成的圈层，这个圈层是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的交叉形成的，其中既有以血缘为基础的宗族，也有由地缘而形成的邻里关系。但是，应该注意的是，后一个圈层结构中的血缘关系较第一个圈层结构中的血缘关系而言，显得比较弱。它只能表明“我们”是一个祖先的后代，一般只有在宗族集体祭祀时村民才会重视这一个血缘力量。因此，这个圈层结构虽然有一定的血缘基础，但更多地还是要靠后天的社会行动去建构相互之间的关系。我们将它称为“熟人社会的圈层结构”。

在这两个圈层结构中，村民的行动逻辑是不一样的。第一个圈层结构是建立在亲密而又具体的血缘关系的基础之上，成员守望相助、彼此扶持，因此，它是一种“伦理性圈层结构”，它的内部是依赖于成员彼此认可的“软规范”来约束其行为的。任何人不得触犯彼此认同的规范，否则会引起内部的矛盾。比如，在人情方面，在这样自己人的圈层内部，同一层次的成员要相互商量给礼金的标准，不能“想给多少就给多少”。拿农民的话来说，“你如果给太多，就是看不起同一房的其他人”。因此，农民认为规定同样的礼金数额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若经济条件好的家庭多送礼金，那么会给其他家庭带来经济压力；第二，若有人多出礼金，其他家庭就会认为他是看不起别人，“故意出风头”、“认为自己有钱了不起”。因此，可以看到，在这样一些软规范的约束之下，成员之间就不存在在人情上相互攀比。我们在调研过程中也确实发现，宗族性村庄中人情是没有异化的：一是人情项目少、礼金数额少；二是不存在相互攀比的现象。人情在这个自己人的圈子里还是秉持着“相互扶持”的原则。

而“熟人社会的圈层结构”并不是完全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之上，其中有部分是建立在地缘关系之上的。且即使有血缘关系，也是相隔很远，村民除了在集体祭祀时重视这种血缘关系外，在平常的交往中是不太注重的。因此，它是一种“工具性圈层结构”。在这个结构中，每个家庭可以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来建构社会关系，因此我们说这个圈层里的社会关系更多的是后天建构的，而不是“先赋性”。在人情往来方面，这个圈层内部没有统一的标准，每个家庭可以根据自己与主家关系的亲疏远近来决定送多少礼金，相互之间遵循的是“礼尚往来”的规矩。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即使是由同一个祖先繁衍而来的宗族性村庄，内部也有亲疏远近之分。而这样一种“自己人”与“熟人”关系的区别，构成了村民在日常生活中的行动逻辑的不同。光棍在村庄中的人情参与，和普通村民有所不同，他们在人生中的不同阶段会有选择性的参与不同的圈层结构里的人情往来。

2、宗族性村庄光棍的人情参与

我们前面提到，宗族性村庄里存在两个圈层结构，即“自己人”与“熟人”。在这两个不同的圈层结构中，农民的行动逻辑是不一样的。

在S村，我们发现，光棍在人情往来方面并不像余练所研究的那样是人情交往中的“退出者”。[[9]]光棍在人情方面表现的相对比较积极，“该去的都会去”，村民“该请的也会请”，光棍在人情方面不是一个边缘者。村民认为，光棍要积极地参与村里的人情往来，这样才是“会做人”；如果“别人请了你不去”，那就是不会做人，“见识短，不想以后的事”。

案例5：S村光棍蒋某，40多岁，家里还有一个老母亲，和母亲相依为命。他说，村里谁家办红白事，“只要人家叫我，我都会去”，“别人不叫我就是看不起我”。当问到在人情上是“只出不进”时，蒋大哥说，“那个没事，别人叫你是看得起你，要是不去的话，以后我家有个什么事情，别人也不会来帮忙”。虽然他也说不出以后他家会有什么事需要别人帮忙，但他还是觉得人情往来“该去的还是要去”。

并且，蒋某还提到，即使是他在外面，只要家里有什么事情，他立马就会回来。他说，前几年，他在广东打工时，家里一个堂兄去世，“一个电话我马上就回来了”。从这个案例可以看出，光棍在村庄中在人情方面是相对积极的。

我们可以从现实的角度出发，将光棍的一生分为三个阶段：其一是适婚年龄之前（本文指30岁以前），其二是适婚年龄之后、父母去世之前，其三是父母去世之后。首先，在他们到达村庄所公认的结婚年龄之前，他们是生活于父母的家庭之中，这时，村民一般还不会将他看做光棍，会认为他还是一个孩子，是“某某的儿子”。在到达结婚年龄之前，光棍是理所当然的生活于母家庭之中。

然而，当他们到达适婚年龄之后，如果还是没有结婚，而是与父母生活在一起，这就会引起村民的议论。随着父母逐渐老去，之前父母控制的大家庭也逐渐解体，其他兄弟姐妹均已成家分离出去，这时光棍的处境是比较尴尬的。“单身汉们与父母亲一样，在年龄和心理上都是成年人，他们之间不可能是正常的‘教养’关系，但也不属于分家继承后的赡养关系。同兄弟之间，由于其他兄弟已经结婚，所以他们不可能维持婚前兄弟间的带有私密情感色彩的亲密关系，而他自己又没有结婚建立独立的家庭结构，所以兄弟之间也不属于婚后两个家庭人格化关系”。[[10]]由此可见，在到达村庄所认为的结婚年龄之后，光棍若还是与父母的家庭生活在一起，他的处境就显得很尴尬，这在村民看来也是一件很没有面子的事情。然而，这又是不可避免的，虽然村庄舆论把光棍边缘化，但父母或兄弟由于天生的血缘关系，不可能对光棍不闻不问。因此，光棍的一生都要依附于父母或兄弟而生活，因为他们没有自己独立的家庭。如果连父母的家庭也将之抛弃，那么光棍在村庄里就难以立足，因为作为个体是无法直接参与村庄生活的，必须有家庭作为依托。

但是，一般而言，光棍都要经历人生的第三阶段，即父母去世之后。在这个阶段里，光棍一般是独居（至少S村的情况基本如此），所有的生产生活都要依靠自己一个人完成。其他兄弟会在必要时扶持一下，但那也仅限于一些特殊情况。在人生的这个阶段，光棍一般都生活的相对比较凄惨，村民很少会将这个阶段里光棍一个人的家庭看做是一个“完整之家”。

根据光棍的生命周期笔者将光棍人情的参与分为两类：第一，父母在世时，依附于父母的家庭而参与，这是以父母的家庭为核心的；第二，父母过世后，独自参与。在这两类人情参与中，光棍的行动是有一些区别的。在第一种情况下，光棍依附于父母的家庭，跟着父母一起去走人情，这个时候他不是人情的独立参与主体。村庄会把这笔人情算在父母的身上，而不是记在光棍的头上。这个时候，光棍跟着父母参与的人情范围相对较宽，除了“自己人”的范围（同一房）以外，还会参与一些“熟人”范围的人情往来。

我们要重点考察的是光棍的第二种人情参与，即父母过世后或者是与父母分家后独立参与的人情。我们在S村看到很多独居光棍也会积极的参与村庄中的人情往来，但是，独居光棍参加的人情范围很有限，一般只是局限于“自己人”的圈子，也就是村里讲的“同一房人”以内，超过这个范围，光棍就很少参与了。为什么光棍需要参加“自己人”圈子的人情，而不参加“熟人”社会范围的人情呢？或者为什么光棍不是两个范围的人情都不参与？

我们前面提到，“自己人”的圈子是“先赋性”的，不需要通过后天的社会关系去建构。因此，很显然，光棍去参加“自己人”圈子的人情，并不是为了建构社会关系，而是基于一种“先天性”的血缘结构的力量。这样一种“自己人”结构是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之上，因此，光棍参与这个范围的人情，是自己人之间的伦理期待使然。这是宗族性村庄的结构性力量所决定的，因为有亲近的血缘关系，所以光棍才会去参与。如果连这个“自己人”圈子内的人情都不去参与，那么村民就会觉得光棍“不会做人”，他在村庄中就会遭到舆论的谴责。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自己人”的圈子对光棍有一定的保护机制，不会将之排挤出人情交往；另一方面，光棍在“自己人”圈子中也在积极行动，这是一种基于先天血缘关系的行动。

之所以独居光棍一般不参与村庄“熟人”社会的人情往来，是由于“熟人”社会的人情往来一般是为了建构后天的社会关系而设置的。光棍由于没有结婚，没有后代，因此他不需要通过参与“熟人”社会的人情互动来建构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从而获得某些社会资源。光棍的人情，某种程度上是向内的，带有自我保护的色彩。它的人情网络，相对而言，主要体现了最为紧密的自己人格局。

因此，我们发现，光棍在宗族性村庄并不是一个完全的边缘者。依托于血缘结构，光棍仍然能够参与到村庄中的人情网络之中。可以看出，光棍在人情往来等“私”的层面的积极是由两个因素共同形塑的：一方面，宗族的血缘结构对光棍有一定的保护机制，没有将光棍排挤出“自己人”的人情网络之中；另一方面，光棍也需要通过参与“自己人”圈子中的人情往来，从而在村庄中获得一定的保护与归属感，以此来保证自己在村庄中能够继续生活下去。

但是，光棍的家的“双重不完整性”，决定了光棍的生活逻辑体现出强烈的保守性。这种保守性在人情往来方面表现为光棍的选择性，这种选择性一方面是由村庄本身的圈层结构所致，另一方面是由于光棍独特的生命周期所致。通过维持具有选择性的、最为低度的人情网络，从而不断确证宗族结构的在场，防止自己在村庄中的真正边缘化。

（二）公共义务的消极应对

前面提到光棍在“私”的领域的行动逻辑，本节主要通过“村庄公共义务”这个变量来探讨光棍在“公”的领域的行动逻辑。总的说来，光棍在“公”的领域的行动表现的比较消极。

宗族性村庄具有很强的公共性特征，直到现在为止，村庄里还能组织起义务工，这在很多其他地区的农村都是不可能的现象。如果以一年为单位，S村每年需要出“义务工”的情况有以下几种：第一，修理村里的灌溉渠道、机耕道，这个是不定的，但一年至少会出工三四次；第二，清理村里的生活用水水沟，一年大概出工4、5次，一般是年初一次，三四月份的时候一次，7、8月一次，年底一次，这样才能保证村里的生活用水比较干净；第三，种风景林，一年一般只有一次，通常是在年初的时候。因此，这样看来，村里每年需要出义务工的情况确实不少。

然而，在组织义务工的时候，并不是所有人都会积极参与，总会有一些人会“偷懒”。而这些人经常就是在村里“没什么想法的人”，光棍在其中占很大比重。

案例6：我们在和S村的一个小组长聊到村里义务工的情况时，他说一般村民都会积极参加，“这次不去下次也要去”，总之不会一直都不去。毕竟都是为了全村人的利益，村民都能理解。并且，在村子里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义务工也不是必须每一次都参加，但一年当中你总要去几次，如果连续三四次都不参加义务工，那么其他村民在背后就会议论了，会觉得这个人不会做人，以后他家需要别人帮忙时别人也不愿意去帮。因此，在这种舆论压力下，一般村民一年中多多少少都会参加几次。

但这位小组长说，“单身工没什么负担，这辈子过了就完了，没什么想法，一般都没那么热心”。而且光棍一般也不太在意别人的说法，你说你的，我做我的，抱着很“无所谓”的态度，因此村民“说了也没用”。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总体来看，光棍虽然在人情往来方面相对比较积极，但在村庄公益事业方面就比较消极，不像其他村民那么热心。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反差呢？

我们可以先来分析其他村民为什么会积极地参与村庄的公益事业。在笔者看来，宗族性村庄里村民积极投身于村庄公益事业，主要是基于以下几点原因：第一，对村庄生活有长远的生活预期，因此需要在村庄里为自己及子代留下良好的声誉；第二，宗族性村庄有相对较强的价值生产能力，能够通过村庄舆论力量对违反村规民约的人形成压力；第三，村民有强烈的“自己人”的认同结构，能够将村庄的“公”变为个体的“私”。基于这几点的考虑，一般村民都会比较积极地参与村庄公益事业。

而光棍本身没有结婚，没有自己独立的家庭，没有子孙后代，在村庄里也不被视为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家。他是抱着“过一天、算一天”的想法，“这辈子过完就算了”。因此，可以看到，光棍更多的是“活在当下”，他们一般不去考虑以后的生活。一方面，光棍对村庄没有长远的生活预期，因此，他没有必要通过参与村庄公益事业去为自己以及子孙后代积累好的村落声誉；另一方面，由于没有完成传宗接代的任务，个人的生活意义无法得到实现，光棍的生活开始变得消极、颓废，村庄的舆论、规范等对他不起作用，他是抱着一种“无所谓”的态度在生活。

（三）小结

综上所述，在宗族性村庄里，由于光棍没能完成宗族的核心任务，即传宗接代，因此，光棍个体的生命价值无法在家庭和村庄中得以实现，这必然会使得光棍变得消沉，生活态度不积极，从而也会影响到光棍在生活中的行动逻辑。一方面，由于先赋性的血缘的结构性力量，使得光棍在“自己人”圈子中的人情往来方面表现的相对比较积极；另一方面，由于没有独立的家庭，没有子孙后代，光棍对村庄生活缺乏长远的生活预期，因此，他没有必要通过参与村庄公益事业去获得良好的村落声誉，从而为自己及子孙后代积累社会资源。由此也就使得光棍在村庄公共义务方面表现的比较消极。

光棍在村庄中特有的行动逻辑，也从侧面进一步形塑了他作为光棍的角色。正是由于光棍采取这样一种生活逻辑，进一步强化了其光棍角色，使其愈加难以脱离光棍行列。

六、余论

本文对光棍生活逻辑的考察建立在光棍的家庭是“不完整的家”这一前提之上。“不完整的家”、以及光棍在村庄中的现实处境，共同建构了其特有的行动逻辑，即：一方面，由于先赋性的血缘的结构性力量，使得光棍在“自己人”圈子中的人情往来方面表现比较积极；另一方面，由于没有独立的家庭，没有子孙后代，光棍对村庄生活缺乏长远的生活预期，因此，他没有必要通过参与村庄公益事业去获得良好的村落声誉，从而为自己及子孙后代积累社会资源，由此使得光棍在村庄公共义务方面表现比较消极。

光棍的形成并不是一个固定的时间点的问题，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也即，为什么处于“两可”状态（有机会脱离光棍行列的）的光棍，最终还是无法走出光棍行列？这就涉及到了光棍的生活逻辑问题。也就是说，本文对于光棍生活逻辑的分析也从另一方面解释了光棍在村庄中为何得以维系下去。

家庭、以及扩大了的家庭即宗族，他们的影响力之发挥，塑造效果之达成，也并非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而是需要作为行动者的光棍的参与。正如前文所述，当前的宗族力量已经弱化，而父权更多表现为一种消极意义上的自在的形式。因此，对光棍的生活逻辑的考察，恰恰从另一侧面展示了光棍如何理解笼罩在他们身上的结构性因素，又如何在日常生活中作出自己的选择（如前所述，这些选择往往有着表面的矛盾之处）。在村庄的场域中，光棍的生成并不是一个有着确定终结点的阶段性过程，在光棍的生活逻辑中，他们的行动，他们的话语，他们的生活方式，也在不断地确定和塑造自己的身份。对于大多数光棍来说，随着年龄的增大，“光棍”也越来越成为难以摆脱的标签了。在这个意义上讲，光棍的生活逻辑，进一步确认和维系了其作为光棍的角色。因此，不理解光棍的生活逻辑，便很难真正理解光棍生成机制所内含的时间绵延性。

此外，对于光棍生活逻辑的考察，必须要植根于家庭（家族）与村庄性质的背景之下。纳入对光棍生活逻辑的考察，也可以进一步从当地人的视角和行动逻辑丰富对于宗族性村庄家庭的理解。完整性家，不仅是结构上的，而且是意义上的，要想透彻理解当地家庭的结构，也离不开对光棍生活逻辑的考察。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