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本该是阖家喜庆的团圆日子，可这个乙未新年对于我的小学同学马元来说却高兴不起来，就在腊月二十三，他58岁的父亲万引因胃癌离世，在半年前确诊后，他父亲已经神志不清，整日疯疯癫癫。村民都感叹，这个当了十几年村干部、英武了一辈子的强人，最终被疾病击倒了。同样不幸的还有三组的与我家有远亲的安怀，他的堂兄弟才52岁，大年三十去祖坟祭扫，回来之后觉得身体不适，赶紧让安怀送他去医院，结果半路脑溢血，再没抢救过来，而他们家人从没意识到他患上了心脑血管病。大年初二去舅舅家拜年，舅舅给我讲了他们村一则同样的事例，一位50出头的村民在年二十九“突然栽倒”，再没抢救过来。

这种“突然栽倒”的死亡案例在近年来已经不新鲜，也让很多村民对自身健康产生了忧虑。一些慢性疾病如高血压、血栓、脑溢血、心脏病乃至癌症，成为决定村民健康与生死的主要因素。

农民对心脑血管疾病这样的疾病缺乏足够的自我监控，一旦紧急犯病，就会出现“突然栽倒”这样毫无防备的打击。前年，我的59岁的大姑就是在中午做饭的过程中，突然栽倒在院子里，由于事发突然，连送到医院抢救的机会都没有；而在大前年，我定居在新疆的堂叔也是因为突发脑溢血，过世时54岁。家族内连续的因心脑血管疾病而造成亡故，令人感到恐慌，特别是联想到造成我的爷爷去世的原因也是脑溢血，让我的叔伯们感到不安，虽然那已是十几年前的事。我的父亲身体健康，很少得病，但在今年才发现已患高血压，在劳动时眼内毛细血管爆裂溢血，险些影响了视力。也正是这时，父亲才发现自己的心脑血管病。这些案例的集中凸显，突然让人感觉到了心脑血管疾病的普遍性，以及由其突发而造成死亡的案例，让村民的生活感到恐惧。

在我的村里，仅以我所在的第四村民小组为例，近年来已经有6例因心脑血管病的突发而造成死亡的案例，这些亡人基本都是40~60岁的中年男子，还有3例虽被抢救过来，但已失去了自主能力，要么神志不清，要么已无法行动。临近的三组，去年就出现了3例因心脑血管疾病而造成失能的年轻人，或卧床无法动弹想，需要家人喂吃喂喝，或因犯病已造成中风或偏瘫。心脑血管病的普遍化已造成村民的恐慌，特别是这些疾病突发造成中年人的过世，实在令人惋惜。

村庄的“疾病谱”

    根据春节期间的粗略观察，近年来家乡出现的亡故原因，因心脑血管疾病突发而造成的“突然栽倒”已有相当大比例。可以对比的是，一项以村庄为单位的田野调查发现，在2005~2010年间，90位死亡的村民中，心脑血管疾病造成的死亡已超一半（郇建立在冀南沙村的调查发现，高血压、脑血栓与脑溢血成为了村庄中的常见病，而且有低龄化的趋势。）。2013年《卫生计生统计年鉴》对居民致死原因的统计表明，恶性肿瘤、脑血管病、心脏病与呼吸系统疾病是造成农村居民疾病死亡原因的前四位。

回乡观察的现象能够印证统计的结论，慢性疾病已经成为乡村社会中排名首位的死亡原因。村里卫生室的医生松海告诉我，来诊所量血压的人很多，但自己没有好的治疗方法。没有好的办法，这并不是松海的医术所限，对于慢性疾病的防治，不存在彻底根治的可能，只能在平时进行调理，通过饮食、锻炼等方法进行稳固，再辅以医药手段施治。由于心脑血管病症发病时症兆难以预测，对日常生活的管理就成为防患的唯一办法。

我们在其他地区的农村调查中，往往会发现一些年富力强的人留守在村无法外出工作，细究起来，大多数是患有心脑血管疾病，不得不成为乡村“闲人”。一旦确诊了心脑血管疾病，一些关注自身健康的农民不得不停止工作，留守在村看护自我，而更多的村民则罔顾疾病事实，或者“闲不住”，仍要外出去从事体力劳动。而一些村民告诉我，如今的包工头老板也变得“贼”起来，一旦听说或发现某位村民有慢性病，就绝对不会再雇佣，一些工地已经开始了基本的血压检查，排除那些血压异常的农民工。

慢性病的自我防控

乡村中“三高”人员也数见不鲜。而“三高”往往是被看做“富贵病”，似乎离农民很遥远，这也是造成农民对慢性病缺乏警惕的原因之一，直到疾病突发造成“突然栽倒”，才会意识到自己已罹患心脑血管疾病。

缺乏疾病防控意识，这是引起慢性病造成突发后果的主要原因，而往往是到了“突然栽倒”的时候，才会发现自己的病症。对于“三高”的出现，村民根据医嘱或电视上提供的信息归因，认为生活水平的提高和饮食方式改变是主要病因，油脂与盐类的摄入被认为是心脑血管疾病的诱因。而令人疑惑的是，在以面食为主的关中西部，节俭的饮食习惯往往不足以引起血管疾病；而从事体力劳动的农民，本不会因缺乏锻炼而出现肥胖以及由此引发的“富贵病”。在村民那里，“富贵病”的出现是令人费解的，但却如此普遍地发生了。

我在春节回家时购买了一台电子血压计，最近打电话回家，母亲告诉我周边邻居都来试试查了自己的血压，结果发现血压异常的人不在少数，一半以上的村民发现自己的血压或多或少地偏离了正常水平，高压在120~150mmHg之间的人较多（这是正常高压与低度高血压的范围），那些平时认为自己健康的人，也都被测量结果吓了一跳。

为了防控心脑血管疾病，很多土办法被打听到并迅速执行，包括喝醋、泡药茶、红酒泡洋葱等，一些被认为具有降压功效的食材，如洋葱、花生、玉米须、葫芦汁等，洋药方、土办法加上偏方一齐上阵，还有一些久病的农民，正在从基督教或佛教中寻求救治之道。由于慢性病难被治愈，长期的自我保养就成为唯一的办法，为此病人的人生历程被打破，年富力强的时候却成了村庄中留守的“闲人”，由于无法为家庭做贡献反而成为家庭的“累赘”，觉得自己是“废人”。

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2012年《中国心血管病报告》数据显示，业已明确诊断的慢性病发病人群已经达到了2.9亿人，在此疾病谱转换的条件下看，孝道将会接受更大的、现实的严峻考验，特别是在家庭内的疾病照料方面。

值得一提的是，慢性病的普遍流行，在村中意想不到地反向解决了某些孝道难题，32岁的村民光娃小两口对自己父母极为不孝，甚至将二老驱赶到了别的村民组寄宿，不久之后光娃被确诊患上了糖尿病，长期医治而得不到缓解，有村民向他们建议，正是由于他们的“不孝”而遭到报应，现在需要补救才能得到上天的原谅。多亏了疾病，二老终于被光娃两口接回了家好生奉养。同样的案例也发生在我的本家堂叔存胜身上，他的老母无处存身，只能待在本镇的一家寺庙里，存胜患上腰椎间盘突出之后，也因自己的“不孝”而悔悟，老母被接回了家。

慢性病的社会照料

打针吃药、饮食调理和身体锻炼成了“三高”病人日常的必备功课，在村里出现了一些积极锻炼的人，他们在村民异样的眼光中执行着跑步、步行等运动方式，希望能保持健康状态。而那些已经被心脑血管病击倒的人，如村里的云胜和穗林，已经失去行动能力多年，疾病照料成为家庭的重大负担。

在当前，家庭看护仍是慢性病患者照料的基本方式。瘫痪在床的穗林和行动不便的云胜家庭在村民看来是不幸的，他们都是50多岁，正该是成为爷爷负担起抚育孙辈任务的年纪，如今却成为子女的负担。艰难而无期的照料，对孝道提出了严峻的考验，一些村民认为，与其被慢性病折磨得半死不活，还不如“突然栽倒”来得轻松，自己不遭罪，也不给家庭子女添负担。与对家庭的感情折磨相比，经济负担也是不可忽略的一方面，患胃癌的万引在半年的化疗期内花去了3、4万元，虽然马元并未因这些花费而迟疑，但在村民看来，与其花这些无用的钱，还不如让死前过得随意一些。遇到这种难以治愈的顽疾，一些村民赞成放弃治疗，毕竟这是打水漂的钱，还得不断往里填。

这样的说法未免残酷，但对于慢性疾病造成的家庭不幸，很多人都报之以同情和理解。行动不便的云生神志尚清楚，他也对村民表示，宁愿早点“坐快车”，不让家人再遭罪，只不过女儿尚未出嫁，死不瞑目。当被慢性病摧毁了生存能力之后，患者企盼着早点解脱，孝道也被重新加以理解式地放松。

而慢性病的普遍化，也对医疗体制带来了新的任务。一旦心脑血管等慢性病被确诊，患者往往会结束务工而回家疗养，基层卫生体系将要承担预防和治疗的责任，而慢性病的长期照料，将会带来公共卫生支出的大幅增长。我的父母参加了医保，前几年每年也只会因头疼脑热、感冒发烧而去定点医院就诊，而今年下半年，已经因处理突发高血压而进行过一次手术，加上日常打吊针、买药和血压监测，半年内医疗支出已经达到了近8000元，国家医保承担了其中的70%~80%。我询问了我的当村医的邻居松海，他表示现在来自己诊所看病的都是老人和孩子，小孩的感冒发烧、老年人的心脑血管疾病是主要医务内容，同时，自己还要将很大精力放在对全村几个“重点户”的巡诊上，这些“重点户”都是因心脑血管疾病突发而造成失能的，每个村民小组都有3~4例。

村民缺乏对心脑血管等慢性病的警惕，一些村民习惯于“小病忍，大病拖”，往往等到出现“突然栽倒”的紧迫后果才会意识到慢性病的厉害。村庄中已经出现的“失能”人群给村民增添了恐惧心理，唯恐也遭遇如此不幸，不但自己的生活节奏被无情打断，而且会给家庭带来残酷压力。而缺乏疾病知识的村民，往往对不知因何而来的慢性病缺乏理解，也会因此影响对疾病的科学防治。而对那些偶尔就会出现的“突然栽倒”的邻里，除了表示不幸之外，还需要更多社会支持和制度构造，毕竟，慢性病普遍发生使得基层的健康治理已经刻不容缓，而这不仅仅只是家庭的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