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分析了近年来中国内地围绕香港问题的公共舆论的形成及其结构特征，指出公共舆论在实际的政治进程中已经或多或少成为重要的建构性要素。近年来执政者已经清晰意识到自己在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挑战，一个重要表现是，无论说什么，怎么说，都会有相当数量的社会声音表示批评或异议。面对这种意见分化乃至对立的社会格局，一线工作的干部如果只是局限于自己发声（所谓“亮剑”），会经常发现自己陷于左右不讨好的尴尬境地。这一结构性困境，日益迫使执政者直面如何处理与那些分化的社会意见之间关系的问题，包括如何介入公共舆论形成过程、如何在公共舆论形成过程中发挥领导作用、如何在新的现实条件下做社会动员等方面。这是所谓“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核心问题。文章认为，相对于干部们的“亮剑”，社会公共舆论形成之后的回应，更接地气、更有针对性、更有活力、也更有社会动员能力，执政者的回应与它们相结合之后，才能获得真正强大的回应能力。

公共舆论在当代中国已经呈现出构造未来的力量。最广为人知的案例，是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借助刚刚起步发展的互联网的舆论平台，普通社会公众获得了此前所缺乏的有社会能见度的言论平台，对于当时改革中的诸多不平等、不公正现象尤其是所谓“新三座大山”做出了强烈的批评，形成了引人注目的“反思改革”的社会潮流，引发了一次有关改革方向与具体举措的社会辩论。这些社会辩论和社会潮流，推动了执政党将民生问题和社会公正作为核心问题的政策调整，它们也是这些政策调整的强大民意基础。可以说这是一次大规模的群众参与案例，而公共舆论的形成，既是群众参与的表现，也是群众参与的基础。如果公共舆论无法形成，也就不可能有这样的群众参与，更谈不上群众参与推动执政党的政策调整。

从功能上说，社会辩论和公共舆论形成的社会政治意义并不一定是所谓“求真理”或者“求真相”，而是往往包含并不一样但相互关联的多元要素。其中主要者有二。其一，社会辩论在一定条件下有助于“求真理”和“求真相”，即所谓“真理越辩越明”。其二，社会辩论的过程及其呈现也有重要意义，即辩论本身未必会形成共识或者得出结论，但辩论形成社会影响力，推动公共舆论形成，可以让不同的社会政治意见和政治力量显现出来。这种情况下，社会辩论未必会引导人们走向“真理”，但这些辩论仍然不是没有意义的。“真理”可能被延宕，但辩论可能是政治的。本文分析社会辩论与公共舆论，即着重于观察作为“政治过程”的公共舆论，至于“真理”究竟在何处，则是另外需要讨论的问题。

作为“政治过程”的社会辩论和公共舆论的形成，为实验主义治理提供了重要的基础。赛伯和泽特林指出，实验主义治理可以被理解为从多样性中学习的机制，它把多样性从对整合的障碍转变为推进整合的有利条件。如果说，策略不确定性是实验主义治理的一个前提，那么另一个前提就是权力的多头或多级分配，在这里，没有某个行动者有能力强加她自己偏好的方法而不考虑其他人的意见。（参见“实验主义治理”微信公号第1期2014年5月1日“实验主义治理”一文）

今天在不同领域，公共舆论是否存在，存在的量级是大还是小，并不一样。有些领域例如民族区域问题包括西藏、新疆问题，尚未形成有可见度的公共舆论。这些领域缺乏公共舆论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因为涉及民族和宗教的敏感问题，管理者出于避免因言论引发社会冲突等等考虑，设置了言论限制。有些领域如香港问题与台湾问题的言论空间比较接近（有一定限制，但不像民族宗教问题那么多和严格），但公共舆论形成的情况各有不同。在香港问题上，近年已有明显的公共舆论；在台湾问题上，则尚未形成明显的公共舆论。其中的区别，与公众是否关心有颇大的关系，而公众是否关心，仍然与言论空间有密切关联。[1]

公共舆论的形成及其为政策选择提供的空间：以香港问题为例

中国内地在香港问题上形成充分可见的公共舆论的标志性事件发生于2012年初。一内地儿童香港地铁内进食引起一香港男子与儿童母亲争议的视频在网络流传，引起内地舆论第一次轩然大波。其中，北大教授孔庆东当年1月19日在“第一视频”“孔和尚有话说”的专栏节目中做出言辞激烈的评论。[2]这些评论在媒体与网络传播过程中被简化为孔庆东骂“香港人是狗”，同时在内地和香港舆论中引发热议，包括内地和香港媒体对孔庆东此番言论的一轮“炮轰”。

在这一问题之前不久，2011年11月，孔庆东在微博上对一位试图采访他却触怒了他的记者口出粗言，即著名的“三妈”之骂，已经引发内地媒体对孔庆东“同仇敌忾”的一轮“围剿”。孔庆东与众多媒体之间的对峙，主要原因是政治意见方面的冲突和对立，一般表述为左右之争。这一对立，也是弥漫于当时中国舆论空间的政治意见冲突的一个重要爆发点。

因为有这一政治意见对立的背景，孔庆东的介入及其引起的媒体反弹，使得当时围绕内地儿童地铁进食事件的争论变得比较复杂。在孔庆东未评论此事之前，争议视频在内地网络传播过程中，内地网友对此事件的不快是显而易见的，其中意见有对立，但相对简单和技术化，主要是小孩应不应在地铁进食，小孩进食与大人进食是否应有区别，那位香港人士那样指责是否恰当，等等。在孔庆东卷入之后，这个问题的争论便与所谓左右之争纠缠在一起，一方面使这一问题包含的多个层面的争议点呈现出来，一方面使得这一问题引起了更为广泛的关注。

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一种比较有影响的看法，对孔庆东有强烈批评，并认为香港人可以为了坚持自己的秩序而批评内地人，虽然这种批评的方式未必合适。这种看法倾向于认为，香港在文明素养和制度等方面优于内地。从当时内地与香港的媒体正式发表的文章来看，这种看法比较常见。

不过，有意思的是，这种在媒体上最多见的看法并不能主导社会舆论。就在2012年2月1日，香港《苹果日报》和《爽报》刊登《香港人忍够了》的全版广告，[3]以大幅的“蝗虫”比喻赴港内地人，抗议大量“双非”父母赴港生子造成香港公立医院资源紧张，以及内地人赴港买奶粉、读大学等，并歧视性地列举了香港优越的诸种理由，包括称内地简体字为“残体字”。虽然这一广告可以看作对孔庆东开骂的一种回应，但这一回应并非直接针对孔庆东，也并非只针对“双非”儿童的父母，也包括去香港买奶粉和读大学的一般内地居民。这一“蝗虫”广告经网络转载与媒体报道之后，内地普通民众看到之后的感受自然很少会是正面支持的。虽然有“深圳网友”在香港《太阳报》刊登以“香港人，谢谢你”为主题的广告，但这种看法并不能引导内地网络舆论，内地网民与那种带有歧视性的香港舆论之间的裂痕不可避免地扩大了。从舆论效果上说，“蝗虫”广告对内地舆论的影响是巨大的，这一广告的出现，在一定意义上使得内地媒体对孔庆东的批判失去了部分支撑，从而难以起到塑造大众舆论的作用。

在“蝗虫”广告出现之后，内地对于排斥内地人的“港独”主张者的批评与反感的舆论逐渐形成。这种舆论从来不是针对整体香港人的，香港“明珠”的形象深入人心，一般内地人对于香港至今都抱有欣赏和喜爱的感情。由于排斥内地人的部分香港舆论不仅仅针对内地政府，而且针对买奶粉、上大学的一般内地人抱有歧视，从而使得一般内地人对于以“港独”为核心之一的这类舆论产生了强烈的反弹。随着后来继续出现内地游客在香港受少数人歧视性围攻的现象（包括今年春节前后的小规模围攻事件），以及香港在本港舆论压力之下出台限制内地人购买奶粉的举措等一系列事件的发酵，促使更多的内地人对香港出现排斥内地的舆论不以为然和反感。在内地有关香港问题的舆论场中，因为孔庆东开骂所呈现的意见对立慢慢淡化和消失了，不再处于中心位置。因为对内地游客被歧视攻击、奶粉限购等事态的感同身受，相当部分因为反对孔庆东政治立场而态度模糊的内地人士，对于香港这种排斥内地人的舆论，也不再抱有同情和模糊的态度，而是产生了本能的反感情绪。一个相关的现象是，虽然内地网民对执政党与政府往往多有批评，但对于“港独”这类无法走出殖民意识、对内地带有歧视看法的批评，却未必接受，对这类批评的反思也在逐渐增加。

由于排斥内地人的“港独”等舆论针对一般内地人，而且被一般内地人体会到，于是针对“港独”的内地社会舆论也随之形成。原本“港独”在政治上与“台独”一样，在内地民意中都很难得到多少支持；而近年来“蝗虫”广告等系列事件，进一步使得内地舆论中产生了一种明显的反感“港独”的潮流。这种情感潮流衍化成的舆论，进而对所有“港独”起着重要作用的社会运动都连带着产生反感的情绪。这种舆论的积累和形成，对于内地与香港的联系与互动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一个指标性的事件是，从内地网络空间对于2014年香港“占中”事件来看，并没有形成一般社会维权事件发生时常见的同情舆论，反而可以看到因为对“港独”反感进而对这次事件有所冷嘲的舆论的形成。

在香港“占中”事件发展的过程中，中国网络空间并不存在舆论一律的情况，今天中国几乎在任何一个领域都再难以出现这种状况。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传统媒体与门户网络都避免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讨论，一般只是转载那些比较“稳妥”的报道和分析。这些报道和分析也会进一步强化人们对于“港独”的观感。“占中”运动并不等于“港独”，“占中”运动的复杂面相在内地舆论场域也有所呈现，例如，运动中存在对于香港少数富豪主导香港经济、造成贫富分化悬殊等状况的异议，即引起了较多关注，在微信和微博平台上，有一些有关香港贫富分化的文章广为流传。但由于“港独”在“占中”运动中的活跃，以及“占中”运动中同样屡屡表现出排斥内地人的要素，人们即使对香港贫富分化等状况有同情和同感，这种同情也很难成为主导要素。

对于整个“占中”运动，内地网络舆论仍然存在众多分歧。但从舆论议题的影响力来看，所有的分歧议题，都没有对于香港排斥内地人的氛围的反感这一议题醒目和重要。无论就内地人对香港“占中”事件的整体认知而言，还是对于“占中”事件的态度而言，这种反感情绪都有着最为重要的影响。何况，由于缺乏媒体空间的深入和充分的讨论，香港内部的具体状况及其复杂性很难得到充分呈现和讨论；即使在网络空间有所呈现，也很容易被忽视。

这种舆论状况的形成，主要不是官方舆论宣传的结果，而主要是内地人在香港受辱或冲突事件刺激的后果。这一舆论的兴起，针对的是持歧视性立场的少数香港人，尤其是“港独”分子，因此内地民意的大规模呈现，会给“港独”的发展造成强大压力。事实上这一舆论态势，也为内地应对“占中”事件提供了政策回旋空间，一是内地网络舆论对待“占中”的冷淡态度与对待“港独”的反感态度，为内地和香港政府对“占中”采取较长时段冷处理与果断的策略提供了重要的社会基础；二是这种基本民意的冷淡与反感，意味着“占中”很难与内地的集体性事件发生互动，政府可以比较从容地处理“占中”问题，而不用急着“灭火”。

另一方面，内地香港关系的舆论为内地人与“港独”之间情绪性对立的议题所主导，也会遮蔽内地香港之间更具建设性的议题，尤其会减少内地对于香港内部复杂状况的了解兴趣。主要议题为（港独所激起的）内地反感情绪与港独之间的对立所占据，既是围绕香港问题的公共舆论的主要特点，也是其局限。这种状态是目前内地香港建设性合作处于低潮的一个反映，但也显示目前缺乏能动性的政治动力，来启动新的建设性议题。这种状况虽然有短期的好处，但需要改变，改变的关键是舆论议程设置和中心议题的改变。

新的建设性议题的启动将有赖于两个方面的进展。其一，需要进一步开拓内地人民深入了解香港社会的渠道和空间，建设内地与香港人士对香港问题进行讨论的舆论平台，通过活的实践与理论辩论形成新的有活力的建设性议题。

其二，更为深入地认识香港社会的内部状况，包括“占中”运动内部的复杂状况，对香港社会内部那些带有普遍性的民意诉求，尤其是减少贫富差距、更好地建立民意反馈渠道、功能界别改革等等议题，需要在现有制度框架之内给予积极回应，甚至也可以考虑呼应民意，实验性地做制度性调整。也就是说，需要进一步改变目前有关香港问题的公共舆论的议程设置，将香港内部问题包括贫富分化与功能界别等问题作为重要辩论议题开放呈现（至少在一定范围内）。例如，在大陆知识界已有的讨论中，如何看待香港目前的功能界别制度便是一个关键议题。目前香港立法会的议席分为地区议席（按照选民居住的地区划分）与功能界别议席。立法会70个议席中有一半由地区选民选出，另外30个由28个“功能界别”分别选出，剩下5个议席是2012年改革之后新增的议席，从直选出来的区议员中选出。“功能界别”的含义是，每个界别代表不同的行业或利益集团，其中商界与工业界各有两个议席，其他界别各一个议席。因而目前香港立法会的选举实行的并不是一人一票制度，而是一人两票，每个公民在直选中投一票，而属于功能界别的选民在选举界别代表时又能再投一票。按照2012年的选民登记，功能界别的选民将近24万，他们的第二票可以直接选出30名议员，321万普通选民的第二票则只能间接选出5名（2012年新增的）议员。香港的选举制度试图在大众民意、社会精英、利益群体之间形成平衡，客观上这一制度设计有利于社会精英和工商阶层。崔之元指出，由于香港功能界别分别计票，导致任何有利于劳工的立法方案（如最低工资、集体谈判权等）都通不过，因此如何实事求是地面对这种制度限制，是一个不应回避的挑战。与此相关，在香港（在中国及全球经贸体系中的）地位变迁、社会经济变革的整体架构中思考香港选举制度改革的可能性和评估其利弊，引入不同视野、不同声音（包括缩小香港社会分化的角度、避免此一议题为境外势力操控的角度，等等）对这些议题加以深入研讨，有利于更有针对性、更有效地回应香港治理问题。这不仅是一个未雨绸缪的议题，其实也未必不可以发展为香港如何更好地融入国家的议题。

如果说中央政府有必要深度关注香港社会目前社会分化加剧带来的特区治理难题，那么，便有必要在知识上深入了解与贫富分化加剧有密切关联的香港内部相关制度的利弊得失，并利用和创造已有的政治空间给予积极和适当的应对。如果没有这种主动创设新的建设性议题的政治过程，那么，香港社会的议题有可能为“港独”所挟持，内地人与“港独”对峙的议题，有可能在“港独”的运作和引导之下，逐渐扩展为内地人与香港人之间的对峙，这样这一议题将逐渐恶化，成为内地与香港融合进程中的一大障碍。这是一种需要极力避免的前景。

公共舆论形成是社会动员和群众参与的基本途径

从围绕改革议题形成的、包含严重分歧的公共舆论，以及围绕香港问题形成的公共舆论来看，公共舆论在实际的政治进程中已经或多或少成为重要的建构性要素。在外交领域，如对日外交，也可以清晰地看到这种互动。不过，在公开的政治论述中，公共舆论形成还不是政治进程的重要构成要素，这多少意味着，目前虽有多样的公共舆论与政治进程互动的实践，但尚未形成一种自觉的政治意识。之所以如此，很大程度是由于担心社会意见分裂、冲突和辩论影响改革开放进程，不愿意让社会意见分化和冲突清晰呈现出来。

不过，今天社会意见分化、辩论与对立几乎在每个领域都存在，无论是否愿意让这些辩论表达出来，它们都已经在网络空间中蓬蓬勃勃地开展了（参见2014年11月23日公号文章《社会思想多元化与“不争论”原则的变化》）。执政者近年来已经清晰意识到自己在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挑战，很多在一线工作的干部对这种挑战深有体会，那就是，无论说什么，怎么说，都会有相当数量的社会声音表示批评或异议。面对这种意见分化乃至对立的社会格局，一线工作的干部如果只是局限于自己发声（所谓“亮剑”），会经常发现自己陷于左右不讨好的尴尬境地。这一结构性困境，日益迫使执政者直面如何处理与那些分化的社会意见之间关系的问题。也就是说，执政者不得不面对自己如何介入公共舆论形成过程、如何在公共舆论形成过程中发挥领导作用、如何在新的现实条件下做社会动员等问题。这是所谓“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核心问题。

本文侧重从当代已有实践的角度初步讨论此一问题。

首先，需要打开相关领域的社会舆论空间。打开舆论空间的形式可以多种多样，但舆论空间的打开是群众参与和社会动员得以展开的基础条件。一般来说，一个问题领域的公共舆论空间的形成至少需要一个条件：网络互动平台在这一领域议题的基本开放。众多改革议题、香港问题、对日外交问题、对美外交问题等等领域的争论得以呈现，都有赖于网络舆论空间的打开。如果有的议题在一定时期有更多的舆论空间（关键是报刊、电视、广播等传统媒体对这些议题的开放），公共舆论的形成会更为迅速。例如医疗改革、教育改革等部分改革议题的辩论一直能在传统媒体上展开，部分时期香港问题也能在传统媒体上略作讨论。而民族、宗教等议题无论在传统媒体还是在网络媒体上，都有比较严格的限制，这些领域的公共舆论就难以形成。

从理论上说，在当代条件下，任何领域的议题都无法完全限制，也没有必要给予极为严格的限制。即使民族、宗教领域的议题，也可以有选择地提供更多的舆论空间，让社会多数的意见能够呈现出来。并不是说，提到开放舆论空间就等于完全放开，而是至少应该通过各种实验，在尊重一些“硬约束”的前提下，尽可能多地开放舆论空间，尽可能多地创造多数群众表达的新方式。在香港问题这种社会风险相对较低的领域，更应该解放思想，拓展社会多数意见表达的空间。如果没有这样的公共舆论空间的存在，执政者便只有干部们单调的声音，对于潜流涌动的各种社会意见缺乏灵活有力的回应。相对于干部们的“亮剑”，社会公共舆论形成之后的回应，无疑更接地气、更有针对性、更有活力、也更有社会动员能力，执政者的回应与它们相结合之后，才能获得真正强大的回应能力。

其次，如果能够强化与社会多数意见互动的能力，便不必过于担心社会意见分化的负面影响。说到底，社会意见分化状况是否“危险”，关键看执政者是否能够获得社会大多数意见的支持和良性互动。如果能够，便不会有什么“危险”；如果不能，则的确会有社会风险。当代条件下社会意见不可能不出现分化，如汪晖所指出，现在无论疆独、藏独、港独还是台独，都有各自的社会动员，这些势力的社会动员在不同程度上都是不可避免的。真正的关键是执政者自己能否形成对最大多数群众的动员，以这类动员的方式对这些势力形成真正强大的压制和削弱。无论是执政党的执政领导权，还是执政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都有赖于它抓住社会核心议题，动员最大多数群众，获得最大多数群众的支持。

英国著名法律学家、《英宪精义》作者戴雪在《公共舆论的力量》一书中（本文标题借用了这一书名）即分析了“意识形态领导权”与公共舆论多数之间的关系。他梳理了十九世纪英国的立法与一般公共舆论相互动的过程，指出公共舆论对于立法有着决定性的作用。他认为十九世纪英国公共舆论经历了从个人主义主导的时期（1830年代—1860年代，以边沁为代表）向集体主义主导的时期（1870年代—20世纪初，以约翰•穆勒为代表）的转变。戴雪本人的立场更为接近边沁主义和个人主义，对集体主义抱有强烈批评，但他的分析呈现了自己并不喜欢的集体主义在英国公共舆论占据主导地位的状况。（在这个意义上，这本著作也是一本优秀的思想史作品。）十九世纪英国公共舆论主导权从个人主义向集体主义的转移，意味着集体主义在十九世纪后期英国的“思想战”中占据上风，而其中的主要原因和动力则在于英国社会结构的巨大变迁和工人社会斗争的进展。也就是说，英国经历十九世纪中叶资本主义大发展之后，出现了社会强烈分化，工人运动随之兴起，约翰•穆勒作为边沁主义的领袖，对这一时势变化主动回应和调整，试图调和自由放任主义（个人主义）与“工人阶级中最优秀的人的想法”[4]，引导形成新的集体主义舆论。对于戴雪而言，他个人不认同穆勒的调整和方向，但也清楚很难改变这种公共舆论潮流的变化，所以他只能承认自由放任主义（个人主义）在1870年代到20世纪初英国的失败。戴雪的这一分析，从失意者的角度提供了“意识形态领导权”（公共舆论潮流）变化与社会结构变迁相互关联的历史经验。

其三，需要积极推进在不同领域根据具体情况、通过不同方式扩大社会舆论空间的实验。目前，在一些领域已有主动的实验，例如，最近，中央积极推动在外地的新疆人士叙述自己的经历和感受，包括积极推荐中央电视台记者库尔班江的《我从新疆来》一书。这类的实验还可以更多、更积极，例如，进一步扩大新疆学者与内地学者之间的研讨交流，进一步促进不同城市的新疆人士与当地人士之间的对话交流，敢于通过不同的方式让新疆各民族人民的声音释放出来，等等。在香港问题上，同样可以进行一些实验，例如，可以尝试放开对于香港问题的学术研讨（甚至部分媒体的讨论），提倡在这一问题上不同看法的争鸣。

在台湾问题上，一个可以提出的问题是，既然香港问题上可以内地能够形成公共舆论，在台湾问题上大陆能否形成公共舆论？从有关香港问题的公共舆论形成的经验来看，一个重要的基础是，目前大陆社会包括政策研究界、决策领域围绕两岸关系状况、对台政策等方面业已存在的不同意见的辩论，需要有呈现和展开的公共舆论空间。同时需要对台湾内部议题有更多和更深入的了解，这样可以避免公共舆论为单调的情绪性对立所主导，而可以开拓多层次的、更有回应能力的议程。由于目前两岸之间的人员交流与经贸往来日益频密，诸多公众对于两岸关系的各种问题有各种切身的体验，如果上述辩论能有呈现的空间，则可以形成多元、多层次的公共舆论，既可为大陆的政策选择提供更从容、更主动的选择空间，也可在台湾内部引发丰富的、多元的反应，构成大陆舆论场对台湾舆论场的影响力。

总之，需要勇于逐渐推进舆论领域的开放，促进社会公共舆论的形成，为政策选择提供更宽阔的余地和空间，逐渐从根本上改变意识形态领域的被动局面。（作者是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

[1]汪晖在最近发表的《当代中国历史巨变中的台湾问题》中指出，大陆与台湾的两岸关系中还有一个明显的不对称，一边轰轰烈烈，而另一边却如隔岸观火，这不但造成了一种舆论上的不对称，而且也阻止了两岸之间的公共空间的形成，而这种公共空间是社会团结的基础。舆论上的不对称反映着另一个更深刻的问题，这就是高度的政治动员与极度匮乏社会政治动员的对比。不久之前，大陆游客与香港居民的矛盾激发起那么多的口水和情绪，从某个意义上说不是坏事，把内地和香港的毛病和矛盾都展示出来，而不只是将这些问题都遮蔽在"一国两制"的套话之下。然而，如果这样的相互介入只是停留在口水战的层面，政治热情会逐渐消失。

[2]例如，“香港，到现在都有很多二鬼子，你看刚才那个男的，他像个人吗，虽然你听不懂他说的话，人家不过一个孩子在地铁上吃东西，你就说小朋友不能这样做，这有规定的，这样做不好，应该这样处理。而且人家妈妈还说了，我们不知道，我们现在不吃了不就行了吗。后边这事情还没完没了了，而且是群殴，你们对待香港人这样吗？你们对待美国人这样吗？对待日本人是这样吗？对待你日本爹美国爹是这样吗？我就没看见你们这样过！我认为香港是中国各地比较差的地方之一！我多次去香港，都看到大量的香港人没有人味！坑蒙拐骗无所不用其极！香港导游，香港售货员就没有几个有人味！你香港人有什么资格在内地人面前扬眉吐气？！我再次说，香港人很多是狗。”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boardid=1&id=10006028

[3]广告内容说，“你願意香港/每18分鐘/花$1,000,000/養育「雙非」兒童嗎?/香港人 忍夠了!/因為明白你們受毒奶粉所害 所以容忍你們來搶購奶粉/因為明白你們沒有自由 所以招待你們來港「自由行」/因為明白你們教育落後 所以分享了教育資源給你們/因為了解你們看不懂正體字 所以在下面用了殘體字:/「来香港请尊重本地文化要不是香港你们全完蛋了」/強烈要求政府修訂基本法24條!/阻止大陸雙非孕婦無限量入侵本港!”

[4]《公共舆论的力量》，戴鹏飞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第1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