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表示，经济增长潜力来自人均收入水平，从根本上需要通过技术不断进步，依靠生产效率、质量、附加值提高带来平均劳动生产率提高。放慢经济增速，污染时间反而可能更久。面向高端产业的新增投资，是化解过剩产能的有效途径。

“未来20年，中国经济仍有保持8%GDP增速的潜力。”面对中国经济换挡降速，昨天举行的2015中国宏观经济论坛上，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语出惊人”。他认为中国经济增长依然拥有巨大潜力，但需要避免陷入一些不利于潜力释放的误区。

2009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的华尔街金融家首次用“新常态”描述经济环境。林毅夫认为，经济新常态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产生影响，但其表现并不相同。发达国家的经济新常态中，低增速、高失业率突出，由于发达国家社会福利体系发达，失业问题下政府救助压力陡增，财政赤字快速积累，为降低债务成本，迫使政府维持接近为零的低利率。高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下，流动性上升，实体经济复苏缓慢缺乏投资机会，大量资金就进入资本市场，短期投机推高股市泡沫。

林毅夫认为，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下调是必然的，但判断会下调到多少，要看经济的增长潜力和挖掘潜力的内外部条件。林毅夫表示，经济增长潜力来自人均收入水平，从根本上需要通过技术不断进步，依靠生产效率、质量、附加值提高带来平均劳动生产率提高。发达国家已经站在产业和技术的最前沿，创新成本相对较高、风险较大；发展中国家在追赶的过程中依靠对技术的引进、消化、利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成本较低，因此可以凭借“后发优势”，保持高于发达国家数倍的经济增速。

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经济经历30多年高速增长，“后发优势”是否已经用尽？林毅夫表示，判断“后发优势”还有多大，不能看过去增长多快，而要看现在的差距还有多大。目前我国平均劳动生产率水平只有美国的1/4，日韩等国家和地区在达到该水平后，都又经历了数十年高速增长，这意味着中国起码还有20年左右，保持GDP8%左右增速的增长潜力。

“有潜力不代表必然实现，当前有一些混淆视听的经济观点，不利于中国经济潜力的挖掘。”林毅夫指出，第一个误区是将环境问题完全归咎于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快速发展，认为经济慢下来，环境一定会好。他表示，中国经济处于从农业为主过渡到工业为主，还没有过渡到服务业为主，工业化的阶段，能源使用集中、排放量大等因素加大环境压力，世界发达国家都曾有过这个时期。但放慢经济增速，会拉长这一阶段的延续时间，经济发展慢，污染时间反而可能更久。

对投资作用的认识是第二个误区。当前不少观点将产能过剩归咎于投资太多，投资再增加，产能会更加过剩。林毅夫指出，目前国内产能过剩集中在钢铁、水泥、有色等行业，消费市场没有能力直接化解产能，而投资减少后，这些用于建设的产能更无从化解。“过剩产能应该依靠产业升级化解。”林毅夫认为，中低端产业向高端升级过程中，面向高端产业的新增投资，是化解过剩产能的有效途径。

第三个误区是对政府基础设施投资的误读，有观点认为经济下行压力下，政府反周期的基建投资措施，效率低下，同时政府投入过多，会影响民间投资。林毅夫表示，政府基础设施投资看上去效率低，是因为建设和回报周期长，而基建带来的企业效率提升并未计算在内。经济好时，大量政府基建投入会产生投资过热；而经济下行时，民间投资热情下降，政府基础设施投资成本低，还能拉动就业、提升整体效率。“目前国际上的观点已经改变，认为经济下行是政府进行基础设施投资的最好时候。”林毅夫说。

第四个有待商榷的误区是经济增速慢可以倒逼改革。林毅夫认为，如果经济增速过慢，产生就业问题、企业大量破产、金融呆坏账积压，将会导致经济社会各方面的不稳定因素。“届时政府只能扮演救火队的角色，只能加大政府干预，许多改革措施难以有效推行。”林毅夫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