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最近在湖北省钟祥市曙光村调查20余天，通过与大量的党员、村组干部座谈，发现了基层组织建设实践中党组织除了发展致富能手入党外，还注重培养崛起的新中农进入党组织。所谓的新中农，是在税费改革、农民大规模外出务工背景下，通过村庄内部自发的土地流转产生的一个阶层。他们依靠逐渐的土地自发流转，达到20亩—50亩的种植规模，这样他们就可以依靠土地长期在村庄中生活和交往，避免半工半农的摇摆式生活。他们依靠夫妻劳动力，不雇工或少雇工，在农业经营模式自主创造了不同于“人均一亩三分，户均不过十亩”的“小规模家庭农场经营模式”。
是调查发现培养新中农入党，为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发挥了作用。新中农参与乡村治理或称“新中农治村”缓解精英流失造成的基层组织建设困境，增强了基层组织战斗力，为城市化背景下的农村社会治理提供了稳定的主体力量。相反，党建政策中主要提倡“致富能手”入党，对于党组织建设成效并无增强的显著效果。舆论一味着宣传“富人入党”，带动农民致富，效果并不好，还会在人民群众中间甚至造成一定的思想混乱，比如老百姓认为“穷人入党干什么？”
1 、富人入党成为“无效党员”
当前党组织建设有“双带”政策，即农村党员干部带头致富，同时带领村民致富。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设一支“政治素质好、带富能力强、协调能力强的“一好双强”型党组织书记队伍。在基层党建实践中，这一政策就演变成把“致富能手“吸收进入党组织，期望他们带领群众致富。
在调查村庄曙光村近年有多名富人入党。富人入党是缘由是，在当前形势下，他们希望通过参加党组织提升政治资本、扩张社会网络。同时在上级政策鼓励的背景下，基层党支部也乐于选择富人作为培养对象。2005年来村庄新党员一共有8人，其中有3人是“经济能人”，当地人称为“老板”。党组织是乡村治理的中坚力量，然而富人入党而不参与村庄治理。外出务工经商致富的包工头、本村养殖大户、饭店老板等进入党组织，很难在村治中发挥作用。
一是他们没有闲暇，无暇顾及村治，他们每天都在市场上活动，在外当包工头、做生意的老板，一年难以回几次村庄，他们也很少参加党组织的活动，对村庄生活并无影响，他们成为“无效党员群体”。二是他们的生活面向朝外，其基本的经济社会利益与村庄并无关联，带动群众致富、为村庄治理做出贡献不是他们所考虑的。实践上基层干部也没有指望他们治村，发展他们入党是为了响应上级政策、并且考虑到村庄举办公益事业时能够让他们捐款罢了。村支部书记讲富人入党实际效果并不显著。在2010年一组修建公路，村支部书记三番五次去拉老板的赞助，老板当面说的很好，过后却没有捐款，“谁还到他们口袋里去掏钱呢？”
2 、发展新中农入党应对村治精英流失
税费改革之后，基层党组织并没有无所事事。基层组织并非因为不收税费，就缺少事务。水利、道路、各种惠农政策、转型期各种矛盾纠纷的排查化解，以及各种突发形势，都需要基层党组织不断加强基础能力建设。基层党组织依然是农村社会中最富有合法性和行动能力的组织，是乡村秩序再生产的组织基础。然而农村人财物流出却给基层组织能力建设提出了一个难题：村治精英流出之后，谁来担任治村重任呢？
曙光村党建实践中发现了新中农这一群体，党组织同培养他们入党，充任村组干部，发挥了良好效果。相对于目前提倡的“富人入党”的双建双带政策，培养新中农入党不是政策的产物，而是基层党组织在治理实践中为了应付精英流失的困境而采取的实践举措。这几年新当选的村干部和能够能够坚持下来的小组长均来自这个新中农阶层。
在曙光村村班子中，书记、6组组长、3组组长、2组组长都是这样的新中农农户，他们流入1户或者2、3户的土地，以耕种中等规模土地，获得不少于外出务工经商的收入。他们要么是已经是中农而被动员进入党员干部队伍，如李光斌、三组组长，要么是因在长期在这一位置上，有了责任制约之后通过流入土地成为一个中农。曙光村新中农治村现象比较典型，正因为此才并未出现村治精英流失导致村治瘫痪的现象。在遭遇大规模人财物流出背景下，曙光村在基层组织建设实践中找到了一种基本的道路，即培养中农入党，充任村治精英。
3、新中农入党的必要性
在大规模外出务工经商的背景下，农民经济开始产生分化，一部分农民开始通过在市场经济中“游泳”致富。在市场经济意识影响下，一部分党员和干部开始无法安于村庄，寻求向外发展。用农民的话来说，现在的社会是“经济社会”，谁不去挣钱就会被边缘化，成为“说不起话、办不成事”的穷人。这是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客观现实。
城市化是未来20年的的大趋势，基层党组织需要考虑人财物大规模流出农村、农民阶层分化背景下党组织建设和乡村治理的主体。大规模的人财物流出乡村，其中非常重要就是包括青壮年党员流出乡村，这导致基层党组织可以发挥作用的有生力量下降。在市场经济影响下，在党员干部也是人的“经济社会”中，用原来的讲奉献、讲责任来要求基层党员和干部已经不太现实。
曙光村的青壮年党员流出是一个大趋势。村治精英主要来自青壮年党员，在市场经济影响下，党员干部队伍并不稳定。曙光村党支部一共有64名党员，其中老年党员23人，其余41人为中青年党员。但常年在外流动的党员就有24人，长期在村的只有17人。这17人中，除开在村兼业无暇顾及村治的几位忙于做生意的老板，剩下来能够进入村治队伍的不到10人。
最短缺的是1组9名党员中4名为老年人，4名为务工人员，只有1人是长期在村可以充任村组干部的党员。在2008年曙光村1位党支部副书记就迫于家庭经济压力而辞职外出务工。而在2010年，原妇女主任也因为有了更好的打工机会而辞去职务，基层组织不得不另外寻找人选。基层组织能够寻找的人选，唯一的来源只能在长期在村庄中，又能够从村庄中获得稳定的不低于打工收入的群体，这样的群体的阶层属性就是新中农。
4 、新中农治村的可能性
调研发现正是这个新中农，有充足的意愿参与到村庄治理中来，因为他们的收入主要来自土地产出，主要社会关系和生活场所在村庄，因为他们最需要乡村秩序的良好，较便利的农田水利、较安全的村庄治安、较融洽的社会关系等等，从而为新中农入党之后，实现新中农治村提供基础。
新中农耕种有20亩的土地，兼一些副业，他们长期在村庄生活，他与村庄有较为强烈的利益关联。他们对生产和生活设施的需求特别强烈，是村庄中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最热心的参与者；他们是村庄中最为保守及稳定的力量，又是中央一系列惠农政策坚定的支持者。党群关系方面，他们是党和政府在农村基本的群众，也是当前人财物流出乡村之后能够成为骨干的力量。我们可以举1组组长李光斌的案例来看新中农如何进入村治的。
1组组长李光斌是2009年入党，2010年转正的，他的入党和治村经历很能说明培养新中农入党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他今年43岁，90年代的高中毕业生，从2006年开始，通过土地自发流转，他一共种有40余亩土地，来自本组的亲戚朋友，是典型的新中农。他能够进入村班子是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他他在村庄长期耕种土地，留得住、有闲暇，他也有能力和热情。党支部要培养他入党，其主要目的是为把他培养为稳定的村治精英，目前他担任治保主任，主要负责纠纷调解兼任1组组长。李光斌是他叔叔马昌庆发现并推荐的。马昌庆曾经为村支部副书记兼任1组组长，本身是一个中农。2008年夏天，马副书记就准备辞职外出务工，他向乡镇党委递交辞职信，因家里还有1个儿子未能成家立业，他必须要外出务工为儿子结婚筹备足够的资金。乡镇党委不批准他辞职，给了他半年的机动时间，说如果半年在外面搞不下去，就可以再回来当副书记。马副书记考虑到这个组长的位置特别不能空缺，就动员侄子李光斌代理组长职务。之后村书记鼓励李光斌竞选村干部，他顺利地在08年底换届选举中进入村两委，同年他并被党支部发展为积极分子第2年发展为党员，补充入村治队伍。
5 小结
上文已经就一个村庄党组织建设中为了应对村治精英流失而采取的新办法做了初步的介绍，认为基层党组织建设在实践中紧紧依靠新中农这支崛起的力量，找到了可持续的依靠力量，为大规模人财物流出乡村背景下如何建设党组织提供了一种新思路。余下的部分是一个讨论，笔者认为基层党组织建设要广泛的做社会各阶层分析，落实党的十八大重新提出的群众路线，就需要找到党在农村社会的基本群众，紧紧依靠这支力量来团结广大群众，真正把群众路线落到实处。
基层党组织建设是基层组织建设的核心。当前社会转型期，基层社会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革，新形势下如何建设基层党组织需要科学的调查和判断。笔者认为要回到毛泽东同志在革命时期所提出的建党学说，无论任何时期都首先要科学地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阶层）”，这样才能够明确，党组织“依靠谁、团结谁、反对谁”。
当前许多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一种本本主义和文牍主义，这是一个危险的方向。党组织建设不是一种技术，而是一种政治，科学分析基层党组织所面对的社会各阶层分化状况，才能够明确基层党组织主要依靠什么样的基本群众。找到这个基本群众，就能够找准党组织建设的基本依靠力量。按照党的十八大精神，在2013年开展群众路线教育活动，这客观要求我们找到一个基层社会内部出现的“抓手”，笔者认为在社会阶层分析上找到新中农这支党组织的新生力量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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