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新慈善遭遇旧逻辑

陈 锋

临近春节，接到乡镇中心小学老校长电话，他邀请我于正月初四参加本乡2015年春节乡亲恳谈会暨教育基金理事会。据悉，基金会理事几乎都是本乡镇的企业家或“暴发户”，捐资数额都以万计。作为本乡镇为数不多的博士之一，且在大学任教，并非理事的我也得以受邀参会。

本乡教育基金会于2011年成立，是本县第一个乡镇级别教育基金会，其资金主要用于本乡镇的奖教助学：奖励近年考上重点高中或考上本科以上的学生，以及乡镇教师的一些补课补贴等。据了解，基金会首次募款就达百万余元人民币。自成立以来，基金会各项运作逐步规范，如账户独立，章程逐步完善规范。然而，该基金会还是遇到了发展瓶颈，，资金方面一直未能扩容，而乡贤们的参与热情不增反减。每年召集的会议参与的人数逐渐减少，，2014年春节，仅有8人参加，其中基金会理事只来了一半，理事长甚至未能出席。今年，乡镇书记、镇长亲自协助与理事联系，并让各村干部动员本村近年涌现的新“富人”参与2015年的聚会，为基金会资金扩容。因此，今年到场人数达33人，受邀者主要是一些企业家和正科级以上干部。会议由乡镇书记、镇长主持，其间，县长也前来捧场。在多方动员之下，一些企业家当场拍板续捐，另一些依然没有动静，有的则被当众点名要求表达一下心意，有的则悄悄离开会场……，现场捐赠资金达到69万。

应该说，教育基金会的成立与发展，体现了乡贤对教育的重视，对推动家乡人才的培养与教育的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作为初次参会者，笔者发现了一些有意思的现象。一是参会的对象与先期主办方通知动员的人员相差较大，一些在其所在村庄热心公益的人并未参加乡教育基金会；二是一些乡贤在其本村一些公益事业上捐资甚多，但是对于乡教育基金会的捐资数额并不高。换言之，不少乡贤对于乡教育基金会捐资热情并不太高。这是为何呢？

在乡教育基金会的这次捐资动员中，村干部曾多次动员我的一位堂叔参与，却被婉拒。堂叔早在上世纪90年代末去上海闯荡，虽不算大富，但也积累了笔可观的资金。近年来，他在家乡做了不少善事：他曾为家境较差的哥哥免费建了一栋房子；每年回家，他都会给本家族的老人送钱送礼物。在笔者上学期间，他也多次主动予以资助。今年一听说村里要修建祖屋，他也首先允诺捐资1万……乡里乡亲对他热心家族公益事业、慷慨资助家族内部其他成员的行为赞不绝口。然而，他却不愿意参加乡镇的教育基金会的这次聚会。他说，“我知道去就是去捐款的，我没太大兴趣，自己有能力就帮助自己的家族做点事情，其他的哪能管那么多？”他这一说法，正是很多乡贤不参加乡镇一级公益事业捐资的主要原因。“有钱有能力，就是要为自己人做点事，除非你是有钱到钱没处花。再说，把钱放到他们那里，我们也不可能真正去监督钱的用处，远不如资助‘自己人’来的实在和放心”。一位村民也持同样的想法，乡村慈善应当首先帮助“自己人”。而关于基金使用成效的担忧则是另一些人担心的问题。在一些村庄，个别特别有钱的乡亲，干脆以自己名义独立成立基金会，从事乡村慈善，直接面对捐助对象。

另一位村民，从事建筑行业多年，家产已有上千万。2011年，他第一次捐给基金会3万元，也是乡教育基金会的第一任理事之一。今年的大会，他一直一言未发，被主持人点名后，续捐了万元，会后很快离开会场，也没参加午宴。看得出，他对乡镇的教育基金会并没很大的捐资热情。但早在几年前，他一人就为村里修路捐资10多万。今年，他打算在老家新建6套连体别墅，耗资约300万元。其中三套是他自家三兄弟，另外三套则是三个堂叔。除了他自家一个兄弟外，其他人并无建别墅的能力，但他允诺，其他人只要出资10万，资金缺口全部由他兜底。显然，对他来说，同样是公益，家族的事情重于村庄的事情，村庄的事情重于乡镇的事情。

乡村“慈善”的这一逻辑，事实上也是多数中国有钱人做“慈善”的逻辑，由自己拓展至家庭，由家庭拓展至家族，由家族拓展至乡里，一层一层往外推演。概言之，这是一个由小私到大私再到小公、大公的逻辑。这一逻辑运用费孝通先生的“差序格局”形容依然贴切。费老认为，中国人人际关系是以自己为中心，按远近来划分亲疏关系，就像石子投入水中，水面上泛开的涟晕，由中心向外延伸，一圈一圈。这便可以解释为何很多村民热衷于在家族、村庄做善事，而对更大范围的“慈善”则没有那么高的热情。

对照西方国家的“慈善”行为，中国人“差序格局”的 “慈善”逻辑，常常也被诟病为缺乏大爱和大公，认为中国人最大的毛病就是“私”。然而，中西方的这一差异，究其本质来说，只是慈善所生成的文化土壤的不同，而无所谓文化的高低，中国本质是一个“伦理本位”的社会。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多数农民在其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主要还是依靠家族成员、乡里乡亲的帮衬，而那些走出农村的人也往往依靠家族及乡亲提供的援助。如此一来，这些人若日后能衣锦还乡，自然也就对家族与家乡更多一份桑梓之情。就我自己来说，在上大学的时候，临行前，家族中各家长辈都前来送行，有些人拿些鸡蛋，有些人拿些水果，还有人送个几十、几百块钱……这一温情画面至今依然历历在目。如果有人问我，有两个需要帮助的孩子，一个是家族里的，一个在偏远地区，你的能力只能帮助一个，你选择谁？从理智上分析，我也知道偏远山区的孩子同样需要帮助，但从情感上说，我会毫不迟疑地偏向自己家族的成员。其实，如果每个人都能从身边做“随手公益”，哪怕从家族开始做“慈善”，不也是一种正能量吗？

何况，农民的各种行为包括慈善公益，虽遵照“差序格局”行动逻辑，更愿意为自己的家族办事，为自己的村庄办事，却并非意味着农民只讲“私”而不讲“公”，或 “以私损公”。事实上，我们经常看到，在村庄修路等公益事业当中，一旦家族中出现阻止公共事务建设的“钉子户”，出面“做工作”的往往就本家族中声望较高的人，进而达到“崇公抑私”的效果。可见，“私”不断扩大的这种连带关系恰恰也为反向“公”转化提供了社会基础。换言之，中国农民的公私关系并非绝对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向外推延，而是同时在具有弹性的 “自己人”范围内生成一些地方性的共识与“公”的观念。正是如此，我们看到，在农村地区，民间慈善与公益的发展，也许不是那么无“私”，却仍然为中国农村的改变扮演不可替代的角色。

  本文删改版发表于《半月谈》2015年第6期

 作者简介： 陈锋，福建永泰人，社会学博士，北京工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