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政治学学科领域中一个相当独特而又十分重要的分支学科，比较政治学正日益引起人们越来越大的兴趣。这种状况的出现不仅是因为相对于其他分支学科而言比较政治学研究处于某种不发展的境况，更主要的是由于其本身所具有的跨越学科界限的沟通与对话能力、以及联结经验研究与理论探讨的创新潜力，使得学界中人不再满足于借鉴和使用现成的比较政治学研究成果，而是以更直接的方式和更多的精力投入于这一“事业”。1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对于比较政治学的学科发展史作一番相对简略的回顾和评述就显得极其必要了。这是因为在学习和掌握任何一门知识的时候，有益且有效的办法之一就是追寻这门知识发展的历史。在知识论的意义上讲，这就是通过逻辑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追溯和还原。人们在探索和建构这门知识时所经历过的认识过程。对于社会科学知识门类来说，这一方法更具有特殊的意义：由此不仅可以了解构成这门知识的基本成分如概念、范畴、理论命题和理论体系是在什么样的社会经验条件下依据何种思考逻辑形成的，这些基本成分在其原创时的最初含义以及后来的演进和变迁；而且由此还可以把握这一知识门类内部不同的理论见解和学术流派之间的承继和替代关系，它们之间的竞争和争论，以及这种学术争论又是如何对这一知识门类的发展和变迁形成制约和产生影响的。因此可见，我们在理解比较政治学的知识时也不能不对这一知识门类首先做一番历史的考察。

　　而就这一历史考察来说，由于比较政治学这一分支学科本身所具有的特殊性质，我们不能不注意到两个层次的问题：一是宏观层次的考察，即主要审视比较政治学发展历程中那些对于学科整体发展产生影响的因素，包括政治学主流或主流政治学的发展，社会科学其他相关学科的影响，以及社会政治环境所规定的学科发展的外在条件。二是微观层次的考察，主要涉及比较政治学内部相对更加细微的发展变化，包括研究主题的变迁，理论模式的发展与更替，以及研究方法与操作技巧的发展等等。当然，这不是一篇论文所能应付的任务。因此，本文将大体按照时间推衍的脉胳，循序考察这一分支学科的发展。

　　—、早期的比较研究

众所周知，比较和鉴别是人类认识未知事物的主要方法之一。同样道理，利用比较方法研究政治也是政治学中最常见的方法。实际上，更确切地说，政治学就是源自于比较政治研究。著名的比较政治学家阿尔蒙德就说过：“从本质上讲，政治理论的大传统是比较的、分类的和类型学性质的。”2

一般说来，政治学的这种比较研究传统最早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322)。他那部创立了“政治学”一词的《政治学》实际就是比较政治研究的经典之作。当时，亚里士多德力图探寻古希腊城邦国家不稳定的原因，并以此回答究竟何种宪政体系或政体最为稳定的问题。为此，他自己动手并且指导着他的学生对古希腊零散相处而各不相同的上百个城邦国家进行了比较研究。亚里士多德的比较研究步骤即便在今天看来也是富有借鉴意义的，它主要包括：第一步是提出适合于进行比较分析的问题。第二步则是收集古希腊城邦国家的个案材料。第三步是在个案史研究的基础上按照三个相关性准则对城邦国家逬行分类，准则一是最高统治者的数量：一个人（暴君政体)、一些人（寡头政体）和多数人（民主政体)；准则二是行为方式：寡头制或民主制；准则三是阶级结构即不同阶级间权力分配的方式。接下来的第四步是将这一分类结果与稳定和不稳定联系起来，研究何种政体最不稳定或者最为稳定。由此得出的结论是，纯粹的的民主制和纯粹的寡头制属于最不稳定的政体，而最稳定的则是混合政体：即民主寡头制或寡头民主制，在其间，权力由强大的中间阶级所掌握或由不同的阶级所分享。最后，则是在这一分析的基础上做出若干概括，进而解释稳定与不稳定的原因所在。3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比较政治学的研究方法自近代以来有很大的发展，但亚里士多德的比较方法中所包括的基本逻辑却很难说有多大改变。这个基本逻辑就是：确定一个具有理论意义的研究对象或建构一个问题，然后对相关经验资料进行收集和分类研究，再引入一种关键评判性度量标准并据此对分类结果展开剖析和分析，进而得出解释性的概括。这种逻辑至今仍是比较政治学研究实践的基本特怔。也正是因为这样，人们强调比较政治学的研究方法是为解释性理论创新的主要手段。4值得注意的还有，相对狭小的地域中林立丛生着各式不同的城邦国家，在客观上就造成了对不同的政治制度进行比较研究的便利，对自身所在的社会状况的深入探究和分析也就必然会采用比较的方式以其他相邻社会为参照物而展开。这样一种激励着亚里士多德从事比较研究的客观逻辑也同样支配着后来人。只不过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交通的便利，人们的视野更加宽大广阔了。

　　在其后的历史发展中，亚里士多德的这种比较研究的传统成为论证和评判政治制度优劣与否的主要方法，也成为理论创新的基本方式。直至文艺复兴和启蒙时代，政治理论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政治理论家对不同的政体形式做出了大量的类型学研究，因而构成了比较政治学的早期发展。应当注意的是，就象亚里士多德一样，其后时代的思想家是很难依据我们今天的学科划分来理解他们的研究工作和学术贡献的。因此，我们不能不承认他们的影响是跨越学科局限的，我们对比较政治学历史发展的追寻也不能不追溯到那些对于社会科学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的思想家。在这个意义上讲，比较政治学的传统与早期社会学、历史学和政治哲学的发展是混合在一起的。

　　文艺复兴和启蒙时代思想家的理论工作在某种意义上讲，大都属于宏观性的体制比较。确切地说，他们对于现实社会的认识往往立基于比较研究，他们对于社会价值的判定往往包涵有比较的含义，他们论证问题的方式本身多少都是对比式的，尽管他们并没有直接地明确地使用比较方法，也没有发展出系统的严格的比较研究理论。但他们的工作无疑是极具启发性的，对后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以致于此后比较和对比成为一种得到公认和普遍欢迎的论证方式。具体而言，他们的宏观比较大体上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可以称之为“思辩性的假设”，而另一种则应当冠名为“空想性的推演”。

　　就前者而言，我们发现他们都是通过对比和比较的方式设定了一个不同于现实社会的自然状态，而无论其是出于性恶论还是出于性善论，也无论是在自然状态中人与人是和谐共处还是睚眦相向，这种自然状态都折射出他们对于现存社会的认识；由这一自然状态出发，他们又展开了对于人类历史发展的论述和现存社会的分析。例如，洛克（1632—1704)首创了自然状态这一概念，又论证了从自然状态到政治社会的变迁。5次如孟德斯鸠(1689—1755),也是从自然状态出发论述现存社会的产生的。略有不同的是，孟德斯鸠就政府形式的归类问题做出了大量研究，他提出了依“本性”即“统治权力”的制度属性和“原则”即为居民所需的、作为每一制度机制发生作用之“源泉”的特殊激情，而划分出公民共和制、封建君主制和立宪君主制及其亚属。6再如卢梭（1712—1778),则设想了一个合理和谐的自然状态，进而论证私有财产的出现破坏了这种和谐。而他并未要求回到自然状态，而是以此证明与自然状态构成对比的堕落的现存社会是无法容忍的，崇尚私有的现存社会必须通过强调团体的利益而得到挽救，必须使社会为社会全体成员服务。7

　　就后者而言，我们可以说他们是在对比和比较的基础上推想出了一个不同于现实社会的“乌托邦”。而无论他们是采用了人性本恶的个人主义假设还是制度不良的集体主义假设，其乌托邦设想中所否定的无一不是立基于他们对自身所在的现存社会的分析。例如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1516) 所设想的那个以集体生活、公共所有、物质保障和劳动义务为基础组织起来的新社会。8而其后大量的乌托邦文献如培根的《新大西洋国》9康帕内拉的《太阳城》10等等都提出了某种形式的社会所有制或公有制，并详尽阐述了私有制的恶果。

　　但在若干重要方面，启蒙时代的政治理论家们背离了亚里士多德的相对主义的观点而采取了一种有关政治历史和政治发展的直线发展论，这在当时英国、美国和法国的政治理论中尤其突出。具体地说，这往往表现为这样一种论证基调：首先，民主被论证为基于自然法和契约论之上的最好的政府组织形式；其次，随着民主革命的扩散，民主又被论证为人类历史的发展方向。这种主张历史直线发展的民主进步理论不仅支配着政治研究领域而且导致了对不同类型的政治制度进行经验比较和分类研究之兴趣的丧失，对一般政治变革理论之兴趣的丧失。在这样一种理论预设的支配下，对于政治变革问题，人们认为是不证自明的；对于不同类型的政治制度相对价值的规范研究乃至对这些政治制度的经验研究，也都被认为是无大意义的。更确切地说，启蒙时代思想家的比较研究在空间上具有地域性的局限即局限于欧洲诸大国间的比较，在时间上则具有矢量性的局限即局限于前后相续的历史的比较，在方法上则未能形成系统规范的理论论证而只属于一种朴素的应用。但无论如何，他们对比较政治学发展的正面意义的建树仍然是不可忽视的。这主要是指，在他们那里暗喻的或明确的历史纵向比较成为一种普遍的研究偏好，亦成为一种公认确当的论证方式；他们提出了关于政体分类的基本框架，其间的关键在于加入了新的明确的价值判断即民主、权力平衡与制约、全人类的福祉等等。这些正面建树连同其局限，构成了后一时期比较政治学发展的基础。

　　二、近代的比较研究

　　文艺复兴和启蒙时代思想家的比较研究对后来的研究者形成了极大的影响，但突破性的变化造成了后来一个时期与前者的差异。

　　首先是前一时期思辩型的工作开始已经让位于最初形态的、十分精彩的以经验研究为基础的学术探讨了。例如托克维尔（1805—1859)《美国民主》(1835和1840年）11和《旧制度与大革命》 (1856年）12两部名作，尽管写作相隔了几近二十年，但这两部著作却构成了某种“双面镜”：在研究平等与不平等、自由与专制、稳定与失序的共同主题下，他对美国民主条件的分析无一不反证着他对法国社会的分析，而他对法国社会的研究也为其对美国的研究所证实。13再如白哲特(1826—1877), 他被誉为“最早采取比较研究的方法分析政治制度的学者之一”。14在其1865年的《英国宪政》(The English Constitution) 一书中，对当时现有的政治制度进行了分类研究，而且特别强调带有社会心理和文化认同含义的“国家的特怔”是至关紧要的问题，对于特定政体的形式有着关键性影响和制约。15在他看来，所谓“顺从”在英国有着重要的作用，因而议会政治最适合于英国的特点。同时，他还试图超越过去那种只停留在理论描述上的政体研究而特别强调要认识政治体制的“生动现实”。因此，他的比较研究突出地表现为他对议会制与总统制的相对长处的分析之中。白哲特的这种政治分析方法对后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例如伍德罗·威尔逊（1851—1924)于1885年出版的成名作《国会政体》16即是师承于此；尔后，威尔逊又沿着这一比较研究的思路写作了《论国家》17（1889年）一书，这更被后人推举为一部更加成熟的比较政治学著作。18他们的学术努力实际上印证了人们在谈到当代比较政治学诸项重要功能时会经常提到的一句话：在比较研究的视野下，了解外国是为了更好地了解自己。更确切地说，他们的著述实践了这样一种认识，要想更好地了解自己，就必须在某种程度上了解外国。

　　如果说上述诸人多少还是从设立暗喻的参照物而展开比较研究的，那么还有一些学者则开始尝试明确的比较研究。例如奥斯特罗果尔斯基（1854—1919)著名的《民主与政党组织》(1902) 19—书尽管分别设卷论述,但毕竟是首先将英国和美国放在一起进行分析。而米歇尔斯（1876 - 1936)的《政党论》(1911年）20一书则是对德法意三个国家的政党所进行比较研究。从研究方法上讲，他们所 做的工作多少类似于当代比较政治学中所指称的“集中比较”；从研究对象看，他们二人显然将研究重点放在了政府以外的政治实体上，进而提出了一种更具经验意义的研究。但总体而论，上述诸人同此前的学界前辈一样，比较研究的视野并未超出相当狭窄的地域限制，只是集中于欧洲本身，至多将北美新大陆看作是欧陆的某种衍生物而加以对比研究；同时，他们的比较研究尚处在朴素应用的层次,对比较方法并没有形成高度的自觉和专门的论述。

　　其次则是在马克思和马克斯·韦伯那里，我们又可以看到更高层次的比较研究取向，惟其如此，他们对于比较政治学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更加深远，也更加深刻。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科学研究中强调比较是“理性方法的主要条件之一”。21在他们深入研究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和创立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过程中，他们广泛且娴熟地使用了多种类型的比较，包括宏观比较和微观比较、横向比较和纵向比较等等，以至于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比较研究和比较式的论证是马克思恩格斯逬行研究和创造性理论工作的一种基本方法。更有意义的问题在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比较研究视野显然超越了此前的思想家，他们在更大时空范围内展开了更具宏观意义的比较。同样，马克斯·韦伯在其1904—1906年间发表的名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22 和1915年出版的《儒教与道教》23以及其他一些涉及印度、古代以色列的论文都可以在比较研究的框架内加以理解，因为这些著述都贯穿着同一个核心问题：为什么工业资本主义作为一种主权的、高度理性化的生活模式出现于现代美国和欧洲而在世界历史上的其他文明中都没有与之可以比拟的事物。此外，他对权威类型的分类研究、对世袭社会和理性社会的划分，特别是对方法论意义上“理想型”概念工具的论述，无疑对比较政治学的发展做出了相当独特和深远的贡献。但必须注意的是，较之于他们的科学研究实践本身所体现的比较研究的范例意义而言,他们的学说所确立的理论框架对后来者的影响更大。

　　再次是比较研究的方法论认识在这一时期有了比较明显的突破。就此而言，贡献最大者莫过于古典社会学的创始人孔德(1798—1857)。作为古典社会学的代表者和现代社会学的开创者，孔德首先开始摆脱纯思辩的社会哲学研究的传统而提出了实证主义哲学。他是第一个将比较方法看作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的学者，并且力图在理论上有所说明。在他的方法论理论中，孔德将社会学与其他各类自然科学并列，并且在方法论原则上提出了用与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相同或相似的观察方法、实验方法、横向共时性比较方法和（纵向历时性)比较方法研究人类社会以得到新的发现。24

　　孔德认为，对于社会科学家来说，最重要的科学研究方法是比较。这是因为它有助于驱逐绝对主义精神。人类社会与动物社会的比较可以提供宝贵的线索，使人们了解“社会关系的起源”和人与动物之间的分野；而更重要的是人类社会内部的比较，特别是“对地球上不同区域的人类社会的不同生存状态进行比较——这些状态相互之间没有依赖关系。用这种方法就可以同时观察发展的不同阶段”。25在他看来，对于某些特定的发展阶段，西方文明并没有留下明确的资料，因而只能依靠比较方法，即比较研究其他地区尚存的原始社会。同时，对于某些不能明确确定的社会影响变量，如人种或气候对人类事务影响的孰大孰小问题，也必须借助比较研究才能加以澄清。26

　　孔德进一步认为，这种属于静态的横向的比较研究尚不足以揭示社会事实和社会变迁的发生及其连续性。因此，属于动态的纵向的历史比较研究也就更加重要。历史比较即是按照时间的先后秩序来考察社会现象的变迀，其特点就是动态性与连续性的统一。因此，孔德认为：“对人类连续状态的历史比较研究不仅是新的政治哲学的手段，也是这门科学的基础”。27由此，贯穿于人类发展全过程的 历史比较研究也成为他的社会学研究的核心。28

　　尽管孔德本人既未在他自己的社会理论中实际运用比较方法，他的比较研究理论也未能得到其他经验材料的支持。但这一缺陷恰好为其后来者留下了创造性空间。杜克海姆(1858—1917,另译迪尔凯姆或涂尔干）不仅继承了孔德实证主义哲学，并以社会整合和团结的概念发展了孔德的社会有机体理论,而更重要的还是他用自己的实证研究为孔德的学术主张提供了坚实的支持。正是在他的经 验研究中，特别是在对“自杀”现象的经验研究中，杜克海姆实践了“受控比较法” 即通过统计方法首先排除那些与研究对象无关的现象(变量)，进而比较分析不同环境下各类群体的状况；同时，他还提出并实行了严格规范的比较研究步骤，即第一步是通过识别那种既具内在包容性（充分内涵）又具外在排他性（明确边界）的外在特点而对研究对象做出既有别于常识又立基于现实的界定，第二步是依据特定的社会理论原则和学说如功能分析理论，通过演绎推理的方式提出有关因果关系的理论假设，第三步则是通过比较方法、特别是具有最大证明力的“共变法”对有关资料数据进行类别分析而展开对前述理论假设的检验。29

　　而在理论上,杜克海姆特别强调比较的方法是一种可以对那些无法按照观察者之意图而人为再现的社会现象所进行的研究中可以使用的“间接的实验方法”，足以与自然科学中的实验方法相媲美。他明确指出：“我们只有一个方法证明一个现象是另一个现象的原因，这就是比较它们同时出现或同时消失的情况，考察它们在不同环境下结合时表现出来的变化是否证明它们是相互依存的”。30 较之 于亚里士多德的比较研究而言，杜克海姆的开拓性贡献在于他对精细的、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操作步骤的实践和论证。所有这些都对比较研究的发展构成了一种强有力的学理推动,使得此前的比较研究传统在方法论的意义上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由此，比较政治学领域的基本知识建构已然完成，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现实的变化和学术的发展造新的局面之前，不曾出现具有突破性意义的知识变革。

　　三、第二次大战后的发展

　　近代以来在比较研究方面的上述发展不仅在思想理论上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为以后的比较政治学发展准备了基本的条件。但就学术发展史而言，比较政治学作为一个分支学科的出现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事。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那段时间里,政治学领域内的比较研究发展处于一种相对停滞、沉闷，至少是缺乏突破性进展的状况，尽管其间也孕育了新的知识生长，但随后到来的大战很快便席卷了一切，破坏了学术研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一般基本条件，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比较政治学研究才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直至60年代，这一领域的发展始终表现出强大的冲力。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相当清晰而又相当复杂的，所谓清晰是指这些原因的存在具有相当高的可辨识性；所谓复杂则是指这些原因交错在一起，互相影响而又共同作用于学术研究，进而推动了比较政治研究的发展。

　　具体说来，其间的主要原因包括：首先，20—30年代法西斯主义在欧洲或以制度形态或以社会运动方式的普遍兴起，特别是其后所造成的大战浩劫,一方面极其残酷地破灭了启蒙时代以来的那种历史直线发展的期望、社会永远进步的预设和理性战胜一切的理想，使得人们更多地关注现实而不是憧憬未来，这推动着学者尝试进行更具客观性的研究。而在另一方面，大战前后有一大批饱尝战争苦难的欧洲知识分子，不仅坚持欧洲学术研究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研究偏好和理论知识，而且在研究对象方面也有特定的选择；他们更关注于对革命、战争和当时法西斯主义的研究，因此也就顺理成章地更多地使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在战后第一代著名的比较学家中，如弗里德利希、洛温斯坦、弗朗斯·纽曼、汉娜·阿伦特、赫尔曼·芬纳，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他们的教学和写作有着至深的道德和道义影响，影响着他们努力解剖纳粹制度，分析法西斯主义产生的种种根源，比较研究极权主义，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研究旨趣在于试图阻止任何类似的法西斯主义和极权主义再次上台。”31

　　其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法西斯主义统治的垮台，许多东欧国家在苏联红军的帮助和支持下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亚洲国家也在其后不久的谋求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过程中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一时间形成了一个具有相当实力的社会主义阵营。社会主义制度在更大地域范围内的扩散和发展构成了对西方现代化发展模式的挑战，也构成了对西方和美国支配世界政治的挑战。这一事实不仅提出了政策应对的需求而且刺激着学理知识的发展，于是，研究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特点、寻找其间的共同之处和不同之处，探讨在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下和不同的文化环境中社会主义制度得以确立的原因等等，成为比较政治研究中一种新兴且不断发展中的题域，进而推动着比较政治作为一个学科领域的发展。

　　再次，战后出现了以亚洲各殖民地国家的独立为特征的第一次民族解放运动高潮，接着又推动和促成了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走向高涨。在短短的十几年时间里有几十个亚非国家走向独立，极大地改变了世界政治地理的基本面貌。这些新独立的国家不仅坚决维护民族独立，而且力求寻找出适合本国国情、实现迅速发展的经济道路以及以本国社会构成为基础的政治发展方向。32应当说，这样一种发展首先对西方各国的政府政策构成了巨大的挑战，但同时也对相应的政策研究和政策研究赖以为基础的学术研究提出了需求。无论其现实关怀和服务对象如何，对亚洲非洲许多前殖民地国家的独立及其发展状况的研究，客观上就要求改变过去那种将这些国家看作是西方宗主国的附属物而从未纳入研究视野的状况，同时更提出了许多有关其文化和社会差异与发展逬程之间联系的问题。因此，这方面的研究构成了以阿尔蒙德等人为代表的战后第二代比较政治学家的治学中心。33

　　如果说上述国际范围内政治、社会环境的变化 极大地影响了比较政治研究的议程，那么，学术界知识发展的影响也有利于比较政治研究领域新的突破的出现。在这方面，社会科学其他主流学科中的学理发展有着突出的作用，这主要是指：第一、许多新的历史社会学和社会学理论学理概念和洞识的提出对比较政治研究领域有着重大的推动作用，其中尤以人类学和社会学学科中功能主义分析 理论最为突出。社会学大师帕森斯和席尔斯等人不仅译介了马克斯·韦伯的著作，造成了战后的“韦伯热”，而且还光大了其师长马林诺夫斯基的“功能主义”理论，而更重要的是，他们关于社会行动、社会系统与功能、结构与过程的种种学理阐述使得新一代比较政治研究者能够从经验研究所得到的研究成果和洞识中提炼出足以对之加以规范和分类的理论框架。从后来显赫一时的政治理论家和比较政治研究者，包括伊斯顿、多伊奇、阿坡特、阿尔蒙德和白鲁恂等人的著述中不难看到社会学理论发展所留下的深刻痕迹。

　　第二、有关文化和人类个性的人类学、心理学和心理分析研究方面所取得的长足发展同样影响着比较政治的发展。这主要体现为发源于弗洛伊德及其追随者的心理一一文化研究法和20年代以来由拉斯维尔、本尼迪克特、米德等坚持心理分析取向的社会科学家所发展起来的方法。他们的著作、特别是论及二次大战起源诸问题，论及德国、日本、俄国和美国民族特性的著作，在比较政治研究者中引起了对文化特性之于政治生活和公共政策问题的敏感。比较政治领域中的政治文化研究方法即受到这些心理一一人类学文献的极大影响,他们力图通过使用跨民族的调查研究、特定的精英集团及其相对物的研究，将民族和次民族人口的态度特性和认识论特性与政治体系的功能和特怔联系起来，从而形成了延续至今的一脉学术取向。

　　第三、对于西方国家自身政治进程的研究中开始引入新的概念和方法。例如在欧洲，以著名社会政治学家迪韦尔热的《政党论》（1951年）34为代 表，开始在对政治过程、特别是政党的经验研究基础上，展开比较性的分析和归类，使用了许多新的研究技术和分析方法；35在美国，则是在行为主义革命的框架内关注于美国选举和政治过程的经验研究，在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设立了政治行为研究委员会之后，行为主义的研究方法更是盛行一时；而从这些研究中所形成的许多洞识和方法论知识对于比较政治研究产生了相当明显的影响，其中所谓“进程”问题的参照框架，对于政治逬程非正式因素如政党、利益集团、传播媒介和公众舆论的关注，在选举和公众舆论研究方面更新、更严格的方法论的应用等等，直接影响了比较政治学研究的理论发展和实地研究。

　　第四、有关非西方国家制度的研究资料越来越多，相关知识的积累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并由此对整个学科领域产生了深刻的触动。这主要是因为自50年代开始，随着新独立国家的增多和本国政策研究的需要，年轻一代的政治学家大批赴非西方国家进行实地研究,结果便是产生了一批堪与有关美国和欧洲政治的研究成果相妣美的精巧复杂而又极具解释力的成果；这些有在非西方国家进行田野 研究经验的年轻一代对秉持西方中心主义的老一代政治学家构成了挑战，而他们的工作性质和特点决定了他们对于人类学和社会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十分敏感，学习且应用其方法和理论，同时在研究主题上，他们看到了新独立国家的议会机构、官僚制度、政党和利益集团往往有着与西方、特别是美国不同的特性，因此，在他们对这些国家实际的决策过程和政策执行的研究中、特别是在理论概括的过程中又必然趋向于寻找其“功能的”等同物，由此，“体系”、“进程”、“功能”等概念，人类学的田野研究方法、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相关理论自然得到他们的青睐。

　　因此，到50年代末、60年代初，比较政治学终于出现了具有重要突破意义的成就。其中的主要代表人物如伊斯顿、多伊奇、阿坡特、阿尔蒙德和白鲁恂等人，在这一时期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著作，为比较政治学确立了至今仍具重要影响的理论经典、并因而使比较政治学进入一个不同于此前的新的发展阶段。概括起来说，他们的主要成就涉及多个方面，就研究视野而言，他们不仅关注于整个政治体系的运行，而且注意政治体系各个侧面和诸多要素，因而极大地拓展了比较政治研究的对象群体；就研究地域而论，他们超越了过去长期以来仅仅集中于西方国家的研究局限而将更多的精力投注于非西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因此，他们在研究成果的科学性与系统性方面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学者的学术成果固然为比较政治学的发展带来了新的突破，他们对于自身学术研究科学性的极大自信固然推动了更多的学者投身于比较政治研究、并因而使得比较政治学作为学科的建构而得到了最终的实现，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学术取向、研究方法、理论预设乃至主要结论，他们未曾明言但却明显可辨的研究偏好、现实关怀和价值判断，都受到了质疑和批判。在这个意义上讲，战后以来至60年代中期以前，比较政治学的突破性进展本身实际上开创了一个使比较政治学必然走向更加多元化和激烈竞争的阶段。

　　 比较政治学的历史发展，大体有如上述，即在经历了早期的勃兴之后，又经过了相当一个时期的沉寂，最后终于在本世纪50年代末达到其发展的顶峰，但在其后的发展中，其知识积累过程表现出相对减缓的速率，而其所需的知识构成也表现出不甚满意的后果，一些既有的理论学说开始受到越来越严厉的批评和指摘。然而，由于篇幅的限制，本文将不再详说这部分内容，而留待于曰后再论。

　　(对于比较政治学的课题开发工作，一向是同事好友间多次谈话的主题。本文的撰就即得益于同吴勇教授、景跃进教授和宋新宁教授等人的讨论。在此特表谢忱。当然，文中的任何谬错和舛误都应由笔者负责。）

　　注：

　　1.在比较政治学的研究领域内，杨柏华等人所写的《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制度》（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和王沪宁所撰写的《比较政治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大概是国内学者写作最早的比较政治学专著；但自90年代以来，比较政治学的研究在中国达到了一个高潮，仅就其间出版的专著和教科书而论，就有杨祖功等人所著撰的《西方政治制度比较》（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吴大英出任主编的《西方国家政治制度剖析》（经济管理出版社1996年版）及其撰著的《西方国家政府制度比较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 年版)、曹沛霖、徐宗士任主编的《比较政府体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许崇德主编的《各国地方制度》（中国检察出版社1993年版)、陈嘉陵主编的《各国地方政府比较研究》（武汉出版社1993年版)、唐晓等人所著的《当代西方国家政治制度》（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李晨芬和潭融编著的《外国政治制度》（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和李林创作的《立法机关比较研究》（人民日报出版社1991年版)、 罗荣渠主编的《各国现代化比较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等等，因之形成了一个颇具规模的研究、出版高潮。

　　2.G. A. Almond: Comparative Politics, in International Encyc lopodia of Social Science,1966 年 Vol. 13, P33〜336.

　　3.见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九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286页。

　　4.Lawrence C. Mayer: Redefining Comparative Politics: Promise versus Performance, London: Sage, 1989.

　　5.[英]洛克：《政府论》（下篇)，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6.[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张雁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7.[法]卢梭：《社会契约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8.[英〗莫尔：《乌托邦》，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9.[英]培根：《新大西洋国》，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10.[意]康帕内拉：《太阳城》，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11.[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下)，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

　　12.[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

　　13.[美]斯梅尔塞：《社会科学的比较方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7页。

　  14.邓正来主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9页。

　　15.W. Bagehot: The English Constitution, London: Collins, 1963.

　　16.威尔逊：《国会政体》，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17. W. Wilson: The State: Elements of Historical and Practical Politics (1889)，Boston. Heath, 1918.

　　18.《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第801〜802页。

　　19.M. Y. Ostrogorski, Democracy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Political Parties, London: Macmillan, 1902.

　　20.Robert Michels, Political Parties: A Sociological Study of the Oligarchical Tendencies of Modern Democracy, (orig. in 191], tnins. by Eden & Cedar Paul)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62.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卷第163页。

　　22.[德]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版。

　　23.[德]韦伯：《儒教与道教》，王容芬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

　　24.参见欧力同：《孔德及其实证主义》，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

　　25.孔德：《实证哲学》卷2，第248页，出版于1830〜1842年间。

　　26.27.参见何景熙，王建敏:《西方社会学说史纲》，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5〜57页，第251页。

　　28.参见[美]刘易斯.A.科瑟：《社会学思想名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5页。

　　29.[法]迪尔凯姆：《社会学方法的准则》（初版于1895年)，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

　　30.同上，138页。

　　31.Howard J. Wiarda: Comparative Politics: Past and Present, in H. J. Wiarda, ed” New Directions in Comparative Politics，Boulder: West view Press, 1985, pp.12.

　　32.何春超：《国际关系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01〜203页。

　　33.Howard J. Wiarda (ed): New Directions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Boulder: Westview, 1985.

　　34.Maurice Duverger, Les partis politiques, (orig. in 1951) Paris: Librairie Armand Colin, 1976 (10th edition).

　　35.Frank Munger ed., Studies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1967 New York: Crowell Company, p.2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