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田野经验的历史比较与现实反思

随着城市化的深入，农村问题不再单单是农业如何发展，农村生态问题如何治理，农民如何增收，农民如何维护权益等问题。虽然说这些问题，是三农问题的一些比较重要的问题，但是还有一些相对不那么重要的问题，日益成为“重要问题”，比如说农村的适婚人群的婚姻问题及其可能造成的一系列社会危机。

有学者调查发现，农村的适婚人群的婚姻问题，在农村社区中有了一种新的现象，那就是作为中介的媒婆，在春节期间收取的婚介费都可以多达上万元。开始的介绍费大约200元，事后如果办成了，即“撮合成功”，那么可以再次收取（或获得）4000到5000元不等的报酬。对于农民的整年收入而言，农村媒婆的这个收入已经很多了。但是从侧面反应出了农村婚姻的种种危机。

如今，我们也并非陌生于农村的婚姻达成形式，比如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大多数的婚姻都是靠媒婆来介绍，因为人际圈的限制，导致适婚人群无法完成“找对象”，并且没有媒婆介绍，仿佛婚姻的恰当性就会受到怀疑。而自由恋爱，在那个时候的农村社区中是存在的，只是比较少而已（有的是一起“上建设，挣工分”的乡村建设活动而喜欢上了彼此）。甚至，还有未婚先孕的现象。虽然这些“例外”冲破了重重阻拦，无论是家庭的还是观念上的，最后的结果还是达到了在一起的婚姻目的（仅仅是笔者调查的经验来说，可能更多的是不欢而散。）但是，依据风气的不同，自由恋爱虽然也可以完成婚姻，却又会被当地的农村人在背后“指指点点”，毕竟习俗的不同，决定了这个过程之中需要媒婆的介入。

在农村人的眼里，婚姻并非是那么的神圣，大概可以用三个字来形容他们对待婚姻的态度，那就是“过日子”，有的甚至是凑合着“过日子”。从我们的调查资料来分析，可以看到，他们认为“和谁过都是过”的态度，将“同意结婚”变成了“将就着过”。还有的农村夫妇是“先结婚，后恋爱”，即便彼此不相爱，也可以结合在一起。如果女方不爱男方，那么她就会把所有的指望都寄托在孩子身上，而对于丈夫，他们更多的采取忍让的态度。盼着“出头”的那一天，即“孩子成年，结婚的那一天。”

而今天，这样的态度，在农村已经逐步的淡化，变得越来越“认真”。不难发现，如果把适婚的两个人介绍到了一起，他们如果产生不了感觉，那么将就的可能性并不大，除非父母做主（强制性的），或者催的比较急，他们可能会考虑到“孝敬”的因素，选择“将就”。之外，他们不太可能委屈自己的意愿。

那么，为什么现在的农村婚姻如此之难呢？除了态度上的变迁以外。笔者认为，我们考虑这个问题，需要站在一个大背景下来考察。也就是说，依据米尔斯的“社会学的想象力”来看，任何一个人的周遭都会和大环境彼此相联系。这个大环境就是“城市化的浪潮”。它是中国社会第三次转型中的一个大事件。

在“城市化的浪潮”之中，外出务工或求学的农村子女，往往把婚姻的择取范围和机会扩大化，也从一定意义上抹消了所谓的“人际圈狭窄”的可能性和有限性。比如说我们在调查H省某村的时候，H省和Y省的两位年轻人结合在了一起，而房子最终也买在了女方所在的省份之中，这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是不可能的事情，或者说几率非常小。正是因为作为农民工第二代，他们在城市中“认识女士或男生”的范围扩大，才导致了上述中的这个结果。并且这样的结果并非个案，从鲍曼的“流动的现代性”解释来看，现代化造就了我国已经存在大面积的这类婚姻或择偶结果。

正是因为城市化扩大了人际范围，增加了选择的可能性，而没有这个资本挑选的农民子女，他们的父母会寻找媒婆来帮他们完成婚事。这就构成了我们在开篇所说的，媒婆为何春节时的收入会暴增的现象。而媒婆总不能把自己介绍给当事人，故而需要寻找合适的，门当户对的另外一方予以“说媒”。当子女们都流入到城市当中，不愿意再回到乡村的时候，对于“另外一方”的寻找就显得不再那么容易（犹如狩猎一般）。加之，他们不再那么“将就”自己的婚姻，故而越来越多的适龄人群，无论是男方还是女方，都会陷入了“晚婚”或者“不能婚”的境地当中。

 反之，那些流动到城市，又可以落脚到城市的适婚人群，因为他们是有能耐的农村子女，所以婚姻问题不那么严重。主要是因为婚姻中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在他们身上都显得要稍微好一点，可以满足女方或男方的要求。反而有的城市子女，更愿意寻找到农村子女，主要还是他们身上的那种真诚和朴实，还有城市居民的女儿在有一定能耐的农村居民的儿子家庭之中，有一定的地位，而不至于让女儿“受气”。

如果我们抛开“能力问题”和“媒婆问题”再来看，在一定程度上，基于中国社会流动的可能性而言，还有有一定的人群“找不到老婆”，或者“很难找”。这样的一个人群，就目前来看，并非是不稳定的群体，因为根据我们的观察，他们还没有因为婚姻需求和生理需求，造成很大的社会问题，比如是否导致了强奸率的上升。或者说，“强奸率的上升”和“未婚男性或女性不结婚”成强关系吗？等等。另外，性社会学家李银河认为，应该把这群人（主要指男性）的“精力旺盛”在适当的时候消耗掉。在笔者来看，强奸案的发生，与这类问题会有关系，但是可能是片面的，是少数的，而因为没有合适的性伙伴而造成社会危机是个假命题。因为依据社会学的定义，只有当一个问题成为普遍性的问题的时候，才可能构成了社会问题。

 我们需要考虑的是这个时代的“民情”，难道结婚是一定的吗？是必须的吗？农村子女在城市中的“再社会化”会不会接受“不婚主义”？这类想法，在农村子女的父母来看，基于道德层面来说是耻辱的。甚至，不结婚，他者会在背后指点，是不是生理有问题？对异性不感兴趣？还是生理构造有问题？等等。当城市里的“同性癖好”或“不婚主义”与农村中的“到了年龄就该结婚”的想法相遇在一起的时候，矛盾的双方，就不知道该谁去妥协。这也是两种观念的碰撞，是这个城市化的时代无法避免的一种矛盾。

 经过上述分析可以得知，农村子女的婚姻问题及其导致的社会危机是存在的，原因又是各种各样。但就总体而言，没有能力挑选和选择，是农村婚姻问题的主要因素。许记霖在《启蒙如何起死回生》一书的序言中阐述了中国社会如何成为“物质化的社会”，而如今的婚姻恰好被影响成了“物质大于精神”的病态形式。现实社会的种种考虑，都会影响婚姻的完成，比起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而言，“感情”大于“物质”的年代，终将不复返，这就导致了作为婚姻中弱势一方的农村男性子女，往往更加的不利地位去选择和完成婚姻。甚至“连哄带骗”都没有多大的效用。

可是，又该如何化解这一难题？不加以解决，是否又会导致相当的社会危机？影响人口结构？以及更大的社会问题？等等，这都需要接下来的时间去证明。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如果这类情况继续发生下去，需要政府和社会的及时性调控。并且，这也不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所能够解释的问题，因为婚姻于每个人而言，以子女的繁衍来说，不是优胜劣汰，而是基于“平等的不平等”构成的另外一种情感紧张。

通常而言，我们的社会能做的就是，需要纠正一些社会风气，并且在政府层面改变一些经济发展支持模式，让婚姻回归到家庭当中（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回归到该有的层面，而不被一些现实的因素所绑架。除此之外，将两个人强制性的结合，那么离婚的可能性更大，造成的社会问题还会更严重。为什么？因为离婚以后，所造成的不再是离婚率的上升，还有“问题子女”的产生，其更不利于社会稳定。特别是在农村地区。

（作者系澳门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