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杭州L村新文化实践为考察中心

【摘 要】飞速发展的城市化，使乡土文化的生存面临困境，同时意味着转型的挑战与机会。以杭州L村作为切入点，近距离考察这一微观社会单元在城市化进程中，面对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命题，所做出的主动选择。它既一定程度地保留了乡土文化的色彩，又包含着市民化转型的角色期待。凡此，都佐证了乡土文化变迁与调适的诸种可能。

【关键词】变迁与调适；大小传统；乡土精英

党的十八大指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之路。“城镇化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个基本问题，是一个大战略、大问题。”在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时代语境下，考察乡土文化变迁的轨迹及其自我调适的可能性，将是一件颇具现实意义的工作。本文拟以杭州L村这一微观社会单元为立足点，考察并佐证乡土文化变迁与调适的可能性。

李培林在《村落的终结———羊城村的故事》中写道：“我们甚至不清楚，村落魂灵的融入城市，究竟是它的死亡，还是它的新生。……但现实中的‘现代化’铁律，又似乎具有难以控制的摧毁力量，可以碾碎一切价值平衡和选择协调的希冀。失去了农民和农业的载体的‘村落’，其文化意义已经慢慢地让位于其利益共同体的意义，这个‘community’也越来越成为一种外在的符号，它的历史身躯，就像工业挖掘机下幸存的古朴瓦瓮，已经踏上步入民俗博物馆的路途。”此书著述于本世纪初，时隔十数年，当笔者走近杭州L村时，发现事实正在慢慢起变化。对于这个位于杭城中心区域的村社共同体来说，虽然经济利益的捆绑和扭结依然十分突出，但是一度消淡的文化共同体意味正在修复。

一、L 村文化发展述略

   （一） 连绵—中断期

改革开放以前的L村，是文化的连绵—中断期。L村地处杭城西部，地理环境属于西溪湿地板块。这里山水环抱、港汊深曲、池塘遍布，农副作物有稻、桑、鱼、柿、竹之类，自然条件优越、自然资源丰厚。最早迁入此地、生养繁育的村民，据说是“初唐四杰”之一骆宾王的后裔，以后陆姓、章姓、包姓、胥姓等陆续迁入，最终形成一个由18个自然村组成的多姓聚居的大村落。L村人十分勤劳能干，亦耕亦渔亦桑，经过数代的垦辟经营，此处日渐繁华。人们依水筑屋，守望相助，民风淳朴温厚。依四季轮回节奏有条不紊进行的农耕生产、变化极为缓慢的生活方式、稳定平衡的社会秩序，这一切孕育出L村和谐有序的文化形态，泡茶馆、观演越剧、参加庙会、龙舟竞渡、土地神崇拜等文化休闲、节俗信仰，充满江南民间特色。新中国成立以后，L 村与中国其他地方一样，经历了绵绵不断的变迁，以端午龙舟活动和土地神崇拜为突出标识的民俗与信仰活动竟至中断。

（二） 新生—裂变期

改革开放之后，L村文化迎来了新生—裂变期。改革开放为村庄输入了从未有过的活力，包产到户政策的落实，乡镇企业的繁荣，城市通道的敞开，都冲破了集体经济的阻滞，打破了城乡二元结构的壁垒，村人在选择劳作方式与劳作时间上享受了空前的自由。传统文化形式在复苏，端午划龙舟重新成为村庄盛举，人们又可以公开走进祭拜场所，表达对现世安乐与来生超脱的欲求。但与此同时，另一种困境却悄然来袭。自主选择的经济行为，打破了村庄自古以来整齐划一的劳作方式，公共生产场域的解构同时带来了公共文化空间的消失。贫富差距渐渐萌生且加剧，这对村落社会认同的离散作用显而易见。基于利益多元、文化多元、价值多元格局的出现，L村文化在短暂的回归之后不得不走向裂变。

（三） 转型—再造期

1993年以来， 村因为土地征用、拆村建居，古老的农耕村落仿佛一夕之间完成了巨变，在地理区位上它成为杭州繁华西部的一角，从经济性质上它已经演变为无农的村落，文化因此步入了转型—再造期。依赖丰厚的房屋租金与股份分红，L村人过上了优裕悠闲的生活，因为是集中安置，所以熟人互识的社会形态没有中断，提供了诸多人际往来的便利条件，结伴旅行、登山、健身、麻将、扑克，填补了脱离农业生产以后所拥有的闲暇时光，满足了交际、交流的心理需求。但是拆村建居带来的负面影响无疑同样深远，L村人的心态与行为都经历了一段懵懂、茫然、失衡的过程。告别世世代代依水而居的江南水乡生活，洗脚上楼后，一变成为亦城亦村、非城非村的“城中村”居民，被改变、被挤压的不仅仅是物质空间形态，还有精神空间、文化空间的压缩、扭曲与失序。城市在自然空间“寸土必争”，占领了民俗和信仰依存的土壤，比如随着河道大量消失，龙舟竞渡变得困难；由于房地产开发的需要，土地庙旋建旋拆，几经反复，漂泊无凭。都市消费文化、商业文化强风劲吹，导致传统民风的认同度不断下降，经济利益原则迅速主导了人们的观念世界，社会认同感进一步塌陷，群体凝聚力弱化，人际疏离加剧。物质空间与精神空间的双重失序，引发了社会危机，甚至产生犯罪、赌博、吸毒等极端失范行为。有鉴于上述问题的加深加剧，2005年以来，村社集体开始致力于重塑、再造公共文化空间，保护、传承地方文化记忆。传统的民俗、民间信仰活动得以在都市的空隙中延续。文化礼堂建设、“和谐之星”评选为村社设定了一个清朗的交流场所与舆论场域，同时意在塑造村社的现代形象。

二、新村社文化实践的特色

如今的L村宛如一片民间文化乐土。就个人的休闲生活而言，无论是居家购物、看电视、上网、扑克麻将、健身，还是结伴外出旅行、朝拜佛国净土，都显得意兴盎然。群体的文化项目亦蓬勃开展，有建设文化礼堂、评选“和谐之星”活动、举办端午节龙舟盛会、重修重兴地方寺庙等等，既体现了村社集体发展文化的主体自觉，也在 L 村民众的精神世界调适中起到重要作用。

总结 L 村新村社文化实践，有如下两点特色。

（一） 精英主导、民众实践

历史上，乡土精英是一支十分重要的力量。传统中国乡土社会，活跃着一批以致仕回乡的官员、举子秀才为代表的乡绅群体，即所谓的传统乡土精英。他们担负着主持、教化乡土的职责，使乡民讲叙道德，敦伦有序。中国历史上虽往往天灾人祸相结，但是广阔的乡村社会屡屡从中复苏，保持其一贯的宁静安稳，和乡土精英群体的教化之功分不开。然而近代以来，社会变迁，精英分子难以在乡间安身立命，纷纷迁入城市，致使这一支稳定乡土的力量逐渐丧失，近现代乡土文化危机的加深与此关系匪浅。以上历史事实，足以还原精英在乡土社会中的主导作用。

关于当代城中村精英，有人下了如下定义：“指那些在城中村实际生活中，各个领域内取得突出成绩，在相关领域的重大事务具有最后决定权，而且拥有着较多公共资源的人。这些人能够在自己的领域内拥有话语权和人、财、物的使用权。”以L村精英人物作为考察对象，以上解释基本准确、完备。在L村历史上，曾有过以“陆氏三凤”为代表的精英人物，为这块土地带来了一抹人文亮色。但是历史长河中，更多的是著有德声的乡土人士，因名不载史籍淹没不彰。今日的L村精英人物，可谓是“上接天气、下接地气”。他们生长于乡土命运尚未丕变之时，熟悉地方知识。他们经受了市场经济大潮的洗礼，深谙市场运作规则；在与地方官员的长期接触中，又多少熟悉了行政运作规则。他们既眷恋传统风物、道德，又对时代的深刻变易有直接的体认。既有一定的知识、资本，又有较深广的人脉资源。因此当他们被推上村社领导地位之后，就会自觉赋予自己一种使命感、责任感。事实上，在L村蓬勃开展的文化实践中，处处可见精英人物的文化布局。

折晓叶在上世纪90年代考察东南沿海一带工业化超级村庄时，发现“中国村庄在工业化的过程中，传统组织与现代产业组织却有很高的整合性，村庄中出现的新的社会分类角色———‘党委或支部书记—董事长’、‘村长—总经理’（在单一家族的村庄中他们还可能是族家长），便成了联结和协调各系统的平衡点。他们是村庄里的精英人物，既是村庄‘党政企’权力的执掌者，也是协调各系统的中间人”。这一事实在今天并未改变。此类集党政企权力于一身的精英因为其权威性、全能型，往往也成为城中村民效仿、信靠的对象。他们的文化眼光、文化理念一定程度上左右着文化建设的力度和发展方向。

L村新村社文化实践的成效，可印证以上观点。在与村社精英群体的接触中，一个鲜明的感受是他们对往昔乡土的眷恋不舍，对民风民德的退行、乡土记忆的丧失，常有今不如昔的感觉，深为惆怅、忧惧，且急欲修复。不可忽视的是，乡土固然是他们的人生情结，但是此情结之中更有村社经济发展、村社人心凝聚等种种现实考量，以文化兴产业、以文化促发展、以文化聚人心始终是文化建设的中心轴，致使L村新村社文化既有“向后看”的传统复兴趋向，又具备了“向前看”的现代色彩。

（二） 植根小传统、接纳大传统

费孝通先生在《重读〈江村经济·序言〉》中写道：“他（李亦园）指出了大传统和小传统的区别，因为他在田野作业中看到了中国文化的结构里有着具有权威的一套经典性的以儒家为代表的人生观和宇宙观，另外还有一套在民间流行，表现在民俗信仰的人生观和宇宙观。前者称之为大传统，后者称之为小传统……”还有学者认为所谓“小传统”指的是乡民社会中一般的民众尤其是农民的文化；“大传统”则指以都市为中心、以绅士阶层和政府为发明者和支撑力量的文化。质而言之，中国文化一向层次分明，乡土文化与都市文化、民间文化与官方文化、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既恪守边界，又互通声息。小传统文化是大传统文化的活力源头、基础与底色，大传统在接纳、判别、筛选、加工小传统的同时，引导、规范小传统。近代以来，乡村经济凋敝、乡土文化日显颓势，尤其是大小传统之间的桥梁———乡绅群体离乡入市，两者缺乏有效的对话和交流，从而渐行渐远。而当代，在现代、后现代语境夹缝中求生存的乡土传统文化，更是难以进入主流文化的视野，以致生存维艰。

在L村这样的“城中村”，一方面它是农村被城市完全占领的产物，另一方面却又意外地保存了一片民间文化的土壤，经过这些年的努力维护与保存，在都市文化的围攻之下，不但没有丢盔弃甲，反而重获生机。一年一度的端午龙舟盛会，在紫金港河上举行，这里曾经是L村的传统“地盘”，是“母亲河”，如今已经是两岸高档楼盘林立，又接壤车水马龙的文一西路，身居闹市。龙舟本是农耕文化的遗物，但是村社每年不惜重金吸引本村、邻村，以及周边企业的龙舟队伍来此竞渡，使这一“遗物”重新走入人们的视野，不但观者如堵，且都市传媒每年都会对之加以热情报道，其影响力一年胜过一年。龙舟这一与村民“情感生活、信仰世界、集体意识紧密联系的重要符号，在融入城市文化后正成为一种群体身份的表征”，在与城市的双向交流中，不但没有泯灭自身个性，而且迎合了现代人回归传统的精神需要，得到市民认同，并成为都市新民俗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杭州城市节日文化的“标配”。

有自下而上的渗透，就有自上而下的传播。文化礼堂、和谐之星的立意即来自后者，其范式和理念都源自官方宣扬、主持的文化政策与战略。难能可贵的是，它们并非是硬性植入、强势推行，而是村社集体结合L村自身文化传统和发展需要的巧妙嫁接。茶馆曾经在L村人的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L村人休闲、表意、联络感情、纾解矛盾的场所。拆村建居以后，茶馆淡出，意味着一个重要的公共文化空间的消失。社会转型过程中，聚集着大量的社会问题，村社集体意识到有必要恢复一个像茶馆这样的公共空间，为人们提供娱乐休闲、学习文化知识、联络感情、化解矛盾的场所，并借此公共空间，恢复失传已久的乡老传统，激发民间活力。正当村社集体为如何为茶馆植入一个“现代之魂”而踌躇之际，2012年，浙江省委、省政府将农村文化礼堂列为2013年十项实事之一，强调“以‘文化礼堂、精神家园’为主题，以展览展示和文明礼仪活动为主要内容，在吸收中华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优秀成分的基础上，立足于满足当前农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着眼于提升农民群众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发挥文化对人的精神抚慰作用和凝聚作用，培育共同价值观，筑牢农民群众的精神支柱，从更高层面、更大范围丰富和充实农民群众的精神世界”。借由这一良机，L村顺理成章地将当代文化礼堂建设与古老的茶馆传统对接起来，并致力于将之打造成为传承传统文化、提高文明素质、增进社会资本的重要载体。

和谐文化同样来自于主流话语，村社集体之所以有意识地利用这一官方语言，是着眼于克服村社所面临的内源性与外源性危机。有学者认为：“城中村由于是从‘村’而向‘城’自发转型的过渡性社区，与这种特定社区属性相关，村落成为传统社会现代城市社会之间诸多差异冲突的聚焦点。”在城市化铁律之下，绵延千年的生产、生活方式被阻断，在极短的时间内，原有的认同基础遭到瓦解，利益的摩擦与文化的碰撞不断发生，不和谐因素急剧积聚，对村社发展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2013年、2014年村社集体连续两年推出“和谐之星”评选活动，以“慈祥老人”“贤惠媳妇”“有为青年”“快乐少年”作为遴选标准，其用意在于所有性别、年龄群体都可覆盖，并在提倡传统道德与促动现代创业精神中找到一个平衡点，从而最终营造出和谐共生、共图发展的良好态势。

2013年底，浙江省委省政府提出“五水共治”大政方针，L村村社集体快速响应号召，适时在 2014年端午龙舟活动中祭出“五水共治，爱护母亲河”的旗帜，可谓十分善于审时度势，利用传统节日活动时机，轻松进入主流意识形态，将大、小传统联结得严丝合缝。龙舟竞渡有节令性的限制，因此他们又提出“舟聚周六”的设想，每周六由村社干部、党员带领志愿者、股民代表打捞紫金港河的漂浮物、清理河道边垃圾，对紫金港河进行养护，延伸、拓展了节日习俗的范围与内涵，使其染上一层现代环保色彩。

三、新村社文化实践的意义

（一）调适精神生活、重建意义世界

从种地到“种楼”，伴随着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急剧变迁，是精神世界的失落与重构。曾经一度，人们陶醉于征地赔款、房子租金、股份分红带来的收入，这是祖祖辈辈从未有过的财富。经济理性的膨胀，消解了安贫乐道的传统信条，竞争的压力降低了传统乡土共识社会的信任度，相伴而生的是全新的都市生活带来的陌生、无助、迷茫、自卑的感受。

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失序失范之后，传统的惯习又开始顽强地发挥作用。在乡土社会，民俗、信仰，架构起乡民世俗生活与超越世界的联系，是两个重要的精神支点。具体而言，在L村历史上，端午龙舟盛会，增福庙、三官堂等土地庙维系着村民历史记忆、情感生活、信仰世界、集体意识，在新村社文化布局中，重新张扬以龙舟盛会、三官堂、增福寺为代表的民俗、信仰活动，对重构村民的精神文化世界作用甚大。龙舟活动引来游客争睹的场面，在他者的眼睛中，村民重建了文化自信和身份认同。土地神庙几经漂泊，终于落地，在叩首祭拜的时候，人们无不感受到被神灵庇佑的安全感与幸福感。每当举行一年一度的端午龙舟盛会、春节增福庙祈福活动之时，即便是到外乡创业的人，都会回来，大家在一起聚会、怀旧、迎新，体会着村落历史文化的绵绵无尽，享受着节日的欢乐、亲情的温暖、信仰的力量。失地转居，是一个群体命运的巨大转折，由此引发精神世界失衡，很难避免，但是由于民俗与信仰等传统惯习依然发挥教化、整合、交流、调适的功用，为村民保存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精神文化世界，相对减少了进入城市以后的被剥夺感，进而产生一种心理满足感和平衡感。

（二） 整合本土资源、形成村社善治

在传统乡土社会，从三家村到千户村，村庄空间有着较强的封闭性和排他性。在这一空间中生活的人们因为稳定的血缘、地缘关系，拥有着共同的记忆、情感、意识，有着强烈的身份认同和社区归属感。相形之下，城中村村落自然边界模糊，村民在生产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社会心理上发生裂变，利益诉求复杂，认同度、归属感降低，个人化、原子化明显，群体凝聚力弱化，“城中村自然空间、社会空间和文化空间的裂变和失序导致其内部自我调节能力的丧失和外部控制力量的弱化”。

这种双重的丧失与弱化，使城中村治理成为难题。由于集体产权不明晰、治理主体多元，村社缺少绝对的权威，而当人们乞灵于政府时，颇为尴尬的是城中村现有的二元管理模式，导致政府往往不在场。一直以来，为人们所诟病的城中村与都市景观不相和谐的空间形态，环境“脏、乱、差”，低端的房屋租赁经济，以及“黄、赌、毒”的泛滥，都与以上因素相关。在上述难题未能最终找到破解之路的情况下，L村新文化实践在聚合人心、重建社会资本上起到了一定作用，并为改变城中村业已凝固的社会形象、社会评价找到一个突破口。

“在这一拥有历史文化渊源的社区组织情境中，它拥有一般现代城市社区难以具备的本土化资源，这些资源在每个治理细节中都发挥着它的功用。”L村历史上未曾有过发达的家族文化和雄厚的宗族势力，在乡村治理中发生作用的是长老权威、礼俗力量、舆论评价，其背后是约定俗成的价值评判和行为规范。只要善加利用，就可使这些本土资源重新成为村社治理的重要力量。兴办文化礼堂的目的之一在于恢复固有的长老权威，在村民发生利益冲突时，借助文化礼堂这个公共场域，凭借乡老个人德望以及村民的信任，调解冲突、协调利益。评选“和谐之星”则是通过寻找、确定、维护人人认可的价值标准，重建价值一贯性和一致性，重建社会秩序。将长老权威、民间舆论、民间信任等礼俗力量有意识地引入村社权力场域，不但容易在村社改造与未来发展战略中达成群体共识，取得较好的社会效果，而且可为政府分担社会治理成本。若长此以往，善治局面将乐见其成。

（三） 以乡土对接都市，加快融入步伐

“美国学者弗里德曼（J.Friedmann）将城市化过程区分为城市化I和城市化II。前者包括人口和非农业活动在规模不同的城市环境中的地域集中过程、非城市型景观转化为城市型景观的地域推进过程；后者包括城市文化、城市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在农村的地域扩散过程。前者在空间上表现为城区范围的推进，属于物质的外在的城市化，后者表现为城市文化的推进，属于精神的实质的城市化。”相对于物质的外在的城市化，精神的内在的城市化显然艰难得多。具体而言，从城中村居民自身来看，由于文化程度相对普遍较低、就业困难，自身对市民角色认识模糊、缺乏期待，以及农耕文化固有的保守性；从外在因素来看，当前城市化路径的粗放与激进，城市文化与乡土文化交流渠道不畅等等，都造成了城中村居民角色转型艰难、融入都市脚步迟滞。

毛丹在综合分析几个情况各异的杭州城中村之后，认为新老市民之间的日常互动环境好不好，互动是否频繁、持续、自然，直接决定了农民市民化的程度与平顺度。然而撤村建居后的失地农民一般难以像普通市民那样就业，意味着在日常职业工作中难以进入各种市民角色关系，很少有机会学习、理解和扮演市民角色。目前对失地农民较常见的安置方式是集中安置，这造成新老市民各自执守的边界意识。缺少日常的、微观层面的互动，不利于新老市民形成相似的思想感情，分享一致的价值观念，产生足够的亲切感与信任感，这些都对城中村民进一步融入城市产生阻碍。

作为一个初级城市化的产物，L村同样难以破除上述融入困境，只能在有限的条件下实现缓慢的融入，以文化建设为端口，寻求进入的通道，不失为一个有效之举。邀请专家撰写村史、为村社未来发展出谋划策，定期为村民举办较为高端的文艺演出活动等，创造了城市文化人士与村民面对面互动交流的机会。村落传统文化借此契机走入文化人的视野，使他们发生了解、研究的兴趣，进而产生为之献计献策、图谋发展的关怀之情，村民在感受这种情感性、社会性支持的同时，对都市文化人也会相应地产生信任、悦纳的感情。

一般认为，市民的价值观具有拼搏、进取、开放、包容等特点，而这些往往是传统的农民所不具备的。L村刻意强化、弘扬的“拼搏、竞争、合作、和谐”龙舟精神、龙舟文化，却与此市民价值观不谋而合。色彩斑斓、生动活泼的端午民俗活动在形式上成为城市新民俗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大众所共享和传承，它所包含的与现代精神相符的特质既显示了传统文化的活力与魅力，也暗示着它服务于现代化的可能性。再比如增福庙、三官堂，历史上是L村和周边几个村落的村庙，来此拜祭的村民资格有严格限定。但是随着村落传统自然边界的消失，如今这两个庙宇都坐落在空间开放的地带，很多信仰佛教的城市居民也会来此烧香拜佛。在庙宇建造、布局、摆设、举办佛教活动等方面，得到了热心市民在佛教知识方面的指导、参与，乃至金钱捐助。民间信仰奉行的和谐、向善、知足常乐等人际交往与人生信条也能在城市人心中引起共鸣。以乡土文化在城市的变迁、调适为机缘，乡土文化与现代城市文化实现了双向的互动与渗透，从而有利于城中村民顺利融入城市。

四、结 语

在汹涌澎湃的城市化浪潮中，如何避免城市文化沙文主义，给予弱势的乡土文化以变迁与调适的时间与空间，L村提供了一个观察的立足点。在前文中分析了L村新文化建设的意义，当然，对此不能过于夸大，它目前仅仅包含了某些可贵的萌芽，喻示着丰富的可能性。我们仍然应该清醒地看到，成千上万与L村相似的个体社会单元，至今乃至未来还将经历“文明的裂变和新生的艰难”，修复失衡的精神世界、调和内部利益博弈、融入城市社会，每一项都是重大的命题，都有漫长的路要走。文化发展有其特有的规律，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不可能一帆风顺。经受市场经济洗礼的村民，已经牢固地树立起生存理性和经济理性，村社集体在文化上较大的投入和短期内未见产出，可能会让一部分人认为是浪费集体财富，而产生不同的看法甚至矛盾冲突。村社集体对此除了应该耐心地宣传教导，还要引进文化发展新思路，在重塑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文化资本生产力，以文化带动产业，以文化促进发展，让村民看到实实在在的利益，从而建立起对文化建设的信心与耐心，形成文化建设合力。

城中村文化建设能否最后取得成功，除了依赖自上而下的精英个体文化自觉，以及自下而上的民众文化实践，还取决于外界的动因。一要看城市文化是否有足够的胸怀与善意，主动接纳、融会、整合乡土文化的个性与内涵，既能保障其传承空间，又有利于充实自身的多元性，最终达成两者美美与共、共生共荣的双赢情境。二要看政府能否看到在城市化进程中，一股来自民间的力量正在不断地调整文化姿态、充实文化内涵，以图实现乡土对城市的“逆袭”，从而对此中尚处于自发、自为状态的力量给予充分的重视，提供相应的政策支持，通过媒体宣传、政策表彰，引导、传播、弘扬乡土文化自觉的力量。理想的状态是乡土文化在不断地变迁与调适中能永续发展，而文化的传承者又能以此作为桥梁，顺利实现与城市文化的对接，最终融入城市，完成真正意义上的市民化。

参考文献

[1] 李克强：《协调推进城镇化是实现现代化的重大战略选择》，《行政管理改革》，2012年第11期。

[2] 李培林：《村落的终结———羊城村的故事》，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3] 李耿为：《试析城中村中的精英》，《重庆社会科学》，2006年第12期。

[4] 折晓叶：《村庄边界的多元化———经济边界开放与社会边界封闭的冲突与共生》，《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3期。

[5] 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6] 王铭铭：《中国民间宗教：国外人类学研究综述》，《世界宗教研究》，1996年第2期。

[7] 储冬爱：《城市化进程中的都市民间信仰———以广州“城中村”为例》，《文化研究》，201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