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一位朋友在微信里发照片，承包土地的老板在收购香蕉以后，在地里留下了大量的废弃白色塑料袋。他调侃道，“征集解决方案！”这几年我们非常鼓励发展“公司+农户”的 模式，因为这种模式的好处在于公司为农户带来了市场需要和信息，同时也把分散的农户组织到了大的市场里。一切看起来都没有问题，但是只要做一般的计算就会 发现，农户在这个价值链中的份额是不高的。这就好像是一列火车，火车在跑，不论跑多快，坐在车尾的还是在车尾。无论是留下套香蕉的废弃塑料，还是农民在价 值链中的低份额，都显示出乡村在工业化中的尴尬处境。 工业化以来，不论是在原发工业化的国家，还是在后发工业化的国家，各种资源从乡村流向工业和城市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尽管恰亚诺夫不主张从工业化的角度 看待小农，但是乡村在某种程度上的衰落似乎无法避免。我是有机发展主义者，我认为只要实施工业化，乡村的变迁就是不可避免的，而民粹主义的批判并不能改变这个路径。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工业化带来的“次生殖民化”。

乡村价值的重塑或者说乡村主义的兴起，大都发生在乡村萎缩之后，即当农业GDP占总GDP的10% 以下时，乡村的经济意义减弱，乡村主义开始复兴。中 国也顺应这一趋势。因为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农民的生计和福利与城市人口的生计和福利之间存在落差，所以乡村的萎缩不单单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会演 化成政治问题。这一点在欧洲、日本以及韩国的发展过程中表现得非常突出。在这些国家，农民依据国家对其权利的保护来获得乡村复兴的资本，同时，随着乡村建 设的发展，又会促使农民要求获得更多的支持，而这一过程最终会形成城乡政治均衡。这个均衡的实质是城乡在收入、社会福利和政治权利之间的差异逐渐缩小，并 且这个均衡一旦形成，所谓“次生殖民化”的现象基本上就会消失了。 另外，我认为实现这个均衡需要发达的工业的支持，而一个发达的工业又需要有全球市场作为基础，欧洲、日本和韩国的情况基本符合这一路径。因此，从某种意义 上说，在很大程度上，这些国家的农村复兴是建立在对其他国家经济剥削的基础之上。

与欧洲、日本和韩国的情况不同，中国既没有像欧洲在长期的商业和工业资本主义阶段所积累的资本，也没有像韩国那样在发展初期获得大量外援，因此，我国快速工业化所需要的资源只能快速地、大规模地从农村动员，导 致乡村各个方面的资源大量流出，造成乡村的萎缩，从而乡村主义思潮开始出现。就如同我前面讲的，只要推动工业化，乡村的相对萎缩就不可避免，所以中国工业 化和城市化的发展是建立在农村和农民的巨大牺牲的基础之上的。最近几年乡村民粹主义思潮涌动，直指我国农民权益缺失的现状，这也暗示了形成城乡政治均衡状 态的时机正在来临。

我的判断是，城乡的均衡似乎是工业化发展的规律，我们也正在建立这个均衡。而我担心的是有两股力量可能会影响这个均衡的健康发育。首先，由于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资本的外部扩张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例 如，我在云南调查民营企业在老挝的投资时发现，阻碍资本走出去的障碍太多了。最近几年，资本回流乡村非常明显，这看起来是一个积极的变化，但实际是一种发 展的“内卷化”。另外，外部资本借助国家发展主义的力量，正在改变乡村与城市之间构建均衡的社会化过程，其结果是对乡村的又一次盘剥。新的盘剥将会引起很 多问题，如满处的塑料废物对环境的污染、农民收入的相对下降和土地权益的纠纷等等。其次，新的乡土主义、新上山下乡等等各种“新乡村主义”不断涌现，这实际上也会给乡村带来消极影响。新 乡村主义的内容是多样的：有的立志改造乡村，有的以保护生态和文化为目标，有的鼓励中产阶级和精英阶层去寻找失去的“故乡”、寻找“精神乐园”，也有的是 为了把乡村改造成为为城市提供新的产品的新农村，如农家乐等等。这些“新乡村主义”似乎是乡村建设的新动力，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建立乡村和城市之间的均 衡的过程中，不论是资本，还是外部出现的各种对乡村的行动，无一不对乡村和城市的均衡构建产生消极影响。如果继续把乡村作为满足城市新消费的目的地，那么 乡村有可能会变成看得见的污染之地和看不见的城市精神的垃圾场，即形成新的“次生殖民化”。在这个过程中，乡村将会再次成为廉价工业品的消费地，同时也在 为城市提供新的廉价消费品如空气、休闲、绿色旅游等等。也就是说，乡村依然处于文化价值链的末端，而人力资本和其他资本依然会流向文化价值链的高端，因 此，乡村无法进入城乡均衡状态，最终导致乡村的衰落。

为了实现乡村和城市之间的均衡状态，最根本的是要缩小两者之间的文化价值差异。但 是，这还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就如同如果都是1000元的工资，让你在清洁工和公务员之间做出选择，估计大多数人都会选择后者。因此我认为，如果一个国家正 在进行工业化，并且工业化的过程没有完成或者没有升级，即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依然依赖于农村的资本、人力和原材料的供给， 那么乡村的建设是困难的。但是，既然乡村对工业化的价值已下降到如今的地步，就应该设法避免在乡村出现新的“次生殖民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