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基于两千多年的农业税被取消，原先存在的农村干群关系紧张得以缓解，村干部因为农业税的取消以后，特别是小组长等职务，变得可有可无，有的甚至都沦为了通信员(见《村支书的权力变化与乡村权力结构变迁——以湖北省Z村为例》[D],兰州大学硕士论文，2014年5月)，但是在2006年以前，一个村的小组长都可谓是“风光无限”。

 这样的“风光”背后在于层层的权力代理，小组长是村支书，村委的代理人，而村支书又是乡镇的代理人，以此类推，权力的派出机构是中央。而这种与权力稍微沾点关系的情况，导致有时候小组长也会沦为权力作恶的帮凶，甚至在当代依然存在这类的现象，比如说，村支书在征地当中袒护企业，出卖集体利益，而伤害农民的正当权益。

 就不论当代，且回头看2005年的一个发生于湖北荆门Z村的这场以命抗争的故事，就更加可以观察到，村干部与村小组组长是否合格?在其中充当着什么样的角色，并且更需要反思的是，为何农民抗争前后，会有一个态度上的转变，集体的看法，往往是因为什么样的社会基础来支持的呢?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一起来回眸一下发生在Z村的这场震撼颇大的事件。

 Z村是湖北省中部地区的一个普通村庄，因为农业税没有收全，有的村民还欠着农业税而不交或者没有交齐，加上不知道从何处来的“政策”，让村委派人去挨家挨户的收税，强制性的上缴农业税，并且如果村民不缴纳，就以“打人”、“扣押”等暴力与非法的形式逼迫农民缴税。

 村民L就是其中的一户，其家总共6口人，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上有母亲和父亲，还有娶来的媳妇，可谓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社会学意义上的扩展家庭。然而，2005年的夏天，村民L因为没有交齐农业税，遭到村委的“扣押”，被直接带到Z村村委办公室。此刻，村委办公室还不止有村委的“班子”成员在，还有上级部门委派下来的监督者——监督村委收税——然而，当L被带进去村委办公室以后，不是“讲理”，而是遭受到了拳打脚踢，甚至被打的“半死不活”。

 当村民L的母亲LCX得知其儿子被打的“快不行了”，其直接带着农药去村委办公室“理论”(评理，抗议)，结果最后“气不过”，把带去的农药喝完了，死了。恰如日常生活里我们所说的，在中国，有时候往往就是因为“死了人”才会把问题真正的“放在眼里”。包括如今我们在乡村调查时依然有农民认为，抗争——有时候必须“死个把人”(也就是死1—3个人，方言)，问题才会被重视，否则就不能被重视加以解决。为了把这个重大的事情尽快的消除影响，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村委随即将死者LCX火花，并且将村民L“释放”(本身村委扣押村民，限制其人身自由也是非法的)。

　　LCX的女儿(现在是湖北省某镇的镇长)是受过一定教育的，也就是村民L的亲妹妹，此刻，她将已经安葬好其母亲的坟墓，在半夜的时候起开，并且将骨灰盒抱着，连夜前往荆门市去上访，躲避村委追查，要求市政府给予公道，并且赔偿，处置村干部，否则不安葬死者。最后，政府退步，给予村民L十多万元的补偿，并且之前欠下的农业税予以取消，还把村支书WXC的职务给撤销了，村民L所在的村小组的组长KXS也被免职。

　　然而，在Z村中，另外一个村民G，作为L的好友，也是因为欠税而遭受到恐吓，暴力威胁，村民后来评议说，G聪明就在于躲在房间里，而不让来收税的人进门将其带走，所以才没有遭受皮肉之苦。但是，与村民G不同的是村民L因为心肠耿直，没有“想那么多”，却被村委逮到机会，将其毒打，还因为村民L被打所形成的伤口不小心染到了其母亲所带过去的农药，在抢救时直接把其全身的血都换掉了。可见这件事情的惨烈程度。

　　在2005年夏天，Z村这些所谓的“抗税者”，还有一些遭受到了毒打，但是不是所有人的母亲都如L的母亲一样，为了自己的儿子，以命相拼，且死的时候只有40多岁。村民们评议L的母亲，“是一个伟大的母亲，充满了英雄主义的色彩”。他们更把L的母亲那种“护犊子”的精神，夸赞的非常好，并把死者LCX作为一种榜样被宣传”。

　　这里所存在的正面评价，并没有指涉抗税，也没有指涉村民L，或者L的亲妹妹，而是把所有的荣耀都给了L的母亲，那个为儿子死去的女性、村妇。但是，负面的评价却给了L，因为村民L在抢救过来以后，拿着得到的赔偿款十多万元去“茶馆”、“妓院”等场所挥霍，并且不乏一些“赌博赌的比较大”的事实存在。

所以，村民们一致认为，L是不孝顺的子女。比较一下，如此差别之大的村民评议，对于母子二人，的确值得深思。因为，当L没有挥霍这笔十多万的赔偿款的时候，村民评价基本上都是一边倒，并且称赞的背后不乏基于同情心，正义感，对于“非法毒打”的“语言反抗”与“心理抗争”，等等。此刻，却又因为其儿子“不成器”，而进一步沦为“不孝顺”，没有了马克思·韦伯所说的“声誉”了。且这种“声誉”在一个熟人社会，在乡村社会非常重要。所以，我们还可以发现，这套评议机制，就是基于传统文化和熟人社会，不然不会如此。

　　另外，农民对于自我财富的管理，往往缺乏意识和方法，在一个实用主义比较盛行的底层社会，即便是L把这笔钱拿来“让孩子读书”，或者从事“养殖”等做一些正当性和合理性更强的事情，往往村民不会把“不孝顺”扣(贴标签)在L的头上。宽泛的说，“不会理财”的例子，其实还有一些被拆迁的农户，得到“巨额”的补偿以后却又在一夜之间，挥霍一空，甚至让亲人反目成仇，让家庭妻离子散。

　　当我们在接触到这样一场活生生的，真实的“以死相拼”故事以后，我们会反思什么?第一，可能是“死的伟大”背后的那种母亲对子女的爱护该被歌颂，以及农业税中不合理的现状，违法的事实，应该被认清和取消。第二，农民如何管理财富都是需要被重视和培养的。

　　而今，农业税虽然取消，干群关系的确缓和了不少，却又出现各种各样的农村问题，比如动员能力下降，乡村公共事业瘫痪，比如F村，修路拨款十多万，被按住，路到今天依然还没修，钱却被一点点的吞噬。一事一议，仿佛就是一个形式主义的东西，不被村干部重视，也执行起来有其内在的难度。

　　其实，总的来说，转型期的乡村，给我们的疑惑还有很多。而“死了人”才“办事”的逻辑，不应该在农村中再出现，更不应该在中国社会出现，故而就需要法治的“出场”。但是，法治在乡村社会中，有时候又是尴尬的，比如有的“离婚”案件，本来是可以通过调节，当事人就是赌气来离婚，最后法治作为刚性的力量参与进去，离婚成了“不想离也得离”。

说来说去，杜绝文中的难题，想必还是需要依靠乡村以往的内在秩序与传统机制，法律有时候也需要在“必要的时候”出来维护农民的合法利益。它更多的应该是一种补充，而不是主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