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土地制度变迁的客观过程
　　讨论土地问题，首先要努力地做到"去意识形态化"。农村研究之外的理论界大都缺乏实地调查研究，往往关注的是土地的所谓公有制和私有制问题，目的是要证明西方舶来的主流意识形态给定的概念，但那是讲不清楚中国土地问题的。
　　因为农村土地制度如果按官方意识形态就是半公有制的集体所有制。但按照农村土地承包法的法律规定，集体所有制一般是以自然村社为界的原生产小队作为所有制单位，而在自然村社内部，土地和其他不可移动的自然资源在历史上早就成为村社成员共有和共享的资产。任何村社地缘关系外部的主体哪怕是政府，要想占有村社土地，不通过交易也不可能直接占有。因此，村社地权与城市私有产权同样是"风吹得进、雨打得进、皇帝脚踏不进"。把村社为载体的集体所有制归结为公有制，确实是符合改革之前的意识形态。不过，即使改革之前最多也就是一种向公有制过过渡的所有制形态，改革后反而有理论界硬把这种村社所有制直接归类为公有制。
　　家庭承包制之后，村社所有制其实是村社范围内所有成员共有、对内共享的产权。由此看，当代的农村集体所有制应叫做村社为载体的"成员权"的集合。
　　历史上的成员权共有制就长期存在。如今看也比较中性，不必一定按照西方意识形态明确定为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需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无论主张资本主义的国民党还是把社会主义作为目标的共产党，都要为了耕者有其田的传统理念打土地革命战争。而1950年完成平均分地之后，也就是第三次土地革命战争的果实变成了所有农民共享之后，任何一个领袖上台都要再次做"耕者有其田"的政治承诺！根据官方主流认可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一切的所有权关系或产权制度，最终表现的就是收益分配。那么，2006年完成农业免税和2008年完成山林山地分到户之后，农村土地和山林等资源性资产的收益几乎全部由农民直接占有。使中国农村变成小有产者为主体的社会。
　　如果官方不去大力推进少数人大规模占有资源性资产的所谓改革，农村本来不会大乱。
　　中国几千年的农业社会基础上形成的国家政权历来强调对小农经济的保护，内在体现的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国家理性。皇帝和朝廷最怕的就是豪强大户占田地导致小农破产，流民四起，随后天下大乱。因此，历朝历代也都强调耕者有其田来确保国家稳定，这是朝廷和农民的共同要求。多数朝代立朝之初，都要通过均田免赋，对农业社会土地财产及其收益做重新分配，就会带来一段相对稳定的朝代周期。
　　对比中国的现代国家制度安排，1950年、1980年两次官方推动全面"均田"；但，2006年才算完成"免赋"。这是土地制度上的"毛规邓随+ 胡免赋"，用了50多年才完成一次历朝历代都要做的"均田免赋"。借助这个过程本应形成稳态社会结构，但，实际上我们已经处于非农业社会，国家90%以上的收益来源于工业和城市，因此，随着资本过剩压力下城市利益集团推动，很容易导致土地向少数人集中的、满足资本利益的、不再强调公平的所谓改革要求！其实，如果实现了土地及自然资源的规模化集中、资本化开发，所产生的收益也往往为少数人获得。
　　若这个搞法也算深化改革，那也就彻底背离了美国亨利乔治、中国历代政治家，及近代孙中山、毛、邓等关于"总地租"的主张，和由此天下"免赋"致国家稳定的理想。这个关于总地租的理论创新不仅提出，并且也在实践中得到验证了。

　　
　　二、毛泽东在土地问题上的四次变化及派生的国家制度
　　看中国20世纪的土地制度演变过程，就要把土地从与资源环境人文社会"脱嵌"出去才能成立的西方思想的"生产要素"概念，再重新"回嵌"到整个生态和社会有机结合的发展过程来看。
　　我认为，毛泽东一生都在不同条件下做土地革命和改良的实验。归纳起来，他的土地政策经历四次改良与激进之间的变化。
　　第一次是改良变激进。20年代发起湘南暴动之前，他是改良派，曾经是参加乡村建设的青年志愿者。之后，毛泽东发动湖南农民运动搞"打土豪分田地"，变成了激进的土地革命实践者。毛泽东认为农民革命是痞子运动，从而和白区的知识分子党中央形成了巨大差异。同时代的梁漱溟等人试图开展乡村建设运动时，就面临着"农民运动，农民不动"的教训。同理，1947年国共开战，土地革命同步地从老解放区开始向新解放地区推进，工作队南下到淮河流域新区，发现人多地少，土地没有高度集中，村内没有多少富农，几乎没有地主。时任中央农工部部长的邓子恢建议土改暂停2年，得先发动农村贫困户组织起来才能再搞土改，毛泽东否定了这个建议。因为战争需要靠土改来支撑，所谓土地革命战争就是要清楚地告诉对方士兵投靠过来分田地。随着国民政府1947年严重的通货膨胀到1948年金融改革与政治反腐的失败引发的金融和财政体系的崩溃，国民党政府和现代化军队缺少现代经济支撑，而毛泽东则靠那些分了地不要现代化财政金融维持的传统农民打下了天下。所谓农村包围城市，传统农业社会的农民军打垮了现代城市社会的国民党现代化装备的军队。
　　第二次是从激进的土改转向改良，是因为朱德和毛泽东到江西井冈山要立足于此。八百里井冈，五万人贫困，几乎没有地主，红军的粮食要靠为数不多的有剩余的富农，所以至少在井冈山内部不再搞打土豪分田地了。这时，毛泽东自称"红色割据"。他也因此被白区知识分子党中央叫做右倾机会主义，等知识分子党中央在白区失败了跑到苏区，就对毛泽东强烈批判差点杀掉。他们搞的现代化的苏维埃政治经济体系，彻底摧毁了贫困山区几乎没有剩余的农业社会的经济基础。那怎么办？就又通过"扩红"去打外线，把周围土豪小割据消灭了分浮财。毛泽东说井冈山是红色割据，周围是小军阀割据，要去打就只会两败俱伤。前三次反围剿中央军来了还有人通风报信，红军还能借道打游击；知识分子党中央搞扩红去打外线，打掉了土豪割据的外线屏障后，中央军得以长驱直入。知识分子党中央的的做法本质上是直接导致第四、第五次围剿失败的最危险的激进自毁政治。
　　后来红军从井冈山一路转移到陕北，一样是贫瘠山区，所以改成根据地的"三三制"政权建设。搞减租减息，但不打地主富农，延安政权所依托的传统的乡土社会就被改良稳住了。延安后来的问题是因为大批追求自由民主的小知识分子投奔延安，但不会劳动，养不活自己。与延安整风同期发生的，实际上就是在没有现代财政补给下的自力更生的大生产运动。减租减息和大生产运动都是一种社会经济领域的改良。和同一时代下的乡村建设派的晏阳初在重庆"华西实验区"实现的"三七五减租"和搞合作社建设的改良差不多。可见，当时是国共两党在各自不同统治地区做的内容相似的改良尝试。
　　第三次是解放战争时期，敌众我寡压力下毛泽东必须再次发动农民革命"无偿"占有土地才能支撑战争，这才从改良又变成了激进，这就是第三次土地革命战争。
　　意料之外的制度收益是改出民国大危机。因为，只要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也就意味着中国社会88%的人回归了传统农业社会，和国家追求的高成本现代化切割干净，即刻缓解了民国追求现代经济对内剥夺代价巨大转化的全面危机。共产党建立政权时，接手了的烂摊子是民国自1937年以来的13年高通胀，但是通过88%农民回归传统小农社会的自给自足，国家财政只要负担12%的城里人即可。
　　于是，1950年代初期官方农村政策回归改良，只搞扫盲、技术、良种，提倡"插犋换工"互助组。
　　第四次是国家资本主义工业化需要从农民提取剩余完成原始积累，于是又从改良变激进。毛泽东在1950年代中后期为了城市需求亲自发动合作化，为了工业化需求1956年搞高级社1958年升级人民公社集体化，主要是以乡为单位才能集中上万亩土地，才能满足城市产业资本的农业机械等工业品下乡的需要！这个集体化时期农民穷，也是农村向城市做了大量贡献派生的结果，是国家资本主义工业化的代价转移给乡村承载。大约20年完成了内向型的国家工业化资本原始积累--全国都在贫困条件下艰苦奋斗，没有像西方那样通过向外殖民扩张获取外部资源和奴隶劳动剩余来完成资本原始积累。
　　这就是中国特色自主工业化的创举，也是今天要强调的道路自信的由来。
　　民国又是如何垮掉的？民国追求现代化与当代同样，都是工业化城市化拉动经济高增长，其黄金十年的年平均增长率是8.4%，也和当代差不多；结果就是土地向少数集中，财富向少数集中。大量农民失地，酿成了农民革命。再加上长期内外战争军费开支巨大，最后导致现代财政破产金融崩溃，国家无法维持。
　　我们现在还可以看到解放区时代各种"翻身农民"接受的共产党地方政权和军队留下的"白条"，欠了多少米，多少鞋子，这个交换没有经过现代市场和财政二次分配，留给农民的是预期制度收益，是等革命胜利了大家过好日子，当初农民参加革命得到的承诺就是中国最主要的财产土地资源的平均分配。这意味着革命党对所有底层群众做出的政治承诺是当代国家承担的一种"无限责任"。中国通过土地革命战争这种强制性制度变迁所建立起来的，是对人民承担无限责任的上层建筑；按照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这种中央政府靠的只能是承担无限责任的全民所有制企业为主体的经济基础。
　　这就和西方有限责任政府依靠有限责任公司的体制完全不同。
　　如果当代改革追求西方有限责任体制，那也许短期会有所谓的效率，但内在的问题是：到底是否应该在国家尚未兑现承诺过的责任的时候就放弃承诺？
　　中国建国之初，第一步就是向参与革命的农民阶级兑现了"耕者有其田"的政治承诺，使农民都变成小土地所有者，于是中国就成为了世界最大的"小资国"，毛泽东曾经描述自己是"在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里游泳"；半个世纪之后中国小资基础上生长出占人口约30%的世界最大规模的中产阶级。这时，如同早年曾经对下层作出预期制度收益的承诺那样，执政党也要对中产阶级通过作出预期收益的承诺而分享其现实财富！吊诡的是，官方还没有来得及认识到因放弃承诺派生"维稳"困境是此类改革的制度代价，中产阶级就已经"不自觉"地接受下层既往教训、开始了虽然无序但却无处不在的反抗……

　　
　　三、国家安全责任也是国家信用责任
　　无论财经官僚们怎样推动未来从无限责任制向有限责任制过渡、做所谓减少直至放弃责任的改革，中央政府都必须对国家安全承担无限责任。那么，也由此派生了国家政治创造信用派生的宏观调控和对外经济战略上的无限责任。货币就是国家政治信用向国家货币信用体系赋权的一个产物，人民币上印着开国元勋毛泽东就是一种国家政治信用向货币赋权的象征。
　　回溯当代金融信用体系，从20世纪初世界进入金本位；到1944年的布雷登森林体系进入了"美金"制；到1971年该体系解体。美元则不再是美金，但仍然是全球储备货币，其所依靠的就是美国同时可以打两大洋战争的国家政治军事实力。世界各国承认的美国担任全球央行的金融全球化制度，就是美国军事政治强权派生全球金融信用，普世价值的本质就是美元滥发、但靠软实力维持其全球普遍适用。
　　中国搞上层建筑"去国家化"，照搬的社会科学"去中国化"；理论界"邯郸学步大赛"方兴未艾之际，突然遭遇周边危机不断，才在领导班子换届之际发现做不成"美中夫妻梦"是人民币"不守妇道"挑战金融资本时代的美元霸权地位的结果。只好再去郑重地宣称中国愿意跟从和维护美国秩序、不可能挑战美国制度权和话语权！
　　华尔街金融海啸标志着金融全球化风险集中爆发。同期，中、日、韩三国和中国台湾想建立东北亚自由贸易区，其中一个核心内容是各经济体的贸易用本币结算和开展货币互换，这个贸易量最大的地区少用甚或弃用美元，意味着西太平洋地区的"美元湖（west pecific dollar lake）就散开了，因此美国高调重返亚太，巧实力操控南海、东海争端，同时推出TPPA和接着推出TPPI，建构美元一家独大的金融资本自由进出体制。若这样做，就要求战略伙伴必须签署"去金融边疆"的协议，才纳入"超WTO"的新体系成员。
　　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中国似乎是唯一扛得住的国家，原因就是中央银行按有调控兑换率收购所有海外投入中国的资金，一方面通过"兑换货币游戏（paper game）"加快本国经济货币化，中央政府凭借政治信用制造货币信用，低成本地不断扩大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政府信用派生的纸币信用不断地增印出来、也稀释了被利益集团以改革名义占有的资本化收益，于是，很多既得利益者就千方百计"去国"，引发大量贪腐和资本外逃……
　　此外，由于中央政府对国家安全承担了最终的无限责任，就不能放弃对这个"纸信用"的无限责任。所以，五大国有银行的70%资本金是国家的，中央政府作为主要投资人就决定了国家的金融治理结构，决定了国有银行代表中央政府承担无限责任的政治使命。

　　
　　四、东亚原住民社会土地制度与西方殖民化社会的比较
　　所谓的东亚模式，不论意识形态和政治主张，在土地制度上高度一致：中、日、韩、朝、中国台湾，包括越南，都是"耕者有其田"、土地均分的基本财产制度，体现的都是中国儒家思想的政策体系。日本比我们更保守，长期以来日本所谓土地的私有化设定比中国还严格的限制，只允许农民作为合作社社员占有，严禁外部企业进入农村下乡占土。整个农村经济是一个庞大多元的垄断性财团体系控制，名义却叫做"综合农协"，涵盖了金融、保险、房地产、超市、餐饮、批发的全部经济环节。但，98%农民是社员，垄断收益部分返还农民。
　　日本城市至今也是垄断性的经济体制。
　　农村经济是农林水产省通过配套的中央农林金库控制农村金融保险、介入各级综合农协三产服务，再通过收益分配垄断控制全国农村经济。城市则是六大综合财团垄断性地掌控城市经济。企事业单位内部通过论资排辈的"年功制"严禁员工竞争，这个经济基础也影响了上层建筑和国家政治。1990年日本经济泡沫崩溃后有"失落的20年"，经济衰退但社会没有出现严重的群体事件。同理，韩国和台湾的乡村治理就都是依赖于日本占领时期构建的小农经济和综合农协模式维持农村稳定。
　　而中国1980年重新实现了小农经济，但没有搞综合农协，就劣绅当道地痞横行。
　　整个亚洲社会由于是原住民拥有土地的制度，所以几乎找不到大农场土地规模化经营的典范。世界上凡是有大农场的国家一般都属于殖民地，例如美、加、澳，西方人占领殖民地不承认原住民的土地权利，外来农场主获得土地，最初是建立在鼓励西方殖民者对印第安人血腥杀戮的"交易"上的。导致这些有大农场的国家往往原住民人口比例很低，美、加、澳的原住民人口都不到3%。中国是100%原住民，情况根本不同，即使推进土地自由经济形成豪强大户，对国家稳定也是具有相当大的威胁。
　　东西方的历史传统差别很大，中国的农村20年高度集体化制度是工业化资本积累派生的结果，并不是孤立的建立起来。在中国当时条件下，不可能对外殖民和扩张的情况下，工业化原始积累阶段的内源型积累只能从三农而来，做出牺牲的就是农民。诚然，中央对此是清楚的。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新农村建设，就是试图拿工业收益反哺农业。
　　近代中国经历了四次工业化，清代的洋务运动、民国的"黄金十年"、毛泽东的国家工业化、和邓小平的内外资本的融合。有人测算建国以来60年农业向工业累计贡献约17万多亿，现在国家向农村投了8万多亿，至少还要继续补偿性地投那剩下的一半。
　　改革开放以来，每一次领导换届都会遭遇一次经济危机。客观上看，每一届新的领导集体都要消化上一代领导集体过量投资带来的通货膨胀和随之而来的宏观调控引起的经济下滑。可见，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本是客观规律，只不过与中国10年换届的政治周期重合了。
　　应对危机的措施都会造成遗留给后任的代价。李鹏政府开始发国债，但规模很小，1998年交班时才发到500亿；朱镕基正好赶上1997年东亚金融风暴，1998年大规模发债救市，那一年就是3800亿；温家宝2008年提出的四万亿救市投资只是"朱规温随"，但是也积累了产能更大过剩的危机。
　　可以在生产过剩方面做东西方对比。
　　1929-1933年，西方发生了生产过剩的大危机，凡是坚持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西方国家全都失败了，最终罗斯福新政起了力挽狂澜的作用。但罗斯福自称为"新国家主义"，让私营经济停摆，政府组织大规模基础建设，解决失业问题。后来在冷战时期，这个政策被美国右翼反感地称为"罗斯福共产主义"，但毕竟他是胜利者。二战前世界上只有三个国家是"国家主义"，另两个分别是苏联斯大林主义和德国纳粹希特勒主义，都是用国家替代市场经济、扩大投资于内陆建设来维持工业生产，最后这三个国家度过了危机。之后，这三个生产过剩的国家主义为主打了世界大战，美苏绑在一起打掉了德国。战后，苏美向外输出产业资本，美国是马歇尔计划，斯大林则是东欧重建和中国东北工业基地。
　　这就是美苏两个地缘政治寡头控制下的产业资本过剩下的"双雁阵转移"。
　　历史就是这么真实冷峻，没有温情脉脉；更由不得邯郸学步者们巧言令色的矫情。
　　1998年中国遭遇生产过剩，时任国务院发展中心主任的老一辈经济学家马洪、时任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的海归学者林毅夫都提出应对之策。林毅夫直陈中央：只能采用罗斯福新政来应对，朱镕基新政就采取了同罗斯福一样的方法国家直接进行大规模投资。1999年西部大开发3万多多亿，三分之二是国债，高速铁路的三纵两横也肇始于此。2001年东北振兴老工业基地2万多亿。5-6万亿挽救了经济危机、形成当时七上八下（7%以上，8%以下）的中国经济"老常态"。2003年温家宝上台，"三农问题"成为国家重大战略。2003年中部崛起投入3万多亿；2005年新农村建设至今投入8万亿；2008年汶川大地震灾后重建2万亿多，基本也是西部农村；同年金融海啸危机4万亿投资；加起来等于3倍于朱镕基政府的投资。
　　这些国家大规模投资化解生产过剩的政策，若从积极角度看，也可以叫做中国的"三大差别"再平衡战略。前两届政府已经缓解了区域差别和城乡差别，新一届政治局近期要作为政策重点的是缓解贫富差别。诚然，三大差别既然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不可能靠市场经济实现再平衡。连经济结构高度化的美国和香港都在恶化贫富差别，恐怕也只有在类似罗斯福"新国家主义"集中治理下才能缓解。
　　近15年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虽然造成了今天十分严重的资本过剩问题和地方政府债务与银行逾期贷款交织的问题，但能够用非战争方式度过西方需要战争才能度过的生产过剩大危机，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没有军事强权的国家，也算是不得已的选择。

　　
　　五、中国今天面临的危机和战略选择
　　从1998年的生产过剩，到2008年的资本过剩，中国面临生产过剩与资本过剩双重危机延缓15年后的再爆发的可能；也面临着救市造成的巨大的债务危机和金融坏账链条断裂的可能。这些累积的负担，都集中到了新一届政府身上。
　　西方金融大鳄多次做空中国，2013年三中全会期间，美国媒体放风要停止"超级量化宽松"政策，直接导致金砖五国垮了四个，现象都是外国资本大量流出、本币狂跌、股市狂泻……那时候，只有中国没事。根本原因就是中国的资本管控，本币不自由兑换，除了800多亿美元少量的外资作为"QFII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人"，其他外资无法进入中国的资本市场，只能投资中国实体经济。当时的印度则直接采用一刀切，扣除36%外币汇出税才挡住外国资本流出。俄罗斯去年11月份发生的卢布危机也和美联储10月底正式退出QE有直接关系。
　　中国能够维持竞争力，中国的制造业之所以能够打败很多劳动力名义价格比我们低的多的国家，就是因为我们的民营公司不是真正西方意义的股份公司。农民能够忍受没有社保，工资拖欠，是因为本质上不是无产阶级。家里有地、有房，是小有产家庭派生的、追求短期现金收入以维持家庭简单再生产的劳动者，因此不能用19世纪欧洲阶级政治中所描述的工人阶级概念来定义中国农民打工者。这个分析是30年代金陵大学农经系教授写的。
　　但，随着我们的城市化政策越来越激进，产业资本集团迫使打工的农民变成了真正的无产者，即马克思说的掘墓人，但又达不到高度的自觉性，是不利于中国危机的软着陆的。
　　苏联国家解体的同时，国家货币信用崩塌，中产阶级一夜之间被金融资本洗劫成贫困户。但当时苏联老百姓活得下来是因为有个制度，国企职工工作满五年后可分得半公顷的园子地，因此，这些郊区土地成为危机爆发时职工生活的最后保障。至今俄罗斯国家经济的70%靠国家卖资源和卖军火。
　　中国面对产能过剩导致去工业化，以及资本过剩的双危机；加上商业过剩，则三重危机。与此同时，类似有限责任公司的地方政府及其恶性竞争带来的产业过剩危机，导致目前去工业化已从南方珠三角沿海开始向北蔓延，大量企业倒闭破产的风潮从南方逐步波及北方。到长江三角洲基本止步。因为，长三角从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形成的就是在地化经济结构，产业资本"有根"，流出有较高成本约束。加上工业结构相对稳定，产业门类完整，是国内其他制造业的设备提供地，有日韩装备制造业特点。而珠三角外资的85%是港台的"无根型投资"，只剥夺环境资源租和劳动力租。得到地方政府亲海外资本的政策好处，获得相当于租的收益后，把积累的巨大风险甩给地方，比如把拖欠工资不支付保险的大量失业打工者转嫁给社会。这就是大部分私人资本的本质，并不承担真正的有限责任。
　　随着去工业化过程，会出现大规模的待岗、失业，因此，稳定的农业社会和乡村治理将扮演重要角色，是承载危机软着陆的基础。
　　由于必须应对西方所谓的量化宽松政策所制造的大量流动性，随着新世纪西方对中国大规模投资，中国不得不对冲增发20多万亿货币，造成了实际金融资本相对过剩。也就是说，只不过这个过剩的金融资本，不能直接流向事实上已经全面过剩的中国实体经济。过剩的资本也在不断下乡占地，推动着土地资源资本化，可见，这次强调土地私有化的背后是资本利益集团。
　　中国的三次GDP高增长和三次圈地运动之间存在相关性。第一次80年代，农民自己占自己的地，搞乡镇企业，走农村工业化道路，可归为"以地兴企"，算是生产性占地。第二次90年代，危机爆发，中央采取分税制政策，地方财政从70%多下降为一半，改为"以地生财"，算是预算软约束下的消费性占地。近年来，第三次，则是中国金融体制改革推进银行商业化后，地方政府大规模占地向银行抵押套现70%资金上项目，是典型的"以地套现"。三次圈地过程，都形成了大量的不良资产。
　　当下按PPP方法计算，中国工业GDP已相当于美国之外的其他发达国家工业GDP总和，已成为世界最大的产业资本国家。所谓新型大国关系，就是中美大国关系，就是中国作为产业资本阶段第一大国和美国作为金融资本阶段的第一大国的关系，而不是排序一二。

　　
　　六、中国的"双金字塔"结构与城镇化战略
　　很多人以为"城镇化"就是"城市化"，其实二者是不同的。城镇化是Townization，但往往英文翻译通用Urbanization，中国特色的城镇化也就被海内外理解为普世价值的"城市化"了。其实城镇化内涵和城市化完全不同。胡锦涛说，中国需要城市化，但城市化要依靠城镇化来实现。
　　中国的城镇化经验源于80年代乡镇企业崛起，同步带动农村建制镇的增长，1978年建制镇只有1800多个，到1995年建制镇发展到了10倍多，达到2万多个。同时，1995年县以下工业增加值占全国54%，半壁江山。80年代初期的改革促进的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是完全同步的，不仅没有后来发生的维稳和剥夺，甚至没有当今随处可见的上访告状。因此，这是中国农民对改革贡献的第一笔财富。有关经验值得认真汲取。
　　2005年9月，中共16届5中全会向国家"十一五"计划提出8个重大战略，第一是新农村建设，其中有一个重要内涵就是县域经济，而县域经济的两大支柱就是中小企业发展和城镇化建设的相结合。这是我国城市化转为城镇化发展的标志。
　　城镇化与中小企业同步，要注意不能轻易消灭乡村，多保留乡村就多保留了经济危机得到社会软着陆的机会。真正的城乡一体化，关键是要让农村人口真正享受到公平的财政支付的公共开支，包括教育、文化、医疗和养老，以及基础设施建设。农民哪怕呆在山沟里，也是全世界少有的不纳税的自由民，还得到多种优惠。例如免费获得宅基地和其他资源性资产，不缴纳物业费、住房公积金、卫生费、路桥费，孩子读书免费……现在真正的农村户口可比城市户口贵多了！不愿意进城也不要强迫。
　　这么多年新农村建设主要投在两方面：一是农村"五通"，电、水、公路、宽带和电话，98%基本建设好了，中小企业和产业开发区，也很方便就能去了；二是农村社保，以村为单位趸交到县级财政专户的合作医疗保险，一个村只有几个、几十个病人，可以享受到的是全村几千人交的保险，通过县级财政专户国家补贴占80%，而且在财政专户中连续滚动增加大部分。再考虑到农村人享有无偿获得的宅基地，土地是不可再生的资源性资产，则农民的综合福利水平未必比城市差，这就是新农村建设的客观成果。
　　中国面对种种危机能够平稳度过，是因为中国的金字塔型的社会、经济双稳态结构。
　　除了居住在条件过差的山区和荒漠，中国的一般社会底层不是赤贫，农村基层人口占全国60%，可以算是小有产者，他们只是现金收入能力差。中层是占人口30%左右的中产阶级，目前的社会乱象往往是由于中产阶级缺乏自觉，没能形成有组织的社会表达，以及没有常态化地与政府治理衔接。而上层，是占人口10%的真正具有政治自觉的国有大资本，即所谓国有大型企业高管层。国有大型企业经济活动首先必须符合国家安全要求，为贯彻国家战略投资，这就是无限责任公司的政治化的内涵。
　　中国的国有大资本就是无限责任公司，支撑的是对国家安全承担无限责任的中央政府。
　　连续多年大规模投资形成的实体资产，构成了中国经济金字塔的底层，约有400万亿，包括向农村投入公路、铁路和电网都是实体资产，基本建设投入改变了农村的土地价值，城乡土地资产随基建投资增加升值到约为200万亿，实体资产增加带动对应的货币增发，现在只有约150万亿，还有增发空间。实体资产大而货币总量小，经济就是相对稳定的。中国经济是在超大型大陆国家发展，内陆纵深广阔，且幅员辽阔，林毅夫估计还有20年的投资机会可以扩充内陆的资产增长。实体资产增加就可以继续带动货币增发，货币总量作为分母，不断增发就可以缩小政府债务的分子。这就是中国维持不打仗前提下的未来经济预测。
　　全球金融化竞争是以国家为单位进行的金融资本竞争，金融信用的背景就是国家政体信用。因此，去国家化的金融体系是不堪一击的。
　　城镇化是中国21世纪的重大战略，朱镕基、温家宝的几十亿投资，保证了中国在全球危机中的一枝独秀。习李政府面对经济下行，必须找到新的投资领域，由此，城镇化就是一个能够吸纳过剩资本的方向选择。据估计一个农民转为市民至少需要投入20万，2亿农村人进城就是40万亿的投资需求，这就意味着防止中国生产过剩危机的爆发还有时间和空间条件。可见，城镇化是中国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双过剩背景下的被动选择。某些城镇化程度较高地区，采取较为激进的消灭农村的政策，就是因为以土地抵押从银行套现的空间不够了。

　　
　　结语
　　中国今天确立的新型城镇化，既然强调了以人为本，那就不是简单的解决过剩资本的矛盾，而是要按照乡土社会的生态多样性，来安排城镇化与乡村相结合的可持续发展的规划。只有把城镇和乡村规划统一起来，才能真正实现城乡统筹的生态化发展。那么，稳定的乡土社会就是中国社会经济危机软着陆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