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中国三农研究的视野里，普遍存在着这样一个认识误区——美国的农业资本化靠的是市场的自然运作，中国靠的则是政府的政策推动。而在这种二元对立的认识误区之上，又衍生出了关于“市场运作”与“政府干预”孰优孰劣的论争。秦晖先生便是支持“美国模式”代表性人物，在他看来，市场内生、不受干预的美国农业资本主义道路是我们学习的典范。但在另一部分学者看来，中国政府对农业现代化的干预才是中国特色。本文节选自吕新雨教授的长文《农业资本主义与民族国家的现代化道路：——驳秦晖先生对“美国式道路”和“普鲁士道路”的阐述》。这篇文章驳斥了“美国农业资本化乃市场自然运作使然”的观点，揭示了美国现代的农业模式乃是土地垄断权同资本的联合的结果，其农业资本主义道路离不开政府的土地政策、补贴政
在当代中国“三农”问题研究中，秦晖先生是有影响的人物。他的理论一再以各种方式论述“美国式道路”和“普鲁士道路”的二元对立，在他看来，“美国式道路”正是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康庄大道，也是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治世良方。
他歌颂美国西进农民“那吱吱作响的大车，把资本主义制度从大西洋岸一直推到了太平洋岸”，“美国的民主制度正是在农民占人口总数80%以上的时代建立起来的。在这一进程中农民并没有表现出所谓‘小私有性’、‘小生产者’或小资产阶级的保守性或反动性，相反，正因为他们是独立的小私有者而不是宗法共同体成员，是自由的家庭农场主而不是依附农民，一句话，是真正的小‘资产阶级’而不是宗法农民，他们才能起上述进步作用。”
但实际上，美国的农民主要都不是自由的家庭农场主，而是租佃农场主，虽然有1862年“宅地法”近乎赠与的土地，但租佃农民的比例还是很高，他们全部或部分地耕种租来的土地，因为这个法律出现得太晚。
在十九世纪上半叶，美国实行的是以联邦财政收入为目的土地现金拍卖，它是以整块地段(Section)以至镇区(Town-Ship)形式进行的，从而使得土地商品化的出售方式与大地产投机活动结合在一起，东部土地公司凭借其在殖民地后期形成的雄厚资本在土地拍卖市场上肆意购买大片国有土地，然后以高价向移民进行小块零售，这些垄断集团作为中介进行了国有土地的二次分配，并从中获得巨额利润。
所以“‘美国式道路’的起点并不是’无偿分配的自由土地’，它同样表现为土地垄断权同资本的合二为一。”只是在大块拍卖方式无法吸引足够的移民进入东部时，政府才被迫逐步缩小地块出售的单位面积。但土地投机商已经占有了大部分肥沃的土地，早期拓荒者买不起，而宅地法的土地多数是贫瘠的土地，“在1862年以后，可供出售和拓居的公地，大部分都是位于现在我们称之为大平原地带的半干旱地和贫瘠土地。在这些地区接受了宅地法的数十万户家庭，在因旱灾而使几个季度的辛勤耕耘令人心碎地失败之后，结果不得不回到土地比较湿润的地区去”。这使得许多拓荒者宁愿耕种租来的肥沃土地。
1880年租佃农场占全国农场总数的25·6%，以后逐年上升，1900年达到35·5%，1920年38·1%，1930年达到42·4%的高峰，其后，完全的租佃农场主逐渐减少，而拥有部分农场但主要租用土地进行经营的农场主却持续上升，五、六十年代达到45%左右，七十年代超过了50%，九十年代以后增加到60%以上，全部拥有的农场主比例下降，到1999年只有25·6%。最重要的原因是小农场主资本短缺导致的对资本的依附，使得不在地主使用权与租佃农场主的经营权相分离的租佃农场现象成为“美国式”道路的关键，这在后面的论述中还会详细展开。
美国西部的土地制度完全不是秦晖所描述的那样是西进的农民用吱吱响的大车推出来的“资本主义”，这种叙述掩盖了真正的历史事实。首先，独立战争使美国的疆域跨过了阿巴拉契亚山脉，而这个过程伴随着与印地安人残酷的流血战争，大大小小的战争一直延续到1890年，西进运动完全是踩着印地安人的骸骨进行的。
在此基础上，西部土地还是一个涉及到美国各个州、各个阶层和集团利益的重大社会问题，并关系到当时新生的共和国的政治前途。谁应该是新国土分配的主宰?谁应该拥有西部土地权利?各州在土地政策上分歧严重，而财政困难的国会则希望把西部土地作为财政收入的来源。为此，国会进行了长达八年之久的辩论，才基本确立了建立国有土地的政策，1784年成立了以托马斯·杰斐逊为首的专门委员会负责制定西部土地法。
杰斐逊曾是《独立宣言》的起草人，他在土地政策的制定上遵守的信念是，美国的成功必须取决于具有绝对所有权的私有财产，而小土地所有者正是国家最为宝贵的组成，他希望把美国建成以小农为主体的民主共和国，因此他试图把土地分成小块，低价或无偿地分配给拓荒者。但是这个主张却因为遭到了大地产集团的强大压力和抵制而失败。当时新政府的财政部长汉密尔顿代表商业和银行家的利益，主张高价大片出售公有土地。
1785年“土地勘测法令”(Land Survey Ordinance of 1785)在西部设立土地局经办土地出售与转卖事宜，以镇区制为全国国有土地矩形勘测制的基础，它以边长六英里的正方形为基本勘测单位，以一平方英里(640英亩)的方形地块为基本出售单位，形成镇区和地段两级地权界限，并成为西部土地权的法律依据，也就是说，只有经过勘探的镇区和地段内的土地所有权才是合法的，所以前殖民地时期形形色色的“封建”地权被“清除”，包括拓荒者的土地定居权。法定的土地所有权必须在公开的拍卖市场上用现金购买。勘地制度与现金拍卖制度的结合，使土地所有权从一开始就从属于资本所有权，而不是认可农场主的开发定居权。
该法案对西部开发和美国历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西部土地国有被法律认定，并成为国会控制下进行社会财富分配的来源，而各州丧失占有西部土地的权利，这就为美国由邦联制转为联邦制奠定了基础。镇区制度不仅是土地出售和分配的制度，而且成为社区的基层组织形式，在1787年“西北法令”以后与州县行政区相连接，成为与土地制度互相匹配的政治制度，道路、税区、选区、学校等都以镇区为单位进行。
现金拍卖方式为联邦政府带来重要的财政收入，并且成为美国资本积累的主要来源。现金拍卖方式为每英亩最低限价1美元，一次性购买不得少于640英亩，支付方式为硬币、债务证券和国债利息期票，地价必须在一个月内付清，一旦不能付款，则地块由政府再次出售。这些规定使资本雄厚的大地产集团获得了西部土地购买的垄断权，并且使地产集团与金融集团出现共生现象，土地投机与金融投机结合在一起，使得土地资本迅速转化为金融资本。
西部土地市场在十九世纪上半叶的美国经济中，起着类似股票市场动员社会资本的作用，是美国工业革命的杠杆。十九世纪三十到五十年代，土地投机资本从西部土地和农场主获得的利润达到了五亿至六亿美金，这些巨额资本转向了铁路、林业、矿业、牧业和制造业，带动了美国十九世纪下半叶经济的全面高涨，土地资本的跨地区、跨部门流动，必然引起银行、保险等金融活动的空前活跃，而土地投资的集团化和金融化也使得西部土地关系更加复杂。
十九世纪下半叶，美国的工业革命获得成功，美国开始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结构性转变，而这个过程正是与大草原和大平原地区的农业资本主义化的过程是同步进行的，这当然不是偶然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西部的土地以及建诸其上的农业发展与美国工业革命是互为条件的：
“如果没有从海岸导向内地的铁路、没有连接河道的运河、没有横跨大陆的铁路和电报、没有往返于大河和沿海航道上的汽船、没有能割大草原草皮的农业机械、没有征服诸土著民族的连发枪，荒野原是不可征服的。”
到十九世纪八十到九十年代，联邦土地分配政策基本上完成了其历史使命，那就是将国有土地按照资本比重给予了拥有资本最多的集团和阶层。1903—1905年第58届国会的公共土地委员会报告中承认，定居者与大地产商相比处于明显不利地位，很大部分国有土地转入大土地投资公司，数量远远超过宅地农场，几乎每个地方大土地所有者都垄断了最好的地块，这些土地立法的结果就是租佃制或雇工制取代了自由农场主。
正是租佃农场主成为“美国式道路”的关键。而宅地农场转为抵押—租佃农场的速度最快，数量最大。到十九世纪末，全国的租佃农场已经达到了百分之三十以上，而在西部几个新州就达到了百分之五十左右。二十世纪中叶的一个调查表明，当时的农场主中其土地来源是由于“宅地法”而获得的不到2%。破产的宅地农民成为农业工人的后备军，1900年全国雇佣的农业工人为二百万人，1910年已经达到了三百八十万。
内战时期由于粮食价格上涨而劳动力短缺，直接引发了大草原地区的农业机械化浪潮，内战后三十年是美国农业实现机械化的时期，各种主要农具发明都已经完成。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下，农场主都必须借贷来添置机械以扩大生产和降低成本。农业机械化加深了农场主对贷款的依赖，同时在生产资料上受农业机械公司的价格控制，但这却促进了农业机械工业的发展，到九十年代，美国农业机械年产值已达一亿美元。
西部农业特有的用于土地栅栏的铁蒺藜也被认为是工业革命对征服大草原的最大贡献，九十年代末铁蒺藜产量已经达到1874年的三万倍，正是大平原农场主的几十亿美元的铁蒺藜保证了二十世纪初最大垄断企业“美国钢铁公司”的巨额利润。而内战后四十年是美国农业空前发展的时候，主要农产品小麦、玉米、棉花分别增长了4倍、3·5倍和5倍，强有力地支撑了美国的工业和真个美国经济的发展，为二十世纪的现代美国奠定了基础，被称为是与十八世纪的英国工业革命具有相同意义的事件。这一点，只要比较一下苏联在工业化时代由于粮食短缺所造成的后果就可以看到它的意义。这种工业与农业的互换正是美国资本主义现代化能够完成的关键。
但是这种农业资本主义化却不是依靠小农场之间的相互兼并和分化来完成的，而是在金融资本的控制下，农场主以租佃方式间接地获得资本来源，并保留家庭农场和季节流动工的生产方式来降低成本，这形成了美国西部租佃农场的主要形式。它说明的是在美国农业资本主义的过程中，利益的参与分配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农场主只是最后的一个环节，他们的劳动投入并没有从市场中获得应有的最大利益，因为形形色色的资本正是参与农业利润分配的主角。比如铁路是大平原农业与国内市场和欧洲市场联结的通道，因此铁路公司成为西部农业的垄断者，它竭力抬高运费，甚至有些州的玉米售价和铁路运价几乎相抵。
西部农产品市场与铁路的结合产生了系列区域性的市场中心，如各大谷物公司，这些公司制定市场协定，实际垄断了整个中西部的谷物价格，一旦进入收获季节，农场主急于现金支付各种债务只能听命于谷物公司。铁路公司、谷物公司和加工业托拉斯层层盘剥，使西部农场主丧失了对市场价格的发言权，实际上将农产品价格压到了最低。
真正使美国农业从这次危机中脱身而出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是战争暂时解决了美国农业危机的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农业生产发展的基本趋势比国内外市场能够按通行价格吸收的供应量快。另一个问题是农业人口的长期过剩”，二战基本吸收了美国全部的剩余农产品，并促使美国农业继续发展。
政府在二战期间号召农场主增加各种农产品生产，并宣布提高一些农产品的价格支持水平，以刺激生产。鉴于一战后的农业危机，国会还于1942年10月通过“紧急价格管理法”(Emergency Price Control Act)修正案，规定对农产品的价格支持为平价的90%，这一支持水平要维持到战争正式结束后的1950年，此后则提供从60%到90%的平价的价格支持，因此，美国农产品价格到1948年底之前一直维持在高水平，有几年甚至高于平价的100%。
但是即便是这些政策支持，还是不能阻止美国战后的农业过剩性危机，1949年又到了新的危机的边缘，这时是朝鲜战争的爆发，拖延了危机的到来，暂时改变了农产品信用合作社积压的库存，但朝鲜战争一结束，危机又继续发展。
为了防止危机，美国政府开始把农产品出口与美国的对外政策紧密结合起来，通过对外援助扩大出口，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马歇尔计划，也就是欧洲复兴计划，而西欧各国的代价就是向美国开放市场。该计划主要目的是控制西欧和对抗苏联及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粮食援助是其中的重要手段。
战后的几年内，约半数的出口农产品是通过政府援助的计划出口的。这也是由于政府的保护价经常高于市场价，农民往往放弃其抵押给政府的谷物，不归还贷款，以获取保护价大于市场价的利益，这样做的结果使美国政府持有大量农产品，政府的援助计划既可以消化农产品信贷公司所持有的谷物，又可以利用粮食作为外交“武器”。
1954年之前的这些计划都带有紧急援助的临时性质，朝鲜战争的结束导致对对农产品需求的紧缩，国内农产品库存又开始增加。为寻求解决之道，1954年7月美国国会通过“农产品贸易发展和援助法”(Agricultural Trade Development and Assistance Act of 1954)，通称为第480号公法，这是一个专门的农产品销售与援助法案，使粮食援助制度化。该法案的基本目标是处理剩余农产品。
至1960年，美国一半小麦的出口是通过该项目进行的，但它同时也是重要的外交手段，前美国农业部长厄尔·布茨(Earl Butz)在1974年11月19日的《时代》杂志上说：“粮食是一种手段。它在美国外交谈判中是一种武器”，所谓粮食武器就是指把粮食援助或商业出口用作一种手段，以换取别国在贸易和政治上的让步，并获取美国所需要的稀有矿物资源;通过向有支付能力的国家索要较高的粮食出口价格以增加美国的国家收入;影响其它国家在联合国中跟随美国表态，以及在人权问题上向他国施加压力，等等。
战后，美国频繁而有效地使用“粮食武器”，从七十年代初到八十年代初，美国就曾为不同的目的而采用粮食武器的重要手段，这就是农产品禁运。对于东亚来说，二战后，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都接受了大量廉价的美国剩余农产品，这使得后来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中，对小麦、玉米、大豆的进口依赖成为结构性的存在，虽然有政府巨大的财政支持，日本粮食自给率依然持续下跌，便是这样的结果。而对于很多拉丁美洲国家来说，美国公司直接到当地投资生产本土无法生产的非竞争性产品，导致这些国家经济单一化，在经济和政治上依附美国，而跨国公司就成为“国中之国”。
在国内方面，从1961起，美国开始实施向贫穷阶层提供免费食品的食品券项目，其主要目的之一也是为了支持农产品价格，同时也缓和国内的贫困现象。尽管美国政府努力扩大国内外商品粮食市场，开展广泛的国内外剩余粮处理计划，但是剩余库存在1959至1960年期间还是达到了新的水平。
七十年代初，由于世界性粮食减产，特别是1972年苏联于由于勃涅日涅夫农业改革失败在美国市场上大量抢购粮食，美国粮食库存几乎被抢购一空，这才使美国走出战后历时二十多年的农业危机。也是在七十年代，美国政府放弃农产品价格支持的政策，而是直接向农户发放现金补贴。做法是，政府每年设定农产品目标价格，按市场价格小于目标价格的差额，向农户支付现金补助，这样可以增加了美国农产品在世界市场的竞争力。而美国用现金补贴政策取代价格支持政策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应对来自欧洲共同体国家农产品出口能力扩张的压力。
该政策立竿见影，1971年，美国农产品贸易盈余为19亿美元，1981年则增至270亿美元。从1986年到1989年，美国政府对农场主的现金支付均在100亿美元之上，1987年的支付额接近170亿美元。
美国农业不是世界农业的榜样，而是相反，它摧毁了全世界传统的农业耕作方式，并努力杜绝世界其他地区对它效仿的可能性，从而把全世界农业驱赶上了对于人类注定没有前途的不归路。走能源集约的现代化农业之路，对于能源短缺的中国到底意味着什么?对于能源有限的世界来说又意味着什么?而即便不考虑能源的因素，中国也无法走资本集约性的现代化农业之路，因为中国农业的市场空间不足以吸引资本的牟利本性，市场化道路无法解决资本对中国农业的投入问题，而没有资本是绝然无所谓现代农业的。这就是摆在中国面前的严峻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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